劉莉、陳星燦：「國家形成」研究的四種方法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左傳·成公十三年》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不受外界影響而獨立形成早期國家文明的地區之一。關於國家起源的問題可以通過歷史和考古的方法來研究。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保持著記錄歷史的傳統，這無疑為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被認為和國家都城有關的大遺址的考古發掘，也為研究早期國家出現地區的社會、政治和技術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可以說，中國早期國家的起源涉及四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即國家形成、城市發展、文明出現和王朝歷史的開始。當今中國考古學界新舊思維模式並存，因此國家的形成也就成為爭議頗多的問題之一。儘管學者們想方設法整合這兩種思維，但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兩種思維都矛盾重重。首先遇到的問題出現在先於晚商殷墟（約1250 BC～1046 BC）的早期國家，確切地說是文字系統尚未出現的史前國家上。對於早期國家的研究往往不得不求助於歷史文獻資料，然而這些文獻資料卻是在國家出現大約一千年以後才編撰完成，因此，學者們對於如何將這些文獻資料用於考古研究爭論不休。其次，對於國家的概念也沒有統一和嚴格的定義。學者們使用不同標準來討論國家問題，導致在一些問題的討論上造成混亂。第三，在中國考古學者的文章中，「國家」和「文明」經常互換，「文明」一詞比「國家」使用得更為普遍。因為「文明」的含義常常比「國家」更寬泛，不同學者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不同，因此許多有關解釋也就模糊不清（張光直2004；陳星燦1987）。此外，早期國家的研究涉及很多學科，包括考古、歷史和人類學。這些領域的學者經常使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不同的問題，因此，對早期國家出現的時間、地點和原因的解釋也千差萬別。由此看來，對於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研究，應當從整合不同的思維和方法入手。在這個章節中，我們首先回顧一些關於早期國家的研究方法，然後討論重建公元前二千紀初期出現的早期國家的考古學證據。大致說來, 研究國家的形成主要有四種方法，而這四種方法基本上可以看作考古學家對國家的不同定義。夏鼐的古典進化論方法「文明」和「國家」兩個詞的交替使用首先由夏鼐開始。他寫道：「文明一詞用來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夏鼐1985: 81）受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城市革命思想的影響，夏鼐設定了四個基本可通過考古發現檢測的標準來定義文明和國家：①國家級的政治組織（以階級分化為特徵）；②政治、經濟和文化或宗教活動的中心；③文字；④金屬冶煉。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文明在二里頭文化時期（1900 BC～1500 BC）已經出現，二里頭文化或至少二里頭文化晚期的中心在河南伊洛地區（夏鼐1985: 79-106）。夏鼐認為自己是一個保守的考古學家（夏鼐1985: 96）。當他那篇關於中國早期文明起源問題的文章在20 世紀80 年代發表的時候，二里頭是當時唯一一個能最大限度符合國家定義標準的遺址。即使從現在的考古資料看，也沒有哪個同時期或略早的考古學文化能夠超出二里頭所反映出的社會複雜化程度。夏鼐的觀點更多強調考古證據而較少關心文字資料，這在中國並不普遍，因為大多數關於二里頭的文章總是試圖將它和王朝社會聯繫起來（參見杜金鵬，許宏200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3b）。然而，一些新的研究結果顯示，夏鼐的觀點值得重新關注。在用各自的方法進行系統研究之前，考古資料和有關史前社會的歷史文獻應該分別對待（Liu, L. 2004: 9-10；Liu, L. and X. Chen 2003；Liu, L. and H. Xu 2007）。蘇秉琦的新石器時代文明進程蘇秉琦對於文明的看法較夏鼐激進，但他在使用「文明」一詞時並沒有給出明確定義。他將一些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看作文明的曙光和古國的出現。這些特徵有城址、龍形玉器、大型公共建築和不同等級的墓葬。因為這些特徵可以在很多地區發現，所以蘇秉琦將這種情況描述為文明出現時的「滿天星斗」，並進一步指出，5000多年前，許多地區都在向文明邁進（蘇秉琦1999: 119-127）。他所引用的例子來自不同遺址中的器物和遺迹在形制上的變化，因此，蘇秉琦提出的模式與其說是有關國家形成的過程，倒不如說是有關文化進化的過程。蘇秉琦的觀點已經被中國許多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接受。他們認為文明或國家的起源應當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如李學勤1997a；嚴文明2000；張忠培2000）。這些早期文明包括許多考古學文化，如仰韶文化晚期、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和龍山文化，它們都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2000年（張忠培2000）。在這些研究中，分層社會的出現、公共建築的修建以及聚落防禦工事等都被頻繁引用作為早期國家出現的標誌（如李學勤1997a: 7-10）。雖然不同的觀點早已出現（如安志敏1993a；陳星燦1987），但是這種觀點在最近幾年的勢頭卻很強勁，因為幾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新發現表明，在公元前三千紀時，大型公共建築如城牆已經開始修建，高級社會組織也已經發展起來。這些複雜的新石器時代發現以陶寺、王城崗和良渚遺址為代表，正如前幾章中提到的，這些遺址都有大型的夯土城牆。但是，這些遺址目前發現的考古資料並不足以確定它們已經是國家。歷史學方法現代考古學出現之前，歷史文獻是解釋社會發展的唯一資料。這些歷史文獻將文明起源追溯到古史傳說的三皇五帝時期。由中國考古學家自己開展的現代考古始於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古史傳統、西方科學方法和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相互影響的結果。它最初的目標是重建中國歷史（Falkenhausen 1993；Liu, L. and X. Chen 2001a；參見第一章）。早期歷史王朝，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帝國之前的「三代」（夏、商和周，總體上來講時間為公元前2100～前200年），都是在黃河中游地區或稱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的。尋找三代的國都一直都是現代中國考古學的目標。過去一個世紀的考古調查已經發現了許多大遺址，某些大遺址在時間和空間上確實與文獻中提到的早期王朝都城吻合。這些遺址包括新砦、二里頭、鄭州、偃師、小雙橋、洹北和殷墟，它們都位於中原並且顯示出政治中心的特徵。這些發現激發了中國考古學家們重建中國早期王朝歷史的熱情，許多文章都將這些遺址和古代文獻中提到的夏商時期的都城聯繫起來。總體看來，歷史學方法在中國已經成為主流。

二里頭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和自然資源（金屬和鹽）文化：Ⅰ . 二里頭 Ⅱ . 鬥雞台 Ⅲ . 馬橋 Ⅳ . 點將台下層 Ⅴ . 三星堆 Ⅵ . 齊家 Ⅶ . 朱開溝 Ⅷ . 光社 Ⅸ . 下七垣 Ⅹ . 大坨頭 Ⅺ . 夏家店下層 Ⅻ . 高台山 . 廟後山 . 岳石 遺址：1. 二里頭 2. 大師姑3. 望京樓 4. 南窪 5. 南關 6. 東下馮 7. 東龍山 8. 孟庄 9. 城子崖 10. 史家 11. 尹家城 12. 盤龍城 13. 三星堆（文化分布區域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3）然而歷史學方法在實踐中是有問題的。古代文獻經常簡略而模糊不清，況且在晚商之前的早期青銅時代遺址中並沒有發現能夠說明遺址性質的文字。這樣的話，引用各種古史傳說就會導致一個考古遺址可能對應多個古代城市或地方。因此，對於哪個遺址對應哪個古代都城，考古學家們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只有安陽殷墟除外：遺址出土的甲骨文使它毫無爭議地成為商代最後一個都城。就方法論來講，歷史學方法也是頗具爭議的。由於這些文獻完成的時代很晚近，許多學者認為文獻中提及的地名不應該被用於現代研究認定的史前考古遺址。尤其是對二里頭文化的解釋爭議較多，二里頭文化的一部分是作為第一個王朝——夏的遺存來看待的。與此相對，批評意見對此提出質疑，因為遺址中並沒有發現相關文字證據來支持二里頭和夏的關係。這種爭論暴露了中國考古中歷史學方法的缺點，這就意味著需要用其他方法來研究史前複雜社會（參見Liu, L. and Xu 2007）。社會考古學方法這個方法主張運用西方人類學理論和多學科合作方法來研究國家的形成。由於近年來一系列中外合作項目在中國開展，這種方法在中國考古學中日漸流行起來。在山東東南部和河南伊洛盆地開展的兩個中外合作項目尤其關注國家的形成問題。這兩個項目通過進行全覆蓋式區域調查和發掘，從區域的角度運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社會變化（如Adams and Jones 1981；Fish and Kowalewski 1990；Kowalewski 1989；Wright 1984）。社會考古學方法將國家定義為至少有兩個社會階層的社會，即統治階層和平民階層。統治階層以集權化的決策過程為特徵，這個決策過程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都很專業化。外部是指對下屬地區的管理，內部指集權化的決策過程被分成若干獨立的活動，這些獨立的活動可以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行（Marcus and Feinman 1998: 4；Wright 1977: 383）。另外，國家級的社會組織經常產生於一個至少有四個等級的區域聚落系統，這相當於存在三個或更多政治階層（Earle 1991: 3；Flannery 1998: 16-21；Wright 1977: 389；Wright and Johnson 1975）。本書採用的就是這個定義。山東東南部和伊洛盆地的區域聚落模式顯示，這兩個地區的人口在新石器時代不斷增長。在山東東南部，兩個大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聚落——兩城鎮和堯王城作為區域中心出現，每個聚落都管轄著一個有三個政治階層的聚落體系，然而它們卻在公元前二千紀初期消失了。對於它們政治組織本質的判斷，還需要通過更多的考古發掘工作以獲得更多的材料（Underhill et al. 2008）。伊洛地區的情況較為特殊。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多數地區人口的增長和社會複雜化進程都經歷了一個低谷，伊洛盆地的聚落模式在二里頭時期卻顯示出人口快速凝聚的過程。一個大的城市中心在二里頭遺址（300萬平方米）出現，86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調查情況表明伊洛盆地存在一個三級政治結構（Liu, L. et al.2002-2004；許宏等2005）。國家形成的過程從伊洛地區的考古材料中明顯地顯現出來。另外，最近的兩項研究試圖闡明國家和文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艾蘭認為，一般的精英文化往往伴隨著一系列特殊的宗教活動，這種精英文化最早在二里頭區域中心形成（Allan 2007）。因此二里頭代表了大約公元前2000 年的最高政治組織形式（國家），和二里頭相關的一般精英文化可以叫作文明。對於這兩個概念，諾曼·葉斐（Norman Yoffee）和李旻也給出了類似解釋，他們認為作為社會的政權中心國家是在城市出現的，而作為文明的一系列文化價值則被幾個早期的小國共享（葉斐，李旻2009）。這兩個概念的區分有助於釐清物質文化圈和政治實體之間的某些模糊解釋。本書作者讚賞的社會考古學方法，顯示出在早期國家研究中的巨大潛力，為評估一個考古學文化所反映的社會複雜程度提供了客觀標準。這種方法不以歷史文獻為藍圖進行解釋，獨立的考古學研究所產生的結論最終卻可以和文獻資料相比照。（本文摘自《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劉莉、陳星燦著，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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