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賓：毛澤東正從曼哈頓歸來

轉載▼毛澤東正從曼哈頓歸來

8月14日，高娓娓女士的新浪博文——「毛主席天天都在曼哈頓」，在網路掀起一個巨大的波瀾，短短一天多的時間，點擊率高達21.6萬，跟帖近2000，絕大部分都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崇敬和理解。

一天21萬的點擊率即使在新浪首頁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高娓娓女士更多的是對一些美國人如此崇拜毛澤東感到驚訝。當看到一些美國人如此崇拜毛澤東，才想起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歷史並不在意這些細節，時代呼喚毛澤東的回歸，人民呼喚毛澤東的回歸，社會發展呼喚毛澤東的回歸，並將引發一場重新認識毛澤東價值，重新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前誕生意義的思想風暴。

如果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不能給一個最偉大的英靈安魂，我們將是永遠失魂落魄，最終難免淪落為肥大無魂的國家，乃至國將不國，族將不族，甚至重新淪落到亡國滅種的邊緣。

這是這一篇博文能夠激起萬千應和的博大歷史背景。

2001年8月，我採訪了郎咸平教授，郎教授向我介紹了美國資本市場中兩個非常重要的制度。一個是舉證責任在辯方，一個是集體訴訟。

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制度是美國資本市場建設中非常卓越的制度，它從根本上消滅了內部人操縱坐莊的制度土壤。此舉將美國證券市場奠定為全世界最好的市場。

後來讓我感到深為意外的是，這麼好的制度，而且是從「民主、自由、人權」的示範美國引進的，重新顯示了公眾的民主與人權的力量，在中國某些主流精英言必稱西方，言必稱國際慣例，言必稱與世界接軌的環境中，他們勢必夾道歡迎，迅速引進並開花結果。但現實讓我深感意外和遺憾。

面對這兩個非常好的制度，某些主流精英們一下子變成聾的盲的。

這使人不難看明白某些主流精英們的真實動機，即他們崇拜的是錢大人，擺脫不了向利益，向金錢看齊的本質，為達利益最大化，財富增長最暴利化的本性。

隨著對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追蹤的深入，我竟然發現，這兩個制度的源頭竟然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末，正是美國遭遇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最大壓力的時候，越南戰爭剛剛失敗，蘇聯人的衛星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上天，中國的文化革命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巨大影響。美國國內的反戰風起雲湧，社會主義思潮一時非常時髦，毛澤東當時也成為不少美國年輕人的偶像。美國當局對國內的紅色運動進行了血腥鎮壓。

面對如此強大的競爭壓力，美國和西方不得不圖變，即改變了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掠奪，開始引入福利主義，提高勞工待遇，研究如何遏制自私精英的貪慾和掠奪。這其中，美國精英階層特別關注的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美國政治精英們獲取了寶貴的啟發，即群眾的街頭運動是戰勝一個既有政權的最佳方式。過去像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那樣的武力征服代價太大，勝算不大。由此它們將之總結提煉，成為後來「顏色革命」的重要形式——通過收買賄賂或洗腦競爭對手國家的精英，遙控對方的公共媒體，最後通過街頭的群眾運動，兵不血刃地瓦解了不少它們看不順眼的政權。

美國政治精英對毛澤東的尊崇是真誠的。基辛格說過：「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的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第二是「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係，中國在人權等方面處於攻勢，美國處於守勢；後來倒了過來，中國變成了守勢，美國變成了攻勢。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在人權等問題上領先於美國。不僅領先於美國，甚至領先於世界，成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

美國的金融精英們獲得的寶貴啟發是，借用文革中對於嫌疑者要求其自己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無罪的方法，總結提煉出了「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制度為己所用。一舉解決了美國資本市場300多年的市場坐莊操縱痼疾。

而在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中國人民共和國，這位開國領袖蒙受了長時間的羞辱和詆毀，他的精神一度只能寄身於邊緣農村的牆上、司機的儀錶盤旁、高原雪山上被解放的昔日農奴的供台上。公眾媒體平台上誰敢提毛澤東就是落後、愚昧和荒唐。

與此相反，在他曾經猛烈抨擊的美國，他的作品卻被收藏敬仰在曼哈頓的書店裡，他的像章被作為寶貴的禮物被贈送，他的精神融入了美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制度建設中。

這種天差地別是為什麼呢？我們中國人真的理解毛澤東呢？

中國人真的理解毛澤東嗎？

我對毛澤東的進一步理解不是起源於主觀認同文化大革命，而是先認識到文化革命的客觀效果對中國社會進步產生的重大作用。

由曼哈頓傳到中國的「舉證責任在辯方」和集體訴訟」的源頭是毛澤東。而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公民意思的覺醒的源頭也是毛澤東，只不過它是一種物極必反的大破大立。

中國對封建主義的清掃在東亞是最徹底的，當下中國人的自私與自立，即使與美國相比也不遑多讓，人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奮鬥，儘力爭取——這其實就是現代公民意識的理念核心。

中國人的這種普遍的自私，普遍的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好聽點說就是現代公民意識的普遍建立，是怎麼實現的呢？這仍然繞不開毛澤東，繞不開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先是徹底擊碎了除他個人以外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山頭，大大、中中、小小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偶像，而任由借托者將自己的個人崇拜推上了歷史的最高峰，成為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唯一崇拜的偶像。

而隨著他的去世，毛澤東不在了，一個現實活生生的偶像幻滅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領域一下子出現了巨大的真空，即個人神話崇拜被徹底終結了，因為中國不可能再出現第二個毛澤東，中國歷史上也不會出現第二個毛澤東。

當國人一度無限崇拜，寄託了全部精神的毛澤東消失後，同時再也沒有其他的偶像可以替代寄託的時候，大多數中國人世世代代習慣性惡習——將精神寄托在他人之處，也不得不由此接受他人精神奴役——無處皈依。當然，曾經有一部分人寄托在崇拜美國，但現在美國的偶像也坍塌了；也有娛樂明星吸引了空虛的年輕人追星，但這些明星偶像生命周期比露水也長不了多少。

但無論如何，或許直到今天，我們才突然發現，我們竟然已經成為現代公民，我們已經是獨立、自主的真正擁有自己大腦的人。

毛澤東用將個人崇拜放大到極致的方法，徹底摧毀了中國個人神話崇拜；解放了習慣於被奴役的社會大眾的自由精神；當人人都理智氣壯地爭取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的時候，由此，數千年來，中國封建文明極為強大的另一環——自私精英、官僚權貴也喪失了對社會大眾輕而易舉的統治和剝奪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另外一個客觀效果是擊碎了知識精英的神話。

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官僚權貴和知識精英、儒家士子們從來都是榮辱與共，首尾相護，甚至是穿一條褲子的——犬儒士子祭出先聖禮儀，知識精英通過繁體不斷句文字壟斷知識信息，官僚權貴通過科舉制與前兩者結成利益共謀同盟。他們往往祭出祖宗之法，聖人之禮，乃至於令君王都不得不低頭順從。更以「勞心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的倫理理所當然地統治社會大眾——這也是毛澤東為什麼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原因。

這種同盟是極為強大的，不消說勞力者無力反抗。自宋朝以來，只有三個人是敢於直接挑戰他們，一個是朱元璋、第二個是張居正、第三個是雍正。但是他們最多實現的是短暫成功，朱元璋、雍正身後被官僚犬儒們書寫的歷史定位為「陰險暴君」，張居正死後家族凄慘，長子被逼死，他的屍骨差點被掘墓鞭屍——官僚犬儒對這個「叛徒」異常痛恨。

他們最終失敗的道理並不複雜，因為在封建「鐵三角」仍然頑固的情況下，社會大眾仍被愚民的情況下，朱元璋們只能做到殺雞儆猴，不可能把官僚犬儒們都殺光，還必須使用他們以維繫統治。而只要這些強者一死，天下還是官僚精英犬儒的天下。

這些官僚權貴和知識精英、儒家士子的既得利益同盟，他們將佛和道的自律自修的真諦驅逐到了深山老林中，廟堂之上的儒學也背離孔子真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湧現了越來越多的犬儒偽君子，弄出了一套套虛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神枷鎖，弱者大眾不可越雷池一步。皇權掩蓋之下是絕對的官權、父權、夫權，婦女和子孫變成私產，根本沒有自己的基本自由和人權，女人到清朝甚至普遍遭到「三寸金蓮」的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虐待，夫方的一紙修書隨時可以拋棄妻子。更談不到人民對官員的監督，偶爾能冒出幾個清官就是百姓的萬幸。

對這種封建官僚犬儒的明君子規則暗小人的系統規則，自古至今，最徹底鬥爭和摧毀的人，唯有毛澤東。毛澤東採用了簡化字，廢除了繁體字，徹底拆除了犬儒們設立的知識門檻，還社會大眾以學習權和知情權；毛澤東的一句「婦女能頂半邊天」，將中國婦女從父權夫權壓迫中，從裹小腳的虐待中解放出來，儘管近年來有所反彈——笑貧不笑娼之風一度盛行。但是，今天的中國婦女的解放程度在全世界仍名列前茅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將官僚系統的罈罈罐罐全部打破，讓官員們普遍嘗試了直接對人民大眾交代負責的滋味，也是讓人民大眾嘗試了當家作主的滋味。儘管當時的人民大眾並不具備這種能力，甚至不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最後被別有用心的人所濫用，造成了社會動蕩之劫。

但是，毛澤東還為中國社會發展做了一次試驗，探索了一種可能，做出了一種努力。儘管失敗了，但他的精華卻被美國人所吸納了，並在今天將要「還東國」，不能不讓人驚嘆於歷史的邏輯之美。

對自私精英的文化改良主義

至今仍有很多人會認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太殘酷了，太不人道了。對官員約束的太嚴厲了，太沒人性了。

在歷史上，武則天、朱元璋和雍正都曾經受到過類似的評價，其實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希望能夠遏制官僚精英們太過貪婪，如果他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所在的王朝的統治會比較長久些，否則他們的子孫將「死無葬身之地」的日子將更快到來。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最終統治者——包括封建帝王和官僚精英和犬儒總會走到社會大眾的反面。

社會大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究會用血和暴利推翻前者的統治。

這是一個人類共同的悲劇，迄今沒有人能夠有效打破它。

人類社會的矛盾主線始終是兩個：一個是大眾和精英的鬥爭，二是社會精英與自私精英的鬥爭。其居於最核心的是社會精英與自私精英的較量，所謂自私精英是為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者，為實現物質、金錢、享樂的最大化而無所不用其極者，他們的價值觀的核心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官則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社會精英是以社會公眾幸福最大化為皈依，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獻出最寶貴的生命，它的價值觀的核心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代開太平」，從政則是「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人不會天生成為「大我」的人，他的大我追求往往來自於信仰和理想，在於以人民的幸福為自己幸福，以人民的苦難為自己的苦難。

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文明，其社會精英應當能有效地遏制自私精英，大漢和盛唐時期社會精英薈萃無一不體現出這樣的特點。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統治階層中的自私精英得不到有效制約，越來越貪婪暴斂，當社會大眾最後被掠奪剝奪到一無所有，當他們「失去的是枷鎖，得到的是整個世界的時候」，他們就會用血和火群起而顛覆自私精英的統治，將他們置於血腥暴力的報復之中。

在這個社會大眾與自私精英的鬥爭中，社會精英往往先對自私精英進行警告和教化，如果自私精英一意孤行，自絕後路，社會精英必然走向與社會大眾的結合之路。成為社會大眾推翻自私精英貪婪統治的領導力量。當然在成功之後，社會精英和社會大眾中的倖存成功者掌握了政權之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將會再被自私貪慾所侵蝕，又常常開始新一輪的循環。這一悲劇性的循環迄今沒有打破過。

毛澤東曾試圖打破這一悲劇性的歷史循環，他提出並嘗試了對自私精英進行勞動和文化改造，進而改造成社會精英的可能性，但這顯然遭受到了精英們的堅決反對乃至反彈——讓讀書的人勞動就是對讀書人的羞辱——這實在令孔子蒙羞，而孟子可以汗顏自省了。這個烏托邦的試驗失敗了。

但是今天的中國，隨著國人公民意識的普遍覺醒，社會公眾對於官員精英的監督能力大大加強了，而互聯網又為這種監督創造了條件。在來自於民眾監督的倒逼機制下，對自私精英的文化改良主義還有沒有機會實現，這是一個對全人類都很重大的問題，很有意義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開題，而至今沒有得出答案的問題。

如果當代中國人能夠繼往開來，探索成功，則有機會為人類開闢一條新路；如果失敗，人類很可能面對毀滅性的危機。因為這個世界以自私精英為範例，人的慾望和需求急劇膨脹，而地球資源的供給已經達到頂峰，如此邏輯推論下去，人除了相互的消滅之外，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

相對於改朝換代的清洗和屠殺，相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亡國滅種的危亡，相對於人類相互爭奪最後的生存空間的相互毀滅，毛澤東式的對自私精英進行文化改良是殘酷無情呢？還是大慈大悲呢？

毛澤東回歸中華主流已是大勢所趨

很多人可能尚未關注到，毛澤東精神正不以某些「主流精英」的意志為轉移的回歸。

就執政黨而言，胡錦濤同志就任總書記之初，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就帶領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前往西柏坡，重溫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回顧毛澤東的講話，胡錦濤強調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2003年7月1日，胡錦濤再次重申和明確了黨的基本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強調回歸毛澤東倡導的「為人民服務」基本宗旨和立場。

此後，中國執政者對貪污腐敗堅決打擊，毫不留情，特別對黃光裕案而牽涉的鄭少東、陳紹基、王華元等一批原廣東高幹的嚴肅查處，更令國人相信，反腐敗絕不是執政黨黨內博弈的一時一刻的政治需求，而是長期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是黨自我清理門戶，向世界昭示「錢不能指揮槍，更不能指揮黨」的堅強決心，再次向世界宣誓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大我黨」，其堅決與自私精英的「金錢拜物教」劃清界限的意志。

2009年1月25日，胡總來到井岡山與當地民眾一起過春節，這一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除了以往出現的幾代領導人慰問人民的形象出現外，首次出現了毛澤東。一個曾經在這個中國人新年歡慶的最重要舞台上長期被屏蔽的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首次歸來了，他的笑容讓人感到如此慈祥與自然，他的音容笑貌久違了！

而毛澤東在中國民間的回歸更早更加廣泛。每年毛澤東的誕辰，民間都會自發組織紀念活動。各種和毛澤東有關的像章和郵票等都成為寶貴的紀念品。儘管已經去世33年了，但「毛澤東」這三個字在今天（2009年8月16日）上的百度搜索仍高達2080萬條。

我們呼喚毛澤東，我們紀念毛澤東，我們重新理解毛澤東。不是要回到閉關鎖國，不是為了要回到計劃經濟，不是要為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更不是要搞封建個人崇拜。

我們需要明白，毛澤東是改良不成而被迫走行暴力革命的道路的。早年毛澤東對美國杜威實用的改良主義非常讚賞，並勉勵身行，但巴黎和會帝國主義的兇殘撕碎了包括他在內的中華志士的幻想，由此迎來來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並演化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非常歡迎如斯諾等一大批美國友人的交流；即使今天的改革開放，它的起點也是毛澤東會見基辛格和尼克松而破冰。

我們呼喚毛澤東，我們紀念毛澤東，我們重新理解毛澤東。是為了理解追隨他強大自尊的靈魂，獨立自強的精神，毛澤東一生絕不向任何不公正的強權屈服，絕不把國家、人民和民族的命運自決權交與外族之手，在與強勢帝國的鬥爭中，智慧超群，善於利用其內部矛盾，戰略上藐視他們，戰術上重視他們，戰無不勝，並最終贏得了一切強悍國家的敬重；是為了理解追隨其大慈大愛，因為對於人民的大慈，對於子孫後代的大悲，對於國家種族的大愛，才能不惜犧牲個人和家庭，滿門忠烈，長子犧牲，幼子失蹤，但誰人曾看過他淚流滿面，意志動搖；

因為他的大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他在做一件沒有成功先例的大事，對官僚腐敗犬儒貪婪和蒙昧的鬥爭不屈不撓，敢於犧牲身後之名，寧願玉石俱焚；是為了理解追隨他代表了中華民族追求自我凈化的寶貴精神，代表了人類社會精英不斷超越自我，願為世界做出重大貢獻的精神氣質，是為了理解追隨毛澤東未竟的社會改革理想，找到一種社會大眾有效制衡自私精英的方法，打破自私官僚精英奴役逼迫大眾至山窮水盡，大眾再以暴力推翻官僚精英統治的悲劇循環，尋找到建立一條長期可持續平衡發展的和諧社會的可行出路，進而實現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進一步偉大跨越。

毛澤東作為中華文明戰無不勝的象徵，作為近當代大智大勇的巔峰，作為自我超越自我犧牲的示範；毛澤東作為中國近百年來最偉大的英雄，作為領導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領袖，只要中國國運仍在，只要中國人仍然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只要中國人仍要追求獨立、自主、自強的大國公民的風範，那麼，我們必須主動盛意迎接毛澤東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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