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通安事件」善後

蘇州「通安事件」善後

陳統奎

南風窗

2010-08-13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裡彷彿都放著一條條幹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並不會一筆勾銷。「強政府」在創造發達地區落後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之時，處理不當，也會埋下日後官民衝突的隱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蘇州。

　　從7月14日起一個多星期，蘇州市虎丘區（高新區）通安鎮爆發動遷戶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向鎮委鎮政府領導索要「被剋扣的」動遷補償款遭拒，怒砸鎮政府，挾持鎮委書記王軍，並走上馬路，封堵312國道。集聚人數飆升過萬，群眾與防暴警察發生言語和肢體衝突，部分群眾被打傷，4名起鬨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區政府緊急宣布通安鎮暫停動遷，鎮黨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就地免職，安撫民心。

　　豈料，「通安事件」引發連鎖效應，通安鎮領導被撤職似乎「鼓勵」了數個鄰鎮動遷戶，21日當晚，一場大雨過後，滸墅關鎮數千名村民聚集滸墅關鎮政府門口，防暴警察緊急趕到現場，以人牆方式封鎖和護衛鎮政府。對峙期間，警民再次發生衝突，導致數人受傷。隨後聚集群眾被驅散。當晚，通安鎮華金路至312國道路段再次聚集近萬名群眾，警方吸取前車之鑒，靜觀其變，過了晚上10點，聚集群眾慢慢散去，平靜收場。其間，東渚鎮亦出現數千群眾聚集的現象。

　　7月28日，蘇州市委宣布，「報省委同意」，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就地免職。蘇州市委問責「通安事件」動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補償款引發，淺層原因是當地村民對征地拆遷過程滋生的腐敗問題的痛恨，深層原因是「動遷與富民並進」諾言兌現遲緩，動遷戶還在艱難探尋新的謀生路，幹部們卻早已先富起來，「好幾套房，開好車」。如此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騰只待導火線。

　　本質上，「通安事件」呈現的是失地農民面臨的生存危機。　　　　反思「蘇州快」

　　王竹鳴是在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的轉折點上任的。

　　蘇州高新區是1992年獲得國家批准的，2002年是十年大慶。此時，世界500強企業中的30家落戶高新區，吸引外資總額達70億美元，投資回報率高居全國53個高新區榜首。然而，首期開發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盡，下一步發展的空間在哪裡？當年9月，蘇州市把虎丘區與高新區合併，療治高新區的「土地饑渴症」。「通安事件」爆發地通安鎮原是蘇州最落後的鄉鎮之一，區劃調整後，12.5平方公里「通安產業園」被規劃為高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所在地，「從此，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業化、城市化開發建設的大潮，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已成為中外客商投資興業的熱土」。

　　為了整理出工業化用地，王竹鳴推行「工業向園區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農民向城區集中」政策，在通安鎮建立大規模的動遷安置小區。「蘇南模式」被概括為「三為主、兩協調、一共同、一強力」，其中「一強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強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作用下推進工業化。蘇州高新區「二次創業」其實就是強政府和大資本的結合，鎮一級政府都體現出強有力的行政推動力。

　　「強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妙處很明顯。以滸墅關鎮為例。從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倍，工業產值和工業銷售產值都增長了8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34倍，地方一般財政收入增長了14倍多，新增註冊資本增長了70倍，簡直是一種「奇蹟」。「滸墅關模式」被江蘇省委黨校兩位研究者稱為「發達地區落後鄉鎮迅速崛起的經驗」。

　　「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中也可圈可點。蘇州高新區拆遷農戶全部住上新房，幼兒園、小學、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設施建設配套齊全。征地失地農民享受到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及社會救濟金。動遷戶戶均安置新房面積達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還對有勞動能力的青壯年農民，每年進行有組織的職業培訓……可是，為什麼動遷戶還要鬧，而且大鬧特鬧？關鍵是政府包辦一切，動遷戶始終處於被動地位，不管政府給予多少，給予多好，百姓總有指摘，總有不滿。

　　「強政府」是一枚硬幣，它體現給百姓的一面是「強官員」，在動拆遷過程中老百姓處處碰見「霸氣霸道」的面孔，使得鎮政府與動遷戶之間埋下了許多矛盾，而鎮領導的「強硬姿態」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導火索。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弱社會」——老百姓忍氣吞聲。但「弱社會」隱藏著種種不滿情緒，就像是一隻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強官員」跳出來親自吹破氣球。　　　　本可以避免的事件

　　參加「通安事件」的民眾幾乎都來自通安鎮華通花園和陽山花園。華通花園目前已安置近9000戶農民。他們是2008年之前動拆的，當初，同等面積的動拆補償標準就比蘇州工業園區（中國和新加坡合作項目）低許多，「這邊拿40多萬的話，在蘇州工業園區可以拿100多萬，同樣在蘇州，憑什麼不一樣？」雖然導致了連綿不斷的上訪戶，但大多數動遷戶選擇了忍氣吞聲。

　　不料，2010年初開始，新一輪征地再次啟動，這次拆遷同等面積補償金額超過2008年以前的3倍以上，其中包括每戶近40萬元的土地宅基費。而2008年前並無此項補償款——動遷戶們於是指控該筆款項被鎮、區政府工作人員剋扣或侵吞。

　　動遷戶們感覺被欺騙了。7月初，與通安鎮相鄰的滸墅關鎮的一村民宅基地地塊，以每平方米6473元，總計13.12億元的高價拍出。拆遷補償費與此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人們開始議論「政府假借開發之名倒賣土地」。與此同時，一則小道消息也被傳得家喻戶曉——通安鎮副鎮長、拆遷辦主任張富平因兒媳未生育，令她與兒子離婚，開始說賠償200萬，最後給了80萬，兒媳對數目不滿，一離開張家就到有關部門舉報。坊間傳說，張富平貪了2.3億元，媒體公開報道的表述是「巨額現金」。目前，張富平「已被有關部門控制」。

這就更讓動遷戶們相信，政府剋扣了補償款，他們開始一小批一小批到鎮政府要求補發剋扣款。一名動遷戶介紹說，他們提出每人補發3萬元的標準，政府官員則討價為每戶補發3萬元，雙方談不攏，動遷戶的情緒乃越吵越高，最終挾持鎮委書記王軍。被群眾圍住後，王軍還嘴硬，當眾表示，拆遷款問題是前一任領導留下的，不該找他負責。王軍的前任王國良，因貪污已被革職治罪。

　　糟糕的是，王軍和其他鎮領導不是第一時間向上級政府報告，而是尋求「自救」，動員一些「社會分子」前來「救駕」，這些「社會分子」試圖解救王軍等鎮領導脫圍，但沒有成功。這下子，動遷戶們憤怒了，怒砸鎮政府，事態隨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演變成上萬人堵塞312國道和警民對恃。規模之大，蘇州史上首見。一向溫和的蘇州人真讓人目瞪口呆，大家不太敢相信這是真的。

　　《蘇州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在炎炎夏日裡，出現這樣的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各界都不願意看到的……試圖採用過激行為解決問題，其結果往往是將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既不利於事件的最終解決，也影響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同時，還給其他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隨後，虎丘區問責「過激行為」，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第一時間就地免職。與此同時，政府組成5個工作組，進駐華通花園社區和真山社區，「上門了解情況、徵求意見」。虎丘區委區政府稱，對群眾反映的有關幹部的問題，「確有問題的嚴肅查處」。

　　話音才落幾天，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的烏紗帽就被蘇州市委摘掉。　　　　一堂「政治教育課」

　　「通安事件」給蘇州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課」——矛盾凸現期，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江蘇省委黨校的學者分析說，這一理念的出發點是人民，「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願望和人民的感受」。

　　「通安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拋出四大舉措，即「暫停通安動遷」、「免去通安鎮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廣開言路聽取群眾意見」以及「每年提供1000個公益性崗位」。《蘇州日報》發表報道稱，發展中的問題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對。怎麼面對呢？該報舉了一例：為增加就業，以「服飾綉」為發展方向的通安，建起了「服飾綉創業孵化基地」，帶動了1萬人在這個產業鏈上實現就業。該報配發的評論員文章稱，蘇州經過多年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蘇州經驗」可圈可點，這是發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體現。

　　7月28日，記者在華通花園讀到一條橫幅標語「沒有穩定就沒有一切，當前穩定壓倒一切」，後半句體現了「通安事件」後，地方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急切心情。正如《蘇州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言：「我們高度重視社會穩定，努力維護髮展環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穩定是和諧的基石。」通安鎮已基本恢復平靜，不過，通安鎮政府還由眾多警察把守著。入夜，街面上，好幾輛警車來回巡邏，時刻注意著人們的動靜。

　　動遷戶要求的補償款問題怎麼解決，當地政府還沒作出具體答覆。被免職的鎮委書記王軍和鎮長孟曉瑜，以及蘇州高新區黨工委書記、虎丘區委書記王竹鳴是否存在瀆職或貪腐行為，也還沒進一步消息。

　　「通安事件」表明，人們對政府官員腐敗深惡痛絕，每個利益相關者心裡彷彿都放著一條條幹柴，隨時可能被點燃，歷史賬並不會一筆勾銷。「通安事件」更警示，「動遷與富民並進」不能紙上談兵，必須兌現諾言。

　　地方政府設想中，蘇州高新區的「通安產業園」南部形成以電子資訊產業為主的「日本工業村」，北部是汽車零部件及精密機械項目，西部以輕工業項目為主，重點引進「項目體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資密度強、行業帶動性好」的項目。

　　不難看出，這類設想，與這裡的原住民幾乎沒有太多交集，農民們一輩子都很難進入這類高新科技企業工作。他們註定是被犧牲掉的一代。因此，失地農民的生計必須列入主政者的議事日程上，想方設法為他們謀取新生路，為動遷居民創造創業就業的致富平台。

　　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來源：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234/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