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光：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

作者 | 李存光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斷地自問： 我的生命什麼時候開花？那麼就讓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巴金在世時，我同他的直接接觸並不多。從1963年起，42年間只有兩三次通信；在老人80歲之後，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拜訪過五六次，每次長則二三個小時，短則二三十分鐘。儘管每一次見到老人，我都有所獲，有所感，有所思，但我認為實在無需用筆墨鋪陳見面的情形，這是因為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位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的作家，一位誠摯平易、謙虛熱情的長者，一位對人類滿懷愛心、對他人甘於奉獻的老人。讀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聽親切暢快的心語；坐在他的對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個真真實實的普普通通的長輩。

　　1963年10月17日：巴老給我寫複信

1963年秋，我給巴老寫第一封信。當時，我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五年制)。剛剛進入四年級，我便有一個頗大的構想：以巴金的創作道路為題，撰寫當年的學年論文和一年後的畢業論文。9月23日，我寫完一封兩千字的信，向巴老求教。這封信是由我的論文指導教師、巴老的朋友林如稷教授轉寄的。我在信中表示，我敬佩他的作品體現出來的作家全人的風格，我立志研究他的作品和創作道路，並不是出於個人的喜好，因為這「實際上關係到正確地批判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進步傳統，關係到如何掌握評價新文學史上一大批進步作家的標準，涉及到怎樣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去對客觀事實作實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我表示，目前國內有關他的論文，對他的論述和研究不夠充分、全面和公正，對他的作品的評價不全然符合事實。我之所以寫這些話，是因為我不滿1958至1959年全國範圍內以「巴金作品討論」為名對他的大規模批判，不滿文學研究和評論中日見抬頭的種種「左」的思潮。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轉給我巴老17日寫的複信，還有一本我求借但巴老送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用毛筆豎寫在《收穫》信箋上，字跡流暢飛動，文句卻頗多委婉。信中說：「說實話，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過去寫得多，但寫得不好，現在社會活動較多，文章寫得少，還是寫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滿意，何況別人！倘使我將來能寫出好作品，我當然不反對人們談論它。目前我害怕您會白白浪費了您的時間。」

我是一個不懂測風察雲的書生，在「階級鬥爭」風聲日緊的1963年秋寫信給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創作道路，並表示出對「巴金作品討論」和文學評論中「左」的思潮的質疑。這不能不使一年前因《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發言而承受壓力的巴老感到憂慮，因此，他希望我「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費了」我的時間。當時我的確不明白形勢的嚴峻，只把巴老的這些話看成作家的謙虛，未能理解老人的深意，仍堅持自己的選題。學年論文剛剛完成，上面派的工作組便進駐學校，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我被認為是「重專輕紅」的學生幹部，開始說要「洗手洗澡」、「下樓」，後來新文件赦免學生幹部，只靠邊參加運動。運動期間停課，天天開「揭發會」、「鬥爭會」，但畢業論文還要寫，我不可能再寫巴金，必須另選題目，已經寫出的3萬多字的文稿便束之高閣了。

　　1984年12月3日：我第一次拜訪巴老

1978年秋，度過十年浩劫之後，我離開西北來到北京，帶著保存了14年的舊稿，重新踏上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和巴金之路。為了搶回失去的時光，我整日遨遊在書海之中，跑各家圖書館，查舊報舊刊，覓絕版書籍。此後6年間，我記得只給巴老寫過一封問候信。直到我出版了論述巴金文學道路的小書並編成三卷研究資料後，才下決心去上海見他。1984年12月3日下午，在巴老度過80歲生日之後，陳思和帶我第一次走進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帶去一份複製件，這是1948年12月29日上海《大公報》以《巴金的心境》為題刊登的兩行巴老的手跡：「我喜歡羅曼·羅蘭的一句話，痛苦和戰鬥，這是支持宇宙的兩根支柱。」其中「一句話」三字有脫筆，看不清是什麼字，因此，想請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認。

為了節省巴老的時間，兩天前我已將要談的問題寫在紙上，交小林轉交巴老。我提出的問題主要是：30年代對「魯迅的道路」的認識，以及今天對「魯迅的道路」的看法；二三十年代的文學運動、文學思潮，對他自覺從事創作是否有影響；怎樣確鑿認識作家的社會理想、政治觀點與小說的思想的關係；寫一個作家的傳記，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怎樣看待傳記要寫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和寫出「真實存在著的×××」這兩種觀點。

巴老依次談了對我提出的5個問題的看法，又即席回答了我臨時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當時，巴老因摔跤骨折腿不大方便，但精神很好，回答我的問題時沒有準備任何文字材料，還能整段背頌魯迅的話。我們用四川話談了兩個小時，思和一直在旁邊聽我們談話。談話中間，作家師陀來坐了一會兒。8年後，我重新翻看這次談話記錄，亦覺巴老的談話深具研究的價值和史料的價值，有必要讓更多的人了解，便將談話的主要部分整理出來，經巴老審訂後以《巴金訪談錄——關於「魯迅的道路」、傳記寫作及其它》為題發表於《文藝報》。

　1989年11月23日：我請求巴老與研究者見面

在第一次與巴老見面後，5年時間匆匆而過。1989年11月，我參加在上海市郊青浦舉行的「首屆巴金學術研討會」。1989年末能在上海召開全國性的巴金研討會，還有香港和國外的學者參加，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11月21日，會議開幕，許多代表當場強烈要求探望巴老，會議主持者頗感為難，因為他們在會前已與巴老聯繫過，未獲同意。會議主持人再三解釋，但要求仍殷殷不停。受會議之託，23日下午，我同李濟生老人、丹晨陪同與會的幾位日本學者去巴老寓所，同時，代大家再向巴老陳情。進客廳後，同去的日本青年學者新谷秀明有點膽怯，站在後面不語，巴老看見後對他說：你是新谷秀明，來過我家。我見新谷秀明聽後連連點頭，露出十分驚詫的神色。我對巴老說：有十幾位研究者，也是幾十年來讀您的書的讀者，現在來到您的門前，不見您心裡實在過不去，50歲的人說起這事都流淚，請巴老見見吧。巴老聽後，立即說：「見一見，見一見。」這樣，便約定第二天上午10點見面。第二天，十幾位從未與巴老謀面的代表，乘車去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則隨過去已見過巴老的代表參觀大觀園。會議閉幕後，28日下午，我與思和又應約去巴老寓所，請教有關全集佚文等問題。這兩次見巴老，我明顯地感到，老人的體力不如5年前，行動已很困難，但他那平易的風範、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維的敏捷和記性的超常，更令我驚嘆。

　1991年2月初：我又兩次走進巴老的家

1991年2月1日上午，為了解《巴金全集·集外集》擬收文章的情況，以及老人生平、創作中的有關問題，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到的時候，老人正藉助練步器在走廊練習走路。這次見面，我還就回族作家、學者、社會活動家馬宗融的有關情況，向巴老請教。趁便，我提出請巴老為我選編的《巴金談人生》寫幾句話，巴老應允了，要我給他一份綱目看看。這次談話近3小時，是時間最長的一次。

2月4日我一個人又到巴老寓所，這次是專為送《巴金談人生》綱目而來。這一天，家中只有巴老和他的九妹瓊如老人，十分安靜。滿頭銀髮的巴老，端坐在我對面的高背木椅上，雙腿間架放著一根手杖，身著略顯臃腫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舉步維艱，但臉色紅潤，神態安祥。我們在由陽台改成的狹長形房間里談話。初春天氣，乍暖還寒。陽光穿過婆娑的樹葉，再透過門窗的玻璃，斑斑駁駁地灑進沒有取暖設備的房內。陽光雖未增加多少暖意，卻平添了幾分明亮。我坐在老人對面，真真實實地感到一種寧靜，一種鎮定，一種充實，一種信任。老人對我說：前言一定寫，只是身體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說：哪怕只寫一句話也好。接著，我又補充詢問了有關馬宗融的一些情況。說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談了些別的事情。老人主動拿出兩件材料給我看。一件是浙江嘉興縣誌辦公室據1923年手稿列印的《嘉興雜憶》殘稿，另一件是65年前寫有《春夢》片段的練習簿。為了不多佔老人的時間，我進屋後一直沒有取下圍巾，脫去大衣。翻看那極其珍貴的稿本時，我顯得笨手笨腳。身旁的巴老慈祥地看著我，不時輕聲說幾句話。看著老人雙腿間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湧出一個念頭：老人那衰老的身軀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燒的心也需要溫暖。翻看材料的我有點走神了。我離開時，巴老交給我兩包書，托我帶到北京，一包轉王仰晨，是編譯文全集用的，另一包是送給馬小彌的原版外文書。他為帶書增加我的負擔再三表示歉意。想不到這次難忘的談話成了我與巴老生前的最後一次見面。

1991年2月14日(農曆除夕日)：巴老為我

編選的小書寫《前言》

2月19日我在北京收到巴老來信。我急切地拆開老人親筆寫的信封，內中是老人一筆一畫寫成的兩頁《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這一天是農曆庚午年的除夕日。《前言》的全文是：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對一位朋友說：「我只想活到四十。」過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鄉小學生的信中又說：「我願意再活一次，重新學習，重新工作，讓我的生命開花結果。八十七歲的老人回顧過去，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我老老實實地走過了這一生，時而向前，時而後退，有時走得快，有時走得慢，無論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寫作上，我都認真地對待自己。我欺騙過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懲罰。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終於明白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享受。人活著正是為了給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添一點光彩，這我們辦得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用來維持我們個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為別人花費了它們，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結果，否則，我們將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斷地自問： 我的生命什麼時候開花？那麼就讓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讀罷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個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對工整而蒼勁厚重的手跡，驀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們忙碌地準備迎接新歲的時候，巴老靜靜地坐在臨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顯得萬分沉重的筆，在紙上艱難地緩緩移動，移動……我的雙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實實在在的寫著400多字的兩頁稿紙。放下稿紙，我感奮，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奮中含著些許酸楚，崇敬中攙著幾分感喟。我默默地對自己說：這就是巴金老人！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談人生》是我為青年朋友選編的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力圖通過書中精選的巴老有關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論，展現他數十年來所倡導和實踐的一貫思想：人應該追求真誠的、充實的、有理想的、有奉獻的生活。將巴老的手稿複印交出版社以後，我在《後記》中寫了一段有感而發的話：「最有資格談人生的人應該是嚴肅地對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怎樣說就怎樣做，至少是努力這樣去做。正因為這樣，在80歲的時候，他才能這樣說：『我絕不寫文章勸人「公字當頭」，而自己「一心為私」。自己不願做的事我也決不宣傳。我的座右銘就是「絕不舞文弄墨、盜名欺世」。』我們的確見過那種『論』人生時頭頭是道，『過』人生時則背道而馳的人。言行一致、身體力行與言善行惡、口是心非，其美與丑、高與低，真是涇渭分明。」我向青年讀者們建議：「讀巴金談人生的書，還應了解巴金這個人。只有把書和人聯繫起來『讀』，才能真正認識巴金並理解他對人生所說的話語，受到更大的啟迪和教益。對於其他談人生的書和人，也應如此。」

　　1986年-1993年：巴老多次致信王仰晨要

我和陳思和協助全集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巴老開始編輯自己的全集。在全集準備、編輯、出版過程中，巴老與責編王仰晨主要通過書信商討交流，留下了200多封談有關全集事宜的信函。令我慚愧的是，在通信中，巴老十餘次向王仰晨提到我的名字，要王仰晨找我和思和協助。在巴老的這些信中，第一次提到我是1986年1月。1981年，我發表了《巴金著譯六十年目錄》和考訂巴老筆名的文章，又披露了巴老早期的一批新詩；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巴金研究資料》。巴老顯然注意到這些材料。因此，才對王仰晨多次提出讓我和陳思和幫忙，出主意，提供線索，搜集集外文章。這些信件，我是在全集出版後才看到的。

令我慚愧的是，在全集編輯過程中，我幫忙不多。如果說做了一點事，主要是與思和一道搜集匯總集外佚文(即第十八、十九卷)。此外，協助徵集了少量書信，代王仰晨查過一些人名注釋所需的材料，回想起來，真的有愧於巴老的期待。我之所以說起這件事，是企望透過這一角，看一位文學老人、文學大師對自己、對文學、對讀者高度負責的精神。

我還編寫了一份《巴金著譯年表》附於全集驥尾。1993年4月16日巴老致王仰晨的信中說：「《年表》我提不出具體意見，我只改了幾個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我只能保證沒有差錯。但這是存光寫的，我不能要他照我的意見寫，我想在《全集》中收入《年表》是為了便利研究工作者，我只是同意借用它作為『附錄』給讀者一點方便。我還想將來《全集》再版，我或者自己寫一篇類似《年表》的東西。」令人深深遺憾的是，由於身體的原因，巴老未能如願寫出自己的年表。

2003年底，一位記者向我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有人說巴金的一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同時有人說，巴金一生的追求，是20世紀乃至現在，中華民族的追求的縮影。您認為這種說法準確么？」我願用我當時的回答來結束本文。

我說：20世紀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遭遇了種種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遷，經歷了多次升沉起浮，在每一次重大的變遷之後，總是有的高升，有的沉淪，有的叛逆，有的妥協；有的高升後沉淪，有的沉淪後高升，有的叛逆後妥協，有的妥協後叛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太多的苦難，太多的坎坷，太多的沉重，太多的無奈，太多的抗爭。如果說巴金的一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不如說他是20世紀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縮影。我用的是「正直」這個詞，而不是「優秀」或「精英」。所謂「正直」，並不抽象，不管他們生活在哪個時期，居於什麼地位，從事何種職業，隸屬何種黨派團體，秉持何種思想觀點，他們能以天下之憂樂為憂樂，他們咀嚼的不僅僅是一己的悲歡，他們嚮往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安樂，他們的物質生活可能貧乏但心靈永遠豐富，他們願意腳踏實地去做一些有益社會人生的事情。作為「縮影」，巴金只是20世紀中國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縮影。巴金幾乎親歷了20世紀中國所有的重大社會政治變遷，其間或升或沉、或「紅」或「黑」，或激烈反抗社會或委屈妥協，他經受過世間順逆處境的種種揉搓磨練，嘗遍了人生酸甜苦辣各種況味。因此，在巴金的百年經歷中，可以最充分地看到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曲折痛苦的人生之旅，更可以看到他們思想選擇和心靈搏鬥艱難悲壯的歷程。

從青年時代起，巴金就追求祖國安定、繁榮、富強，世間平等、自由、幸福，人類善良、互助、和諧。他急切地接受外來思想，他渴望投身於實際鬥爭，他不顧健康夜以繼日地寫作，他呼號，他揭露，他控訴，他吶喊，他歌頌，都是為了追求和實現美好的理想。儘管他走過不少彎路，他有過諸多失誤，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理想追求。他的理想，難道不正是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無數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嗎？他追求理想的漫長過程和不懈精神，難道不正是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無數志士仁人追求理想的過程和精神嗎？在這個意義上，說巴金的追求是中華民族追求的縮影，應該是確切的吧。

來源：《文藝報》，201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