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老狼給你講藏在《論語》中的故事

《論語》之前先講幾句與《論語》無關的話。 生活的那個時代實行的政治制度叫禮樂制度，雖然當時有些的人們不肯好好地執行它了，但它大體的面目還在，就像一件衣服破了，總歸還能穿。 那時候人們從政有七門必修的功課，分別叫做：禮樂射御書數。 禮和樂偏重於制度，射御主要是指個人戰鬥技能，因為過去國家間紛爭非常多，經常有戰爭發生，所以射御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有許多人從《論語》中看到孔子總是貶抑子路炫耀武勇，以為當時人們不重視這方面的技能，這是錯會了古人意，沒有搞清楚孔子因為什麼貶抑子路。 有些人認為禮樂制度是等級制度，兩國交戰不過是派奴隸與農民上陣，這也是不了解歷史的人的觀點。其實在周代但凡戰爭，國君與大夫必須身先士卒，所以翻一翻歷史就知道，那時候國君大夫都是最勇猛的戰士，而且必須是，如果你不是別人就瞧不起你。 這些人人只看到禮樂制度等級背後不同的待遇，卻看不到與等級相匹配的責任與義務。 我們現在都叫他《尚書》，但在孔子那個時代人們只叫他書，它收集了夏商周比較有名的君王們的一些政令布告與語錄，學習它是為了了解禮樂制度的本質，知道禮樂制度究竟是為了做什麼，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只有這樣，執行起制度來才能有的放矢。 書告訴人們的內容大致有兩條：仁，天命論。 書的內容在此就不羅嗦了，簡單地說仁和天命論吧。 仁和天命論在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變化，含義也不同，那麼作為一種政治上的見解，在春秋時期，這兩個方面是一樣的，就是執政者要讓你國家裡的人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益，讓大家都生活的快樂。 近者悅遠者來，仁之謂也。除了研究書之外，古人還經常研究歷史。 歷史在過去被成為春秋。 如果將書比做數學裡的公理與定理的話，那麼古人研究的春秋則相當於數學老師給大家講的經典例題，它又像現在法官與律師們研究的經典案例，通過案例來研究如何把握法律制度。 孔子將當時距離他時代最近一段歷史抽了出來，專門地加以編纂整理，成為了一本書，叫做《春秋》，實際上之所以叫它春秋不過是沿用了過去的稱呼而已，因為孔子作的這本書在後來非常有名，所以現在人們一提《春秋》許多人就知道是孔子的這本春秋，反倒將它原來的本意忽略了。 孔子將自己對這些歷史事件的觀點評述用一種特殊的手法注入到《春秋》之中，人們稱這種特殊的手法為春秋筆法。 現在對春秋筆法通常有兩種誤解：1，認為它是孔子的發明。2、把它當成拐彎罵人，有話不好好說的一種方式。 春秋筆法並不是孔子的發明，其實是周代史官記錄歷史表達自己看法的一種體例而已。 文天祥有在《嘆零丁洋》里有兩句著名的詩，叫做「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其中在晉董狐筆記載的是這樣的故事：晉國國君晉靈公無道，趙盾多次規諫引起了晉靈公的反感，晉靈公幾次想暗算趙盾， 趙盾只好逃離晉國，趙盾還沒有跑出晉國的時候，聽說晉靈公被自己的堂弟帶人給殺了，就又回到晉國主持國政。對此晉國史官這樣記錄了這件事情：趙盾弒其君。 這位董狐是非常有個性的人，他不但這樣寫了，還拿著自己的作品跑到朝堂上去對著大家朗誦：趙盾弒其君。 趙盾一聽有點摸不著頭腦。董狐很認真地給他解釋：第一，國君被殺的時候，你跑卻沒有跑出齊國的國境。第二，你回來主持國政卻不能討伐弒君的賊子。所以國君就是你殺的。 趙盾一聽癟氣了，本來是留戀晉國，卻給自己弄來這麼一個罪名，真倒霉啊。 在孔子的《春秋》里，記錄這一事件，就按照董狐的模式直接抄錄了。 趙盾弒君的故事大約在孔子之前50多年，這一個故事就可以充分為人們對春秋筆法的誤解釋疑了。 其實春秋筆法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我們現在一直在沿用，經常看新聞的人會發現，我們的新聞工作者在報道同類的事件的時候，對與我們交好的國家和關係不是很好的國家用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明白了書與春秋在孔子那個時期人們政治與生活的作用之後，咱們再來談談《論語》。

現在通常的結論是《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徒孫們收集整理的有關孔子與弟子言行的一本書。

現在的問題是，人們為什麼要收集整理這一本書，目的何在？難道它的作用就像毛語錄一樣，是一門專門用來拍馬吹牛的書？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在孔子時期，禮樂制度遭到了破壞，史稱禮崩樂壞。

禮崩樂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有些制度還有，但是人們不肯好好履行它了，另一方面有些制度缺失了。

孔子通過自己的挖掘整理復原了這套制度，因此他成了那個時代的政治學大事，從《論語》中的一些記載也可以看出，當時的許多人都向他請教政治問題，該如何治理國家，《史記》中這樣評價孔子在當時的這種地位：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他就是那個時代禮樂制度的標準答案。

對此孔子也頗為自得，他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意思是說他所傳述的主張不是自己的發明創造，而是傳自古代。

孔子一生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卻處處不得志，這是非常遺憾地一件事情。

雖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他另一件事情做得卻特別成功，就是廣受弟子，傳播禮樂制度。歷史上號稱孔子有弟子三千，賢者72名。

這些人跟他學什麼？學習怎麼政治，學習怎麼治理國家。

在孔子死後，這些人繼續向後人傳授孔子的思想與政治主張。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將孔子與弟子們在一起的一些經典講論編纂到一起，為的是詮釋孔子的各種主張。

這樣說來，《書》是禮樂制度的總綱，《春秋》是禮樂制度的經典案例集，而《論語》則是孔子及其弟子對禮樂制度做的解讀，他告訴人們在禮樂制度下該如何處理人和社會的關係，該如何治理國家。

說白了，《論語》就是一本人們為了研究禮樂制度收集整理的政治參考書。

但是，由於中國早期政治的特殊性質，對執政者的道德要求非常高，這就使得孔子及其弟子們不得不更多地探討道德問題。

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些道德並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而是針對執政者的，在禮樂制度里對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要求是很低的。

所謂禮樂崩壞並不是普通老百姓造成的，而是執政者不肯履行禮樂制度加給自己的責任與義務造成的。 與今天一樣，老百姓能犯法，但是無法瀆法。

所以孔子提出的克己復禮不是對老百姓而言，而是針對執政者，讓執政者們剋制自己的私慾，遵守制度的約束。

很久以來，人們總是試圖從道德的角度去詮釋《論語》，這必然帶來對《論語》的誤讀，也與孔子一生對政治的追求是不符的。

所以解讀《論語》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將《論語》放在他曾經所在的那個歷史環境來研究，才有可能理解《論語》里講的是什麼，也就是說古人通過研究《論語》來了解禮樂制度，我們卻需要通過結合禮樂制度結合那個時代的背景來了解《論語》。

下面開始講解《論語》以及相關的故事，看一下《論語》究竟講了些什麼。

《論語》開篇第一章是這樣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説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朱熹在他的《論語集注》里評價論語的《學而篇》這樣說：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也有人問我，是不是《論語》的第一章是最重要的，開明宗義，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

說心裡話，我實在沒有看出有這樣深的含義來，《論語》我雖讀的不多，各種版本加起來讀了幾十遍是有了，到現在我沒有發現第一篇就是比其餘的章節格外重要些，或者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朱熹對第一章的解讀是這樣的：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說得簡單點，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學起東西來，能時時地去搗鼓他，就會越來越熟，不但越來越熟，而且會讓你有一種成就感，有一種愉悅的感覺。

很多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用它教育過別人，也有很多人被他教育過。不過產生那種「不亦悅乎」感覺的人恐怕很少吧。如果學習這種工作真有讓人愉悅之功效，現在的許多網吧遊戲廳的門上早都結滿蜘蛛網了。

那麼，讓孔子和他的弟子們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呢？

當時人們要研究的學問迥異於現在，他們的功課歸結起來基本有六門，叫做：禮樂射御書數，都是和政治與生活相關的非常實用的學問。

禮樂在古代屬於政治制度範疇的，也保護今天的禮儀道德的內容。

在過去，人們之間你來我往的應接都是按照禮儀標準來的，什麼級別，什麼情況用什麼禮儀，奏什麼樂都是有規定的，如果對方不按照規定的禮儀來接待你，而又沒有什麼特殊含義的話，就屬於一種失禮行為，古人會通過這些禮儀行為解讀出一些特殊的含義來。

我們讀春秋時期歷史故事經常會發現這一點，一個國君去別的國家參加會盟的時候，對方派出的規格很低，這不是表示對方不懂的禮節，而是對方對這位國君有不滿的地方，促使他反省，或者給他個下馬威。

這一招在大國對待小國的國君的時候經常用，如果你是小國的國君，不知道禮儀的話，就解讀不出對方在禮儀接待中埋藏的信息。

至於樂則更是如此，我們通常說禮樂制度是以禮樂來代替整套的制度，其實禮樂的含義非常豐富，但當它做禮樂制度的代指的時候，禮就是指禮儀，樂則是指樂和詩，做接待規格標識用的。

為什麼叫周代的制度叫禮樂制度？簡單的說就是那時候的政治與生活，與人們相關的一切活動必須依附於禮樂之上才能進行。

打個比喻，它就像計算機的系統軟體，而人們要做的事情則相當於功能軟體，就像打字、遊戲各種功能軟體只有在系統軟體的基礎上才能運行。

孔子的弟子們跟著孔子學習的就是從政，而一個好的士人的標準是什麼？

在《子路》篇里有孔子與子貢關於合格士人標準的問答：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所以，要達到從仕的目的，要做一個合格的士人，要追求自己的富貴，就必須熟悉這些東西。

對於禮樂制度你研究得越深，在以後從政的時候，處理起事情來就會越得心應手。

而且，古人研究禮樂制度不但是背條文，還需要藉助歷史來研究，像尚書、春秋都是古人研究禮樂制度所憑藉的工具。

這種研究比起今天我們做數學題來要有趣得多，而且，會不斷有新的體會，新的發現，就像律師通過研究經典案例來學習法律制度一樣，算不得怎麼樣枯燥的一件事情。

當然，除了禮樂之外，還有射御，射箭駕車，都是比較好玩的事情，也是做得越多，越有心得的事情。

數是指占卜天文星象一類的學問，這對於古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單純的擺弄卦爻，裡面趣味無窮，可以這麼說，你研究得越深，越覺得有意思。

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是蒙人的，而是他有切身體會。

我的老師也跟我說過這句話，但是當時我不能理解，這跟我學的東西比較枯燥，又不能馬上用到有關係。

相信諸位也會有這樣的體會，如果讓你學一個跟你相關的你馬上會用到的東西，相比你的積極性會高很多，如果再有些別的樂趣，自然是樂在其中，不亦說乎了。

上面一樓講的是孔子為什麼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説在什麼地方，忘了說一點，説=悅，我認為現在的朋友都知道這一點，是常識了。下面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是指自己原來認識的朋友嗎？他來了人們為什麼會高興？有時間為大家分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朋，有人說指弟子，有人說指朋友，也有人說同門曰朋。朋從字形上看是兩個月字，可以延伸為知趣相同的意思。 也就是說有朋自遠方來，就是指有跟你知趣相同的人來找你，找你做什麼呢？探討學問。這是過去學習的一種方式，一個人想求學，有兩種方式，一個是自學，一個是找人求教，一起研究。自學當然是不錯的方式，但是學到一定程度自己就會積累許多問題，疑惑，或者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需要與人探討，這時候就必須找朋，找跟自己有同樣興趣愛好的人去研究探討。當然，尋找朋的過程並不是挨家挨戶的去打聽，但凡一個人被別人找到了，作為切磋求教的對象，他必定有一定的名氣了。這是對彼此都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

這兒的朋可能是認識的，也可能是不認識的，可能是彼此知名的，也可能是彼此不知名的，都無關緊要。 古人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說法，其實就是指跋山涉水向人學習求教的過程。對於來的人來說，你未必比他本事強，通過各種宣示自己對學問的見解，達到溝通探討研究的目的。學文是這樣，學武也是這樣，這與武術家找人切磋的目的是差不多的。過去的武術家自己練習到一定程度就要出去拜師訪友，不是為了打倒別人證明比人家強，而是要通過切磋來印證自己的心得。孔子用「有朋從遠方來不亦說乎」這句話表達了人們應該對來訪人所持有的態度。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楊先生的《論語譯註》是這樣斷句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我始終覺得這樣斷比較彆扭，不如「人不知而不慍」好一些，不過這是細枝末節，無所謂的事情，重點是對內容的理解。楊先生的翻譯是：人家不了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對於「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翻譯是非常容易的，可是為什麼人們不了解自己，當時的人會不高興？這才是了解這一章的關鍵之所在。孔子之所以說這句話，必然當時有一部分因為人們不了解自己而不高興。

古人非常渴望別人了解自己，當然這種渴望現代人也有，那麼古人的渴望了解與我們現在的渴望了解有什麼不同？你是不是在別人不了解你的時候會生氣？在《論語》中還有幾章這樣的內容，他們分別是：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里仁篇）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衛靈公篇）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陽貨篇）這是《論語》與名有關的章節，我這兒說的名指讓別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那個名，是聲譽在外的意思。 有人統計過，整部《論語》仁字105個，提到仁的章節有五十幾章。對春秋時期，在政治來講，仁是禮樂制度的核心，是靈魂，於個人修養而言它是最高標準，這樣關鍵的詞語在《論語》中的比重不過如此，而一個有關別人了解自己與否的話題卻佔了六章，這裡面到底有什麼玄機？

要了解古人為什麼看重自己的名，為什麼在乎別人真的了解自己與否，就得先說下禮樂制度這個制度的性質。為了不把人搞的頭暈，我簡單地說下：禮樂制度是一套賢人性質的政治制度，就是帕拉圖在他的理想國提到的那個制度。只不過帕拉圖的理想國還只是一種構想，而禮樂制度則是中國已經落在現實里的制度。賢人政治的一個特點就是國家的執政者都是賢人，他們有能力，有道德，能把社會導向美好的未來。在帕拉圖的理想國里，賢人的本事是天生的，所以他不需要為社會的賢人從哪裡來發愁，他只要坐在家裡設想就行了，根據社會的需要，社會需要什麼樣的賢人，他就可以讓社會有什麼樣的賢人。但是禮樂制度不行，它沒有這個優勢，它要面對現實。所以，禮樂制度只能選賢而用之，就是說執政者從社會上選拔賢人來加入執政集團，協助自己治理國家。請諸位注意，如果你搞懂了禮樂制度的賢人性質，你就搞懂了那個社會事情的一半。那麼古時候的賢人怎麼選？

如果是今天就好了，大家都有文憑，國君要選人才，大家把文憑往上一遞，國君挨個打開看，北大的，清華的，南大的，都一般啊，哦也這個好，不但封皮漂亮，印刷質量也好，而且還是外國的，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就選它吧，克萊登大學高材生，還有那個似乎更好，西太平洋大學的，真牛，就用你倆了。 過去沒有文憑，也沒法像今天的西方一樣舉行選舉，選出大家最滿意的人來，只能靠賢人自己的名聲。你通過學習，有能力有道德，名氣越來越大，那麼時間久了，被執政者知道，就會錄用你進行試用，試用的好，你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大。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會因為別人不了解自己而生氣的原因。因為一個人在學問道德上名氣的傳播只能靠與自己相同的人來傳播，就像那些來自遠方的知趣愛好相同的人，通過交流，大家發現你確實有本領，有能力，就會向別人介紹你，這樣越來越多的人就會知道你。既然是交流，總有些見解不同的地方，這是孔子主張不能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他在用另一句話表述了自己的這個觀點「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篇）也就是說要想成為君子就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別人之所以不了解你，說明你還需要努力。懂得這個道理，才有可能成為君子。 這就是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原因。

我所引用的幾章，想「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都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思想，非常有助於《論語》第一篇第一章最後一句的理解。 至於與個人之名有關的其它幾章，明白了名在那個時代對個人的意義之後，它們的意思就非常好理解了：1、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說：不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只害怕你還不了解別人。人本來就這樣，能沉下心來讀懂別人的時候，才會被更多的人了解，這種人也比一般的人更有前途。在這個浮躁的社會裡，這句話似乎格外顯得富有內涵。2、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孔子說：不要擔心沒有你的位子，要先想想你有沒有做那個位子的能力。3、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孔子說：作為一個君子，只擔心自己能力不夠，不擔心別人不了解自己。是金子總會發光的。4、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說:後生可畏，怎麼就知道後人不如前人？如果到了四五十歲還默默無聞，這人也就不會有啥了不起的了成就了。這就是張愛玲說的，出名要趁早。5、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擔心一輩子沒用令名。6、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到了四十歲還被人討厭，這人就完了。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一章記錄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的一句話。有子的名字叫有若，在孔子的眾位弟子中，有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可惜被時代淹沒得太久，現在的人很少有了解他的事迹的。司馬遷和孟子都講了一個故事，說有子死了之後，眾位弟子都非常難受，因為有子外形長得跟孔子有些像，所以大家決定把有子裝扮成孔子的模樣，然後像伺候孔子一樣地伺候有子，過一把乾癮。這個故事當然是瞎編的，屬於當時的一種誤傳，但是孟子和司馬遷卻都採信了這樣一個說法，為什麼？這大概跟兩件事情有關係。一件是在過去人死了之後，有扮屍的習俗，從死者的第三代後人中找出一個來，扮成死者的樣子享祭。正因為有這種習俗，所以司馬遷和孟子覺得有這種事情很正常。但是好好地為什麼有這種傳言出來呢？莫非有子長得跟孔子真的很像。按照記載，孔子這人雖然學問非常大，長得卻非常難看，是許多人的外形湊起來的這麼一個長相，要找到這麼一個跟孔子長得像的人確實不容易。不過，據歷史記載，有子確實有一點跟孔子很像，不是模樣長得像，而是學問見解，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師徒二人非常相像。

《禮記·檀弓上》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天，有子問曾子（曾參，孔子的弟子，據說孔子學問最得力的傳播者）你向先生請教過有過一個人再失去祿位以後應該怎麼辦沒有？ 曾子說：請教過。先生說了：丟失了官職就趕快窮死去吧，死了就趕緊爛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一聽，頭就大了，別說有子頭大，就現在人一聽這也不像話，哪有這樣講話的，還虧了是聖人呢。

所以有若憑自己對孔子的了解，就下了一個結論：這絕對不是先生講的話，先生不會講這樣的話。

曾參一聽，也有些著急，說：這是俺曾參親耳聽先生說的。

誰知道有若還是搖頭：「先生不可能這樣講。」 曾參一聽真急了，還找出一個證人來給自己作證：俺跟子游一塊堆兒聽先生說的。估計曾參說完這句話很得意，這下你沒招了吧？ 誰知道有子還是不認賬：我不是說你撒謊，而是說先生的話一定另有所指。憋了一肚子氣的曾子去找子游，把有若不相信自己的事情對子遊說了一遍。 子游一聽，很少感嘆：哎呀，太像了，有若說起話來真跟先生一樣呢。當年，先生住在宋國，看見桓魋（宋國司馬，跟孔子有仇，曾經想害孔子）為自己打造石棺，做了三年還沒有完工，所以先生說：「像這個樣子奢侈，死了還不如趕快爛掉的好。」這句話是針對桓魋說的。南宮敬叔（魯國大夫，曾因被割掉官職而離開魯國）從國外回來，每次總帶著寶物去見國君，向國君行賄。先生見了很反感，就說：「像這樣子行賄，還不如丟官之後讓他一無所有呢」，「喪欲速貧」是針對南宮敬叔說的。

曾參是個實誠人，聽了子游的解說以後，又告訴了有若。

有若說：我就說嘛，先生不可能講那樣的話。

曾參說：你是咋知道先生不可能這樣講的？

有若說：先生作中都宰的時候，曾經規定：棺的厚度是四寸，槨（裹在棺的外層，即外棺）的厚度是五寸，我因此知道先生不會說「死欲速朽」那樣的話。先生不做魯國司寇之後，想去楚國發展，先派子夏去聯絡，隨後又派冉有去說明自己的想法，我以此知道先生也不會說「喪欲速貧」那樣的話。

從《禮記·檀弓上》的這個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有子的見識和本身分析問題的邏輯能力。

在了解了有子的一些背景之後，我們再來看有子講的這段話：一個懂得孝道的人，卻喜歡犯上，這種情況是很少會有的；一個人如果不會犯上，卻喜歡作亂，這種事情也不會有。君子治理國家要先務本，根本建立起來了，道也就跟著產生了。孝道就是為仁之本啊。

這裡有幾個細節需要注意：

1、犯上之上，在過去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從有子的話來看，這兒的上就是指能管到「孝悌也者」的人。楊伯峻先生將它譯為上司，我總覺得這樣譯法似乎太現代了一點，但確實也找不到簡單通俗的字代替它，所以直接不譯，現代漢語里犯上也有不頂撞上司的含義。

2、在古代犯上與作亂不是一回事情，二者的程度差別很大，犯上大約是指言語、態度上的衝撞，而作亂則是造反了，情節比較嚴重了。

南懷瑾先生在它的《論語別裁》里將作亂譯為搗亂，似乎很不合適，搗亂在某種程度上比犯上還要輕些，顯然不符合原文程度遞進的意思。

楊伯峻先生是這樣解釋這一章的：有子說：「他的為人，孝順爹娘，敬愛兄長，卻喜歡觸犯上級，這種人是很少的；不喜歡觸犯上級，卻喜歡造反，這種人從來沒有過。君子專心致力於基礎工作，基礎樹立了，『道』就會產生。孝順爹娘，敬愛兄長，這就是『仁』的基礎吧！」

「本立而道生」，「道」究竟是指什麼？楊先生沒有講，也可能感覺沒有合適的字眼來簡單地表述他，所以直接引用了。

在這一章里，孝悌與道與仁的關係對現在的人來講非常不好理解，孝悌與君子務的道有什麼關係？與仁有什麼關係？君子又是指誰？

這些問題不搞清楚這一章的意思就是翻譯出來了，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說什麼，就像聽鳥叫，你可以模仿鳥的聲音，但是不知道它表達的含義。

為此，有人認為「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仁」是通假字，應該是現在的人。

如果「仁」寫作「人」這一章就好理解多了：君子就是指想提高自己修養的人，一個人想提高自己的修養，孝是最基本的做人準則。

這樣理解似乎也不錯。

南懷瑾先生就是這樣解釋這一章的：學問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內心的修養。所以「本立而道生」，學問的根本，在培養這個孝悌，孝悌不是教條。換句話說，培養人性光輝的愛，「至愛」、「至情」的這一面，所謂「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這樣解釋起來自然可以從容應付了，「孝悌做人的根本，非常通暢，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講得通。

但是楊伯峻先生卻不同意，他舉出《管子·戒篇》中的一句話來作證，「孝弟者，仁之祖也」，如果仁可以解做人的話，那豈不是孝悌者就是人之祖了？

學問有時候就是這麼無情，想搗糨糊是不行的。

首先看第一個問題，君子到底指什麼？

君子今天指道德高尚的人，在春秋時期卻不是這樣。

君，在早的時候指首領，「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意思就是人們找一個首領出來，是為了給自己服務的。

君子當然最初就是指君的兒子，因為君的兒子通常都會參與到政治當中去，所以君子含義隨之發生了演化，變成了執政者的代指。

在春秋時期，只有具備一定修養一定能力的人才具備選賢資格，才有可能參政，所以君子有時候也指能力道德都具備了相當水平，達到參政能力的人。

君子自春秋時期也開始演化，因為當時要求參政的君子不僅能力強，而且必須道德高尚，特別從孔子開始，提出了許多直接針對執政者的道德條件，認為只有達到這些條件，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執政者、

這樣，漸漸地，君子一詞執政者的含義退出了人們的視線，開始專指那些有道德修養的人。

這種演化在漢語里是一種非常正常現象，例子有許多，像春秋時期的公子主要指國君的兒子，因為那是諸侯國的國君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大家經常稱國君的兒子為公子。

後來就成了富貴人家孩子的專稱了，所以才有王孫公子把扇搖這樣的話傳世。

現在公子已經成了普通的稱呼了，尊敬的含義也有，戲謔的成分也有，誰想用誰有。

與君子一次相反的是小人，小人在春秋時期主要指社會地位比較低的人，比如孔子的弟子冉有跟季氏講話時就自稱小人，孔子跟魯哀公講話的時候，也自稱小人。

這是因為相對對方來講，自己身份比較低的緣故。

正是因為小人常常指地位相對比較低的一方，所以人們常常用它來代指普通老百姓，因為老百姓的整體社會地位都不高。

這樣君子與小人就成了當時社會成分最簡單的一種劃分方法，君子指執政者，小人指老百姓。

所以那時候提小人並不是罵人的話。

我們看歷史，經常有一個國家的使者到另一個國家出使，對方問道自己國家情況的時候，使者會這樣回答：俺們國家君子們是咋想的，小人們又是咋想的。

這絕不是瞎謙虛，說自己的國家除了道德高尚的，就是一群心靈污穢的人，而是說俺們國家當官的是怎麼想的，普通老百姓又是怎麼想的。

這樣說絕對不是說自己的國家裡，除了高尚的君子之外，全是齷齪的小人，而是說俺們國家的當官的都咋想，老百姓心裡又想什麼

第二個問題：「本立而道生」的道究竟是指什麼。

道如果單獨的解釋，通常有規律、規則這樣的含義，但是道很少能單獨使用，通常需要加一些定語，如：治國之道，修身之道等等。

孔子一生研究的都是政治學，他鑽研的學問都是如何治理國家的學問，說白了就是禮樂制度。

因為禮樂制度的目的是實行仁治，讓所有的人都能過上安穩的生活，所以常常被稱作仁道。

又因為一個君王能真正做到仁道的時候，天下人像水歸於下一樣地歸於他。如果整個天下的人都歸心於他，那麼他當然就是天下之王，所以禮樂制度又被稱作王道。

上世紀日本侵略中國時曾經有個口號，說要在中國建立「王道樂土」，就是從這裡取的意，因為王道下必是樂土，就像《詩經》里唱的：「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不過刺刀下面是沒有王道的，王道是要通過仁政才能達到的。

仁道也好，王道也好，最終的目的就是通過為人們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來獲得人們的擁戴。

治理國家的根本是什麼？就是仁。

因此本章的這個「道」就是指仁道，就是禮樂制度的精神與靈魂。這也是為什麼本章最後一句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原因，這與「本立而道生」是完全吻合的。

在搞清楚這些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本章的內容解釋起來就順暢多了：

一個懂得孝道的人是很少會衝撞自己的上司，而不肯衝撞自己上司的人卻會起來造反，這種事情是沒有的。所以執政者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先務本，根本建立起來了，仁就有了。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啊。

不過，到此為止還不能算是搞懂了這一章，有若作為孔子的得意弟子，深得孔子學說的三昧，這一章確實還有很深的含義，因為我們不處在那個時代，沒有那個時代的背景，會忽略一些問題。

接下來的問題才是最關鍵的：孝悌與道、與仁到底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孝悌思想大約起源於文王時代，從文王的養老開始的。

在文王之前，中國這片土地上流行的是賤老。

那個時期生產力水平非常低，壯勞力忙死忙活不一定能得到溫飽，何況老年人呢？在那時候人老了，不能做事以後，大家都非常地嫌棄。

這似乎也怨不得什麼，像災荒年間不是經常有易子而食的嗎？有些問題就不是人覺悟能解決得了的，現在不是有專家研究結果證實，在非洲一些地區，每當碰到荒年的時候，爆發戰爭的幾率就會大增嗎？其實又何止是非洲，只有影響到生存，對哪個國家都一樣。

有一句俗話，可以證實老年人在那個年代的慘狀：老而不死是為賊。

這就是中國亘古傳下來的一句俗語，你叫它成語也好，諺語也好，都指明了那時一個事實：老年人倍受歧視。

賊在這裡不是指盜賊，這句話也不是說人老了就像盜賊一樣不是東西。

賊，古代指莊稼的一種害蟲，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老了，什麼也不能做，只能消耗糧食，就像莊稼的害蟲一樣。

每個人都會老，每個人都會被嫌棄。老，是籠罩在人們心靈上的一道陰影，直到一個人的出現，才消除了人們心靈上的這道陰影。

這個人就是周文王。

文王是古公的孫子，從他開始中國開始有了養老的政策，我對社會保障的歷史沒有研究，但是說這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差不多。

文王養老的具體制度已經不存在了，而且到了孟子時代可能人們對此發生了疑惑，孟子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闡述這種制度：家裡種點桑樹，養點家禽，這樣老人的衣服、肉食就全部解決了。

孟子這種指靠個人家庭養老的社會保障制度一直傳到現在，真是可悲。

但是文王的養老政策肯定不會如此，如果自己能解決，文王的養老政策在當時就不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當時沒有公路，沒有網路，沒有電話，消息的傳遞完全依靠嘴來傳播，在這種情況下，文王的養老政策竟然傳播到了東海邊兒上。

所謂的東海大概指現在的日照、青島這一代的地方。

而且驚動了三個人，這三個人都成了後世的名人，一個是伯夷，一個是叔齊，還有一個是姜子牙。

如果當時中原地區的養老問題能解決的話，文王的養老政策就不會有這樣深遠廣大的影響。

如果看看今天世界移民的趨向，也許會明白文王養老政策在政治中的意義。現在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好，政治環境寬鬆，是移民首選之地，但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去的，而且對人的素質做出了很高的要求，這樣做既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從客觀上講，為西方引進了大批的人才。

在文王時代完全沒有這些限制，只要你是老人，你就可以跑來納福，如果所有的老人都去岐山養老，不把文王吃垮了么？

關於這個問題，人們完全可以不必擔心，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可以說是莽莽榛榛，地多人少，到處是虎狼蟲豹。走著走著遇到一隻狗熊絲毫不稀奇，如果一個人走了幾天都遇不到一隻猛獸那才叫稀奇。

所以，老年人能像伯夷叔齊老哥倆這樣有本事自己跑去岐山的並不多。大多都是拖家帶口去的。從文王之後過了大約千把年，有一個人研究這段歷史，用一句話指出了文王養老政策帶來的好處：老老而壯者歸。也就是說文王養老，在客觀上卻吸引了大批年輕力壯的人前去歸附。雖然大家都在賤老，但是年輕人終究也會老，也有被賤的那一天。

移民的大量湧入無疑大大加強了周的勢力，因為當時愁的不是沒有土地，而是有土地沒人種，這與現在西方吸引移民得到的效果是一樣的。

文王在發展初期曾經因為發展勢頭太猛，引起了商紂王的注意，將它囚禁在了羑里，後來大家又把他贖了出來。

通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發現，在最初的時候，文王根本沒有跟紂王周旋的基礎，只能任人宰割。他死的前一年把都城從岐山遷到了豐邑（今西安附近），從岐山到豐邑，距離殷商腹心的距離已經非常近了。

這就像兩個人打架，開始的時候弱小的一方總是要躲著強大的一方，害怕受到他的欺負，現在曾經弱小的一方不但不再躲避原來的強敵，而且還主動往他跟前湊。這說明此時周人的勢力已經足以與殷商匹敵，他已經不再害怕紂王，而且有了圖謀紂王之心。他死後不久，他的兒子武王帶領軍隊滅掉了紂王。

文王時期是周人發展歷史中的第二次騰飛，它奠定了周與殷商爭天下的基礎，周的發展如此之迅猛，從這可以看出養老政策到底給了周人怎樣的影響。花這樣大的篇幅講文王養老的故事，是為了說明兩件事情：1、文王的養老是孝悌之源。從養老、敬老逐漸演化成了後來的孝悌，成為了中國家庭倫理道德的核心。2、仁。葉公曾經向孔子請教為政的事情，孔子告訴他：近者悅遠者來，這就是政治的目標，政治的目的就是讓跟隨你的人獲得穩定的生活，讓那些還沒有安定下來的人願意跟隨你，只有這樣你才能不斷發展壯大。仁的本質其實就是安人而自安。孝悌在作為一種倫理體系，孔子用二十個字來總結作以：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去掉最後的「君仁、臣忠」，全部是講家庭倫理道德的。

有人說以孝慈為主體的中國社會倫理道德是孔子建立起來的，這樣說的人明顯是不知道歷史的人。

春秋時期，有一個與孔子同時代的人也用差不多同樣的語言敘述了這一倫理體系，他說：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這個人的名字叫宴嬰，從宴嬰與孔子對當時的倫理體系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根本不可能是孔子創建的倫理體系，而是早就存在的。

無論是孔子還是宴嬰，都是在敘述著一套早已存在的倫理準則。這又為孔子那句「信而好古，傳而不述」提供了證據，說明孔子那句話不是謙虛，而是對自己所做工作的準確評定，這是我們在以後的《論語》研究中，必須要注意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