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也不想得到，除非整個世界。

我什麼也不想得到，除非整個世界　　財富是什麼？大概是一切財產的總和。這個「總和」我看還得有個標準，能把逃荒路上人們背著的那個包袱叫做財富嗎？能把水庫工地上千萬役夫用草繩紮起來的那件棉襖叫做財富嗎？能把農民用一輩子的汗水打造的除了牆壁和屋頂什麼也沒有的那個狗窩叫做財富嗎？　　我認為肯定不能。在我看來，財富應該是在滿足必不可少的日常消費之外尚有剩餘的那部分財產的總稱，或者是日常消費在其總量中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的那種規模的財產的總稱。　　如此說來，絕大多數農民都沒有財富，很多城市貧民也沒有財富。有的城裡人雖然有一個祖傳的住所，可是他如果賣掉住所就無藏身之處，不賣掉住所又沒有飯吃，這樣的人其實也沒有財富可言。　　如此說來，我像我所來自的那個階層的兄弟姐妹一樣，也是一個沒有財富的人。我已經生活了大半輩子，在國家體制中工作了二十多年，如此漫長的勞動僅僅維持著衣食所需，竟然不足以掙來一個住所，哪怕是像農民兄弟那樣家徒四壁的狗窩也不曾得到過。近年，我為了在城市邊緣買下一個安身之所而負債幾十萬，只能用以後幾十年的汗水來填補這個對於窮人來說很大很大的空缺。我這房子能算是財富嗎？　　一個沒有財富的人還能有財富觀嗎？我覺得自己更適合討論貧窮觀。但是貧窮觀和財富觀其實是同一個意思，只要稍有一點超越財富、財產、金錢的心力，就犯不著在這樣的問題上摳字眼。　　在離開生我養我的那個山村之前，我的貧窮感受並不十分強烈。自從17歲那年進城念書，面對著山村之外這個肉慾橫流、金銀翻滾的世界，我就一直忍受著無以想像的貧窮境遇和貧窮意識的折磨。我對反右運動和文革運動中慘遭迫害的讀書人懷著本能的同情，多年以來一想起他們的屈辱命運我就義憤填膺。我曾經帶著靈魂的顫慄閱讀過他們描述悲慘遭遇的大量文字，常常恨不得為此拍案而起。今天想來，我在義憤和同情的同時，還應該羨慕他們才是。當他們泡著奶粉補充營養的時候，我卻走在山村的上學路上咀嚼著難以下咽的糠粑。當他們坐在火爐邊傾訴屈辱的時候，我卻站在寒風怒號的破爛教室里瑟瑟發抖地給那些窮苦孩子講授「賣火柴的小女孩」，陪伴我的是孩子們一雙雙長滿凍瘡的手和他們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悲苦絕望的命運。我為了節省開支，曾經將一天兩刷牙改為一天一刷牙，以求少買幾次牙膏。我還曾經將我二哥種田時穿爛丟棄的一雙破解放鞋穿進了城裡的學府，女同學投來的驚訝而又尖銳的目光也沒讓我脫下。一個人如果不是窮到絕境哪會如此，然而一個人如果不是心有所寄具有超越富貴貧賤的大勇又哪敢如此。　　我就業二十多年來，從來是單位上收入最低的人。所有的好處都跟我無關，與其說是頭人歧視我，不如說是我主動自外於那個環境。實際上我總是因為這種主動放棄而遭到頭人的忌恨。當大多數人都因為三五元、三五十元的加班費、好處費圍著頭人轉的時候，我卻躲在一個角落自作主張地讀著什麼、寫著什麼，他們因為無法用金錢的槓桿控制我的業餘時間、無法用營營小利換取我的歸附和效忠而心存不悅，好像我這樣做是有意傷害他們的自尊。　　我剛來北京就業時，一位朋友對我說，北京太讓人浮躁了，誘惑太多。我不解地問為什麼，他說：「因為機會太多。」我在北京生活的時間越長，越理解那位朋友的話。我還經常想起三四十年代人們一到紙醉金迷的大上海就迅速膨脹慾望迷失自己的故事。可是我無論在上海在北京，從來沒有想過要把掙錢作為人生的第一目標。很多寫作者下海經商時，信誓旦旦等掙錢之後再重返文壇，至少可以支持文化事業。可是我用不著邁出第一步就知道開弓沒有回頭箭，人生每一個關口的選擇都是一次性的。要是等到自己擁有了金錢再看淡金錢那就晚了，那就耽誤了你在別的方面的積累、修鍊和建樹。必須在沒有金錢的時候就敢於超越金錢，那樣才不至於心猿意馬，不至於放棄自己所鍾情的志趣愛好。事實上那些下海發財的詩人作家沒有誰真的能重新回到文學上來，所謂積聚財富以後支持文化事業的人到目前為止也尚未出現，或者說我的視野中尚未看見。　　在我寫作長篇小說《六道悲傷》的過程中，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長時間被信仰問題苦苦糾纏。我不但懷疑文字的現實力量和內在價值，甚至懷疑人生本身的價值。那時候我一度想過是不是放棄文學寫作，但當時想投身其中的是慈善事業而不是升官發財之類。後來由於更看重「為己之學」以及其他各種原因，我沒有投身讓我景仰不已的慈善事業，而是一邊對付精神危機一邊把小說寫下去了。今年夏天，我終於把小說寫完。在這個誘惑紛呈的浮躁時代，費時五年寫一部小說的人其實為數不多。由於這部作品，我不但享受到了表達的快感，而且第一次體驗到了成就感。這是多少金錢都買不到的。　　我說這些並不是因為我認為金錢不重要。貧窮的人不但常常遭到疏遠和遺棄，還難免遭到鄙視和嘲弄。我相信在我的交往圈中沒有一個人像我一樣承受過貧窮對於人類情感和尊嚴如此殘酷的折磨與摧殘，所以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加明白金錢的重要。可是即使在我窮昏了頭的時候我也一直十分清醒地知道金錢不是惟一重要的，還有許多東西跟金錢一樣重要，有時候甚至比金錢更加重要。我不把金錢作為第一目標並不是因為我沒有貪慾，我不想自我標榜為一簞食一瓢飲的聖賢，或者標榜為安貧樂道清心寡欲的智者。我更願意承認也許恰恰因為我的貪慾更大更強，我想要的東西比金錢更多更廣。　　薩特曾經說，我什麼也不想得到，除非整個世界。這句話很能解釋我以及許多像我一樣的人為什麼不願意放棄一切直奔金錢。　　人類跟豬類狗類一樣，是造化的作品之一，但確實是一種特殊的作品。其特殊性之一就在於他總是企圖超越經驗、超越身體的需求、超越造化的大限，跟世界建立整體性的聯繫，對世界擁有整體性的理解和整體性的把握，並通過這種整體性的聯繫和把握來發現生命的意義。人類不可能通過自己的感官、經驗、知識來把握世界的整體性，只有通過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最高存在來超驗地把握世界，超驗地擁有世界並熱愛世界，超驗地理解族類和個體生命的意義。所以，無論作為種類的存在，還是作為個體生命的存在，任何單一需求的實現，都不能使他得到滿足、得到心靈的安寧。即使是受到普世尊崇的金錢，也不足以買到幸福和意義。而一旦打通了跟這個世界的整體性的聯繫，生命就會變得無限豐富和綿長，即使金錢較少甚至完全沒有金錢（但必須具有衣食的基本保障，比如著名的德蘭修女），也能擁有充實的人生和精神自由。　　一個心志高遠的人，要麼得到整個世界，要麼一無所有。越是一無所有的人，越是不能僅僅因為擁有金錢就得到滿足。我相信十幾年前在暴發戶群體中流行的「我窮得只剩下錢了」決不是一句虛偽的感嘆。金錢只有跟自恰的社會認同、積極的人生目標、平和的心態、善良的願望、廣博的愛心相伴隨，才能產生美好的效用，才能構成幸福的因素之一。　　人是如此複雜，他的貪慾、他的罪性、他的躁動都是如此深不可測。可是他的高貴、他的博大、他的慈悲也是斷斷乎不可用金錢來度量的。每個人都有高貴的一面，所以也可以說每個人都是這種心志高遠的人。只是有的人心力太小，常常因一葉障目而迷失了自己。有的人心力大一些，雖然處於妖氛迷霧之中也不會須臾放棄生命價值與精神自由的追尋。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在中國人人耳熟能詳的諺語，被許多國人深切認同。它真的值得我們奉為真理嗎？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含義。它至少有三層意思。　　首先它描述了人在基本生存上對財產（比如糧食、衣物、住所等等）的依賴。個體生命不但在其發生上需要物質基礎，在其維持和發展商業同樣需要物質基礎。許多人死於饑荒，許多人死於寒凍，這種史不絕書的悲劇體現了這句諺語的正確性。　　第二層意思說的是財產與人的尊嚴的關係。人們有時候爭奪財產並不是為了保證衣食住等等基本需求，而是企圖用財產的豐厚來體現自己的社會地位，體現自己值得他人尊重的程度和品級。　　第三層意思在哪裡？它準確描述了人們在財產中迷失了精神、導致陶淵明所感嘆的心役於物的狀況，有的人甚至跌入拜物教的迷魂陣。這種狀態的人往往將財產與生命等同起來，與人生的終極價值等同起來，「人為財死」成了他的座右銘和價值皈依。　　上述第一層意思當然是毫無疑義的，第二層意思也有部分道理，第三層意思就堪稱悲劇。中國古人的許多格言準確描述了人間生活的某種實實在在的現象，體現了過來人的感悟和經驗。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幾乎普遍地將《昔時賢文》的格言所描述的事實、所總結的經驗認作圭臬，奉為真理。　　可是，一種事實並不構成一種真理和價值。人要生病是個事實，但是沒有人追求天天生病。蘋果放久了會爛掉，但是沒有人故意買來一大堆蘋果，一天一天等著它們全部腐爛，更沒有人設置歌壇天天引吭高歌頌揚腐爛。同樣的道理，人間社會的某些事實雖然無可擺脫無可更改，卻並不值得我們奉為價值目標。有些事實是需要我們超越的，有些事實是需要我們批判和揚棄的，有些事實縱使我們永遠無法改變但也必須從價值上予以堅決否定。　　　　陶淵明說「富貴非我願」　　在影響巨大的《歸去來兮辭》中，陶淵明說：「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在常人看來，前一句話未免過於清高，甚至有酸葡萄心理。　　陶淵明這樣說究竟有什麼道理？　　其實，人們老談論什麼就說明他在意什麼，無論他的言說方式是肯定還是否定。那些說不喜歡金錢的人，跟那些說喜歡金錢的人一樣，透露了金錢對他的影響甚至誘惑。陶淵明在隱居期間的寫作中，無數次強調隱居是如何迷人，從一個側面表現了他對外面世界的牽掛，和不得不按捺住這份牽掛的諸多努力。許多人說「富貴如浮雲」，顯得不屑一顧，其實恰好顯示了他對富貴的重視，想要拋棄和割捨很不容易。　　我這樣說並不是判斷陶淵明「富貴非吾願」是一句假話。我相信這句話是真心話，但它顯然話中有話，需要說出其底下的含義，才顯得更加真實可信。這句話的準確意思是，如果要我付出個性自由和生命尊嚴作為代價來謀求財富，我就不想要這樣的財富，哪怕這樣的財富跟常人認可的高貴相連，我也不想要這樣的高貴。這種省略了條件的表白，只有在選擇的語境中才能體現他的準確性。　　契訶夫有一篇小說，名字我忘了，寫的是一個窮人跟富人打賭。富人說如果你願意被我囚禁在一家廢棄的院子里與世隔絕十年，我就給你多少多少錢。其他相關的條件是，除了讀書什麼也不能做，只有一個人每天從窗口送飯，其他不許見任何人。面對如此巨大的金錢，窮人決定犧牲十年自由，換取這筆一輩子也休想掙得到的巨額財富。十年期滿，富人帶著巨額資金去那個院子里兌現他的承諾，卻發現那個窮人剛剛離去，根本不想要他的錢。我想這個窮人是在十年的閱讀和冥想中明白了人生的大義，除了自由還有什麼更為重要呢。他因此不但不再看重金錢，而且他憎惡富人許諾的那筆錢，因為他正是受到這筆錢的誘惑竟然犧牲了十年自由。日後雖然他也還要掙錢吃飯，但對於這筆賭注他無論如何是要躲開的。　　陶淵明所云「富貴非吾願」，很有點像這個窮人放棄那筆巨額賭注。因為正是屈於富貴的誘惑，他一度投身名利場中，深深傷害了和扭曲了自己。　　漢語中「富」跟「貴」連用的機會最多。富是對事實和狀態的描述，貴是一種價值肯定。富貴是一種堂皇而又真實的境界。「高貴」就顯得空靈縹緲，「寶貴」如果不跟具體的價格（金錢）掛鉤，更是一句空洞的恭維話。只有「權貴」一詞的現實性可以跟「富貴」相媲美，可是在中國語境中往往因權而富，在西方語境中則是因富而權，所以權貴與富貴就社會財富的支配權與占有權而言是一對同義詞。可見，人的地位和價值多麼需要建立在財產的基礎上。這不是什麼中國特色，而是全人類十分普遍的現象。　　由於對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及其流向是由權貴集團決定的，每個社會它的財富總是無一例外地喜歡嬉戲在上流社會的廳堂府庫，而不願流放到底層。無論什麼人你要想獲得較多的財富就必須奔走在上流社會的大殿高堂之中，你爬得越高，享有的財富和尊貴就越多。就像商人理所當然地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樣，一個躋身名利場或曰官場的人也必定要追求地位最優化，從而實現利益最大化。為此，你不但要費盡心機地阿諛奉承、巧取豪奪，從而不斷放棄尊嚴、扭曲性情，而且常常要陷害他人、排除異己、賣友求榮，玩盡天下一切詭計，以至於喪盡天良。　　天子給功臣和親屬的封賞，是以人口的多寡和地盤的大小來計算厚薄的。功勞越大，賞賜的人口就越多，天子的本意決不是讓受封賞的人在稠密人口中體驗人文情誼，而是因為人口越多意味著可以聚斂的財產越多。反過來說，財富越多，意味著對底層勞動者的剝奪也越多。對於一個良知猶存的人來說，這種剝奪也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陶淵明說「富貴非吾願」，並不是表達對財富的鄙棄，而是表達對那種喪失尊嚴和自由的生存環境、生存方式的逃避和否定。他的否定和鄙薄是針對財富背後骯髒、邪惡的遊戲規則而來的。　　莊子說，一隻老鼠哪怕擁有滿滿一河水，最多也只能享用一肚子。老鼠的肚子能有多大呢？如果你犧牲鼠之為鼠的所有樂趣和自由，為這一河水所累，豈不是太愚蠢嗎？泰戈爾說，那隻將金塊捆綁在翅膀上的鳥是多麼不幸呀，失去了飛翔的能力豈不失去了生命嗎？　　智慧的人善於將物質需求保持在生活所需的程度，將別人用於追求財富的力氣用來追求自身的平衡發展，滿足自己各個層面的需求。潔身自好的人勇於通過抵制財產的誘惑而保全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人性力量強大的人能夠戰勝內在的貪慾，在平淡的生活中而不是金碧輝煌的生活中展現生命的自由和完整，並將人性中美好的因素髮展到極至。　　但是，任何選擇都包含著某種風險，修為高深的人必定會心安理得地承擔風險造成的後果。陶淵明選擇了歸隱和自由之後，不但清貧而且常常衣食不保，據說還乞討過。我估計即使如此他的內心依然坦然而且坦蕩。　　　　財產與尊嚴　　當我用肯定的語氣談論陶淵明「富貴非吾願」的選擇時，好像我對財產和財富懷著某種偏見甚至某種否定的態度。　　其實不然，事實可能與此相反。根本地說，財產與尊嚴乃是一體的。獲得自己勞動果實的權利、擁有自己創造的財產的權利，恰是人的尊嚴的體現。　　社會出現分工以後，一個人擁有財產的多寡並不取決於他從事直接生產活動的多寡，而取決於他在社會分配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的優劣。一個社會在制定財富分配方案之前，通常要先在社會各種群體之間進行尊嚴分配，然後給尊嚴等級各不相同的各個群體分配各不相同的財富。為了避免每天論斤論兩分配財產的瑣碎性，權力集團就費心設計社會財富的流通方式和流通渠道，讓它按照特定的秩序完成分配過程。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認為這種分配方式和分配過程是理所當然的（只有一個名叫托爾斯泰的俄國伯爵因為自己處於社會上層截流了太多的財產而愧疚終生）。　　俗話說，財源滾滾如水流。俗話還說，人往高出走，水往低處流。可是人為什麼要不辭辛苦往高處走呢？往下走不是輕鬆多了嗎？規範著人們這種走向的，就是權利集團制訂的財產分配方式。　　財產在其流通過程中，總是被尊嚴等級高的群體首先截流。滾滾財源首先灌滿豪門深院，剩下涓涓細流的時候，商人、教授、作家、記者、職員等等一擁而上，他們也不控制銀行也不控制大廈，最大只能搬了浴缸來撿取這些殘羹冷炙。在擁擠和混亂之中，不斷潑灑的點點滴滴，飛濺到了工人農民焦渴的嘴唇上，這些幸運的工人農民因此得救，還能繼續幹活去。那些不幸一滴水也無緣沾上的人，要麼乞討，要麼上吊。　　寫到這裡，我越發理解為什麼「人往高處走」啦。　　中國文人造出「富貴」「貧賤」這兩個詞，堪稱目光短淺。就一個具體的社區環境而言，一個人確實因為富有而受人尊重，因為貧窮而遭人歧視。可是就社會宏觀結構和宏觀分配原則而言，人們一般不是因富而貴、因貧而賤。大多數人都是因貴而富、因賤而貧，至少在中國語境中這是一條真理。中國人也許故意反著說，以圖掩蓋一點什麼？　　我出生在農村，見慣了農村的房子和農民的狗窩。我小時候去過城裡的親戚家，知道城裡的窮人比鄉下人也好不了多少。後來我去上海求學，出入於教授家裡，他們的房子雖然不大，但是布置得高雅精緻，足夠博得我的羨慕。某一天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走進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上海工人（還是一個有點職務的小工頭呢）家裡，我當時那麼局促不安手足無措，站了三兩分鐘就匆匆出來了。幾個小時之後我才反應過來，他家裡那種家徒四壁、貧寒灰暗的慘狀讓我無法接受，這跟教授家庭的反差太大了，我一時間覺得不敢面對這位接近失業的老工人，只好匆匆忙忙溜掉。　　後來來到北京，我拐出豪華街道去看一位朋友，多次穿過一排排工棚，據說當初讓工人們搬進那批工棚時，是準備權且安身三兩年就拆掉的，所以是按照三兩年的使用壽命修建的。可是後來那滾滾財源怎麼也滾不到這個角落來，於是偉大的工人階級就把那早已破敗不堪的工棚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直住到這個世紀。跨世紀的工人階級住著跨世紀的簡易工棚，一直從領導階級住成了下崗階級。當初作為文件上規定的當家作主的領導階級也沒能從工棚里搬出去，這回成了下崗階級還能指望誰去呢？這時候我更加意識到，窮人富人不以地區劃分，而以群體劃分。大上海大北京也有窮人，他們跟我在江西見到的城市貧民差不多。　　前幾年我去拜訪學者朋友的時候，曾經去過幾回部長樓，那是幾十年前設計修建的房子，早就過時了，可是依然讓我大開眼界。那種寬廣幾乎可以說開車跑馬都方便。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是以尊嚴的等級分配的。農民和工人、教授、部長，他們享有的尊嚴登記各不相同，所以作為財富的一部分的住房條件也就各不相同。這時候最能驗證因貴而富、因賤而貧的真理。世界上沒有一個腰纏萬貫的奴隸，沒有一個揮金如土的男僕女婢。擁有財產的權利跟享有尊嚴的權利是如此一致，以至於每一個尊嚴分配不平等的社會，財產分配也必定相應地不會平等，滿世間決無一個例外。　　所以，剝奪一個人擁有財富的權利，其實就是剝奪一個人的尊嚴。中國不但從來沒有公有制（那些讚揚毛澤東時代公有制的學者有點犯糊塗），也從來沒有真正的私有制，有的只是寡頭分贓制（過去時代的所謂公有制只是寡頭支配財富的一種特定形式）。歷史上一個人無論積聚了多少財富，無論你是以經商的方式、賣資源的方式、賣知識賣技能的方式、賣身體的方式、受賄的方式、掠奪的方式得來的財富，其實都沒法真正擁有。官府一聲令下，金山銀山立時易主。名義上是收歸國庫（公有呀！），其實就是迴流到權力集團進行第二次分配。權力集團在制定分配方式時總是不把話說死（例如不願意落實在所有權意義上人人平等的私有制），其實就是為了給自己保留隨時隨地、隨心隨意改變分配結果、掠奪他人財產的權利。　　那些歐洲人，那些美洲人，那些澳洲人，說什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嚴問題人人平等，還說財產私有權也是人人平等，甚至神聖不可侵犯。其實他們的遊戲規則也是財源滾滾如水流，也是人往高出走，因為越高越能截住滾滾財源。而這樣的遊戲規則也是上等人所制定的。中國人罵他們虛偽，乃是十分準確的。　　不過我對他們的虛偽也有尊重和羨慕的一面，還老是希望著中國人有一天也能像他們那樣虛偽一回。　　　　財富與功德　　創造財富需要勤奮，得到財富需要機遇，積聚財富需要智慧，擁有財富需要相應的權力，成功地支配財富則需要卓越的胸懷與品德。　　財富的意義不在財富自身，那些微不足道的財產通過滿足人們的生存需求而獲得意義。可是巨額財富顯然不是為日常消費而存在的，擁有巨額財富的人有責任為財富尋找到超越個人消費需求的意義。　　對於財富的意義理解不同，支配財富的方式也就截然不同。那些得意洋洋地念叨「子子孫孫都吃不完」的中國富翁對財富的理解顯然過於狹窄。　　中國古人對於個人的永垂不朽總結了三種方式，名曰立德、立功、立言。德是一個人的人格修為和精神境界（值得萬民景仰），功是在生民福利、社會公益事業上有所建樹，言是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和忠告。這造福人間的三種方式有高下之分，因而三立的順序不可更改。　　立德者為聖人，立功者為仁人，立言者為智人。三者有所分工，有時候又融為一體。立德者或許難於立功立言，立言者往往難於立功，未必沒有立德。立功者難於立言，卻多半同時立德。莊子只想立言而果然有成，其功其德則常受爭議。孔子無意立言，只想立功，但他推銷仁政處處不得手，卻因「知其不可而為之」而立大德。德蘭修女因為救死扶傷之功而成大德。武訓以乞討辦學的立功行為而立大德。蘇格拉底、耶穌、釋迦牟尼都不以書寫方式立言，而是一心事功，最後同時兼有三立，對人類的道德發展和幸福體驗造成巨大影響。　　中國古人沒有將立財補上列為四立，可能是因為財產究竟能否造福人間顯示出普泛的社會意義尚需取決於財產所有者如何支配之。　　擁有財富的人建立功德比一無所有的德蘭修女和武訓具有更多的條件，更容易找到著手工作的角度和契機，所需付出的心力和精力也可多可少，收放自如。　　有一個名叫邵逸夫的香港企業家，給大陸許多學校捐款建設了逸夫樓。他要實現辦學助學的願望比武訓方便許多。有一個名叫余祖亮的福建企業家，為收養那些棄嬰而創辦孤兒院，先後收養了600名孤兒。他的救助行為比必須依靠他人捐錢的德蘭修女的工作具有更加堅實的經濟保障。（十幾年之後，余祖亮為此耗盡了所有家產，現在只能在孤兒院作義工。曹燮先生剛剛在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了《600孤兒的父親——余祖亮的傳奇人生》一書，該書每銷售一本就有一元錢捐給孤兒院，希望善心人有緣購讀。）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在發財之後跟他的妻子一起創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會——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興辦各種公益事業，讓千千萬萬需要幫助的人受益。他們已經表示，在他們業已擁有的466億美元（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財產中，只有區區幾十萬美元會留給他們的獨生子作為生活所需，其他將全部捐獻給慈善事業。比爾·蓋茨是先立財，然後立功立德的典範。　　創造財富是第一次建立功德，為造富人間而成功地支配財富是第二次建立功德。　　杜甫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清代嘉慶皇帝詩曰：「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對於財產的分配和流向，富人跟窮人一樣心知肚明。但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無法改變這種遊戲規則。雖然吾皇嘉慶立志要「損上益下」，雖然托爾斯泰常常提著錢袋到貧民窟去散錢，然而改變不了上者益肥、下者益瘦的社會趨勢。縱使是一次次改朝換代也於事無補，還常常鬧得更加糟糕。　　與其世世代代奢望「均貧富」而不得，不如提倡一點扶危濟困、布施愛心的精神，好讓饑寒交迫的人及時得到一簞食一瓢飲的實惠。就扶危救死而言，富人和窮人都有此責任，只是富人的能力更強一些，人們有理由對他們寄望更高。無論什麼來源的財富，只要用於扶危救死的事業，馬上就會擁有某種慈悲高貴的氣質，如此支配財富的人也因此實現了對財富的超越。　　一家相關機構提供的世界財富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目前有千萬富翁24萬。我想其中必有一部分是靠智慧掙錢的，也必有一部分人的財富是因權而生或者借權而生。事實上中國大多數富豪的財產都處於隱匿狀態，這些不想顯山露水的富翁人數比那些業已知名的富翁人數肯定要多得多。我相信這些懷揣巨產的群體有能力讓他們的財富合法化，那時候這些財富就會進入研究者的統計視野。　　救苦救難也是人的天性之一。在富豪們支配財富的諸多方式中，其中必有一項是投資公益事業。如此強大的富翁群體，只要他們稍有動作，就可以讓中國慈善事業的天空如夏夜一樣繁星閃爍，一片燦爛。他們將會給棄嬰、孤兒、乞丐、艾滋病患者、血液病患者、貧困失學的放牛娃、吃不起早餐的大學生以及各種文化事業、公益事業帶了一些微弱的光明。人類的生存質量和道德面貌都會因此而有所提高。　　對於富翁本人來說，他們不但由於這種功德廣受景仰，還會因此得到精神的升華。　　20040918日，寫於北京北小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