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社會 - 魯迅緣何批評胡適/郝慶軍 [投稿討論 - 投稿]

魯迅緣何批評胡適: 一個思想史的梳理1933年3、4月間，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集中發表了一組雜文，如《王道詩話》、《「光明所到」》、《出賣靈魂的秘訣》、《言論自由的界限》[i]等，正面批評胡適；下半年旋即又寫了《二丑藝術》、《幫閑法發隱》、《吃教》等文，側面抨擊胡適。時間如此集中，主題如此明確，態度如此激烈地批評胡適對魯迅的思想和創作而言是非同尋常的。引發魯迅對胡適如此激烈的態度，固然有十分現實的原因，比如胡適調查北平監獄，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主席竟然公開在報紙上替當局掩飾罪責，批評總會；再比如對日本侵華一事態度曖昧，竟公開勸說日本政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等等。但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從《新青年》團體解散，魯迅與胡適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早已南轅北轍；他們文化思想上的分歧也日益明顯，並多次發生抵牾和齟齬。事實上，魯迅與陳源、與顧頡剛、與梁實秋的論戰背後都有胡適的影子。因而，要真確理解1933年魯迅緣何批評胡適，有必要對魯迅與胡適自《新青年》解體之後十幾年間在文化觀念和思想立場上的分野做一個簡要的梳理。（一）首先須從《新青年》談起。作為《新青年》的編輯同仁，因時事之需，共同作戰，魯迅與胡適還能夠相安自處，無什麼衝突，並且因學術和認識上的交流不妨有些過從往還。但此時的魯迅已經看到胡適的「與眾不同」，並默察到胡適的「韜略」，魯迅曾有一段著名的比喻，很是形象生動，耐人尋味： >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貼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忽（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側著頭想一想。」[ii] 1920年，胡適因嫌《新青年》刊登馬列言論，「色彩過於鮮明」，「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便致信陳獨秀等人，提出改變《新青年》性質的三個辦法，其中一條要求在九卷一號上發個宣言，聲言「不談政治」。魯迅致信胡適說：「至於發表新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疼，不會優容的。」[iii]魯迅似乎已經看出胡適所謂「不談政治」的要求其實沒有道理，因為《新青年》本身就是一個以政論為主的刊物，任憑你怎樣「宣言」，官方都會來壓迫。胡適要求「不談政治」，只不過要求《新青年》不要談馬列主義的政治而已，倘若談「好人政府」之類的政治，胡適恐怕不會反對。 胡適「三十年不談政治」的約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寫下《我的歧路》等文章為自己多次「談政治」辯白。事實上，他不僅不限於「談」，還不失時機地「干」。正如他的《後努力歌》所言：「你沒有下手處嗎？從下手處下手！『干』的一聲，連環解了！」[iv]就在這個《後努力歌》發表後的第三天，胡適去拜見了宣統帝。1922年5月30日在自己的日記中作如下記載—— 即日因與宣統帝約了去見他，故未上課。 十二時前，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到了神武門前下車，先在門外一所護兵督察處小坐，他們通電話給裡面，說某人到了。…… 他們電話打完了，我們進宮門，經養心殿，清帝在殿的東廂，外面裝著大玻璃，門口掛厚帘子；太監們掀開帘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坐在前面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上，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v] 再來看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即1937年7月31日胡適拜見蔣總統的一幕—— 蔣先生約午飯。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佈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說話，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找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高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理而已。[vi]其實胡適想要做的這一件「miracle」（奇蹟）就是企圖與日本議和，即「外交路線不可斷」。據研究，當時胡適還參加了南京的一個被稱為「低調俱樂部」的組織，對官方抗戰到底的口號提出質疑，企圖謀求與日本講和。查閱1937年7月31日胡適的書信，可知胡適確有這個打算，並一度進行了緊張的活動。[vii] 所謂黑幕重重，老實的讀者若只信胡適美麗的言詞和他精心設計包裝了的《胡適文存》、《胡適留學日記》等高文典冊，難保不會受欺。但魯迅卻眼光銳利，一眼洞穿其間的障蔽。1931年寫的《知難行難》中就從「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這個話題談起，便談到了上引胡適拜見宣統帝的事，也談到了1931年蔣介石召見胡適和丁文江的新聞，談到胡適《知難，行亦不易》的文章，從文章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從羅隆基的《瀋陽事件》中關於「專家進入政府，可以犧牲自己的政見」等語句，指出胡適所謂爭取「英國式自由」，無非是想進入政府的一種策略。[viii]可見，「爭人權」、「爭自由」之類成了攫取權力的敲門磚而已，一旦權力到手，登上高位，按魯迅戲仿梁實秋的說法就是「爬了上去」，就「可以犧牲掉政治的意見」，「自由和人權」便盡了使命，成了不值一文的磚頭，可以隨手丟掉。 胡適倡導「好人政府」，竭力促成王寵惠「好人內閣」，人盡皆知，自不待言；後來與段祺瑞、吳佩孚來來往往，參與善後會議、支持清室活動也未能逃脫眾人的眼睛。這裡有兩份信件，可以略知當時人們，尤其是青年對胡適的失望和意見。 1925年董秋芳在《致胡適之先生的一封信》，表示了對胡適參與軍閥政客們的「政事」的嘲諷和不滿：「恭喜先生，數年來埋首書叢的結果，構成了名流學者的資格，運會所至，居然得了臨時執政的段芝泉（即段祺瑞——筆者注）先生底寵招，行將與許多達官貴人們握手談心，討論所謂軍國大事，……我們讀過先生給善後會議籌備處的一封信，不能不想到兩年前先生在《努力周報》上答覆我們討論好政府主義的幾句話——分頭並進，各行其是，不能不感到先生所說的這幾句話里含有乘時竊勢的意義，並且不能不悟到數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新文化運動，原來是竊獵浮譽，以為現在活動的一種步驟。誠然先生之用心，亦良苦矣。」[ix] 如果說董秋芳等人的批評還帶有個人的主觀色彩，那麼「上海學生聯合會」公開致書胡適多少帶有公論的性質，應該不必懷疑。這封信中言辭更為直切、激烈—— 比年以來，先生浮沉於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諸如[此]類，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士釗合作，清室復辟函中又隱然有先生之名。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為青年指導者，青年所期望於先生者良切。先生近來種種舉動，荒謬卑污，長此以往，先生將永為吾全國青年所深惡痛絕。[x] 上引兩份材料足見當時許多青年不滿於胡適的投靠政府和倒行逆施，但他們還是以為胡適惋惜的心情來看待胡適舉動悖謬，對胡適在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和功績給予肯定。 魯迅的眼光似乎更深遠一些。他曾有「人一闊，臉就變」的名言，還有對「敲門磚」現象的深入審理，都在追問現代中國那個逼仄的環境使人變得庸俗不堪的社會因由和心理疾患。人心變的狹窄，一切都成了向上爬的工具，像白蟻一樣一路吃盡，留下串串遺矢。文學、學術、革命、理想都逃不脫這個命運。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告誡青年作家要在文學戰線上學會「韌」，不能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出了一本或兩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xi]在這些話里讓人彷彿看到胡適的影子。魯迅談到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的光榮時，不禁為 「乘時竊勢」、「竊獵浮譽」 的人們感到無奈。他說： 現在雖然還有歷史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穩』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xii] 原來，五四時期那麼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運動，倒成了一些人趁火打劫，謀取高位，獲得利益的手段。當初上梁山，是為了現在的受招安，難免讓人有鬧劇之感。1934年7月，《社會月報》的編者曹聚仁發信問魯迅：「為什麼新文人（五四運動以後的文人）隱隱都有復古的傾向？」時，魯迅答道：「秀才想造反，一中舉人，便打官話了。」[xiii] 十足道出了五四以後許多人有了身份地位，便開始走向反面的內情。 談及五四精神，魯迅往往抑制不住感情，因為十幾年後，五四的真精神已然消失，剩下的僅僅是「媚上」和「取容」。1934年5月致信台靜農說：「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xiv]1933年底，同樣致信給台靜農，又說：「北大墮落至此，殊可嘆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則較為切矣。」[xv]1930年2月致信章廷謙，慨嘆一起戰鬥過的人們為了苟活，變為黑暗，說：「語絲派的人，先前確曾和黑暗戰鬥，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變為黑暗了，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xvi]其實，這些信件中所說的「北平諸公」、「北大」、「化為黑暗」、「把守飯碗」，哪一樣沒有胡適的身影呢？ 在《吃教》一文，魯迅則系統地剖析了胡適如何利用輿論作為晉身之階。在魯迅看來，文學與學術之於胡適，已經成為敲門磚，而且還利用製造輿論，利用三個刊物《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一步步登上天去：「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即《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好政府主義』——引者）。《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為了壓迫，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成為『上天梯』罷。」[xvii]從「敲門磚」到「上天梯」，無非是為了取悅當道，進入權力中心；嘴裡唱的「自由」、「人權」之類，也就自然成了「向上的台階」，唱罷登台，一切完結。當到了1933年，胡適又要改唱「王道」和「王權」時，魯迅就要對他這一變化的身形集中給予一番細緻的觀察和展覽，用種種戲仿，解構那些層層包裹的機心。（二） 魯迅與胡適的另一個思想分野是關於「整理國故」與「學術研究」。 這無疑是一樁著名公案，業經許多人的審理。按照以往的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敘述框架，一般都以為五四以後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和思想的反動，在當時就招致郭沫若、成仿吾、茅盾[xviii]，當然也包括魯迅等一些新文學家的反對，甚至連吳稚暉也有著名的「把國故丟在茅廁里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xix]的不滿議論。細讀彼時魯迅關於反對「國粹」、「國學」、「國故」的言論，發現他所以厭惡提倡復興國學、整理國故的理由和立場與上面提到的郭沫若、茅盾等人有所不同。也即說，魯迅與胡適的分歧不在「國故」本身，在於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彼此的關懷有別。 胡適有自覺的歷史責任感和明確的「填補空白」的意識。正如余英時分析的那樣，在五四前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渴望突破『中體西用』的舊格局，而當時思想學術界的幾位中心人物之中已經沒有人能發揮指導作用了。這一大片思想空白正等待繼起者來填補，而胡適便恰好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出現了。」[xx]也就是說，胡適是一個機遇意識很強的人，他善於抓住機遇，填補歷史留下的一段空白。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開首便指出了這個空白：「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裡支撐門面。」[xxi]於是，胡適自覺地挑起了整理國故的歷史責任，而且用了「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和「比較的研究」來開闢新路，的確讓人感覺胡適有扶微繼絕的抱負和志向。 急於填補空白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以此作為旗幟來相號召，企圖吸引眾人的目光，讓更多的年輕人都經營此道，對中國來說不免有害。魯迅就是基於此種考慮來反對「整理國故」運動。他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威嚴的，然而我總不相信在舊馬褂未曾洗凈疊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魯迅的意思很明確：你儘管洗疊你的舊馬褂（整理國故），但是你不能以此為借口妨礙我做新馬褂（建設新文化）；就中國的實際需要來說，做新馬褂，開創新路，尤為重要，所以魯迅接著說：「就現狀而言，做事本來還隨個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國故，當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於青年，卻自有他們的活學問和新藝術，各干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xxii] 1925年「五卅」事件以後，全國青年的反帝反軍閥的情緒十分高漲，胡適便寫了那篇令許多人詬病的《愛國運動與求學》，舉歌德和費希特的例子，要青年在紛亂的喊聲中，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自己」。他問學生：「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吶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和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裡覺得難為情嗎？你心裡不安嗎？——這些都是人之常情，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xxiii] 文章發表不久，也就在這一年的9月28日，胡適到武昌大學演講，談及滬案（即「五卅」運動）鬧得全國紛擾，仍然老調重彈，勸說學生閉門讀書，莫管閑事；又說滬案打死的是少數人，沒有用機關炮，而是用步槍打的，等等，當場遭到學生的一片噓聲。一位叫李翊東的學生當即致信胡適，嚴正指責胡適傷害學生感情的言論，信的最後說：「湖北是革命發源的地方，只是不歡迎為復辟的運動、外國的帝國主義宣傳者。」[xxiv] 從提倡整理國故到勸學生踱進研究室，胡適的思路是一脈相承，但這並不是說凡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都是反動，這要看他背後的目的。魯迅曾以「保存國粹」為例，說明目的不同，功效就不一樣。他說，清末有兩種人喜歡談保存國粹，一種是愛國志士，一種是出洋遊歷的大官。「他們在這個題目的背後，各個藏著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xxv]可見，同樣是整理國故，同樣是進研究室，動機不同，目的有別，那背後的意思也就迥然有異。 清末反清的志士在東京圖書館裡下苦功夫，也是整理國故，但他們卻是為尋找、發現清初統治者殺戮人民的證據，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朱舜水集》等便是那個時候發現、整理出來的。而胡適所標榜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成績、治學方法，什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十字真言，「不疑處有疑」、「拿證據來」的實證方法，以及「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個恆星，都是一大功績」的話頭，無非拾了清儒不關世風，不問興寄，埋首苦鑽的問學精神而已，但對清儒懼怕文字獄罹禍的心境卻不加理會。當然，現在有一些研究注意到，胡適提倡國學研究的方法對現代學術典範的建立有不可磨滅的功勞，[xxvi]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研究揭示了某種歷史真相，也對恢復胡適在現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有些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到胡適所處時代的歷史與政治的大背景，單純從文化與思想的理路去研究胡適的文化地位，思路不免有些狹窄。 胡適在多災多難而又不斷追求現代化的20世紀，執著於復興以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為主的所謂「科學方法」，其負面影響相當明顯。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序言中所說，此種學風漸成氣候，則使「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者、毀風俗而賊人才。」[xxvii]唐德剛也曾深入分析過胡適不顧社會環境需求，執意搞他的考證，不免距離時代太遠：「如果我們說『置天下饑饉於不顧』，去搞什麼『明心見性』為本末倒置；則胡先生『置天下饑饉於不顧』而去倡導什麼『訓詁、校勘』，乃至於『自由、容忍』，不也是與時代脫節嗎？」[xxviii] 胡適所謂的「科學方法」其實不過是清儒家法中訓詁、音韻、校勘加上「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比較的研究」等幾頂空洞的帽子，與社會現實無關，與世態人心無涉；而這種學術方法一旦成為氣候，成為一種余倡汝和的學術風氣，就會像錢穆所言，「苟有唱風教、尊師化、辨心術，敫人才，不忘我故求人倫政事，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為賢矣！」[xxix]就是說，倘若別人的研究不是用他這種方法，稍稍涉及人倫政事，便會遭到冷眼和攻擊。這已經說明這種清儒家法已經走到了末路，胡適卻奉為圭臬，要人死守，豈不荒謬？因為這種方法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而且把學問和知識當作終極目的，實際是一種社會關懷的逃避和真誠性情枯竭的表現。 對這種引導人們走進古書的複雜動機，魯迅似乎比別人看的更清楚一點。他認為勸人讀古書有時是聰明人「變戲法的手巾」，故意愚弄群眾，誤人子弟。他主張青年人少讀中國書，因為古人寫在古書上的「可惡的思想」，往往毒害青年；而一些青年人有看不清某些人的真實用心，往往上當。例如，對胡適向學生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雖說是最低限度，卻有158種之多，且是「入門書」，魯迅諷刺道：「有些書目開的太多，要十來年才能看完，我還疑心他自己就沒有看；只開幾部的較好，可是這須看這位開書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塗蟲，那麼開出來的幾部一定也是極頂糊塗書，不看還好，一看就糊塗。」[xxx]魯迅常說，社會上的有些名人，為了不使別人忘記自己他這個世上的存在，不斷地變換花樣來增添熱鬧，而心裡並無誠意，徒增喧嘩而已。在一封致信蕭軍、蕭紅說：「名人、闊人、商人……常玩這一種把戲，開出一個大題目來，熱熱鬧鬧，以見他們之熱心。未經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細，就常常上他們的當。」[xxxi] 對醉心學術與提倡國故的動機的警惕和敏感，並非因為魯迅的深於世故，一味誅心，而是源自於自己做過「奴隸」的經驗，源自於對中國人被奴役於古書、被鉗口於學術的歷史的切身之痛。尤其是在30年代日本即將滅亡中國，中國有可能重蹈被滅於異族的南宋和晚明的覆轍，日本正在進來，要征服中國，中國又將變成又一個元朝、又一個清朝；辛亥革命剛剛20幾年，中國人有可能又要像元和清那樣，再做數百年的奴隸。到那時，學術再輝煌，又有何益？ 魯迅考慮問題的深遠和心事的浩茫非一般為學術而學術的腐儒所能及。 > 當有人津津樂道明季以降三百年來學術史的成績，對乾嘉學者治學方法的備加推崇，尤其是梁啟超、胡適等人刻意表彰清儒的學術成就時，[xxxii]魯迅則頗不以為然，他給人算了這樣一筆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xxxiii]這段議論發生在1934年，它的寫作背景是中國東北被日軍侵佔，山海關失守，華北也在遭到日軍的一步步蠶食，整個黃河流域漸陷日軍之手。魯迅提醒那些昏聵的學者，若不抬頭，向上望望青天，你的工作，你的成績只不過成為粉飾亡國慘狀的遮羞布而已。 早在1925年，魯迅曾寫下《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痛徹地反省這種「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的做法是何其可悲。魯迅要人們注意兩種「修補老例」，說：「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作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上修補老例。」[xxxiv]魯迅其實在說，清朝學者那段光榮的學術史，那些被稱為「科學方法」的訓詁、音韻、校勘之學，那些整理古學的輝煌成就，只不過是在「刀斧下修補老例」，有什麼可自豪和驕傲的！而清朝被推翻，國家卻到處千瘡百孔，東臨島國在覬覦，西方列強在虎視眈眈，我們的學者卻勸青年翻古書，鑽進研究室，手拿「繡花針」，專心致志搞所謂學術，這其實是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 對於前者，魯迅稱之為盜寇式的破壞者，後者則是奴才式的破壞者，魯迅讓人們留心觀察他們：「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者即為奴才，無論在前面打著的是怎樣鮮明的旗子。」既然魯迅已經教我們如何分別，如何看取這兩種修補老例，我們不妨分析一下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整理國故」表面上是為了復興古學，復興一個民族的傳統精神，整理並發揚中國特有的文明成果，其實倘照顧到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實際，考慮到胡適自身的學術背景和思想立場，聯繫他的「世界主義」、「淑世主義」、「試驗主義」等具有殖民色彩和西方傳教意味的理論基點，我們便可知魯迅批評胡適的整理國故還有另一番不為人覺察的用意和苦心。 所謂「弱國無學術」，胡適從美國販運來的一批「教科書式」的知識，在中國卻令人「震其艱深」，國人很少檢討他的那套學理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任憑他把試驗主義嫁接到中國清代的考據學上來，用他所謂的「科學方法」剪裁中國經驗和中國文化。胡適「暴得大名」的關鍵就在這裡：他能學得一些「美國教科書」上的知識，懂一點試驗主義的皮毛，即算「通西學」，這對東方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青年界和思想界極有吸引力，也極有煽惑力。 那時的人們限於眼界的狹窄和知識的匱乏，對於西方的學理存有一種天然的敬畏，加之弱國愚民的自卑，不免震於胡適博士令人眩目的名詞迷陣，國人對其深深欽佩乃至高山仰止便不難理解。另一方面，胡適提出整理國故，表彰乾嘉學者的考據之學，復興中國幾百年整理國學的「實事求是」、「拿證據來」、「不疑處有疑」等治學方法，又恰恰契合了「上層文化」的需求。即是說，胡適用西學俘獲青年人的心，用古學來取得當時在文化界占很大勢力的精英階層的認同；或者反過來，在古學知識貧弱而趨新求異的青年人那裡，他不僅是思想先進的留學博士，還是一個「有正統派遺風」（蔡元培語）、有學問的學者，在精英階層的人看來，胡適有家學淵源（其實蔡元培說的清儒「績溪胡氏」是胡姓另外一族，與胡適家族無關），而且懂得「科學的方法」。胡適的成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種「複合型人才」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的需求。余英時教授也曾對胡適既適應於通俗文化（新思想界），又得到上層文化（學術界）的青睞，因而獲得成就大名的運會作過精彩的分析。[xxxv]但是也許正是這種太過趨時和遷就觀眾，「表演色彩」就不免略顯重些；而一旦不顧歷史環境和社會要求，一味迎合某種「文化」，勢必走向它的對立面。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言，胡適把「科學方法」誤認為「科學」本身，實在是一種有意的「誤讀」；[xxxvi]而且胡適的整理國故「只是抱著部十三經和諸子百家互校，那你就一輩子跳不出『乾嘉學派』的老框。跳不出而偏要跳，把一部倒霉的老杜威的『思維術』也拖下水，那就要成了貝聿銘所說的『穿西裝瓜皮帽』一類不倫不類的『過渡時代的學術』了，老實說，胡老師的中西合璧，倒穿的挺合適的。」[xxxvii] > 唐德剛對胡適的挖苦不是沒有道理。他認為胡適自身的水平「兩不夠菜」，西學不是很通，中學又不是多精，卻倍受中國人的歡迎和神化，足見那個殖民時代和過渡時代的學術和思想的整體水平了。 （三） 至於胡適用考據學來研究文學，那就更是盲人摸象、離題萬里的事了。如果說他的所謂「雙線文學史」和用考據學方法來探究文學的外部關係，還有其時代的意義，而若用他的「科學方法」來對待所有的文學現象，不啻買櫝還珠、靈肉雙失。文學研究的考據化傾向是民國時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面相，其間的得失很難定評，但它的棄絕文學精神、排拒心理深度的探尋不能不是一大缺失。[xxxviii] 不但如此，文學研究的考據化傾向有時還會走入矜異獵奇、炫耀博學的歧途。逞才使氣，好行小慧，是一種賣弄；冒充博雅，濫引群書，也是一種賣弄；依據孤本，把持材料，炫異獵奇，已經是一種古董商式的無聊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部偶然獲得的《四松堂集》的本子。據胡適稱，這個本子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xxxix]且不說「唯一的孤本」之說文法上是否可通，就算仗著這個孤本治學能一鳴驚人，卻不足以為人效仿，因為畢竟這種孤本的搜求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緣，與治學自身的關係不大。對於胡適這樣一位當時萬人景從的名教授、大學者而言，可以有人把胡適認為「世界上最古的《紅樓夢》寫本」主動專門送到他的手裡，[xl]而一般的研究者哪有這等福分和機緣！ 因而魯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胡適這種治學方法「往往恃孤本秘籍，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甚為學子所珍賞。」接著又以自己的治學方法與胡適比較，說：「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於學林之外，《中國小說史略》而非斷代，即嘗見貶於人。」[xli]其實魯迅指責的這種以「恃孤本秘籍」、「炫耀人目」的考據學方法來從事文學研究，恰恰反映了研究者思想的貧弱和文學感覺的枯竭。與此相對照，只憑「通行之本、易得之書」來研究中國小說的魯迅，儘管時時處處注重材料的引證，文獻的考證，但由於充盈的藝術感覺和超常的歷史洞見，使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歷百年而罕有超越其精深者。同樣注重考據，卻從不以考據標榜，而是作為一種基礎性工作來對待，因為魯迅關注的是活生生的文學現象。他的研究充滿生氣，他的學術裡面隱含著自己的懷抱。 至於對胡適考證《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之類，把作品中的人物與現實中的人物牽強比附，魯迅很是不以為然。在《〈出關〉的「關」》中，魯迅提出一個藝術形象的獨立性的美學問題，實際就是批評文學研究考據化捨棄「文學」的弊端：「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們見到的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里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的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胡適之先生之流，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里: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xlii]魯迅是說，文學裡的人物自有其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學研究自有其自身的意義和規則，念念不忘文學人物與現實人物的對應關係，讓文學世界與現實社會強行掛鉤，很難理會到文學藝術內在的真精神。若從「學問」方面來看，胡適的文學研究、小說考證的確開創了一個很重要的研究「範式」。 胡適喜歡談紅樓夢考證、水滸傳考證、白話文學史，但他談來談去只是談了文學「史」和小說版本、故事來源、作者身世之類，文學自身是個什麼東西，對他來說倒是次要的。但是，文學研究的對象本來就是作家作品及其相關的世道人心，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生命史和心靈史，文學研究關注的始終是社會生活中最為敏感的一群人對他們所處時代和歷史的感悟與情懷，只用考據，或者主要用考據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到頭來往往收穫的只是歷史的浮沫，生命深處和歷史深處的最動人的東西往往被忽略和遺忘。囿於考據，死守家法，眼裡滿是材料，胸中儘是故紙，辛苦爬梳來的和落到紙頁上的，竟然是一堆無言的故實，而活生生的文學精靈和血脈賁張的生命個性卻逃之夭夭。此種研究往往真是博而寡要、勞而鮮功，實在是一樁買櫝還珠的蝕本生意。注釋： [i] 《王道詩話》和《出賣靈魂的秘訣》是瞿秋白所作，但也是經與魯迅商定了主題，交換了意見後的產物。當時的情況是，瞿寫完交由魯迅修改，魯迅請人謄抄後，用自己的筆名送《申報·自由談》發表。參閱《魯迅年譜》（增訂本）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396-397頁。《瞿秋白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第414-443頁。 [ii] ;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72頁。按，以下凡出自此版本者，只注出卷數，頁碼。 [iii] ;魯迅：《致胡適》（1921年1月3日），《魯迅全集》第11卷，第371頁。 [iv] ;胡適：《後努力歌》，載1922年5月28日《努力周報》第4期，參閱《胡適的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2頁。 [v] 《胡適的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4頁。 [vi] 《胡適的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77頁。[vii] ;參閱1937年7月31日胡適致蔣廷黻、1937年8月4日汪精衛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63-364頁。關於胡適參與南京「低調俱樂部」的事，參閱J.H.博伊爾著《中日戰爭期間的通敵內幕》第9章《低調俱樂部》，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亦可參閱《胡適的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39-340頁。[viii] ;魯迅：《知難行難》，《魯迅全集》第4卷，第339-340頁。[ix] ;董秋芳：《致胡適之先生的一封信》（1925年1月15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01頁。按，此信是著名報人《京報》主筆、《申報》駐京特派員邵飄萍在給胡適的信中附帶寄去的。此信連同袁伯諧《敬告胡適之先生》都是批評胡適參與軍閥的善後會議之事。這兩封信是給《京報》的投稿，主編邵飄萍拿不定主意，寫信徵求胡適的意見，不料胡適以為邵有意與自己為難，很生氣。他回信說：「我不能不感覺一種不愉快，今讀來書云云，益知先生真疑我與『當局』有何關係，或疑我之參加善後會議是為『同鄉』（段祺瑞）捧場。」參閱《邵飄萍致胡適》（1925年1月19日）和《胡適致邵飄萍》（原稿無署日期），《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98頁、第303頁。[x] ;《上海學生聯合會致胡適》（1925年8月26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41頁。 [xi] ;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237頁。[xii] ;魯迅：《「京派」與「海派」》，《魯迅全集》第5卷，第433頁。[xiii] ;魯迅：《致曹聚仁》（1934年7月29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495頁。[xiv] ;魯迅：《致台靜農》（1934年5月10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406頁。 [xv] ;魯迅：《致台靜農》（1933年12月27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309頁。 [xvi] ;魯迅：《致章廷謙》（1930年2月22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5頁。 [xvii] ;魯迅：《吃教》，《魯迅全集》第5卷，第311頁。[xviii] ;參閱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載1924年1月13日《創造周報》第36號；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載1923年11月18日《創造周報》第28號； > 茅盾（署名雁冰）：《進一步退兩步》，載1924年5月19日《文學旬刊》第122期。[xix] ;吳稚暉：《箴洋八股化之理學》，《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翻印亞東圖書館本，橫排本），1997年，第310頁。[xx]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 ; ; ; > 譜長編初稿》（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xxi]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載1923年1月《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卷，第5頁。 [xxii] ;魯迅：《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全集》第1卷，第167頁。[xxiii] ;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原載1925年9月5日《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卷，第630頁。[xxiv] ;《李翊東致胡適》（1925年9月29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47頁。[xxv] ;魯迅：《隨感錄三十五》，《魯迅全集》第1卷，第305頁。[xxvi] ;例如，前揭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平原先生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 ; > 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羅志田先生的《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中對胡適在民國學術思想格局中的位置、所起到的作用都用具體詳細的描述，可作參考。[xxvii]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xxviii] ;參閱《胡適口述自傳》第6章《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中唐德剛的譯註。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卷，第300頁。 [xxix]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xxx] ;魯迅：《隨便翻翻》，《魯迅全集》第6卷，第136頁。[xxxi] ;魯迅：《致蕭軍、蕭紅》（1934年12月10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592頁。[xxxii] ;梁啟超有專門的著作總結清代學術成績，如《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參閱朱維錚校註：《梁啟超論清學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而胡適更是大力稱讚清代學術之發達，甚至可以把它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參見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卷第63-104頁、第2卷第282-304頁。 [xxxiii] ;魯迅：《算賬》，《魯迅全集》第5卷，第514頁。[xxxiv] ;本段所引兩處，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第193頁、第194頁。[xxxv] ;余英時教授說：「如果胡適的成績僅限於提倡白話文學，那麼他的影響力終究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在上層文化領域之內造成的震動卻更為激烈，更為廣泛；他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原因。」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按，余先生的這一分析固然精彩，但我卻覺得有點事後追認、倒放電影之嫌；把文化一刀切成「通俗」與「上層」兩層也略顯牽強；說他在上層文化領域比提倡白話文學造成的影響「更為強烈，更為廣泛」似乎證據不足。到底提倡白話的胡適和提倡古學的胡適究竟哪一個影響「強烈」、「廣泛」，我倒覺得是前者。[xxxvi] ; > 關於五四時期中國人對「科學」的理解的偏差和誤讀，可參閱羅志田《走向國學和史學的「賽先生」》，《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17-253頁。[xxxvii] ;唐德剛編譯：《胡適口述自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卷，第391-392頁。 [xxxviii] ;羅志田先生曾從20世紀20年代前期中國學界的整理國故的風氣蔓延至文學研究領域的過程作過詳細的探討，對新文學運動發展至一個「文學的失語」的局面亦有精彩的論證。參閱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55-321頁。[xxxix] ;胡適：《跋〈紅樓夢考證〉》，原載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第1期，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 3卷，第565頁。[xl] ;1927年6月，有人看到新月書店的廣告，主動把一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抄本送到胡適之處，胡看後驚為「世界上最古的紅樓夢寫本。」 > 參閱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第680頁。 [xli] ;魯迅：《致台靜農》（1932年8月15日），《魯迅全集》第12卷，第102頁。[xlii] ;魯迅：《〈出關〉的「關」》，《魯迅全集》第6卷，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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