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五十年前，批判吳晗拉開浩劫序幕
五十年前，批判吳晗拉開浩劫序幕
文 | 李輝
寫在前面：
二十年前的歲末，我寫了《碑石——關於吳晗的隨感》一文，發表於《收穫》的「滄桑看雲」專欄上。當時，據姚文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整整三十年。
時間真是快，二十年又過去了。
在「滄桑看雲」專欄中，我先後寫過鄧拓、田漢、趙樹理、老舍、胡風、馮雪峰、姚文元、瞿秋白、梁思成、紅衛兵、五七幹校等與「文革」相關的文章，試圖以我的視角和感受，來梳理歷史浩劫。許多年過去，關於「文革」，如今不同的聲音甚至對立的聲音此起彼伏，相互並存。這正說明歷史永遠不會成為過去，仍將與現實纏繞，與每個人的思想、精神纏繞。觀點不同，情緒不同，應該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合理狀態，而允許不同意見並存、爭論、交鋒，則是認真對待歷史應有的態度、氣度和風度。
認識歷史，必須從還原歷史過程開始。五十年前，《海瑞罷官》批判拉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序幕，未來的進程將超出任何人的想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
東廠衚衕錦衣衛
我有一個北京朋友，住在東廠衚衕。
這裡要算市中心的中心了，周圍頗有些值得經常走走的地方。從衚衕北邊出去，穿過一條窄窄的衚衕，便到了中國美術館。由西往東，出衚衕口，馬路對面是北京人藝和首都劇場，南邊一點兒，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大樓和門市部，而往北走幾步，過一個十字路口，便是老北京著名的隆福寺。隆福寺街上一個現在看來很寒酸的中國書店，這些年來，還真讓我買到過一些很喜愛的舊書。東廠衚衕的衚衕東口，還有中國科學院情報中心和近代史所，也是讀書人和學者們常常光顧的地方，那裡所收藏的圖書，頗有些奇貨，特別是一些外文期刊，甚至比大的圖書館還要齊全。
走在這樣一條被文化團團環繞著的衚衕，有時的確有一種安靜和舒心的感覺。這當然還是十年以前的印象。
最初走進東廠衚衕是在什麼時候，我已記不太清楚了，應該是在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後不久。開始我並沒有在意這個衚衕的稱呼，雖然聽人說這裡就是明代有名的特務機構「東廠」的所在地，但除了有一種新奇之外，我似乎對走在這條衚衕里並沒有過多的歷史想像，或者別的什麼特別感覺。
是吳晗和他的文章，讓我突然對這個衚衕產生了興趣。
大約十年前，為撰寫蕭乾傳，我走進了科學院情報中心的圖書館，去查閱三十年代的《大公報》。在沈從文和蕭乾編輯的文學副刊，我尋找著他們當年的蹤影。在翻閱泛黃的報紙時，《大公報》的「藝術周刊」和「史地周刊」，也不時引起我的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一九三四年年底的一期「史地周刊」上，讀到了吳晗的論文《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因為吳晗在文革中的遭際，也因為湊巧我就坐在當年的東廠所在地，看到這樣一個題目，我便有了一種強烈的閱讀慾望。於是，儘管我的興趣不在史學，但還是把本來會匆匆而過的目光挽留住，讀起吳晗的文章。文章我讀得並不仔細，但我覺得好像這樣一次匆匆的瀏覽，便使我對吳晗多了一些了解，也對遙遠時光里的東廠衚衕，有了具體的印象。
許多考證和論述，讀後都不大能記起，但吳晗所講述的一個故事，我卻從來沒有忘記過：天啟年間，有四個平民深夜裡在密室喝酒談心，喝至酒興大發時，其中一人突然開口大罵宦官、東廠的頭領魏忠賢。其餘三人聽了嚇得不敢出聲。還不等那人的罵聲結束，就有東廠的探子衝進來，把四人捉去，並在魏忠賢面前把那位醉後大罵的人剝了皮。過後，給另外三人賞錢放還，這一突發的慘狀，把三人嚇得變瘋。這是一個令人恐怖的故事，吳晗選擇它來說明東廠的淫威。
那天從圖書館出來，走到東廠衚衕路口，目光順著長長的衚衕延伸，因吳晗的文章，我對那遙遠的年代的感受似乎深切了許多。我想像著，當年為撰寫這篇關於東廠的論文。吳晗一定不止一次走進這條衚衕。那時的衚衕，想必還保留著明清時代的風貌，他緩緩而行，在歷史的陳跡中沉思。
從「文字獄」入手研究明代冤案
三十年代年輕的吳晗一進入明史研究的領域，就把目光注視在冤案上。還在關於東廠的文章之前，他便發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獄胡惟庸黨案的長篇論文《胡惟庸黨案考》(《燕京學報》，一九三四年六月)。
胡惟庸黨案是明代初葉的最大的黨獄，前後十四年，一時功臣宿將誅夷殆盡，前後達四萬餘人。按照朱元璋羅織的罪名，胡惟庸的最大罪過是和倭寇勾結，陰謀謀反等。但吳晗在經過細緻考證和研究之後發現，這完全是身為皇帝的朱元璋，為了剷除精幹而專橫的丞相胡惟庸所製造的一個冤案，從而為朱氏後代坐穩江山鋪平道路。吳晗這樣寫到：「而胡案的組織過程，根據當時的公私記載，很明顯地擺露在我們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這條文拿來殺胡惟庸有餘，要用以牽蔓諸功勛宿將卻未免小題大做。在事實上有替他製造罪狀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虜，人臣的大罪是結黨謀叛，於是明太祖和他的秘書們便代替胡氏設想，巧為造作……」
研究這個冤案、寫下上面這段話的吳晗，這一年只有二十五歲。
他更感興趣的，想來並不是胡惟庸個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慘禍的數以萬計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說的「智識分子」。就是在開始對胡惟庸案產生疑惑的時候，吳晗一九三三年春節在舊書攤上購到一本《碧血錄》。這本書記載著明朝天啟年間，東林黨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冤殺的史實。我相信，是這樣一些與胡案有關的東林黨人的悲劇，讓吳晗花費更多的氣力，寫出了他年輕時的力作。
他是青年。青年永遠是擁有激情擁有熱血的一代。他們對人世間的一切不平事，不管歷史久遠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強烈刺激，也最容易誘發他們去追尋，去研究，並在論說這樣一些事情的過程中，獲得心靈的豐富。
所有不平事中，歷史冤案對於年輕學人，可能是最有誘惑力的課題。冤案必然是悲劇，而且濃縮得無比沉重，不能不注視它，卻又不願觸及它，它總是以一種複雜而奇怪的狀態，讓古往今來的許多人在它的周圍徘徊。難以言說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到的結局，所有悲劇因素，都能構成一部大書。
是悲劇，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劇，就能讓青年人對歷史的好奇，變為深沉的追尋，從而對生命的體驗，便多了一些內容，對歷史的拷問，也多了一層悲涼。
有了對東林黨人的同情和敬意，有了對文字獄的憎恨，有了對生與死的憂慮，吳晗寫於四十年代的那本《朱元璋傳》，才始終貫穿著悲切與蒼涼。
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唯一的歷史傳記，看起來，他自己也十分珍愛它，幾十年里不斷地修改它，早年吳晗所有的學識、熱情、勇氣、激憤、深沉，都濃縮在這部傳記中。似乎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把朱元璋的性格刻劃得如此透徹。
在《朱元璋傳》中吳晗花費最多筆墨的是對文字獄的敘述。他對做皇帝後的朱元璋的刻劃，全是圍繞這一點展開。他曾用文學筆墨，生動地描寫了朱元璋對文人的殺戮：「網羅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豆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觀的，在戰慄，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
不過，寫得最精彩的還是對朱元璋之所以大興文字獄的性格分析。傳記的最後一節是《晚年的悲哀》，他這樣描繪出朱元璋「高處不勝寒」的精神狀態：「母族絕後，妻族也死絕了。到文正被殺後，諸子幼弱，基業還未穩定，孤零零一個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圍，沒有一個人可以寄託心腹的，得撐持著，時刻警戒著，提心弔膽，不讓別人暗算。正如駛著獨木船，水把獨木船沖得團團轉，幾十年到不了岸，看著水是敵人，礁石是敵人，連天空飛的烏鴉也是敵人，誰都要害他，都在譏笑他，諷刺他。後得了大權，作了皇帝之後，害了高度的緊張病，猜疑病，恐懼病。」在書寫這樣的詞句時，年輕吳晗的心，一定揪得很緊很緊，他在為幾百年前的那些蒙難的文人們嘆息。
吳晗、費孝通等合著《皇權與紳權》封面。
吳晗便是以這樣的姿勢走進了明史研究，不，應該說他以這種方式開始了與歷史的擁抱。歷史加深他對人的認識與理解，歷史讓他感覺到生命的沉重。
當年欣喜地購到《碧血錄》時，吳晗以敬重的心情回望著那些東林黨人的影子。他們為魏忠賢殺害，都死得冤屈而悲慘，《碧血錄》中收集的就逮詩、獄中血書、絕筆、自譜等內容，在他面前鋪展開一幅幅歷史的慘狀。閱讀這樣的文字，一個歷史研究者，只要他不是冷靜到極點的智者，就不能不為之動容。友人記憶中總是充滿激情的吳晗，當年就是這樣。他得到這本《碧血錄》，感受最為深切的，當然不是作為一個學者獲得珍貴史料後的喜悅，而是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作為一個現實參與性極為強烈的學者，對生與死的憂慮。
他在讀完《碧血錄》之後，當即在該書的末頁上寫了這樣幾句話：「讀完此書，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將來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則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脫乾淨死法，活得不耐煩，便撒手告別，豈不快哉!」
上面那段話他寫於一九三三年的二月，半個世紀之後，人們才在他的遺物中讀到它。
《海瑞罷官》的來龍去脈
開始寫這篇關於吳晗的文章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一月五日。一個巧合，距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十日，正好整整三十年。那一天，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革」序幕由此拉開。
把自己的一部歷史劇，和現實中的彭德懷罷官聯繫起來進行批判，的確是吳晗意料不到的事。當年在做自我批評的時候，他排出一個時間表，列出自己所寫的一系列與海瑞有關的文章，無非是要證明他寫第一篇論海瑞的文章時，廬山會議並沒有召開，彭德懷也沒有罷官。
毛澤東題贈吳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這辯護有他的道理。
不過，我覺得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廬山會議剛剛結束，吳晗就發表了一篇《論海瑞》(1959年9月17日《人民日報》)。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他特地加上一段與現實有關的話，這段話應該說頗能說明作為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在政治上的明確態度。這段話是這樣寫的：
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面，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卻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這個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太陽裡面找黑子，十個指頭裡專找那一個有點毛病的，盡量誇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群眾頭上潑冷水，泄人民群眾的氣。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的人，反對人民事業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不但和歷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恰好和當年海瑞所反對而又反對海瑞的大地主階級代表們的嘴臉一模一樣。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根本不是什麼海瑞!
這樣看來，研究海瑞，學習海瑞，反對對於海瑞的歪曲，是有益處的，必要的，有現實意義的。
毫無疑問，吳晗是響應號召而突出宣傳海瑞和海瑞精神。據有關文章記述，一九五九年初，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應該提倡他那種剛直不阿的精神。會後胡喬木找到吳晗，請他為《人民日報》撰寫一篇有關海瑞的文章。廬山會議前發表的《海瑞罵皇帝》，就是這樣問世的。
《論海瑞》後面那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文字，同樣與胡喬木有關。文章寫出後，交給了胡喬木。胡喬木忙於去參加廬山會議，回京後，才看文章。他向吳晗提出一些意見，並告訴說，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吳晗所寫的那些話，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臨時加上的。
不管怎麼說，這是一段頗值得玩味的話。
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罷官》單行本。
是出於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政治表態的習慣？是一種潛在的憂慮，不願意人們把自己宣揚海瑞與彭德懷罷官聯繫起來？
兩種因素或許都存在。熟悉吳晗的人，都曾回憶到他如何滿腔熱誠投身於革命，如何在不同場合感激和欽佩毛澤東對他的《朱元璋傳》提出的修改意見，並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個偉人的偉大。這樣一個早就與老師胡適分道揚鑣的學者，一個擔任政府要職的領導人，一個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澤東的人，說他有意識把海瑞和彭德懷聯繫起來，用幾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現實，於情於理都難以成立。
吳晗是一個歷史學家，文學從來沒有涉獵過。可是，他卻破天荒地在撰寫大量文章之外，創作了招致人生悲劇的新編歷史劇。這個劇從戲劇文學的角度來看，並不被認為是成功之作，而當時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有的京劇行家就曾指出，《海瑞罷官》由於是新編的，匆促上演，唱做都沒有經過錘鍊，所以沒有什麼好聽好看的。演員雖然是第一流的，可是讓善於演諸葛亮，以颱風瀟洒飄逸著稱的馬連良去演剛正不阿，敢於冒死上諫的硬漢海瑞，讓善於演包公戲，唱做醇厚穩重的裘盛戎去演老奸巨滑的巧宦徐階，在角色上來了個陰陽顛倒，怎麼演得好？
但是，對於吳晗這並不重要。在他看來，他在履行一個革命歷史學家的職責，他在用歷史和文學的雙重方式體現自己的現實作用。他樂意這麼做。那個時候，藝術並沒有作為所有文學藝術形式的決定性的因素，創作者也好，欣賞者和稱讚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繹的需要。
張文松先生是吳晗的朋友，他說他當時曾對吳晗寫這樣一個歷史劇感到不解：寫歷史和寫歷史劇畢竟不是一個行當，為什麼一個歷史學家偏要跳行呢？不過後來，另外一件事似乎讓他對此有所明白。
他發現在寫過《海瑞罷官》以後，吳晗似乎對於寫京劇更熱衷了。有一次他去看吳晗，看到吳晗正在修改一本以《水滸》為題材的京劇腳本。「我問他寫什麼？他說是一個中央負責同志交給他一個任務，要他在這個劇本中添寫一個女角色，因為那劇中人物全部都是男角色，太單調了。我聽了很詫異，難道劇中人物可以憑空添撰嗎？但他卻是興趣盎然地接受了任務，居然添寫了一個武旦的角色。這劇本的名目是什麼，早已忘卻了，此後也似乎未曾演出過。」
一個和吳晗共事過的民盟老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他說在反右運動中，正是由於吳晗的革命熱情和鬥爭的堅決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從而經受了二十年的磨難。前不久，當我告訴他，我計劃寫這篇關於吳晗的文章時，他又一次詳盡地講述了將近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他的回憶，他的評說，使我不得不相信，創作《海瑞罷官》時的吳晗，不可能如批判者所說的那樣有影射現實的意圖。
是的，不可能。吳晗已經習慣了在研究歷史、解說歷史時，貫穿領袖的思想，他已經被公認為是富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習慣於以領導者的身份發表著指導性的報告。我找出他在一九六二年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論歷史人物評價》和《論歷史知識的普及》，不由好奇地做了一下統計。第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經典人物的語錄多達十五處，字數達到將近一千五百字；第二篇文章中，引用了七處，字數也達到了將近一千三百字。於是，讀他文革前的一些文章，我常有一種感覺，彷彿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著標準的制服，領扣扣得緊緊的，拿著秘書早就起草好的報告在不厭其煩地念著。這樣的文章里，沒有了早年的激情，也沒有了早年細緻的考證，他的這種類型的文章，在我看來，幾乎都在重複著別人的聲音。他和郭沫若一樣，也參加了為武則天、為曹操平反的論說，但那更多的也許是詮釋，而非作為歷史學家自己的理性尋找。
他的身份，他的傾向和態度，都決定了他不會超越他的時代。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當然很難聽到歷史和現實在他心中的回聲。
羅爾綱難忘吳晗一片真情
歷史學家羅爾綱永遠不會忘記吳晗對自己的友誼。他們是上海中國公學的同學，在以後的歲月里，他們是同行也是摯友。
羅爾綱一九六四年參加當時關於太平天國李秀成問題的討論，寫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緩兵計考》，受到了批判。批判開始後，親朋絕跡，直到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來他住的宿舍探朋友，還三過其門而不入。可是，吳晗卻不。當羅爾綱批判最高潮的時候，吳晗和夫人袁震一齊到他家來安慰他，幫助他。吳晗對他說批判是好事，檢討使人進步。並拿自己為例。說他因寫道德繼承問題文章被批判，寫了九次檢討才得通過。
世態炎涼，使羅爾綱對吳晗的來訪久久不能忘懷。他說：「前幾年，我讀過許多追悼和回憶吳晗的文章，說他肝膽照人，才華煥發。但我感到還要再加豪放不羈，忠厚誠篤八個字，才能把他的個性刻劃得全面些。」
可是，當吳晗遭遇批判時，誰還能前來看望他？
無人能來。所有的朋友，幾乎都陷入了逆境之中。無人知道自己的過去會給自己帶來什麼，自然也就無人知道自己的未來。
一年前，我在寫「滄桑看雲」之六《風落誰家——關於姚文元的隨感》中，提到過一個當年的紅衛兵關於揪斗吳晗的回憶。這篇《吳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收在我編輯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一書中。我想這裡還有必要再引錄一次。
這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湧進吳晗家中的中學生，看到吳晗坐在窗邊沙發上，大概是秘書在死命護衛著他。學生們扔書，吐唾沫，口號聲、謾罵聲幾乎震耳欲聾。作者回憶：
我擠到吳晗旁邊，看他慈眉善目，並不象壞蛋似的驢臉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馬上又想到他反對偉大；領袖，於是又故作嚴肅地問他：「你為什麼反對偉大領袖？」他急忙搖搖低垂的頭，連連說：「我沒有反對偉大領袖。」學生們的唾沫從他光禿前額上滑下來，我覺得他很可憐。
一會兒校長、書記來了，領著同學們在院子里開了個批判會，喊了幾聲口號就走了，留下我們幾個同學在屋內寫標語。我正拿著一條標語，不知往哪兒貼，窗外一個同學敲敲玻璃，用手往額上拍，意思是讓我把標語貼在吳晗的額頭上。我不忍心，但又想到階級立場不能不堅定，就故作生氣地拉過他面前的茶几，把標語貼在那上邊了。
這大概是風暴初起時關於吳晗狀況的唯一記錄。
無休止的揪斗很快就降臨他的頭上。那麼，我不不摘錄幾段人們的回憶。
吳晗一家四口人中的唯一倖存者、兒子吳彰回憶揪斗開始後的情景：
一度我們被迫劃清界限——分家了。多年以後，從小被爸爸帶大的姐姐說，她看到分家之前剎那間爸爸盯著她的眼光，心裡象刀割一樣難受，爸爸住在外屋，連熱飯的火都沒有，又不能除去，姐姐瞞著別人悄悄給爸爸買大燒餅和香煙。媽媽怎麼會不心疼爸爸呢？看到他喝涼水啃燒餅就輕聲對姐姐說：「快把這壺開水給爸送去，可別讓人看見。」
和吳晗一起受批鬥的張文松先生回憶：
又有一次，我們同被拉到通縣去，時間是正午了，於是有人命令停車，例外地讓我們進了路旁的小飯館。我們對面而坐，不交一言。他要了一盤肉菜，一碗湯，吃得極有滋味，似乎完全忘掉了一路上的辛苦。他一路上抱膝蹲在車廂里，不時有人敲他的腦殼，我看到，他的頭髮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只好轉過臉去不看。我本來已經心硬了，卻又酸酸地對他懷著悲憫之情。
常任俠先生在文革後去看望廖沫沙先生，廖沫沙向他講述了和吳晗在獄中的生活：
廖沫沙和吳晗被關在一起，每天同在一個窗口去拿難吃的牢飯，然後找兩個空座位坐下。雖然他們面對面地坐著吃著，但不能說話。一則避免「黑串連』，二則吳晗恐怕已經發不出聲音。因為有一次廖沫沙輕聲地問話，他指著受傷的胸口，沒有回答。以後就聽說他去世了。瘀血在胸，骨鯁在喉，滿腔忠憤，悶死獄中。
吳晗死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姚文元文章的日子，四年零一個月。聽說他死之前，頭髮已經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時，他不知道與自己患難與共的妻子，已經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無從知道，他所喜愛的女兒，七年後，在文革即將結束的前夕，也會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壓力的情形下而自殺。待他得到平反時，為他守靈的家人，只有兒子一人。而在他被捕入獄離家的時候，兒子只有八歲，對爸爸朦朧的記憶，只是與批鬥、抄家、生死離別緊緊連在一起。
吳晗走了。無人知道，也無從知道的情形下，他以自己未曾想到的方式，在未曾想到的場所告別人間。
沒有看到他在獄中為人們留下什麼文字，我們無法得知，在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刻，他是如何回望人生，是如何嚮往著窗外的世界。
一切都無法得知。
修訂於2015年12月20日，北京霧霾紅色預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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