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慧52堂國學課之17:禮樂治國

胡立根

禮樂治國:禮和樂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完整有序的社會政治文化制度，進行道德倫理教化，以維護社會秩序上的人倫和諧。

各民族音樂的產生都應該是很早的事，禮則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而禮與樂結合，並稱禮樂文化，則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了。

人文初祖，禮樂相連

從文明的發展看，一開始並非「禮樂」並重，因為樂的產生無疑早於禮。但是中華先民之樂，一開始就可能與政治與祭祀相連。《呂氏春秋》對遠古音樂有這樣的描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葛天氏是燧人、伏羲、神農三皇時代的遠古聯盟共主，葛天氏之樂可能是目前所知的中華民族最早的音樂了。這歌舞的內容包括:《載民》，歌頌承載人民的土地;《玄鳥》，崇拜氏族的圖騰;《遂草木》，祝願茂盛的草木;《奮五穀》，祈求五穀豐登;《敬天常》，歌頌上天恩賜;《達帝功》，讚揚上天恩德;《依地德》，讚美大地撫育;《總禽獸之極》祈禱上天多賜鳥獸，人民安居樂業。這應該是一種輔助性的原始宗教儀式，初民們以舞和樂的形式來「頌神娛神」，表達民生與政治的祈禱，可見在中華民族人文初祖時代，音樂與政治、與祭祀就緊密相連了。

到堯舜時代，已經開始非常重視音樂的教化功能。據《尚書》中《堯典》的記載，堯帝時代就設置了主觀音樂的官員，在任命一個叫做「夔」的作這音樂主管時，堯帝明確要求用音樂來教育貴族子弟，培養其「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中和品格，要求通過詩歌音樂來溝通人與人、人與神的情感，形成人與人、人與神的和諧相融;尤其強調音樂的次序感，要求音樂詩歌不能破壞次序;還提出「詩言志」，指出詩歌音樂是表達人的情感的。這些要求，明顯體現出堯舜對於音樂詩歌的政治倫理因素的重視，這其中的次序感，實際已經潛在有「禮」的因素了。

禮的產生，晚於音樂，但《論語·八佾》記載孔子的話說:「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可見夏已經產生「禮」了。

禮起於祭祀。這從「禮」的字源可以得到證實。許慎《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而「豊」，則是「行禮之器」，王國維認為「豊」是在一個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於神。因此「禮」的本義就是一種祭神的宗教儀式。夏朝的歷史固然不可考，至於商朝，從大量的甲骨卜辭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十分迷信的時代，即所謂「殷人事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切王事，都要求助於先神，因而商朝的祭祀禮儀十分隆重而豐富。但商朝的禮可能主要限於祭祀，沒有更多的道德人倫內涵。殷商人的禮並非我們今天所說的禮樂文明。

周公之典，禮樂昌明

我們今天所說的禮樂文明，始自「周公之典」。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開始制禮作樂，即周禮。據《尚書》記載，「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候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之禮樂與殷商禮與樂的區別在於:

其一，周公製作的禮樂，雖然仍然與祭祀有關，但主要是處理人倫等級的倫理規範。周公旦制定的禮樂制度，當時沒有確切的文字做完整的記載，但漢儒有《儀禮》、《周禮》、《禮記》三本書謂之「三禮」作了追記。書中說，周代設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個部門來管理典章制度。關於禮儀的條文有三千多條,對各種繁瑣的禮節儀式都做了明文規定,如諸侯朝見天子，春、夏、秋、冬季節不同，禮節各異;民間婚喪喜慶，各有規章。

其二，是對音樂的高度重視。據《左傳》記載，周樂有數十種之多，周朝還設有專門的機構「春官」來管理樂舞。周禮規定在貴族階層，樂舞修養操持必須是生活的一部份，王室及貴族子弟從13歲開始，要逐漸學習掌握各種禮儀樂舞，20歲左右要全面掌握《六大舞》和《六小舞》。這就是所謂的「樂教」，通過音樂來教育貴族子弟成材。

其三，明確將禮與樂結合起來，使其成為古代政治的一體兩面。「禮別異，樂和同」，禮的作用在於劃分等級，是對行為的外在的規範和約束。而禮的局限在於，外在的強制規範與約束，可能帶來人際的疏離、隔閡和冷漠，甚至導致反感和叛逆，於是就需要用樂來調和，來消解這種疏離、隔閡和冷漠，達致和諧美境。這就是後來《禮記》所說的「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在西周統治者看來，禮與樂是兩種相生互補的政治手段，缺一不可。

至此，中國古代禮樂文明不僅形成了系統的禮樂制度，而且賦予了豐富的人文內涵。

這種禮樂文明，對於西周政治的繁榮，對於「成康之治」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諸侯僭越，禮崩樂壞

但歷史前行，走到春秋，進入到了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在許多資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證。《左傳》對此有充分的反映。《左傳》記載，諸侯交往僭用天子禮樂的情況屢屢出現，如《左傳襄公四年》記載的「穆叔拜樂」，穆叔訪問晉國，是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但晉國竟然用《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這樣的天子之樂來招待。同樣《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的「晉侯觀禮」，寫宋公以《桑林》之舞這樣的天子之樂招待晉侯，以致晉侯退入房中，不敢觀看。而《左傳僖公十一年》記載的「晉侯受玉惰」，說晉侯在接受天子賜命的儀式上，受玉時精神怠惰，可以看出禮樂的神聖感正在諸侯們心中慢慢淡化。

而最能體現這種禮樂神聖感消失的則是《晏子春秋》記載的一個故事。一次，齊景公歡宴群臣，開懷暢飲之際，齊景公對大臣說道:「今天大家不醉不歸，不要管什麼君臣禮節!」晏子臉色陡變，連忙說:「國君此話不妥!禽獸靠蠻力主宰世界，人類考禮儀確定尊卑。君臣之間怎麼能拋棄禮儀呢?」景公很不高興。一會景公走出去，晏子也不起身相送，後來景公回來歸座，晏子也不起身相迎，更有甚者，君臣碰杯，晏子竟然搶先舉杯，這令景公十分生氣，便疾言厲色地對晏子說，「你剛才還教訓我不能沒有禮節，那麼現在呢，你的禮節呢?」這時晏子趕緊離開座席，向景公再拜叩首說，「我哪敢對您無禮?我只是現身說法，讓您看看，沒有禮儀會是怎樣的情形。」景公聽了，才連忙認錯。 在齊景公這裡，禮樂不僅不神聖，甚至可以完全拋開明目張胆地宣布拋棄禮儀。

這時，有個人物出現了。這就是孔子。

孔子所處的時代。

孔子對於文武周公極其崇拜，所謂「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但他又處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他面對的禮崩樂壞，實際上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上所述的禮儀神聖感的消失，諸侯大夫不斷挑戰神聖的禮儀制度;另一方面是禮儀的形式化，教條化。據侯外廬先生研究，此時，西周的文物制度、思想，已不是具有血肉的思想文物，所謂詩書禮樂的思想在這時也「好像變成了單純的儀式而毫無內容」，僅僅成為了一種形式，一種教條，以備貴族背誦。而且也由此在鄒魯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職業，即「儒」(所謂鄒魯縉紳先生)，儒者主要從事的就是背誦這些古訓。教條化，必然走向僵死。

「禮」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

這是極其崇拜周禮的孔子面對的殘酷的現實，所以，他一生以恢復周禮為己任，因而「禮」成為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在討論「仁者愛人」時，我們曾說，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但要明白，仁無疑不是孔子的目的，孔子其仁仍然是從屬於於禮的，即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仁的目的在於克己，克己的目的在於復禮，復文武周公之禮。理解孔子的仁，理解孔子的君子觀，都要從「禮」終極目標去思考。

這樣，「禮」自然成為了《論語》全文十分重要的概念。檢索《論語》全文，能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論語》用詞，除了文言虛詞(之也而其者以乎)、文言特殊用詞(言如)、生活常用詞(不人有無可知)、對話文體常用詞(曰子問吾謂見)之外，《論語》中出現頻率排前三位的詞分別是，「仁」109次，「君子」108次， 「禮」75次。這三個詞的內在關係是，仁是君子的修為，君子的標準，而「禮」則是「君子」和「仁」的共同目的，「君子」與「仁」最終都要歸屬於「禮」，君子以克己復禮為己任。還當注意，《詩經》《尚書》《周易》中，「禮」字並不多見，3萬多字的《詩經》，「禮」字才出現了10次，3萬多字的《尚書》，「禮」字出現18次。《周易》卦爻辭沒有出現「禮」字，其「彖傳」和「象傳」「禮」字才出現兩次。「禮」字的大量出現在《左傳》和《論語》。《左傳》正文除「經」外23萬多字，「禮」字出現526次，這個比例僅次於《論語》。也正是《左傳》的這500多個「禮」字，恰好傳達出春秋 「禮崩樂壞」的時代特徵。由此便有了孔子，有了《論語》對「禮」的高度重視。關於「樂」字，《詩經》雖出現86次，但主要是快樂之義，很少音樂之義。《論語》出現48次，其中表音樂含義的22次;「禮樂」並提9次。《左傳》全文「樂」字177次，表音樂的64次，其餘為快樂和姓氏。「禮樂」並提3次。

孔子屬不屬於鄒魯縉紳之儒，不得而知，但受其影響則是肯定的。他從小就對禮樂入迷，並且終生刻苦地研習禮樂。他曾跟當時的著名樂師師曠學琴，練習一個曲子，十天沒換新曲，裝飾老師師曠催他可以增加新的學習內容，但孔子覺得自己緊緊掌握的該樂曲的形式，而沒有掌握其演奏的規律，當師曠覺得孔子已經掌握了樂曲的方法之後，有催他換新內容，但孔子覺得自己僅得其形，未得其神，還要堅持練習。直到孔子完全領悟樂曲的意境時，他竟然從這首樂曲想像出作者是一位「皮膚黝黑、身形頎長、眼光明亮的統治四方的王者，他並猜測出作者應該是周文王。這讓作為老師的師曠敬佩不已，竟倒身便拜，說，「這支曲子就叫《文王操》!」正因為他的刻苦和迷戀，三十多歲便已有極高的禮樂造詣，成為禮樂權威，以至於當時魯國諸侯大夫對禮樂遇有疑惑之處，都向他諮詢。

檢視《論語》全書，可以看出禮樂在孔子心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他認為一切行為要以禮為準則，禮為立人之本:「不學禮，無以立」，所以要「約之以禮」，恭、慎、勇、直則都要以禮節之;禮為忠孝的標準，所謂「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更是政治手段，對民要齊之以禮，「上好禮，則民易使」;克己復禮，天下才能歸於「仁」;為政的要務便是「禮」，;為官者要「先進於禮樂」，強調「必也正名乎」，「正名」就是克己復禮，「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他對音樂的重視並非為提升個體生命的品質，而是服從其執政倫理目的，所以當音樂違背禮的時候，他便深惡痛絕:他「惡鄭聲之亂雅樂」，當諸侯僭越禮制，「八佾舞於庭」，他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整本《論語》最疾言厲色的言辭無過於此。「禮樂」是天下有道與無道的主要觀察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因此他對於禮樂，有一種近乎固執的追求:孔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他困於匡蒲,絕糧於陳蔡時,仍弦歌不輟。第一愛徒顏淵不幸夭亡，安葬顏淵時，顏淵的父親顏路請求孔子賣掉車子為顏淵買槨，卻遭到孔子斷然拒絕，而他拒絕的原因是，孔子因為做過大夫，不能徒步，要坐車出行，才符合人物身份。

孔子對禮樂文明的貢獻

孔子對於禮樂文化的貢獻，固然在於他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重新高舉禮樂的大旗，並一生為之奔走呼號，而他的更重要的貢獻則在於他深入批判了鄒魯縉紳先生的形式化的「禮」並在其中注入了系統化的道德內容。且看他的批判:「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認為禮遠不僅僅是「玉帛鐘鼓」之類的形式;提出，「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檀弓》還記載子路的話說:「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在孔子看來，禮固然需要一定的形式規範，但重要的是其內在的精神實質。為此對禮樂進行改造，他刪詩書，正禮樂，使「雅頌各得其所」;他將新的系統的道德內容注入「禮樂」之中。這種新的道德內容，表現為三，一是提出了禮的內在精神品格--「仁」，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二是明確了禮的政治倫理價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是提出了禮的基本標準和要達到的目標-- 「和」: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禮樂文明這一特徵，表現在方方面面。

青銅器和玉器的禮樂化

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青銅器時代，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主要體現在兵器和工具，而中國的青銅文明主要體現在禮器(鼎)和樂器(鐘磬、編鐘)。例如禮器的青銅鼎，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定都叫「定鼎」，追逐國家權力叫「問鼎」。古代對青銅器的使用有明確的規定:天子用九鼎八簋(guǐ),諸侯用七鼎六簋,卿與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同樣，鐘磬雖然是樂器，但他屬於一種禮樂器，鐘磬懸掛的方式和數量也因等級的不同而不同:王可以四面懸掛成方陣,諸侯可以三面懸掛鐘磬,卿大夫可以懸掛兩面,士在家裡娛樂,只能一面懸掛鐘磬。至於編鐘，明顯屬於宮廷樂器。

據考古發現，中國古代大約在距今5000至3500年之間，可能存在一個玉器時代，中國人有一種崇玉心理(詳見「君子之道」一章)，但是，這種崇玉，並非實用的和審美的立場，而是禮儀立場。玉是古人的重要配飾，佩玉是身份的象徵，古代從天子到公侯、大夫到一般的士的佩玉都有嚴格的規定;再如玉珪，有所為「六瑞」--鎮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分別只能由王、公、侯、伯、子、男在上朝時執拿。《周禮》一書有一篇很長的專文《玉藻》對此做專門闡述。春秋戰國時期記述官營手工業各工種規範和製造工藝的文獻《考工記》里有《玉人》一節,照理其內容應該是談玉器的製作,但氣溫竟然無依據涉及製作，而是不厭其詳地討論公、侯、伯、子、男等各個等級的人應該用什麼樣的玉器。中國人發現了玉，重視了玉，但禮樂的文化精神使本該走向實用用和審美玉一步一步宗教化、倫理化了。

日常生活的倫理化

古代的車，實際上有「車」「輿」之分，「車」用於載重，「輿」不是一般的車，而是上層人物的代步工具，是身份地位的標誌，是「禮」的象徵，所以它比「車」造型高大，裝飾豪華。

古代的「城」的建設，很有講究，稱為「重城」制度，即城內有城。比如南京作為明初的首都,有「外廓」、「內廓」、「皇城」三重城牆;北京,紫禁城外有皇城圍護。重城的目的是軍事防衛，皇帝居中，受到重重衛護。可以說，西方的城市是商業的，中國的城市禮制的。因此，早在周朝，對天子諸侯之城和宮殿的規模形制各有定規，天子的城高九雉(zhì，三丈高為一雉),諸侯只能七雉;周天子的宮殿高七雉,諸侯的宮殿只能高五雉。

同樣，民居也體現禮的特徵。如四合院,講究「北屋為尊,兩廂次之,倒座為賓」。房間對稱,象徵「禮」的威嚴;全院坐北朝南，朝南的正房為主人房，東西兩廂,東為尊,西為次,嫡子女居東,庶出者居西,女兒居西或後院(所以《西廂記》中張生住東廂，崔鶯鶯住西廂)。

乃至於顏色都有禮的規定。唐朝李淵開始，「唐高祖以赭黃袍、巾為常服……既而為天子袍衫，稍用赤黃，逐禁臣民服。」官民一律不許穿黃衣服、住黃房子。唐高宗時，服飾色彩與官員品級的關係的禮制正式形成。黃色成為皇家專用色，所以做皇帝叫做「黃袍加身」。而文武三品以上紫袍，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老百姓黑白兩色。明清兩代服飾通過顏色標等級的現象，已經遠遠不止服飾整體顏色方面，還包括衣裳上的各部分顏色。

甚至連死法也有等級之別:天子曰崩，諸侯曰薨(hōng)，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自己死謙稱為填溝壑。

禮樂文化的制度化

在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在朝廷設置掌管天下禮樂的官僚機構，周代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官」分掌邦政，其中「地官」負責禮教，「春官」管理樂舞，還有專管宮廷音樂的機構「大司樂」。漢代設大鴻臚、尚書禮曹，魏晉時設祠部(北魏又稱儀曹)，隋唐以後設禮部尚書，掌握禮儀。秦初宮廷設「樂府」，隋、唐設「大樂署」和「鼓吹署」，管理音樂。尤當注意的是，關於禮樂的書籍，成為了儒家的重要經典，如孔子開私學傳授六藝，即六經，包括《詩》《書》《禮》《易》《春秋》《樂》，漢代則將《詩》《書》《禮》《易》《春秋》列為五經，《樂》是《禮》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