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瓶梅》到《姑妄言》《紅樓夢》

在正題開講以前，先要作些說明：

第一，前面已有好些先生作過很好的學術報告，他們是《金瓶梅》《紅樓夢》研究的「大家」，在他們講過之後，我再來講有關《金瓶梅》《紅樓夢》的一些問題，坦白說，心裡有三怕：一怕我講的與先前一些先生講的有重疊甚至重複的地方；二怕我講的與先前某些先生講的有相悖的地方；三怕在大家們面前，形出自己的無知淺薄。

第二，從講座的題目，大家也許可以看出，我所講的，是個具有小說史性質的問題，因此雖然講的是從《金瓶梅》到《姑妄言》《紅樓夢》，有些《金瓶梅》出現以前的有關小說史上的問題也不能不稍稍提及；而從《金瓶梅》到《姑妄言》《紅樓夢》之間（萬曆十至二十年1582-1592——乾隆二十七、二十八年，1761、1762，約一百七八十年）與這個問題相關的小說很多，講座的時間有限，卻又不可能細講、全講，這就有點不該講的講了，題內應該講的卻又多有沒能講，或沒能展開講的意味。豈不又是件遺憾的事？

但既然來講了，也就顧不得許多了。我想，重疊之處，在所不免，大家應當能夠理解，就只當溫習一次吧，好在古人有「溫故知新」的名言；重複的地方呢，不是我有意學舌，有句老話，是「英雄所見略同」，我雖不算英雄，諸位「大家」則是英雄無疑，將這句話稍作修改，借來一用，是「所見與英雄略同」。說到相悖的地方，我想說明的是，絕不是我為了標新立異，有意與其他專家唱反調，我只是要講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得罪之處，還請原諒。好在前面講過，其他的專家乃是「大家」，「大家」風範嘛，包容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至於不在範圍之內的講了，範圍之內的多有沒講的遺憾則只好留著，因為這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情，也敬請大家諒解。

好，閑話少說，言歸正傳。下面我就分幾個方面來講：

一

在我國的小說史上，曾經出現過許許多多的小說。撇開文言小說不說，我個人目驗過的，截至辛亥革命的1911年為止的通俗小說，就有八百多種；八十年代後期，我和歐陽健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著錄的小說則有一千二百種左右。近期，我在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補正》，又收得八九十種之多，還有些躺在圖書館裡或保存在藏書家手中沒有被我們發現的通俗小說，總共算來，應該有一千三百來種。

從題材的角度看問題，所有的這些小說，大約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寫的是鬼神，它表現的是一個虛幻的世界；一類是記人事的，寫的是現實世界的真實生活。寫鬼神的，魯迅稱為「志怪書」「神魔小說」，也有人把它們叫「志怪」、「神怪」、「靈怪」小說。記人事的就比較複雜了，其中描寫軍國大事的稱為「歷史演義」小說，主要寫英雄事業的，有人稱它們「俠義小說」，也有人把它們叫做「英雄傳奇」小說，重點在寫破案斷獄的叫「公案」小說，等等，還有一種世情小說。

世情小說也是記人事這一類中的一種。所謂「世情」，指的是世態人情。揣摹「世態人情」四個字的內涵，結合中國小說發展的實際，世情小說應該是指那些以描寫普通男女的生活瑣事、飲食大欲、戀愛婚姻、家庭人倫關係、家庭或家族興衰歷史、社會各階層眾生相等為主，來反映社會現實(所謂「世相」)的小說。

很明顯，《金瓶梅》《姑妄言》《紅樓夢》都屬於世情小說這個系列。

由於題材的不同，世情小說在藝術上也有與其它小說很不相同的地方：

一、從故事情節說。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公案俠義、神魔靈怪等小說，故事情節是以「奇」為勝，「離奇古怪」是這些小說的故事基調。神魔故事本身便具有奇幻的特點，最容易聳動人的聽聞。中國早期的小說（比如魏晉南北朝的小說）之所以以志怪為主，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鬼怪妖魔故事很容易聳人聽聞恐，恐怕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到了宋代，中國小說的發展早已進入自覺階段，「說話人」對於靈怪題材的興趣，依然十分濃厚。有一部書，叫《醉翁談錄》。這部書裡面記載了宋人「小說」類「說話」的名目，共分為八類，其中「靈怪」「煙粉」「神仙」「妖術」佔了極大的比重便是明證。「公案」小說於奇之外，更講究故事的曲折，但曲折的基調仍然是「奇」。歷史演義寫的雖是歷史事件，而敘寫之中，素材的選擇，注重的實際也是個「奇」字；英雄傳奇就更是以出「奇」制勝了：比如說，《三國演義》虎牢關三戰呂布、官渡之戰關公溫酒斬華雄，長坂坡趙子龍救阿斗的情節，關雲長的赤兔馬、他的那柄重八十三斤的大刀，他離開曹營，過五關斬六將，一次次遇險，一次次化險為夷的情節；《水滸傳》寫宋江發配江洲，一次次被打劫的抓住，又總是在要被開膛剖肚或投進江中的時候，一次次地被聽說過他的大名，因而崇拜他的人偶然發現，救了下來故事；《說唐》小說中薛仁貴三箭定天山等情節；《說岳全傳》寫岳飛為大鵬鳥轉世，寫他獲得瀝泉槍、槍挑小梁王、岳夫人在岳飛遇害後充軍雲南又巧遇梁王妃，還有氣死兀朮、笑死牛皋等情節，這一件件，一樁樁，哪一件哪一樁不透出一個「奇」字？

但世情小說就不同了，它雖也講究情節的曲折，但作為這曲折基礎的首先是「真」，是以「真」取勝。因為世情小說敘寫的是現實社會，與跟現實社會的人隔膜一層的歷史不同；敘寫的是世俗社會，與斑駁陸離的靈怪世界不同；敘寫的是普普通通的人物，與英雄、聖賢、超人不同。世情小說敘寫的種種情事，描寫的種種人物，大家平常都看得見、摸得著，作品若不貼近真實生活，人們很容易覺出它的假來。

需要多說一句的是，從小說發展的歷史看，小說基調的由「奇」向「真」過渡，實際上也是中國小說進化的表徵。

二、從作品的風格說。英雄傳奇、俠義、神魔小說描寫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多系超人、神怪，書中的事物，也多是超現實的，與世俗社會、普通人生本就完全不同；歷史演義所寫則是遠離現實的過去，書中的主人公雖曾在歷史上活躍過，但經歷了漫長時間的汰洗，世俗的平凡人生早已褪色，存留下來的呢便多是與軍國大事相聯的宏圖大業，主人公本身似乎也遠離了人間煙火；公案小說雖然比上面所說的各種小說更貼近現實，但中國的公案小說，尤其是早期的公案小說，官員斷案、破案多靠神靈啟示，或者是一種偶然機會，這神靈和偶然便代表著一股冥冥中的巨力，而能與神靈溝通的官員，實際也具有超人的性質，最典型的莫如那個包公。宋元市人小說中的《三現身包龍圖斷案》，小說先是寫被害人的鬼魂三次在丫鬟迎兒面前現身，並遞給她寫有「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的字條；後來又託夢給包公，於是包公用拆字、猜謎的方法，參破了被害人屍體的藏匿處，或得了證據，這才將案子破了。而後來的包公小說，甚至神化包公，說他日斷陽間事，夜斷陰間事。上述這些小說的內容特點，決定了上述各類小說的藝術風格。從總體來說，這些小說的風格多顯得雄渾豪壯，如大江大河洶湧澎湃。《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岳全傳》《楊家將》《三俠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等等，沒有一部不是這樣。世情小說卻沒有那麼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也沒有那些豐功偉業，它們敘寫的是平凡的人生，作品多像溪流小湖，雖不無波瀾，但較少那種大開大闔的氣勢，體現出來的是俊逸、細膩的特點。

三、從形象的塑造說。由於題材內容上的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很有些不同的特點：歷史演義、神魔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等，多採用粗線條勾勒的方法；世情小說則多細緻描繪，層面也更為複雜豐富。中國的小說和小說理論，受繪畫和畫論、戲曲和戲曲理論的影響相當大，因此，中國的小說，很多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外形描摹而特別重視傳神寫意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歷史演義、神魔、俠義小說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世情小說則雖也重傳神、寫意，相比較而言，卻不過分輕視造形。而且，歷史演義、神魔、俠義小說中的人，其人性更多地體現於「社會性」之中，尤其是歷史演義體的小說，人性的政治、倫理屬性更見濃重。世情小說中的人物，人性中則明顯地有較多的「自然性」，體現為一種政治性、倫理性和人的「本能性」的膠著融合。因此，歷史演義等體裁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呈現出來的共性較多，有一段時期，研究界有過一場《三國演義》人物是類型化還是典型化的論爭，引發這場論爭的深層原因其實就在這裡。而世情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其個性化的色彩便明顯濃烈些。

我們當然不能說世情小說的這些藝術特點就比其他小說的高明，但若要說世情小說的這些藝術特點的出現，從整體上看，也是中國小說史的一個進步，卻無疑說出了部分事實。

《金瓶梅》《姑妄言》《紅樓夢》明顯都具有世情小說的這些特點。《金瓶梅》的出現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中國小說史進步的一個表徵呢？我想，是完全可以的。

在中國的小說史上，世情小說從出現到成熟總是比其他的小說要慢半拍。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已經蔚為大觀，真正的寫人情世態的小說實際還沒有出現；到元末明初，歷史演義體小說出現了《三國演義》，英雄傳奇體小說出現了《水滸傳》，各自迎來了自己的高潮期作品，稍後神魔小說也迎來了自己的高峰期作品——《西遊記》，但世情小說的第一個高峰卻遲至萬曆十到十五年間方才面世，出了《金瓶梅》這樣的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出現，都有一個預備期作為鋪墊——先後在宋元的勾欄瓦舍中由說書藝人講說過，出現過《三國志平話》《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平話》等等市人小說，《金瓶梅》卻沒有，它很像是一座突兀而現的高峰。

我這樣講，並不是說在《金瓶梅》這部書出來之前，中國的小說史上就沒有世情小說出現。有的，比如說，唐人傳奇里的那些寫讀書人與貴族小姐、高級妓女戀情的小說，像《鶯鶯傳》《霍小玉傳》《李娃傳》等；又比如，宋元市人小說里的那些世情篇章，像《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新橋市韓五賣春情》《刎頸鴛鴦會》等；就是文言小說里，也有同樣以人名命名書名的《嬌紅記》以及在文言小說中比較少見的色情描寫成分不輕的《三妙傳》等等。但等我看過《金瓶梅》之後，我就不禁想起了偉大詩人杜甫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很有點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了。我相信大家如果對中國的世情小說史有一定的了解，也一定會產生這種感覺的。把《金瓶梅》放在中國世情小說史的長河中去考察，我覺得，是應該給它以很高的評價的。拿《金瓶梅》和在它之前出現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相比，我們當然不能籠統地說哪一部小說比哪一部小說好，說它們各有千秋，各擅勝場，而在貼近現實方面，《金瓶梅》更勝一籌，這也應該是事實。如果拿它和當時的其它小說比較，則它更是佼佼者，魯迅先生就說過：「一時說部，無以上之」的話。聽說有專家對《金瓶梅》的評價不高，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如果他能站在這樣的立場去看問題，相信這位專家對於我的這一觀點也一定會認同的。

二

《金瓶梅》寫什麼？它寫的是西門大官人府上發生的種種事情，比如西門慶的發跡變泰、糜爛生活；西門慶妻妾的爭風吃醋、爭權奪寵；西門家的家庭興盛、衰敗等等，並由此輻射向整個社會，展現出明代中期壯闊的社會風情畫卷。也就是說，《金瓶梅》在內容上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寫一個家庭，並由這個家庭擴展到整個社會。對於這一點，大家的認識好像並沒有什麼分歧。與這種內容特點相適應，這部書結構上的最大特徵，是由一個點向外輻射，形成一個類似蜘蛛網的結構。西門大官人府就是這個蛛網的中心。這一點，大家好像也沒有明顯的分歧。但要說到《金瓶梅》的思想或者說命意，學者們的分歧便很大了。有說是勸善的(馮漢鏞等)，有說是宣揚儒教的(阿丁等)，有說是反封建的(包遵信、宋謀暘、周中明等)，有說是影射政治的(魏子云、黃霖等)，有說是反映新興商人悲劇的(吳晗、盧興基等)，等等，等等。

若要我也來說一說，我認為《金瓶梅》的命意，實際上可以用這樣幾句話來概括：它抒寫著一群人的慾望，寫一群人無節制、無理性地膨脹著自己的慾望，寫這群人在無限膨脹的慾望中的毀滅。

《金瓶梅》的書名，是各取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這三人名字中的一個字組成的，這三個人，自然是作者心目中的中重要人物。我們先來看看這三個人：潘金蓮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毒死了武大，離開《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家，來到《金瓶梅》里的西門府，在西門府中縱淫縱慾，同樣為了情慾，她又回到了《水滸傳》里的武家，終於被武松所殺；李瓶兒為滿足情慾，背叛了花子虛、蔣竹山，投身於西門慶懷中，也因為縱慾而實際上死於西門慶手中；龐春梅做了守備夫人，依然私通陳經濟，又與老僕周宣之子周義通姦，守備死後，她「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死在周義身上。」她們都死於膨脹了的肉慾。還有那個陳經濟，也是肉慾膨脹，先後與西門慶的多個小妾通姦，最後在與龐春梅淫慾時，被張勝殺死。你們看一看，想一想，《金瓶梅》中的那些個主要人物，除了月娘等少數幾個，哪一個不充滿著強烈的佔有慾，要麼是財欲，要麼是肉慾，甚至還有權欲。那個西門慶更是集酒、色、財、氣於一身。結果呢，也是縱慾而亡。西門府也在西門慶死後，終於樹倒猢猻散，慢慢地敗亡了。

有人說《金瓶梅》是明代生產關係產生某種變革背景下的產物，這一點也不假，假如沒有這種社會經濟背景，也就沒有《金瓶梅》里的那種種人的種種慾望；有人說它是明代王學左派影響壯大文化氛圍中出現的文學作品，這也沒錯，假若沒有這種文化背景，《金瓶梅》中也不可能有對這種慾望的繪聲繪色的抒寫。但如果因此就說它的作者看到了封建社會的不可挽救的敗落，因之呼喚新生產關係的到來，卻不符合《金瓶梅》的實際；要說它的作者接過左派王學的大旗，鼓吹人性的解放，同樣是不符合《金瓶梅》這部書的實際。《金瓶梅》的作者實在並沒有看到新生產關係的光明前景，也不是要高揚人性解放的精神，相反地，他倒是感覺到前程的暗淡，看到了或者預感到了倡導人性解放之後人慾泛濫的趨勢或可能，因而想進行遏制。在《金瓶梅》中，充滿了黑暗、醜惡，充塞了各式各樣的壞人、惡人，為什麼？作者正是要藉此來告訴世人，那財欲、肉慾等等泛濫起來，前景非常地可怕、可惡。為什麼作者塑造了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等，卻又一一將他們送上死亡的道路？也還是要說放縱慾望、使慾望無限膨脹，不僅害人，而且害己。「欲」即是空。所以張竹坡說《金瓶梅》這書是「獨罪財色」。《金瓶梅》中也有少數的正面形象，或者說出現過少數的好人、正人，但作者把他們作為正面形象塑造，卻決不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了某些新思想的火花，而是因為他們體現了作者認可的「優秀傳統道德」。《金瓶梅》也並沒有體現多麼深奧的哲理，作者信奉的只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如此而已。這就是《金瓶梅》思想命意的實際！有人說《金瓶梅》及其作者「封建」，不著邊也沾點邊；又有人說《金瓶梅》及其作者「反封建」，既合理也牽強。

我這樣說是不是貶低了《金瓶梅》及其作者，與前面我對此書的評價相悖？不。《金瓶梅》的作者是偉大的，他洞悉當時的社會，也許深味過世態的澆薄炎涼。他忠實於自己的視覺、體驗和感情，寫出了一個活的社會的一個真實的側面。誰能說在那個思想文化、政治經濟大變革的時代就沒有泥沙俱下的、魚龍混雜的現象？誰能說反映了這種社會現象的作品沒有價值？我倒是覺得《金瓶梅》的好處正在這裡。我們沒有權利要求《金瓶梅》的作者一定要去寫左派王學人物，要求他去反映終辛亥革命也沒有真正出現的光明的資本主義。他寫了一個活的社會的一個真實的側面，寫得深刻形象，這已經很夠了。他信奉的是個看來簡單的生活道理，但誰又能說這道理不深沉？我們固然可以說他的思想沒有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先進，但我們卻不能責備他的這部小說落後，就像我們可以責備托爾斯泰的思想有落後的一面，卻不能說他的《安娜卡列寧娜》不好一樣。

上面講的是《金瓶梅》這部小說的內容、內容結構、思想命意方面的特點，請大家留意了。

《金瓶梅》一書，在人物描寫方面，也有些與這以前出現的小說很不相同的特色。這以前的小說，那怕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一個文學人物的善善惡惡，基本上是涇渭分明。在《金瓶梅》中，卻出現了像李瓶兒、龐春梅、宋蕙蓮這樣的性格較為複雜的的形象。那個李瓶兒為了情慾，背叛丈夫花子虛傍上了西門慶，花子虛遭了官司，她竟把家中所有全偷運到西門慶府上。但此時的李瓶兒雖受制於情愛尤其是肉慾，卻還沒有就忘記花子虛，她央求西門慶「千萬隻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便是證明。花子虛死後，西門慶卻因楊戩被參，怕受牽連，忙於應付，違約沒來娶她。她空虛難賴，招贅了蔣竹山。蔣竹山卻只是個「中看不中吃，臘槍頭，死亡八」，空虛未能填補，更增了無窮的迷惘，且財產也全在那西門府中，於是她逐走了蔣竹山，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終身押在了西門慶身上。慾念使得她在對待花子虛、蔣竹山的問題上顯得寡情薄義，慾念又造成了她在與西門慶的關係中的幼稚軟弱，對西門慶，她一方面沉溺於肉慾，一方面又懷著深深的痴情，彌留之際，動情地叮囑他「凡事斟酌，休要一衝性兒」，要少「吃酒，早些兒來家，家事要緊」，甚至還伸出那「銀條相似」的瘦手拉著、摟著西門慶。臨終前又贈銀贈物，一一安排好僕人的生路。她就是個痴情伴著淫慾，良善又未免陰狠的複雜人物。龐春梅呢，在貪淫縱慾這一方面，她頗同於潘金蓮，甚至幾乎成了潘金蓮的影子人物，是對潘金蓮性格的深化和補充。但她又確實有她自己的特點。她「心高氣大」，不只是在丫環們跟前，在西門慶跟前她也較少那種奴氣。西門慶死後，吳月娘叫薛嫂將她領去發賣，她「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對於潘金蓮，她卻是十分忠誠。在西門府上她處處回護潘金蓮，兩人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忠誠之中，又包含著心計，潘金蓮把她當槍子兒，她則正好借用潘金蓮這枝槍推動自己前行。做了周守備的夫人之後，她一方面對孫雪娥施行報復，一方面知情知義收殮潘金蓮的屍骨，對於月娘也不廢曾為主僕的尊卑之禮。刻毒之中，又似乎恩怨分明。這實在又是一個「圓形人物」。就是一些次一等的人物如宋惠蓮，作者也將她作為人的複雜面寫了出來，使她顯得既輕佻、淫蕩，又未失理性，且頗為剛烈。即使是那個縱淫縱慾的西門慶，作者也未忘他人性尚未完全泯滅的一面。他溺於肉慾，但對於那個曾經為他生了兒子的李瓶兒卻有一份真情；他貪財，但又並非完全吝財，修廟宇、印經書，給常時節十二兩銀子救急，為常時節付三十五兩銀子的房費，還拿出十五兩銀子讓他「開小本鋪兒」就是證明。他也是個性格頗為複雜的人物。

這一些也要請大家心裡有個數，下面才好進行比較。

三

《金瓶梅》的確是一部傑出的世情小說，它既是以前世情小說作家閱世經驗、創作經驗的累積，文化的歷史積澱的結果，又是後世世情小說創作的先導、樣本。就像《三國演義》引出一大批的講史小說，《水滸傳》引出一大批英雄傳奇小說，《西遊記》又引出一大批的神魔小說一樣，《金瓶梅》一出，世情小說也更迅速地繁榮起來。雖然在此後的百餘年間，並無超過甚或沒有能與它並肩的作品出現，但這期間，此類作品的數量激增，流派繁多，卻是前此從未出現過的局面。就流派而言，《金瓶梅》出來以後，受它的影響，至少產生了三個派別：一派是直接續仿《金瓶梅》而作的，如《續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等世情小說，另外又有由它滋生出來的兩股異流——艷情小說和才子佳人小說。這三個流派從明代的末期到清代的前期分流前行，但又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相互激蕩，而後又慢慢匯合，出現了《林蘭香》《姑妄言》，最後終於出現了《紅樓夢》。我們的有些研究者，研究小說只在幾部名著中打轉，總認為一些才子佳人小說、艷情小說、一些二三流小說毫無價值，一談到這些小說，總露出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甚至無視它們的存在。在改革開放以前，尤其如此。於是《紅樓夢》出現的原因得不到合理的解釋。《紅樓夢》似乎成了一盞孤懸在高空的明燈，不僅沒有相伴的作品，而且沒有根基。這實在是一種很不科學的態度。其實，名著和非名著總是相比較而言的，無所謂非名著，也就無所謂名著。孤立地看，一些才子佳人小說、艷情小說，甚至是一些正宗的世情小說的價值確不大，但如果把它們集中到一起，卻又是個巨大的歷史存在，無視不得。因為，正是有了這些存在，才有後來的《紅樓夢》，更何況從《金瓶梅》到《紅樓夢》之間，還有不少有價值的作品在。

先說這第一派——明末清初《金瓶梅》的續書及其學步之書。

(一)《金瓶梅》的續作

《金瓶梅》出來以後，反響極大，文人如袁宏道等的驚嘆且不說，立刻便有續作出現，書名《玉嬌李》(李當作麗)，已佚。明代學者沈德符的《野獲編》對它的內容有簡單的記敘：「尚有名《玉嬌李》者……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為淫夫，上篜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駿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據沈德符說，那是聽袁中郎說的，而中郎又從別人那裡聽來。謝肇涮《金瓶梅跋》也談及這書說：「仿此者有《玉嬌麗》，然則乖彝敗廢，君子無取焉。」到清順治十八年，又有《續金瓶梅》問世。

《續金瓶梅》六十四回，丁耀亢作。這書分兩條線索展開故事。一條敘《金瓶梅》中尚在人世的一些人物的遭際、結局。略謂靖康間金兵入寇，清河淪陷，亂中，西門府中的財產全被來安、張小橋劫去。月娘遭誣陷入獄，得釋後，金兵再攻清河，月娘與孝哥失散，遇到孟玉樓，一起流落到淮安。月娘做了尼姑，孝哥則被應伯爵賣入一寺做了和尚（在《金瓶梅》中，孝哥是被普靜禪師幻化而去），後來與玳安一起尋找母親，又被土賊李全擄至山寨，硬將女兒錦屏嫁給他。孝哥心如死灰，不破色戒，錦屏受到孝哥的影響，幫他逃離山寨，終於找著月娘，又回到清河。後來錦屏找來，也祝髮為尼。另一條線索是根據《金瓶梅》最後一回的內容提示（如西門慶轉生為東京富戶沈通次子沈鉞，李瓶兒轉生為東京城裡袁指揮家為女，潘金蓮轉生東京城裡黎家為女等等），敘已死的幾個主要人物。說那西門慶轉生為富家沈越之子，叫金哥。李瓶兒轉生在袁指揮家，叫常姐，又被李師師假傳聖旨取去更名銀屏。春梅轉生為孔千戶之女，名玉梅。潘金蓮則轉生為黎指揮之女，名金桂。金人攻陷汴京，金哥淪為乞丐。銀屏做了妓女，先與鄭玉卿私通，後嫁給翟員外，又同鄭玉卿私奔到揚州，被鄭玉卿轉讓給了苗青，玉卿則從苗青處得到了妓女董玉嬌和千兩銀子。玉卿實際是花子虛的後身。玉梅做了個金將的小妾，被大婦虐待，而大婦便是孫雪娥轉世，玉梅於是吃齋念佛。金桂嫁了個瘸子，瘸子卻是陳經濟的後身。金桂不能遂欲，招來邪魔，變成石女，出家做了尼姑。金哥做了十幾年乞丐後倒斃路旁，又轉生在汴京一班頭節級家，名叫慶哥，後做了宦官。一干人都償清了冤債。兩條線索交錯在一起向前發展。第一條線索中還寫到蔣竹山、苗青投靠金人，攻陷揚州，掠奪財物婦女，後來在淮安被好漢李安殺死等等。

從以上的情節看，《續金瓶梅》雖是《金瓶梅》的續書，主題卻明顯發生了較大的偏移。（看了廣告，知道下面孫毓明先生還要專講《續金瓶梅》，這個問題就不再深入談）那麼，除了表面上的故事聯繫之外，這部《續金瓶梅》和《金瓶梅》之間的思想聯繫在哪裡呢？

大家知道，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裡面，家和國是不可割斷的。國由家組成；有國才有家。前面說了，《金瓶梅》寫的是無節制的膨脹慾望，導致身亡家敗，作者是要用西門慶家的這種衰敗，以反映那社會風氣的墮落不堪。如果我們沿著這不堪的結果再作點「合理的引伸」，這更進一步的結果，可能就是國將不國了；《續金瓶梅》主要寫的則是「君臣家國」、「閨壺婢僕」所遭遇的兵火離合、桑海變遷，讓人看見了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家運的升沉，結合著國運的變遷，這明顯是《金瓶梅》命意的延伸，明白地道出了前面所說讀者可能推詳出的無節制地膨脹慾望的更可怕的結果。就是這「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主旨，實際也與《金瓶梅》的思想有很緊的聯繫。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兩個作者都有家國同構的思想，兩個人都在對社會的、道德的墮落及其可能引出或已經帶出的結果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