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扒下清官的皮：看明朝的海瑞先生如何斷案

文| 周英傑

明朝的海瑞先生是被國人讚美了數百年的幾個屈指可數的清官之一。「海青天」的名氣幾乎可以和北宋的那位「包青天」——包拯相媲美。

在大多數國人的印象里，所謂「清官」，通常是指那些自覺抵制腐敗、生活儉樸的官員。成語里有一個專門的辭彙叫作「兩袖清風」，即此謂也。

就海瑞而言，如果排除他「好色」（70多歲還納妾）的一面，他可能的確做到了生活儉樸這一條。對此，《明史》第226卷的《海瑞傳》中略有記載。譬如，說他做淳安知縣時「布袍脫粟」，自己種菜吃。有一次他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兩斤肉，竟然被總督胡宗憲當成了特大新聞加以宣揚。儘管有人考證出以海知縣的收入，在正常情況下不可能窮到連兩斤肉都買不起的程度，但海瑞的簡樸相對說來還是一個不能全部否認的事實。

應當說，在一個貪瀆文化盛行、十官九貪的社會裡，要像海瑞先生那樣「舉世皆醉，唯吾獨醒」，肯定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高尚的人格操守以及巨大的定力，確實值得我輩後人敬仰三分。

但是，我們在讚美海瑞清廉簡樸的一面時，也不能忽略了其實對於官員的評價，除了清廉與否的標準之外，還有其它的一些標準，如能與庸、勤與惰、明與昏……等等。特別是作為在中國皇權專制體制下，一手掌握了軍政全權的「父母官」而言，恐怕光有「清廉」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同時是個「能吏」、「勤吏」與「明官」，方才稱得上是合格的。而衡之以歷史，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承認，這樣的「全能」官員真是鳳毛麟角，簡直舉不出一個真實的案例來。

大清官海瑞自然也不在這樣的「全能」好官之列。

倘若用比較全面的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只能算一個「清官」，勉強稱得上是個「能吏」，但絕對不是一個「明官」。非但不是，如果稍微嚴格一點評判的話，甚至可以說，歷史上的海瑞簡直是可以被打入「昏官」一列的。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結論來，是有可信的歷史依據的。

眾所周知，海瑞做過一陣子南直隸巡撫。「巡撫」一職是明清兩代地方上的最高軍政首長之一，即所謂的「封疆大吏」是也。自然，按照當時的慣例，他是要坐堂審案的。

那麼，海瑞究竟是如何審案的呢？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他自編的文集里看出些端倪來。

比如，海瑞在談到自己審理民間糾紛的經驗時，就得意洋洋地認為：民事訴訟能夠當庭弄清楚事實真相的能佔到大部分（這恐怕過於樂觀了）。而對於那些一時間弄不清楚真相的訴訟，海瑞則認為：「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其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鄉宦計奪小民田產債軸，假契侵界威逼，無所不為。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 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弱鄉宦擅作威福，打縛小民，又不可以存體論。) （見陳義鍾編校《興革條例》，《海瑞集》上冊，中華書局，1962 年，第117 頁）

海瑞的話還算好懂。他「夫子自道」式的自白，道出的正是他心中獨特的「公正公平觀」。根據他的自白，我們知道海瑞在審理案件時，對於那些不能立即定奪而又必須定奪的案件，他並不是想方設法去弄清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按照一套古老的道德標準，根據當事雙方的身份和地位來做出判決。可以想見的是，以這樣主觀的標準來裁定案件，其結果必然是很不公正的，出現大批的「冤假錯案」也就在所難免。僅憑此一點，我們就不能說海瑞是個明察秋毫的「明官」。恰恰相反，稱他是個「糊塗官」倒是有點名實相副！

正因為海瑞在他的轄區內是憑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原則」而不是「真理原則」來標準治理地方，所以在他當政之後，南直隸地區實際上並沒有出現「海青天」所希望出現的「大治」局面，而是呈現出了空前的混亂狀態：由於看到海瑞對有錢有勢的人家具有天生的仇恨情結，所以一些刁鑽的貧民「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明有被誣負屈者」，致使這些支撐著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得以順利運轉的鄉紳階層紛紛走避他鄉，南直隸一帶的經濟和社會由此遭到重創。而海瑞畢竟不是生活在自己設定的一個真空世界裡，他的這些師心自用的治世原則不但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動蕩，也讓他自己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之中。在朝野上下、各派政治勢力一齊向皇帝施壓之下，這位「堂吉訶德式」的悲劇人物，終於在半年後離開了南直隸的任上，從此只能在賦閑的狀態中度過了15年，一直到了72歲時才又一次被起用為一個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的虛職。

於此可見，這位被中國民間奉為「海青天」、自詡為「剛峰」的海瑞先生，除了本身被累加賦予的理想化的「清官」形象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之外，究竟對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以及他治下的草民具有多少實實在在的價值，還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大問題。尤其在當下的中國，尤其如此！

（舊作裝修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