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發 黃克武 | 民族主義的再發現：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1/4）

作者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釋從略

·專題論文·

民族主義的再發現：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一）

黃克武

一、前言

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包含對於「中國」所具有的民族、人種、國家與文化之認同。此一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概念的創造、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中華民族」不是一個本質性的信仰或意義確定的認同對象，而是一個經由辯論之激蕩而衍生、變化的過程；同時，「民族」與「國家」之關係也經過多次的重整。清末以來，「中華民族」這一觀念經過幾次轉折。首先，此詞由梁啟超所提出，主要指漢族與「炎黃遺族」等，不過也包含其他民族。對梁啟超等「立憲派」人士來說，中國境內各族群雖有差異，然而因歷史與文化之關係，緊密連結，故應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種合體」的現代民族國家。誠如楊度所說，「中華雲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而主張「滿漢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憲之制」。這種觀點被梁啟超稱為「大民族主義」。革命黨則採取不同的策略，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此處之「中華」實指漢人。梁啟超將革命黨的政治主張描述成「小民族主義」，又批評「小民族主義」鼓吹漢族獨立建國，而將他族排除在外，有礙融合。當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國，為彌平革命所造成之創傷，提出「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的口號。此後，「中華民族」之觀念廣為流傳。1924年，孫中山於《三民主義》演講之中提倡將漢、滿、蒙、回、藏五族歸成一個「中華民族」。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他認為，「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孫中山認為在受到國外壓迫之時，國人要將「一盤散沙」的四萬萬人團結起來，而團結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體」，以「抵抗外國人」。總之，孫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漢族為主體，融合同化中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形成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清末民初可謂「中華民族」觀念的原生期，也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芽期。1924年底，孫中山又在日本神戶提出「大亞洲主義」，主張亞洲應復興王道文化，以亞洲王道文化為基礎，聯合亞洲各民族，解除基於功利強權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國家之壓迫，以完成亞洲各民族之獨立。

至20世紀20—40年代，受到中日戰爭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討論再度勃興，並與日本人所提出類似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東亞民族主義」或「東亞協同體論」對峙。此一討論涉及政治與學術的雙重背景。本文將描述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於「中華民族」的討論，析論其背景、內涵與意義。此處所指之朝野意指當時的學術與政治精英之討論，主要是學者在報刊上所發表之論調，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過翻譯）表達意見的外國學者之觀點。政治方面的討論，則以蔣介石於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為例，探討此書有關中華民族之論點，以及出版後所引發國內外各派人物之關注。

關於抗戰時期民族主義的議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本文中，筆者將選擇幾個以往為人忽略之個案來探討這一問題。首先，筆者將分析「日本因素」對此議題的影響，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所造成「同仇敵愾」的情緒外，筆者也將強調日本知識界對於戰爭性質與「中華民族」「民族性」「國民性」等課題討論對中國人造成的影響。其中，特別以中國學者與外交官米內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識的左派漫畫家柳瀨正夢（Yanase Masamu,1900—1945）為例，探討他們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寫）至中文報刊。其次，筆者將討論中國知識界對「中華民族」議題之辯論，參與討論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芮逸夫、傅斯年、顧頡剛、翦伯贊，社會學家吳文藻、費孝通等。論辯的主要分歧在於「中華民族是一個」，還是應承認各少數民族的生存、獨立與自由發展。再其次，則以1943年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為例，探討該書所揭櫫中華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響。蔣介石的觀念源自孫中山，並受到知識界「民族一元論」的「同化論」與「同源論」的影響，也與部分日本學者對中華民族之觀察頗為類似。根據此一理論，「漢族」為中華民族之主體，依賴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滾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漢的少數民族則為遠古以來綿延不斷的中華民族譜系之分支。筆者除了介紹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讀者與中共之反應外，也述及汪派知識分子對該書論點之討論與批判。最後，則綜述抗戰時「中華民族」之討論所造成既團結、又分裂之狀況。

二、從國民性、民族性、民族主義理解戰時中國：日本學者的觀點

在戰爭期間中日雙方都對戰爭發展、預期的結果、雙方應和還是應戰乃至戰爭的本質等問題有不少的討論。日本學者戶部良一指出：如果比較中日雙方對戰爭的認識，有一個重要的對照，亦即中國人的「戰爭觀」是比較一致的，認為這是一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國方面爭論較大的議題是和、戰問題。日本方面「對此戰的理解卻形形色色，常出現對立與矛盾」。

在戰爭初期，許多有豐富中國經驗的日本學者均強調中國民族性的負面特點（亦即中國人所謂的民族「劣根性」）。這一點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時期到中國旅行、調查的印象有類似之處。如曾擔任東亞同文書院教授、著有《現代中國人精神構造研究》（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中國研究部1935年版）、《中國國民性與經濟精神》（東京：岩松堂1943年版）的大谷孝太郎（1900—？）於1939年8月在《事變與中國民族的世界觀》一文中認為，戰爭的本質是日本民族與中國民族「世界觀」的矛盾與衝突。他提出了當時很典型的一種對中國民族性的看法，認為中國人「虛無、沒自信、不會感動、空虛又自大，熱衷於憎恨，擅長合理盤算，當走向極端就會做出不合理的盤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會感覺到矛盾的苦惱，樂天的」。此種對中國民族性的負面論述，容易為一般民眾所接受。

針對此一情況，大谷孝太郎指出「合理的」處理對策是：整合日本國內的人力、物力與精神力之組織，徹底殲滅蔣介石政權，停止第三勢力的援蔣行動，掃蕩佔領區之游擊隊，恢復治安、振興經濟，建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東亞新秩序」。然而上述工作只是「末」而非「本」。戰爭處理對策的根本，在於一方面發揚日本民族的世界觀，亦即追求「力的擴充」與「信義之昂揚」，另一方面則需要改造上述中國的世界觀。如此方為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基石。

另一個類似的作品是1942年兼井鴻臣（KaneiHiroomi，生卒年不詳）所著《赤裸的在日華人》。他也對中日民族性的差異作系統的論述。本書從精神面、形上面說明「日本魂」與「支那魂」的不同，以增進「日華提攜親善」，而促進「大東亞大團結」的「聖業」。作者所指出的差異，有一部分是生活習慣的不同，有些是性格的不同。如中國人重儲蓄、自保（自掃門前雪）；重吃、戲、賭、色、鴉片等享樂（如中國人的飲食像雞尾酒一樣是複合味，即使夏天也喝熱茶等）；保守的命定論；自大而好面子；遲鈍而頑強等。他也指出日中兩國人性格相反之處：一是性急，一是性緩；一是是非分明，一是不分明；一是尚武，一是卑武；一是犧牲精神，一是利己精神；一是重榮譽與尊嚴（日文稱為「面目」），一是重「面子」；一是簡明直捷，一是老謀深算等。作者也指出中國人（尤其漢民族）生命力旺盛，同化力很強，即使曾受到武力的征服，但不曾有整個民族受到絕對的征服，而且征服者最後都被漢民族所同化。作者用「蚯蚓國家」來比喻中國的生命力——頭被切掉，頭可以繼續活；尾被切掉，尾可以繼續活。這些地方是日本人應仔細考慮之處。以蚯蚓來比喻中國強勁的生命力在當時日本頗為流行，下文中還有另一個例子。

曾任日本駐杭州領事的米內山庸夫同樣對中國民族性有所批評。他強調「日支民族性」的差異，以及戰爭的原因在於中日「兩民族的生存競爭本能」。1937年10月他所寫的《日支兩民族之對峙》一文認為，「日支不親善」是兩國之宿命，並悲觀地指出未來雙方可能永遠不會親善。他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中發現，漢民族完成國家統一且國力強大之後，必定會想要征服周遭民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政府之將來》一文中，他也對中日和談表示悲觀，認為就算實現了和平，也只是一時的掩飾，將來有可能會發生更嚴重的衝突。

隨著戰爭的持續發展，南京和武漢相繼失守。1938年之後有些日本學者開始思考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是否有誤。因為戰爭開始之後，日本人對中國政府、軍隊與民眾做出了不少錯誤的估計。較關鍵的問題是探究為何這場戰爭會「長期化」？曾任職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和田耕作（Wada Kōsaku, 1907—2006）認為，其中一個解釋是外國勢力的援助，如英國與蘇聯在背後操縱。另一個解釋是中國所具有「封建性格」。中國能長期抵抗的原因，在於中國未能以全國為單位建立統一的經濟體。所以，即使部分地區被截斷，整體也不會喪失功能——這本來是一個弱點，卻反而增加了中國的韌性。和田耕作也以蚯蚓來做比喻，「正如同蚯蚓被切成兩段還能存活」。

然而對「長期化」最普遍的解釋是歸之於戰爭造成中國人的團結。中國人團結的結果使「抗日民族意識」高漲，此種意識可以解釋為何中國在經濟、軍事乃至現代化的程度落後於日本（亦即「近代化不夠徹底」），卻可以「長期抗戰」。亦即中國人在戰爭之中「重新發現了」民族主義。因此，對日本人而言，對於戰爭的深入理解的一個關鍵，是確切地認識「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特質。同時，中日之間的衝突乃源於中國「抗日的民族主義」與日本所秉持的超國家的、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東亞協同體」之民族主義之對抗。對於日本評論家、記者尾崎秀實（Ozaki Hotsumi,1901—1944）來說，解決中日戰爭的方法，是基於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東亞協同體論，日人必須積極與中國民族主義之動向合作，將重點放在「增加生產力」，協助中國脫離半殖民地狀態，以達到「解放和福祉」。日軍駐汪精衛政府最高代表影佐禎昭（Kagesa Sadaaki,1893—1948）早在1933年至1934年時即認識到深入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他區隔了中日合作、促進東亞和平的「穩健圓滿」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另一種「激烈褊狹的、排日的」民族主義。他認為「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要以十分的理解心來看待，期待其能圓滿發展，中國能因此完成國家的統一，日本應該不吝予以協助……但是像這種以排日為骨幹的極端激進民族主義，對於東亞和平其實是非常有害的，故無條件地附和民族主義絕非樹立東亞大計之道。九一八事變就是起源於褊狹的民族主義」。

以上是戰爭初期日本知識界與政、軍精英對於戰爭以及中國民族性的一些重要討論。這些討論都發表於日本的刊物上，對多數中國人來說，其實並不清楚他們的觀點。不過部分日本學者的論點在中國人的解讀之下，被認為可以用來鼓舞國人之士氣，因而被翻譯或改寫為中文，並影響到中國人對「民族性」與「民族主義」與戰爭前景的認識。其中過去較少有人注意的是外交官米內山庸夫與一位日本漫畫家柳瀨正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