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門宴》的人物描寫
《鴻門宴》的人物描寫
鴻門宴是史記項羽本紀里的一段，這在高中語文課本第二冊。它細緻地描繪了楚漢相爭雙方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的一個緊張場面，生動地表現了項羽、劉邦兩個歷史人物的性格。課本提示對於本文的內容和人物性格會加以分析並有所論列。我這裡對於提示的論點提出一些意見，並就正於讀者。
凡是讀過史記這篇文章的人感到印象深刻，彷彿這兩千多年前歷史上的一幕栩栩如生地映現在我們眼前，歷久不忘。司馬遷能把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舉止、語言、甚至心理，一一逼真地勾畫出來。他筆下的項羽劉邦兩個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從鮮明的對比上，使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二人政治鬥爭的前途和歷史發展的趨向。
項羽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他自視很高，自信心很強，個人英雄主義非常突出。性情豪爽、直率，但暴躁，目光短淺，不善用人。而劉邦則深沉精細，機智權變，能夠忍辱負重，並善於吸取眾人的智慧。這些性格在鴻門宴里表現得非常鮮明，使們能看出楚漢相爭劉勝項敗的結果。現在為了便於說明鴻門宴的人物描寫，首先把鴻門宴的故事內容作一個分析。
在項劉鴻門會宴以前，劉邦雖然用了謀士張良的計策，響應楚懷王的約，先入關中，但勢力微小。而項羽呢，引兵救趙，解鉅鹿之圍；擊潰了秦軍主力，章邯全軍投降，諸侯震恐；號稱「諸侯上將軍」，擁有大軍四十萬，駐紮在新豐鴻門，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當時項強劉弱，雙方實力懸殊。按照形勢，劉邦當然不能不向項羽低頭。項羽得了曹無傷的密報，準備「擊破沛公軍」，范增也主張「急擊勿失」。這時劉邦新身前來項王軍中謝罪，正如大鳥自投羅綱，但結果安然脫身，范增一籌莫展；甚至樊噲闖入軍門，直言衡撞，也沒有惹出什麼麻煩來。項羽為什麼不殺劉邦呢？課本提示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項羽對殺死沛公這件事有所顧忌。沛公懂得當時人民的希望，他首先入關，和人民約法三章，紀律相當開明，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不像項羽那樣「一味蠻幹」，所以群眾對他頗有好感。這樣，項羽自然就不敢貿然殺他了。」這個解釋是不符合當時事實的。而且一面說項羽一味，而對於殺沛公一事又說他不敢貿然，有所顧忌，這在理課本身上就存在著矛盾。我以為劉項成敗的原因主要是繫於「人心向背」上面。劉邦懂得奪取天下首要在收拾人心。因而入關以後，秋毫無犯，與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暴，開明軍紀，在政治上採取一系列措施，爭取民眾。項羽卻不然：迷信自己的武力，正如提示所說的「一味蠻幹」。他在鴻門宴前，固然目無群眾，一意孤行；在鴻門宴後，更是趾高氣揚，為所欲為。例如他入了關，「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當時他是沒有什麼顧忌的。曹無傷密報說劉邦欲王關中，項羽立時大怒，下令「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可見項羽要殺死劉邦是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的。
可是他後來又為什麼不殺劉邦呢？
在這裡，我們先要研究劉項二人的主要矛盾。毫無疑問，他們之間的主要矛盾是「誰王關中」的問題，也就是爭奪天下霸權，誰取得勝利的問題，項羽大怒，要興兵攻劉，正是因為根據曹無傷的情報，沛公有爭霸天下的意圖。但後來由於劉邦一面托項伯在事前疏通，說明他沒有土地野心，一面又親自到軍中謝罪，低聲下氣，表明心跡，使項羽相信劉邦不但不是他政治上的敵人，並且相反地，是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的有功之人，那又何必殺他呢？這樣，劉邦對項羽這種表現恭順靠攏的政策完全成功。項羽高傲，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迷信自己的武力，輕視這個亭長出身的劉邦。就兵力方面說，劉邦還非項羽對手。如果項羽意識到劉邦是他政治上的勁敵，將來會奪取他的天下，那麼，項羽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的。即使劉邦從鴻門宴逃了回去，還軍霸上，項羽仍然能夠派遣大軍「擊破沛公軍」的。劉邦回到漢中巴蜀，用張良的計策，燒了棧道，明白表示沒有問鼎中原的意思，這就使項羽更放心。然後他整軍練武，逐漸壯大自己的力量。
項羽出身貴族，世為楚將，他剛恢自用，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十分濃厚，這樣一個人是不能容許有人跟他爭奪霸權的。可是只要對他低聲下氣，俯首貼耳，他就非常放心，沒有疑慮。而劉邦正是一個機智權變，能夠隱忍的人物，項羽不能理解劉邦的為人，劉邦欲能掌握項羽的性格。劉邦善於吸收別人的意見，對項羽又能卑躬屈膝，使項羽覺得他是一個恭敬懦弱，志氣卑下，沒有政治野心的人，和自己沒有衝突、沒有矛盾，因而放鬆戒備。
所以項羽不殺劉邦，是因為劉邦的舉措消釋了項羽的疑忌，不是項羽因劉邦深得民心而有所顧忌。
現在我們看司馬遷在項羽本紀「鴻門宴」里怎樣描寫這兩個歷史人物：
張良把項羽要出兵來攻的消息告訴劉邦，劉邦說：君安與項伯有故？首先了解項伯和張良的關係，知道張良對項伯有活命之恩，交誼很深，而項伯是項羽的委父，在項羽面前有說話的資格，於是馬上決定在政治上抓住項伯，要通過項伯的人事關係來向項羽進行聯絡和疏通。於是對張良說：「君為我呼人，我得兄事之。」等到項伯人見，便立時奉厄酒為壽，約為婚姻。這是他的拉攏聯絡的手腕。他對項伯說：「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關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顧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他抓住了彼此矛盾的要點，著重說明自己沒有土地野心，「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指出遣將守關不是為了別的，而是「備他盜之出入關非常」，同時又「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說明他正是為項羽效力的人。這一番話是最能打動項羽的心，消釋項羽的疑慮的。後來他一見項羽，又立即謝罪，先請述過去二人怎樣戮力攻秦，怎樣合作，然後說到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後見將軍於此，說明自己無意爭先入關；最後提到「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指出有人從中挑選，離間感情。完全從彼此的關係上，從感情上說話，這對項羽是有說服力與誘惑力的。項伯的事前疏通和劉邦謝罪的話，搔著了項羽胸中的癢處，打開了他心頭的結，是使他回心轉意、翻然改計的一個主要契機。所以在會宴中儘管范增舉所佩玉玦再三示意，而項羽默然不應。這表示著項羽和范增對沛公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歧異。范增對劉邦不肯放手，投意項壯藉舞劍殺劉邦。劉邦這時雖然得到項伯的「以身翼蔽」和樊噲的衛護，但感到的威力依然存在，形勢未脫險境。他考慮過後，就一面「起如廁」，一面「招樊噲出」，共同商量對策。像這些地方，都能表現出劉邦的機警善於應變的個性。從劉邦來謝，帶了白璧玉斗，要獻給項羽和范增，從樊噲一見張良就問「今日之事何如」，都可以看出劉邦的來是有相當準備的。
劉邦善於用人、善於吸取眾人智慧，在鴻門宴中也表現得很鮮明。樊噲聽到張良說項壯舞劍的情形，立時說：「此迫矣！臣請人，興之同命。」一股忠於劉邦顧為捨生效死的精神，躍然紙上。這便是劉邦平日善待部屬得到部屬衷誠擁戴的最好說明。他碰上問題，問張良說；「為之奈何？」「固不如敢，且為之奈何？」對樊說：「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這些話是不是表示他無主見，遇事猶豫不決呢？我認為這正是他善於用人能吸取眾人智慧的一種表現。這看出他的領袖才能，和項羽的有一才智出眾的范增而不能用，恰成鮮明的對照。劉邦猶如曹無傷暗通消息，欲不重聲色，等回到霸上就立誅殺曹無傷，拔除了自己內部傾外通敵的人，這樣處事是嚴密的，徹底的。這跟項羽知道項伯私通劉邦而無所謂，又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項羽豪爽、直率，……聽了劉邦幾句恭順的話，就說：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活現出一個直腸子漢子的口吻和神情。這樣的話寫下來，能充分地表現人物的個性。范增是他的得力助手，智慮周密，平日對他十分忠誠，但他出身貴族，剛愎自用，因此范增的主張不能採納。這跟劉邦的善於吸取眾人的智慧，在性格上是有顯著區別的。
樊噲闖入軍門，「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對項羽侃侃而談，一種剛強、勇猛，暴躁的莽漢形象寫得鬚眉維肖。樊噲這樣對項羽倨傲不恭，為什麼沒有惹出麻煩來呢。課本提示認為「樊噲口中吐出來的一篇堂堂正正的言詞」「在當時緊張的局面中是一個轉折點：不僅使項羽無法回答，沛公得以脫逃，項羽的計劃也為之改變，項伯的主張也因而勝過范增。」編者的意思是說樊噲的言詞堂堂正正，項羽理屈辭窮，因而扭轉了局面，使項羽改變了計劃。這個看法也有問題。
樊噲行動魯莽，項羽對他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應，這是什麼緣故呢？我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項羽性格豪邁暴躁，樊噲行動勇猛莽撞，二人性格有若干共同之處。項羽自己是一員勇將，看見樊噲的雄偉項武，先自有一番歡喜；你看他連稱「壯士」，並且「腸之厄酒」，「腸之彘肩」，正是一種讚美；而另一方面樊噲的言詞又是前面劉邦兩段自白的進一步說明，他得復陳述劉邦的「待大王來」，劉邦是勞苦而功高的。這對項羽的消除疑慮是起了鞏固作用的。同時措詞的精神，依然是尊重項羽的霸權，申明劉邦沒有異志，項羽不應「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這對項羽還是一種規諫的口吻，而不是敵對的言詞。項羽不加怪罪，反而賜「坐」，正是這個道理。固然樊噲的一番堂堂正正的言詞使項羽理屈辭窮，「未有以應」，但項羽不是因為這點才無可奈何地改變計劃。實際上項羽聽了項伯的話以後就翻然改計了。
從上面的簡單的闡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描寫人物的突出的特點。
（節自張郁朋《談<鴻門宴>的人物描寫及其他》）
《鴻門宴》鑒賞
《鴻門宴》是《史記·項羽本紀》的一個片斷，其中涉及到的許多人物，各各閃耀著個性的光芒。在這裡，同是封建軍事集團的領袖，項羽和劉邦就各具風貌，神態迥異；作為兩個對立營壘的謀士，范增和張良的機謀策略，也各有千秋。至於「勇士」樊噲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的憤怒形色，飲酒食肉時的粗獷舉止，以及責備項羽時既氣勢逼人而又暗藏機巧，更以極大的鮮明性展示了他的特有性格。
作為歷史著作，無論寫人敘事，都必須言之有據，信而有徵，決不允許象文學創作那樣憑空虛構。《史記》的寫作是嚴格按照這一要求的。誠如班固所說，它「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那麼，司馬遷又怎能在《鴻門宴》等篇章中，把人物的個性敘寫和塑造得這樣成功呢？這裡當然有著生活的原因。社會生活本來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在實踐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本來就顯示著千差萬別的個性，而司馬遷又能在樸素唯物主義指導下，「鳩集國史，採訪家人」（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一方面「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方面「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根據總結「歷代成敗興亡之理」的要求，對紛紜雜亂的資料和傳聞加以精心研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而抓住了各種歷史人物的個性特點。除此以外，《鴻門宴》等篇章的人物刻畫之所以各具風姿，栩栩如生，也是和司馬遷的卓越藝術才能分不開的。
司馬遷善於抓住關鍵性的歷史事件，在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中刻畫人物。「鴻門宴」發生以前，項羽曾經在新安城南「擊退秦卒二十餘萬人」，派當
「鴻門宴」是一場鬥智謀、耍權術的政治搏鬥。在這場搏鬥中，敵對陣營中的智囊人物張良和范增得到了細緻的刻畫，顯示了各自的性格特點。應該說，張良和范增都是十分機智的，他們都看到了劉、項之爭的性質、趨勢和可能出現的後果。但是他們機智的表現卻又各有其內容和形式。張良的才能是在使劉邦集團化被動為主動的過程中顯示出來的。由於兵力懸殊，他在得知項氏集團準備即日進擊的急迫形勢下，為劉邦定下了賴帳並叫屈的計策。考慮到項羽喜歡沽名釣譽的特點及其「亞父」的老謀深算，他一方面親自跟隨劉邦冒著風險前往鴻門，一方面為了以防萬一，帶去了勇士樊噲等精幹的百餘騎，作了種種臨機應變的準備。結果如願以償，在千鈞一髮之際，力挽狂瀾，轉危為安。范增的深謀遠慮則更多地表現在事先定策，席間暗算和事後斷言等方面。他一眼看出「好酒及色」的劉邦入關以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就竭力慫恿項羽「急擊勿失」。在「鴻門宴」上，他以玉玦暗示無效，立即意識到項羽已改變初衷，為了達到消滅劉邦的目的，隨即指派項莊「入壽」舞劍，圖謀擊殺劉邦。劉邦脫險以後，他深感良機已失，失敗的端倪已經表露，所以激憤地斷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在「鴻門宴」這場尖銳複雜的智斗中，張良全局在胸、從容沉著的特點以及范增驕狂浮躁、心地狹窄的缺點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項伯夜見張良時，已值決鬥前夕，兩軍距離只有四十里，劉邦的兵力只及項羽的四分之一。在這晴天霹靂面前，張良卻鎮靜自若，「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云云，表面上似乎只是要說明自己的身分和態度，實際上卻是向項伯發起的思想攻勢。項伯是講究「義」的，他連夜通風報信，就是報答救命之恩的「義舉」，張良用「義」來打通項伯，無疑是一帖靈丹妙藥。接著張良去見劉邦，張良當時對劉邦是不滿意的，因為象「距關，毋內諸侯」這樣關係到全局成敗的大事，劉邦竟未和他商量，所以在劉邦驚慌失措，連聲問計的當兒，張良卻出其不意地發出了「誰為大王為此計者」的反詰。然而，張良並未給劉邦過分難堪，他的兩次提問，明顯包含著勸導劉邦，曉以利害的目的。特別是在劉邦默然認錯以後，他便不再糾纏往事，開始為劉邦謀劃對策了。從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張良顧全大局的氣度和品質。跟張良相比，范增卻相形見絀。在項羽決定次日進攻劉邦時，他就以為穩操勝券，萬事大吉了。所以只是要項羽急擊勿失，而對項伯等與敵方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卻完全喪失了警惕。直到鴻門宴上，也仍然沒有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面對項羽的變卦，特別是對他的多次示意毫無反響，范增被激怒了，他擅自召來項莊，命他去行刺，並氣沖沖地說：「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這裡，他顯然已自置於項氏集團之外了。劉邦走脫後，他甚至當著項羽和敵方謀士張良的面，發出了「豎子不足與謀」的辱罵。應該說，范增的決策是符合項氏集團的根本利益的，但是由於他心胸狹窄，老氣橫秋，所以終於未能被項羽所理解和接受，也就鑄成了無可挽回的敗局。問題還在於，對於這種嚴重的錯誤，范增始終缺乏認識，一味責怪項羽，以致把自己集團內部的矛盾暴露在敵人面前，終致被劉邦所利用，通過陳平的反間計，挑起了項羽對范增的猜疑，落得了自己憤然出走和項羽烏江自刎的下場。
注意歷史人物的出身和經歷，描述其獨特的言論和行動，這是司馬遷刻畫歷史人物形象的另一種方法。司馬遷不是階級論者，卻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和辯證法觀點。所以他有可能從不同歷史人物的言行舉止、聲容笑貌中，看到各自的出身和經歷的烙印。加上他在創作中又堅持了「不虛美、不隱惡」的嚴肅態度，所以《史記》所塑造的歷史人物常常是個性鮮明的典型。以劉邦和項羽為例：劉邦雖然出身貧賤，但「不事人生產」，是個市井無賴。他慣於耍弄手腕。為了實現自身的目的，往往不擇手段，不顧信義。項羽則出身於「世為楚將」的貴族家庭，他一方面驕橫放縱，草菅人命；一方面恪守禮教，貪圖虛名。在反抗暴秦的長期鬥爭中，劉邦與項羽又各有其獨特的經歷。劉邦力量較小，但經常出奇制勝，因而越來越「善權謀作詐術」；項羽卻因取得了「巨鹿之戰」等巨大勝利，成了「諸侯上將軍」。所以愈益沽名釣譽，剛愎自用。「鴻門宴」上，他們的種種表現，正是其不同出身和各自經歷在性格上的必然反映。
劉邦本是個「貪於財貨，好美姬」的人，進入咸陽以後，卻一變而為「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這不是本性有了改變，而是為了爭奪天下、騙取民心而施展的權謀。但是，他過早地想「王關中」的愚蠢行動激起了項羽的憤怒。面對瀕臨覆滅的深淵，他不免驚慌失措；但一經張良「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的點化，他霎時醒悟，頃刻之間就粉墨登場，假戲真唱，而且「唱」得十分迷人。你看，他請來項伯，「兄事之」，親為敬酒、祝壽，「約為婚姻」……。這還不算，他又信誓旦旦地把收攬民心的權謀名之謂「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把「王關中」的野心美化為「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這分明是「賴」和「騙」，可劉邦卻神態逼真，言之鑿鑿。一副市井無賴的狡詐嘴臉，在這裡可謂暴露無遺了。更有甚者，「旦日」在鴻門與項羽見面時，劉邦的模樣變得分外醜惡了。他卑躬屈膝，言必稱「將軍」，把先入咸陽的行動說成是以往不敢有的夢想，把「得復見將軍」當作自己莫大的幸福。為了逃避罪責和摸清底細，他還把項羽的憤怒歸咎於「小人」的挑拔，裝出一副受盡委屈的可憐相。作為劉邦對立面的項羽，出身和經歷跟劉邦很不一樣，所以個性也就別具一格。他飛揚跋扈，目中無人，不願受人支配，更不容別人跟他對抗。所以劉邦「距關」，他暴跳如雷，決定進擊。可是聽了劉邦的甜言密語，他立即軟化，頗覺內疚。為了自我解辯，居然還主動把曹無傷告密的事說了出來。范增示意其殺劉邦，他視而不見，默然不語。至於劉邦為什麼要「距關」？為什麼主動登門請罪？范增又為什麼必欲置劉邦於死地？這些問題，項羽根本沒有考慮。他壓根兒被眼前虛假的現象所迷惑，因而不知如何是好。項羽還嚴重束縛於封建禮教，親親之誼使他不僅沒有處分私通敵方的項伯，反而聽信其「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的說詞，並按此行事。范增示意之際，項莊舞劍之時，他未始沒有觸動，但那個「義」字制約了他，使他不願在宴會上暗算敵手。結果放走了劉邦，帶來了無窮的後患。這一樁樁，一件件，聯繫項羽的出身和經歷來看，都不是偶然的。正因為如此，所以項羽等歷史人物既真實可信，又栩栩如生。
司馬遷寫歷史人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並不事無巨細，兼收並蓄，而能抓住其特定環境中的典型特徵加以敘寫和刻畫。第一，他從總結歷史經驗的需要出發，十分注意歷史人物本身在某些方面本來具有的典型性，捕捉其主導方面，刪略其次要方面。比如，他為張良作傳，就聲明絕不糾纏於張良的那些與天下興亡無關的瑣碎小事，而集中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重要事件。再如，從《項羽本紀》的實際來看，他顯然扣緊了項羽的悲劇性格，從勇猛頑強、剛愎自用和思慮浮淺、沽名釣譽等方面著筆。第二，根據寫作的需要，司馬遷總是把歷史人物的最關重要的言行寫進其本人的傳記；為了不影響作者對歷史人物的褒貶評價，又往往依據不同篇目的不同要求，把傾向各異的歷史材料作分散的處理。拿「鴻門宴」來說，它互見於《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留侯世家》和《樊噲列傳》。但《高祖本紀》和《樊噲列傳》，僅有二百字左右，《留侯世家》則不足一百五十字。相比之下，要算《項羽本紀》最為詳盡。但劉邦、張良、樊噲等人在「鴻門宴」上的言行，在其本人的傳記中，也有詳於《項羽本紀》的地方。象《樊噲列傳》中，樊噲跟項羽的對話，就多出如下數句：「大王今日至，聽小人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司馬遷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經濟筆墨，避免重複；另方面又為了使各篇所傳更加集中，保持其相對的獨立與完整。第三，司馬遷往往把歷史人物性格的各個側面，分別放到最適合其表現的事件中來加以刻畫。象以「屠狗」起家的樊噲，既有著衝鋒陷陣、斬關奪隘的匹夫之勇，又深受劉邦、張良等的熏陶，頗有一點心計。為了表現後者，作者就匠心獨運地在「鴻門宴」這個複雜鬥爭環境中作了詳細的刻畫。
畫訣說：「石有三面，樹有四枝」。意思是筆法必須有陰陽向背之分，才能使物體具有立體感。畫是如此，文學作品的形象塑造也頗有相似之處。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就不僅注意正面的描繪，而且著力於側面的烘托，還善於透露其背面的言行。這是他刻畫人物形象的又一種獨到的方法。在「鴻門宴」中，項羽的粗疏自尊的性格有著多方面的表現，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點是不殺劉邦的決策事前未和范增商量。這一點作品雖然未作正面交代，但在宴會過程中，范增之所以多次焦急地用玉玦示意，嚴厲召令項莊拔劍起舞，侍從們之所以果斷而又蠻橫地阻擋樊噲進入宴會場所，都說明自范增以下，所有人都在按老皇曆辦事，都不了解項羽的新決策。這就從背面有力地揭示了項羽的上述性格。與此相類的是，在「鴻門宴」前，張良和劉邦的有關計謀，司馬遷也未作直接交代。但在項莊舞劍、威逼劉邦的緊張時刻，門外的樊噲一見張良劈頭便問：「今日之事何如？」從這一急迫而又短促的問話中，足見樊噲與張良靈犀相通。他早已知道內情，並作好了應變的準備。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樊噲在闖宴責項時，不僅言語得體，連謊話也和劉邦昨夜講的一模一樣。顯然，張良等人在定計以後，是曾經跟有關將領作了徹夜的周密準備的。這種通過樊噲來對張良等進行側面烘托和反面交代的寫法，不僅擴大了作品的容量，而且使張良的沉著機智的性格顯得更加飽滿、生動和真實。
「《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劉熙載《藝概》）「鴻門宴」雖然只是《項羽本紀》的一個片斷，但它事事與劉、項之爭的全局相關聯，處處都體現了司馬遷的高度藝術技巧，人人皆是不朽的形象典型。宋代的劉辰翁曾說：「鴻門宴」「歷歷如目睹，無毫髮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我們覺得，劉辰翁的這種贊語，「鴻門宴」及其作者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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