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推介 ‖ 《從古文字角度談〈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的若干問題》一文商榷
傳承古史辨派科學求真精神，促成傳統文化現代轉型
編者按：一石掀起千層浪，郭靜雲女士《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無疑給中國古史學界帶來不小的震動。爭論再所難免。無論如何這是好事情，只有從不同視角發表意見，提出關於古史的不同建構，古史不同面向才能不斷豐富，我們也才能有更豐富全面的認知。石頭不會說話，它呈現的表象有各種可能，考古學的魅力就是通過自身不同視角的觀察和分析揭示出各種可能。這也是新古史辨致力於走出二重證據法，走進多元豐富認知的上古世界，努力推動的方向。是文為一篇商榷文，涉及專業知識，對此，我們不持立場。作為一場嚴肅的學術前沿討論，我們希望它能成為一個開放的學術前沿的理論交鋒，推動中國上古史的進展。
摘要：張惟捷先生於《歷史研究》2016年第1期發表《從古文字角度談〈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的若干問題》一文，討論了郭靜雲先生《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中若干古文字學的問題。然細讀張文，可見其內容舛誤亦多，可商之處凡16組23條，其論據與釋讀存在諸多問題。總結而言，郭書雖有小瑕疵，然張文所論疏漏之處更多，主要有二大問題：第一，由於張氏行文多引學者文章，對於學者文章的引用或理解產生偏差，很多部分並不能作為反駁郭說的根據；第二，張氏還有對古文字的釋讀有誤，或是對郭書理解不清的情況，這部分佔張文全文之比例並不多，但有問題之處卻不少。且作為一篇反駁文章，張氏除了少部分內容外，其餘大多以學者的看法作為反駁的根據，並非直接針對郭書在材料運用、邏輯與推導方面進行討論。由於張氏文中存在諸多缺失，導致其文可觀者寥寥。
關鍵詞：古文字學；《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材料運用；邏輯與推導
一 前言
郭靜雲先生於2013年11月出版了《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引此書簡稱《夏商周》），甫一問世即引起熱烈迴響，其中讚譽者有之，批評者亦有之。而張惟捷先生於《歷史研究》2016年第1期發表了《從古文字角度談《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的若干問題》一文（下引此文僅標頁碼，不另注篇名出處），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出發，於文中列舉18組34條討論郭書的觀點，並提出反駁的意見。學術對談能夠增進研究的深度，也使問題的真相越辯越明，故此類批評討論的文章，對於吾人了解一家之言的得失，有著極大的幫助。
然而細看張文，卻不無可商之處。如張氏主要以學者的看法作為反駁的依據，文中處處可見，但作為一篇評判的文章，應經由自己的論證，若引學者文章作為反駁的依據，則人人均引學者看法即可成此文，也不必由張氏動筆。且郭書引起熱烈討論的原因，在於其說頗有新解，如此則與傳統舊說必然有異，觀張氏之文，多以所謂前輩學者的「定論」或「共識」來駁郭氏之非，然學者研究若均以前人定論或共識為依歸，那吾人則實無做研究之必要，故張氏做為反駁文章的出發點已有所偏差。本文的出發點則不同，由於張氏的論據充滿可疑之處，本文主要由個人對古文字的釋讀，以及對張氏所引學者看法的問題提出討論，並輔以學者研究，藉此論述張文所說的根據是否成立，若一篇文章的根基不穩，其說的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
從張文的內容來看，本文列舉可商之處16組共23條，其中主要有二大問題：第一，由於張氏行文多引學者文章，對於學者文章的引用或理解產生偏差，很多部分並不能作為反駁郭說的根據；第二，張氏還有對古文字的釋讀有誤，或是對郭書理解不清的情況，這部分佔張文全文之比例並不多，但有問題之處卻不少。以下分別羅列論述，以與張氏就教。
二 問題的討論
（一）古文字學是否為郭書的基礎
張惟捷先生在文章一開頭「一、問題的提出」中，提到：
筆者基於古文字學專業進一步審視，發覺此書雖然「體系龐大，內容宏富，前所未見」（朱彥民語），其中許多新論點所依據的古文字證據卻問題重重，亟待釐清，而這方面正好是建構全書觀點的根本基礎。（第115頁）
按，張氏理解似有誤，郭靜雲先生書中觀點的根本基礎，乃考古學而非古文字學，即試圖從考古學的成果重新了解三代歷史。這一點孫隆基先生已言明：「郭著以考古學為基，輔之以古文字學、比較歷史學，用它們解開傳世文獻里暗藏『史實』之密碼」。[1]古文字學是其輔助，綜觀全書清晰可見，不能因張氏欲論書中古文字學的問題，而以為古文字學乃郭書根柢。
（二）論「兕」分布的根據
在「（二）卜辭『楚』地能否直接對應江漢楚文化」中，張文提出郭書中的幾點問題，然其說亦有可商之處。如在「1.《合》10906所謂『楚』字識讀」中，張文首先提到：
郭女士表示，商王在楚狩獵獲得兕（野水牛），符合此地當時的生態環境，但問題在於，同樣可獵獲兕的地點事實上遍布各處，考古工作也常在華北地區發現兕的化石，因此用擒兕一辭來左證該「
按，郭氏書中未言明「兕」為現在的何種動物，張文卻徑自認為是「野水牛」，必需對此進一步說明。而在徑自認定兕為野水牛的前提下，張文認為「可獵獲兕的地點事實上遍布各處」的根據，在於古代野水牛的分布，並引了兩篇論文為證。然而，張氏所說與其所引文章有不合之處，如引第一篇文章為同號文先生《第四紀以來中國北方出現過的喜暖動物及其古環境意義》，內容提到：
全新世的水牛亞化石記錄有兩處，一是北京東郊三河縣不老淀; 二是河南安陽殷墟。兩者都曾被認為是馴養的，因為其與各種文物及其它家養動物共存。但賈蘭坡等卻認為Andersson當年所推斷的三河縣不老淀的水牛層位有誤，應當來自層位稍靠下的泥炭層，年代為5000~2000a。[2]
從以上內容與張氏所說相較，可以發現二個問題，第一：沒有張氏所謂的「兕的化石」。同號文先生的文中只稱為「亞化石」，是因為化石是生物遺體或生活痕迹石化的過程，需要一段長久的時間，殷商時期至今尚不足以使獸骨形成化石，故「化石」一辭涉及的年代，實與殷商無關；第二：文中關於亞化石紀錄只有兩處，一處是北京三河縣不老淀，但同號文先生引賈蘭坡等先生所說，認為水牛亞化石的出土層位大約距今5,000至2,000年前，在這年代跨度達3,000年，氣候經歷過暖化與冷化交替的期間，其中距今5000年是大暖期，而從距今4000至殷商又發生幾波激烈的冷化。依靠年代不定以至於竟有三千年落差的材料，而認為這一定是殷商時期，就顯得毫無道理。更加沒有張氏所說的情況：「可獵獲兕的地點事實上遍布各處，考古工作也常在華北地區發現兕的化石」。
張氏所引的第二篇文章，是董明星等先生《河北省石家莊地區晚更新世晚期古菱齒象──披毛犀動物群及其古氣候》。然而此篇文章所談僅涉及「更新世晚期」，按文中所說年代約為8150 ± 120a BP。[3]與殷商相距近5,000年，無論內容所言為何，皆與殷商時期的情況無涉，故亦不足以證明文中所說。
張文引此二篇文章的原因，應該是旨在說明殷商之前華北野水牛多見，來說明殷商時期「兕」的地點遍布各處的情況。然古代的氣候屢有波動，自然環境也隨時代不同有所變化，物種的分布也有差異，更新世與全新世如此，全新世的新石器時代與殷商時期亦如此。張氏使用不同時期的資料來左證，其論不足觀也。
如果從殷墟發掘的資料來說，劉一曼先生提到動物考古學家李志鵬先生的鑒定：「殷墟孝民屯遺址出土了許多牛骨，能看出形態的，均是黃牛。」[4]這與張文所認為水牛為殷墟普遍所見的動物正好相左。
（三）「楚」字的釋讀與江漢楚族
張氏於「（二）卜辭『楚』地能否直接對應江漢楚文化」與「（五）『
1.甲骨文「楚」字釋讀的問題
張文在「（二）卜辭『楚』地能否直接對應江漢楚文化」的「1.《合》10906所謂『楚』字識讀」中，提到楚字釋讀的問題，對郭書將《合集》10906：「壬寅卜，賓貞：亦
按，由於甲骨文楚字一般從「林」、從「囗」、從「止」，《合集》10906的楚字作
然而張氏之說卻充滿漏洞。首先，《釋文》將
再者，張氏又言《摹釋》將
是故，只要查《類纂》楚字收錄的資料，即可發現《合集》10906的
2.金文「楚」字釋讀的問題
張文於「（五）『
在第117頁關於西周時期周人與荊楚來往的論述里，郭女士引西周早期的「小臣夌鼎」，銘文如下：
正月，王才成周，王
郭文中將「王
按，郭書將《集成》2775小臣夌鼎出現的「
而
楚（
中子化用保楚（
宗婦楚（
觀楚字各類字形，與
另外，小臣夌鼎的楚是否指「楚國」，尚有討論的餘地，然郭氏於《夏商周》言西周時期周有伐楚一事，列舉了金文材料五條，即使小臣夌鼎的楚未必指楚國，其餘四條如「伐楚」（《集成》4300乍冊夨令簋）、「過伯從王伐反荊」（《集成》3907過伯簋）、「從王伐荊」（《集成》3732鼒簋）、「伐楚荊」（逨盤）等內容，[10]則涉及伐楚一事至確，故小臣夌鼎的楚是否指楚國的疑問亦無損郭書之論。
3.甲骨文的「楚」與江漢楚族
在「（二）卜辭『楚』地能否直接對應江漢楚文化」的「3.通過古文字聯繫上古地名應謹慎」的部分，張氏引其著作，說明吾人研究古地名時必須謹慎，其說至確。然在面對實際的資料時，張氏所說不無可商之處。如一開始即說：
至於《合》29984的「
從上可知，甲骨文有楚字已無疑義，且不特殷墟甲骨有之，周原甲骨亦有之。又何以見得殷墟甲骨的楚與周原甲骨的楚所指地區不同？張氏認為殷墟甲骨的楚與「數百年後興起於江漢的南方楚族」未必有關，應提出更多證據。
且張文所說的《合集》29984屬無名組，相當於甲骨三、四期，也就是商王廩辛至文丁時期，時代大約是公元前12世紀，與周初興於江漢的楚國不過相距百餘年，不到張氏所說的數百年。又《詩經?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11]已載商王武丁伐楚之事，可見殷商與楚已有一段不短的關係。
其次，張文提到了甲骨文中的楚地「鄰近大邑商之盂地」，然不知所據。關於盂地所在有各種說法，如郭沫若先生認為：「乃殷東方之國也。……宋地亦有名盂者，……地在河南睢縣。」[12]陳夢家先生認為是春秋時的邘國，在今沁陽西北。[13]島邦男先生認為：「其地望在殷都東北。」[14]鍾柏生先生認為：「以隱公十一年之邢地，合乎卜辭的地望，……疆地近於太行山。」[15]孫亞冰、林歡先生認為有西盂方與東盂方之分，西盂方「在今河南沁陽西北三十里的邘台鎮」，東盂方可能在春秋時宋的盂地，在今河南睢縣，或是曹的邘邑，在今山東定陶二地周圍。[16]筆者對殷商歷史地理問題也不陌生，屬於筆者所研究方向之一。張氏說研究古地名須謹慎，這絕對無誤，因此筆者更加不明白，在參考學者眾說紛紜論述的情況下，竟對盂地地望不置一詞，則有何根據認為盂地必然鄰近大邑商，進而推論楚地離大邑商不遠？
據上可見，郭書所言有甲骨文與傳世文獻的根據，張氏所提出的討論反而不知其根據何在。若要否定甲骨文中的楚非江南楚族，必須提出更多說明。
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四）對「楚」地望推論增補的依據
張文在「（三）『南單』、『三門』的地望問題」提到：「筆者認為，卜辭中這個作為地名的『楚』確切位置應不致離大邑商太遠，除了在上則中與鄰近的盂地選貞可證外，有一組重要的辭例也可以作為參證。」（第119頁）按，上文已提到張氏並無討論盂地的地望，故此說毫無根據。而張氏認為可作為參證的是《合集》34220的內容：
岳於南單？
岳於三門？
岳於楚？
並結合諸位學者的研究，認為：
「單」學者咸認是鄰近大邑商的周邊地點或設施，……從朝歌（淇）與安陽的相對距離來看，若單為遠郊，亦不致遠離商都。……至於「三門」應非自然地名，而是屬於宮廟建築中各種門戶的一類，或指商城宮室中特定之三門。（第119頁）
最後張氏得出南單、三門均離大邑商不遠，則楚地也應當在此範圍之中的推論。然而其說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南單」，雖然歷來討論甲骨文中「四單」的概念，多認為是指都城之外附近的區域，但其包含範圍或確切位置均無法肯定，[17]只能做為研究地望的一個參考。
其次關於「三門」，張氏引了姚孝遂、連劭名與宋鎮豪等先生的研究，認為指宮廟建築的門戶一類：
姚孝遂曾指出卜辭門與戶對言，此三戶必非地名。連劭名認為「古代城邑每面三門，三門、三戶即商都南面的城門」，「岳於三門」是一種在城門進行祭祀岳神的望祭活動。近年來宋鎮豪有專門的論述，他指出：「三門一稱三戶，是主祀場所。……三門或屬
按以上所說，三門雖可能是指建築的門戶，但以此作為楚離大邑商不遠的根據，也過於草率。從張氏所引學者的看法，認為三門是商都之門者僅連劭名先生；姚孝遂先生未明言三門位於何處；宋鎮豪先生更直言三門或屬「都」地建築祀所的門，認為：「是一個與農業信仰禮俗有關的祭地。」[18]並無討論其地望。張氏無視其所引宋鎮豪先生之說，徑自得出三門必定是指商城宮室之門，進而得出楚離大邑商不遠的結論，未免過於疏漏。
按郭書的推論，從南單之岳到楚地之岳的祭禮，可能是往南方從近到遠的祭禮活動。這種假設未必無疑問，但張氏認為南單、三門、楚三地必然不離大邑商太遠，以駁郭書之言，更加未見有力的根據。甲骨記載祭岳之禮比較可能是指不同的山嶽，這與甲骨文記載對東、南、西、北的祭禮同理，因此從《合集》34220的內容來說，反而應該認為三處相離不近。
（五）未討論甲骨文
在「（四）
我們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欠缺可信的後世字例比對材料，此「
張氏之說可從，「
癸丑卜，亘貞：王叀望乘比伐下
……王比興方〔伐〕下
囗囗〔卜〕，囗貞：令望乘
按，
若可知望與興方的地望，則可推論下
乙未〔卜〕，囗貞：立史於南，又〔從我〕，中從
乙未卜，囗〔貞〕：宰立史〔於南〕，又從我，〔中〕從興，左從曾？十二月。《合集》5512正
從以上「立史於南」的內容，可知興方當位於殷商的南方，而虎方根據學者研究也多認為在南方。[20]卜辭中亦提及「曾」，其地根據西周早期的曾國遺址位於湖北隨州，[21]與殷商時期的曾位於南方相合，則殷商的曾族也應不會離隨州太遠。既然興方、虎方與曾都位於殷商南方，則與興方共同行動的望也位於南方，為興方與望乘征伐的下
（六）對金文「逆衍」與「逆洀」之意的討論
郭氏在《夏商周》書中的注里提到：
關於文中有「用鄉王逆洀」之句，西周早期的仲爯簋亦有「用鄉王逆
首先，張氏認為「逆
對仲爯簋的「用鄉王逆衍」，由於夨作丁公簋等器的「用鄉王逆
從上文不難看出，裘錫圭先生出於嚴謹的態度，文句中多語帶保留，可知裘先生也對其說未敢遽定也。張氏稱之為「精闢說解」（第121頁），似乎對裘說深信不疑，則應說明其說可從的根據。
而此問題是來自郭氏《由商周文字論「道」的本義》一文，不是該書里的討論，書里只有加註。若查註上所提及文章，則可知郭氏正是由於裘說未定：「裘錫圭先生承認，從
再來，張氏還提到：
「逆洀」也與「謹受王之導」沒有太大關係，郭女士推測金文「洀」字與戰國楚文字「道」字形上發生混淆，然此說沒有其他同類型相混字例為證，且在時代上也差距太遠，頗為可疑。（第121頁）
按，張氏不同意郭書將金文「洀」字與楚簡「道」字相結合，原因有二：第一，此說沒有其他同類型相混字例為證；第二，在時代上差距太遠。然而這些並不能作為反駁郭說的根據。
首先，西周早期的仲爯簋言：「用鄉王逆
其次，關於張氏反駁的第一條理由而言，恐怕本身亦須存疑。實際上像「
關於第二點，張氏認為金文與楚簡的對比，在時代上差距太遠，然郭文提供甲骨、金、簡、璽文，從商到漢都有這種「道」字的寫法。況且，如果不能用楚簡來討論西周金文，則更不應該用秦簡討論甲骨文，然而張氏本人在研究時，也同意採用不同時代的文字來對比，如在「（十二）『
蔡哲茂根據二字的普遍用法與文獻分析，對此辭內容表示：
日書甲種「戊午去父母同生」，而秦律十八種「百姓有母及同牲為隸妾」，「牲」讀作「生」。《論語?鄉黨》：「君賜生，必畜之。」《釋文》：「魯讀生為牲。」是生牲可通假。……「生」字讀作「牲」或為不繆。
其說引據較為充足，且合乎卜辭文例，頗為可信。（第128頁）
從上文可知，蔡哲茂先生主要是根據秦簡「牲」通「生」之例，進而推論甲骨文的「生」可能也通「牲」。既然張氏肯定秦簡與甲骨文字的對照研究，那為何對郭書以楚簡與金文文字的對照是「時代差距太遠」，豈不厚此薄彼，自相矛盾？
是故，張氏討論金文「逆衍」與「逆洀」之意，不僅是沒有反駁郭說，而本身就沒有可靠的根據，只是徑引他人著作以言郭氏之非，若按張氏此邏輯，那吾人慾駁張說，只要引用與其論不同之著作，即可證明張氏之非，若如此討論實無意義可言。
大克鼎銘文
（七）「
郭氏在《夏商周》提及：「屬於『寧』（筆者按：即字）族團的族徽一定含有『寧』字和自己的符號，如『
丁未卜：新馬其於
丁未卜：新馬其於
於
於
癸亥卜：新馬於
於
這三條辭例分別存在對貞，相對的句子中各用了的
文中引花東甲骨的辭例，認為「
癸亥卜：新馬於
於
新馬子用又（右）？一
新馬子用
可知大致是卜問新馬於「
丁未卜：新馬其於
丁未卜：新馬於
內容是卜問新馬右用或右不用的內容。若依張氏文中的斷句，則無法解釋「新馬其於
第三，假設張氏文中的釋讀與斷句無誤，也不足證
即使張氏對「用」與「不用」實際上是以「用辭」理解，並認為《花東》7二辭意義相同，則豈不是出現對同樣的內容既記錄「採用」與「不採用」的矛盾現象？如此反而可證《花東》7二辭中的
但若按本文對《花東》7的正確釋讀，則又符合張氏的結論。二辭卜問「右用」與「右不用」，屬於命辭的內容，為正反對貞的辭例，故可認為二辭意義相同，說明
此外尚有一個問題，從《花東》甲骨中雖可看出、為一字，但郭書所言乃青銅器銘文之族徽，族徽中的
（八）「白羌」與「白人」的釋讀
張文在「（九）卜辭中是否紀錄了白種人的蹤跡」中，列舉了數點討論甲骨文中的白羌、白人與婦白等相關問題。其中對於「白羌」與「白人」應讀作「百羌」與「百人」的看法，存在一些論證上的問題，以下分別論之。
1. 「白羌」是否讀為「百羌」
張文在「2.是『百羌』而非『白羌』」中認為，郭書所言的「白羌」應讀為「百羌」：
所謂「白羌」尚被認為存在於其他辭例中，也就是《合》293、296兩版，釋文如下：
戊子卜賓貞：叀（惟）今夕用三白*羌於丁，用。（293=《燕》245）
三白*羌於?（296=《存》2.195）
由於這兩條辭例中的白*字寫成
從上文可知，甲骨文中有「白羌」一辭確切無疑，然而張氏認為應讀作「百羌」，其根據有二：第一是甲骨文中有「三百羌」一辭：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透過類似文例之比對清楚看出一些端倪。試比較以下辭例：
囗丑卜賓貞?三百（
三百（
同樣的祭祀動詞（用）、祭祀物件（丁），同樣屬於賓三類字體，以上四辭所貞問的很可能就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用三百羌人祭享於丁（應即武丁），只是在用字上沒有嚴格規範。（第125頁）
張氏據甲骨文中有「三百羌」一辭，且內容與「三白羌」之例相似，故這些甲骨文可能是卜問同一件事，則「三白羌」應作「三百羌」。首先，張氏之說雖不無可能，然細看《合集》295的內容為：「三百羌用於丁。」與其他三辭如《合集》293：「用三白羌於丁」、《合集》294：「……三百羌於丁」、《合集》296：「三白羌於……」等等相比，只有《合集》295的「用」字放於句中，其他辭例的內容雖有的部分殘缺，但可看出「用」字絕不放「三百羌於丁」句中。從《合集》295與他辭略有差異的文句，是否意味著不見得如張氏所說的為同一件事情，也是可以考慮的。
其次，甲骨文中亦有「三白牛」、「三白豕」之稱：
貞：
……父甲三白豕至……《合集》21538甲
既然有「三白牛」、「三白豕」之例，則有「三白羌」之稱亦不足為奇，「三白牛」、「三白豕」之「白」既指顏色而言，則「三白羌」當然也可指顏色。且從甲骨文中用羌人祭祀的人數來看，「三羌」或「羌三人」的次數遠大於「三百羌」或「百羌」，這說明殷人用羌人祭祀的人數，普遍以三為主而非百人以上，則「三白羌」比較可能是指「三位白羌」而非「三百位羌人」。故「三白羌」是否必然讀作「三百羌」，還是有些疑問的。
第二，張氏再舉甲骨文中「白」通「百」字之例，來證明他的第一個根據：
這裡可以《合》297為例來說明。此版由何會女士加綴，其相關辭例如下：
囗囗卜貞：?羌三百?於祖?
貞：御 於丁百羌，
兩辭都是對先王進行用羌的祭祀。前一條羌三百的百作
按，張文引何會先生之研究，竟無註明出處，此缺失應當改進。至於張氏所論及的《合集》297：「囗囗卜貞：……羌三白……於祖……」一句，由於先入為主的觀念，徑自將「羌三白」解為「羌三百」，然而，由於「羌三白」的前後文缺字，是否讀為一個詞是有疑問的，讀若「……羌」與「三白……」亦有可能，前者「……羌」為數量未知的羌人，如甲骨文有「一羌」（《合集》411）、「二羌」（《合集》409）、「三羌」（《合集》379）等；後者「三白……」為三白的某種祭品，如上文已提到甲骨文中有「三白牛」（《合集》14724）、「三白豕」（《合集》21538甲）之稱。故《合集》297的內容，可以是指分別用羌人與三白的祭品祭祀某位祖先。
而從張氏所引《合集》297另一條內容：「貞：御
從以上討論，可知張氏論甲骨文中的「白羌」應讀為「百羌」的根據不足，無法證明其說。
2. 「白人」是否讀為「百人」
在「3.是『百人』而非『白人』」中，張文認為：
至於郭女士又引用燎祭「白人」辭例，卜辭如下：
己丑卜囗貞：燎白人。
?燎白人。（1039）
此處的「白」的確有指稱膚色白皙之人的可能性，但由於卜辭中僅見此孤例，理應存疑。相較於燎祭辭例中屢屢出現的以百數以上祭牲行祭的情況（如《合》442、32674等），可知此處的「白」應理解為與「百」字互作。（第125頁）
按，張文稱：「燎祭辭例中屢屢出現的以百數以上祭牲行祭的情況」，不知所據。查甲骨文中燎祭卜辭達數百條，出現百數以上祭品之例並不超過10條，不可稱「屢屢」可知也。且所舉《合集》442之例與燎祭無關，疑其為《合集》1442之筆誤。
再者，即便燎祭有百數以上之例，也不足證「白人」應作「百人」。因為燎祭用「白」之祭牲亦有之，如「白牛」（《合集》14380）、「白豕」（《合集》29545）與「白羊」（《屯南》2670）等，則「白人」按原文釋讀，自然有其根據。若張氏認為以上舉例皆應讀若「百」以合其論，則應提出更多證據。張文並引蔡哲茂先生對花東甲骨的研究，認為有「白」通「百」之例（第125─126頁），但不代表卜辭中的「白人」必定要讀為「百人」，只是提供一個可能性。張氏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指出郭書釋讀為「白人」有何錯誤，故其論僅能作為參考，難以駁斥「白人」之說。
從以上討論，可知張氏試圖將甲骨文中的「白羌」與「白人」讀作「百羌」與「百人」，但沒有可靠的根據，故未能駁倒郭氏之論。張氏並言：「本小節部分內容引自拙作：《論卜辭中「白羌」的有無與相關問題》（待刊），並加修改。」（第123頁注3）若本文所論合理，則張氏在刊登之前應有修改之必要。
（九）甲骨文「姬周」與「妘周」的問題
在「（十六）商代『周方』問題考辨」中，張氏於「1.是『姬周』還是『妘周』」中提到：
商卜辭屢屢記載的這個「周」或「周方」，歷來多被視為就是西土姬姓周族，一般少有爭議，就此來說郭文似持之有故。不過嚴格而言，由於此觀點並未經過出土材料實證，多少仍偏向默證，不少學者亦持不同看法。（第134頁）
從上文可知，張氏對於甲骨文中的「周」或「周方」，是否即殷商西土的姬姓周族抱持著疑問。首先，關於「不少學者亦持不同看法」一句，張氏並注引陳夢家與夏含夷先生的著作為證，不過所謂不同的看法，乃指周之先世居於何處的討論，實際上二位先生亦認為，甲骨文中的「周」即姬姓之周，並論周之先世在今山西境內。[29]其地亦屬殷商的「西土」，則與張氏欲討論甲骨文中的「周」或「周方」的族屬並無太大的關係。
其次，張氏又引董珊先生的說法：
根據黃天樹先生對殷墟卜辭分類斷代的研究，確定了卜辭國族名稱「周」的時代屬殷墟二期，並根據文獻記載古公亶父遷岐的時間相當於殷墟三期，指出殷墟卜辭「周」不會是姬姓周人。……又根據張懋鎔先生姬周貴族不用族徽和日名的說法，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周」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妘姓，此妘姓之周應與殷墟卜辭中的「周」為同一族屬。（第134頁）
按，董珊先生認為甲骨文中的「周」並非姬姓之周而是妘姓之周。其說雖有可能，然亦存在一些問題：第一，如董珊先生提到：
根據傳統的說法，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國在遷岐之前並不稱「周」，古公亶父遷岐的時間是在武乙之世，即殷墟文化的第三期之初。《後漢書·西羌傳》記載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史記·周本紀》言公劉先在邰，……至古公亶父，乃「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史記集解》引皇甫謐雲「：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史記正義》也說：「因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根據這些說法，姬姓之國號「周」取自已經存在的地名，是以地名為國名。這就是說，殷墟三期才遷到岐下周原的姬姓族群，在殷墟二期時還沒有取得「周」的名號。因為時間和名號都對不上，上引殷墟文化二期卜辭中的「周」應與殷墟三期才出現在周原的姬姓族群毫無關係。[30]
董珊先生提及周人之稱呼，是得自於古公亶父遷周原「以地名為國名」，而時間相當於殷墟三期，因此甲骨文中早於殷墟三期有關「周」的內容，不可能是指姬姓之周。然而其根據的《史記集解》是引晉人皇甫謐之說，《史記正義》則是唐人張守節所著，均與殷周時代相距遙遠，而看《史記》原文，可發現僅記載亶父遷「歧下」而不稱「周原」，《史記?匈奴列傳》亦載：「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31]此處的「周」是否為當地原有之地名，實不可遽定。可見從《史記》本身的內容來看，周人遷歧後才「以周為國名」的觀點，還是有疑問的。
且董珊先生也提到傳世文獻是否可信的問題：
我認為，上述懷疑古書的觀點，從根本上就是靠不住的。如上所論，若站在相信古文獻記載的立場，則將上引卜辭中的「周」看作是後來的姬周，在稱號、時間、地點這三方面都與太王遷岐的傳統說法相矛盾。[32]
從上可知，董珊先生相信傳世文獻的記載，但沒有說明為何可信，也未說明懷疑傳世文獻的看法為何靠不住，可見其說所據有缺漏之處。
第二，董珊先生又引張懋鎔先生之說，言姬周貴族不用族徽和日名的說法：
張懋鎔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曾提出「周人不用族徽說」和「周人不用日名說」，他指出日名、族徽都不是姬周貴族銅器銘文的習慣。我認為，除去需要另作解釋的少量例外，張先生所提出的這兩個命題都是可以成立的。[33]
然而，其中關於張懋鎔先生「周人不用日名說」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張氏已在其文明確反對此說，可見「（十一）文王日名不為『丁』」的內容：
日名制來源極古，商代基本上普遍施行此制度，甚或周人也深受此習俗影響。李學勤曾總結性地指出：
以甲乙等日干作為廟號的習俗始於夏代，盛行於商代，至西周而逐漸為文武成康之類的謚法所取代。高青陳庄器銘「文祖甲齊公」則證明，西周初期，吳、齊、燕等封國與周王室一樣保留了日名，直到西周早期後段才逐漸完成了由日名過渡到謚法。
此說可信。至於西周青銅器銘文所載之先祖日名，學界早期主流看法認為日名制是殷人後裔承商代而來，特有的一種文化傳承，有別於周人及其他西土部族，張懋鎔有總結性質的論述。不過從近出材料與上述學者等討論來看，我們不應把日名制單純視作商人一族的獨有文化現象。（第127─128頁）
張氏同意李學勤先生的看法，認為：「我們不應把日名制單純視作商人一族的獨有文化現象。」如此則董珊先生引張懋鎔先生之說立論，以張氏的觀點應認為不足為據，然於其文中竟不置一詞，而徑稱董珊先生的文章為：「嚴謹詳盡，足可自成一說。」（第134頁）如此矛盾之舉，令人匪夷所思。
是故，張氏引董珊先生之說，欲證明甲骨文中的「周」不一定是指姬姓周族，以駁郭氏的觀點，然未察董珊先生的文章存在一些問題，如對傳世文獻的理解，以及「周人不用日名說」的觀點為自己的文章所否定。張氏如此疏漏之舉，實無法作為反駁郭說的根據。
（十）殷人起源及崇虎的討論
張氏於「（十）『虎形』與商人祖源關係探討」提到：
關於殷商王室的祖居地問題，郭女士引據出土文物以及卜辭資料，再次強調其來源於北方草原的觀點：「在殷王族的墓中同時出現的馬車與虎形，應該足以用來證明黑龍江北岸草原就是殷商王族最早的活動區域。」並引用《合》11018貞問「我馬有虎」辭例後指出：「卜辭所描繪的情況應該不是基於殷人在中原生活的經驗，而是反應了他們在發祥地的歷史背景。」（第262-263頁）……即使此辭確實反映野虎出沒的現象，……殷商時期中原郊野之地難道不會發生虎狼等野獸侵擾的情形嗎？……同在殷墟出土的鼉鼓、海貝、梟器，也不會讓學界對商人可能來自江淮、南海以及森林地帶產生期待。（第126─127頁）
按，郭氏在《夏商周》解釋《合集》11018「我馬有虎」的意義前，是基於書中已運用考古資料論及「殷商文明形成與東北青銅早期文化的角色」、「殷商王族的草原族群屬性」、「殷商崇拜老虎的淵源」等主題，[34]才對甲骨文的內容提出新解，若僅據甲骨文「我馬有虎」一句，當然不可能得出殷商王族發源於東北的結論，張氏此處的問題在於，僅根據古文字的資料來判斷郭書的推論是否妥當，而忽略了郭書其他部份的研究，自然不知郭氏所據。建議張氏通讀郭書的相關內容，再針對其說的問題進行討論。
其次，張氏亦提及：「同在殷墟出土的鼉鼓、海貝、梟器，也不會讓學界對商人可能來自江淮、南海以及森林地帶產生期待。」此說亦不盡然正確，事實上，關於商人起源的研究有各種說法，如朱彥民先生曾整理出西方說、東方說、北方說、東北說、晉南說、中原說、夏商周三族同源說、江浙說等數種，細分之下更可達數十種，[35]其中除了依據傳世文獻的記載，也不乏以考古資料為論據的。可見學者根據掌握資料的不同，對於商人起源就有各種意見，吾人若僅根據一項資料判斷商人起源，則會產生商人源流遍布各地的奇妙現象。故於此點問題的研究，應使用大量材料左證，若大部份的資料都指往同一個方向，才能做出一個較肯定的結論。
但郭書的重點正好在於脫離此一討論，並用很多篇幅否定「商族起源」此一命題，而是證明殷商國家族群多元，東南西北的人群和影響都有，只是在多元的族群中，殷商王族是來自東北的成份複雜的游戰集團。張氏對此問題並沒有適當理解。
（十一）「
郭氏於《夏商周》提到：
《合集》20637直接用「共生於東」的概念表達其信仰的核心：
己巳卜，王貞：呼弜共生於東。四月
宋鎮豪先生論證：「『共生於東』，猶言拜求生命於東方。」所以「東母、西母為商人心目中的司生死之神，分居東、西方而掌握管人間的生死。」[36]
張氏則在「（十二）『
蔡哲茂根據二字的普遍用法與文獻分析，對此辭內容表示：
日書甲種「戊午去父母同生」，而秦律十八種「百姓有母及同牲為隸妾」，「牲」讀作「生」。《論語?鄉黨》：「君賜生，必畜之。」《釋文》：「魯讀生為牲。」是生牲可通假。……殷卜辭未見牲字，周原甲骨（H11.42）始見「牲」字。金文夨方彝、夨尊、盂鼎首見「牲」字，從形聲字的形成，意符後加，……「生」字讀作「牲」或為不繆。
其說引據較為充足，且合乎卜辭文例，頗為可信。（第128頁）
按，甲骨文「生」字張氏已說有「生育」之意，則宋鎮豪先生乃基於卜辭「生」字之意立論；而釋「牲」，是蔡哲茂先生基於秦簡與《論語》中，「生」、「牲」可通假之例來立論。然其例失之過晚，甲骨文是否可通假不得而知，且蔡哲茂先生雖提到周原甲骨與金文有「牲」字，然甲骨金文亦無「牲」、「生」通用的明確例子，故僅能存疑待考。是故張氏所引學者的說法，並不能駁郭氏之說。
（十二）甲骨文「神」字的隸定
在「（十四）『啟 大甲日』的誤讀與相關問題」中，張氏於「1.《合》27875的釋讀有誤」提到：
郭文所引「啟
按，《合集》27875有「
（十三）未通讀郭書內容
在「（十五）對於《合》1402關鍵卜辭的釋讀存在問題」中，張氏於「2.賓字釋讀疑義」提到：
郭文提出的亡靈賓見先王之推想若要成立，還需解決下面這個問題：……姑且不論下乙是否是小乙的疑點，大甲存在的時代相當早，是成湯之子，現任商王武丁是否有必要在大甲死去數百年後，貞問他是否早已（或未曾）通過其父的「中介」得以賓見於帝所？武丁占卜的動機為何，難道是為滿足他對先祖的某種好奇心？不免啟人疑竇。（第133頁）
按，張氏所提有關「大甲賓於帝」的疑問，其實郭氏在《夏商周》已有申論，張氏似乎未見。內容如下：
在占卜下乙賓於帝的同時，也占卜了大甲賓於帝。此事與小乙升天究竟有什麼關係？另外，又卜問大甲賓於大乙，卻不問大甲是否賓於上甲。這些跨越排列關係的卜問究竟如何解讀？
筆者推論，該卜甲的內容確實是小乙喪禮的紀錄。殷商喪禮與《儀禮》所載大同小異。根據《儀禮》，在虞祭當天日出之前必須先進行埋葬，然從殷商「西死東生」的概念來看，殷人應該會在前一天日落前送殯下葬，求西母接引死者，並準備死後的再生。甲辰應是小乙的葬日，送葬時必須祈求落地的甲日保護地中的先王，並轉由乙日協助升天。殷人是在祈求甲日護佑的同時，也會祭祀甲日的先王，並向甲名的先王求助。所以在小乙升天時，大甲同樣肩負著重要的協助作用，使小乙得以順利地賓於帝。而卜辭里也必須對這件事進行占卜，強調大甲賓於帝者的身份。
殘缺的《合集》1401卜甲也載了這件事情，兩件龜甲應是同時占卜所用，其謂：
貞：大甲不賓於咸（成）？
其實，大甲逝世後，早就賓於帝了，但這次朝賓上帝並非他本身升天之事，而是涉及協助小乙升天。因此必須請大甲在賓於帝者的身份之外，與大乙聯繫賓於大乙。在這場賓於帝的祭禮中，最重要的祖先一定是以乙為名的，所以在甲日協助的祖先，地位不能高於大乙，只有排位其下者才能賓於大乙。因此請求協助的對象不會是上甲，而是大甲。又或大甲和大乙是同一「大」示宗廟的祖先。卜甲上記錄著大乙與大甲兩位先王，如何迎接新亡的後裔小乙，並協助小乙位列於天中，賓於上帝左右。[38]
郭氏在書中已完整說明「大甲賓於帝」的原因，張氏若欲作反駁之論，應先以通讀全書為先，否則只會提出不成問題的疑問，以致落人口實。
（十四）散氏盤的內容性質
郭氏於《夏商周》提到：
在筆者的研究範圍中，散氏盤是極重要的文物，它也是中華文明最早的一份完整「歷史文件」。散氏盤的記載非常獨特，已經有許多專家做過研究。與其他青銅器銘文不同的是，它並不紀錄祭祖之禮，而記載兩國盟誓守約。[39]
張氏則於「（十七）關於散氏盤」中說：
散氏盤銘文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若將標準稍微放寬來看，青銅器中紀錄了盟誓、法律等相關內容，且以之為銘文主體的例子也還不少，例如鬲攸從鼎、五祀衛鼎、九年衛鼎、琱生三器、曶鼎等。嚴格說來，散盤（筆者按：文中有誤，應作「散氏盤」）的內容似不至「獨一無二」的程度。如果郭女士不執著於「全無祭禮之事」的罕見特色，其他這些器物都可作為補充其論點的有利證據。（第136頁）
張氏之言略嫌吹毛求疵，郭書並沒有提出以記載盟誓之錄為標準，只是說散氏盤無祭祀記錄，此乃其獨一無二之處。張氏所提資料，或可作為郭氏的參考，但是張氏所引如鬲攸從鼎、五祀衛鼎、九年衛鼎、琱生三器、曶鼎等均有祭祀祖先的內容，並不符合郭氏所說的標準。在目前所有的青銅器銘文中，散氏盤確實是唯一沒有記載對祖先進行祭祀內容的例子，請張先生首先準確閱讀自己想評論的論文。
（十五）其餘內容的諸多問題
除了以上討論的內容之外，必須指出張氏的文中還有一些小問題，以下分別羅列討論。
1. 「鄂」字誤釋不影響郭書的論點
張文在「（一）『鄂』字之誤釋」中，提到郭書誤釋「鄂」字的問題：
綜上而言，郭女士隸定
按，查郭氏所言，確有可商之處。然《夏商周》除甲骨文之外，亦列舉考古資料、金文、傳世文獻等，佐證楚地在殷周時期的興衰情況，[40]因此並不影響書中的論點。
2.引用論點未註明清楚
在「（二）卜辭『楚』地能否直接對應江漢楚文化」中，張文於「1.《合》10906所謂『楚』字識讀」提到：
郭女士認為早在上古（殷商之前），中國腹地文明便呈南北對立之局面，北方族群持續向南侵攻，帶來製造青銅器銘文的傳統以及技藝，同時彼此也不斷產生同化。（第117頁）
按，郭書所言「北方族群持續向南侵攻」乃專指殷周時期的情況，此時北方也帶來了鑄刻青銅器銘文的傳統，與「早在上古（殷商之前），中國腹地文明便呈南北對立之局面」描述的時間點不同。張氏在引用時將郭書的兩段內容合併在一起敘述，應註明前後文的時代差異，否則恐遭讀者誤解。
3.實物資料有待驗證
在「（八）所謂『微伯』不曾祭祀小乙」中，張氏反駁郭書的看法，認為《合集》1780並非武丁時期微伯祭祀小乙的內容，其根據是：「筆者曾目驗此版腹甲實物。」（第123頁）並重新考釋了內容。按，張文根據龜甲原件的考釋，得出的新看法可備一說，惟有待學界進一步驗證。
4.《合集》3410「白羌」之誤讀
在「（九）卜辭中是否紀錄了白種人的蹤跡」中，張文於「1.關於『白羌』之考辨」里引用王紅先生的研究，認為《合集》3410與《合集》11051綴合後，其內容實與裘錫圭先生說的「白羌」，或郭書所說的「白人」無涉：
此所謂「白羌」及基於出土證據立論，自有其依據，然而《合》3410該片有所殘損，致使文辭不連貫。值得注意的是本片最近有了新綴合，完整地還原了卜辭原貌，王紅女士將此片與11051相綴合，後者是右前甲，如此一來便得到完整的卜辭，茲釋文如下：「丁亥卜王：
透過綴合我們可以發現，原來此組卜辭並非羌人女子生育之紀錄，而是關於某種馬（
按，郭書出於2013年11月，王紅先生的研究發表於2013年12月31日，郭氏不可見此綴合可知也，張氏此說可作為補充郭書之用，作為反駁的依據則不夠厚道。且裘錫圭先生亦不能正確考釋，可見對此條內容的釋讀容易產生誤解。
5.文中的小錯誤
在「（十三）申論殷商『太陽崇拜』應以正確釋讀卜辭為先」中，筆者大致贊同張氏之說，在此僅舉文中的一個錯誤。例如於「3.對時間副詞的理解不清」中，提到：
再引數條辭例稍加說明：
自今辛至於來辛有大雨。
自今辛至於來辛亡大雨。（30048）
（中略）
是否應釋為「從現今名『戊』的太陽一直到日出前名『戊』的太陽有無大雨」？（第130頁）
張氏引《合集》30048的內容：「自今辛至於來辛有大雨？」並以此質疑郭氏的釋讀存在問題。但張氏解釋的時候將「辛」寫成了「戊」字，變成「從現今名『戊』的太陽一直到日出前名『戊』的太陽有無大雨」，行文明顯有誤。
從上文討論可知，有的部分涉及郭書論點是否成立，或是引用資料的時候未註明清楚或存在一些錯誤，這些都是張氏行文所未注意的部分。
（十六）其結論是否成立？
張氏於通篇文章的結語說：
若本文之分析可信，則嚴格說來，郭著內容至少在「上古南北對立與楚人復興」、「商族源於黑龍江北之游戰民族」、「商人與白種人聯姻」、「商代乘日神龍信仰」、「殷人與姬周關係」、「簡冊的祭祀性質」這六點主要命題上，都是缺乏過硬古文字證據，或可再行商榷的。（第138頁）
張氏雖然從其文中的討論，質疑郭書其中的六點命題是否成立，然而本文透過以上討論，已指出張氏所說的諸多問題，故其結論是否成立，是值得討論的。
從郭書內容來看，張氏所言的六點主要命題，第一點「上古南北對立與楚人復興」不過是上篇第二章第六節第三部分的內容，就郭書內容而言僅是一個小部分，實在稱不上是主要命題，且本文討論的（二）至（七）項，已對其說可商之處提出討論；第二點「商族源於黑龍江北之游戰民族」，此一命題一看即知是研究考古資料得出的結論，張氏似乎未查，僅就甲骨文的內容提出討論，本文也於第（十）項指出其說的問題。
至於第三點「商人與白種人聯姻」的部分，本文已於第（八）項論張文釋讀的問題，其說也有可疑之處；第四點「商代乘日神龍信仰」則是確有部分論點值得商榷，但本文也於（十一）、（十三）與（十五）項等指出張文存在的一些小錯誤；第五點「殷人與姬周關係」，張氏質疑的主要根據，本文已於第（九）項論其所引學者看法的疏漏之處；第六點「簡冊的祭祀性質」則僅是提及下篇第一章第三節第一部分的內容，也難以說是郭書的主要命題。除此之外，張氏在其文中談到的其他部分，本文也於（一）、（十四）、（十五）等項提出質疑。
是故，張氏所論若非郭書主要命題，就是其論本身存在問題，雖然有部分內容確實指出郭書的可疑之處，但張氏所說：「這六點主要命題上，都是缺乏過硬古文字證據，或可再行商榷的。」經由以上討論，可知此說本身就值得商榷。
三 結語
經過以上討論，可知張氏雖從古文字學的角度討論郭氏《夏商周》一書的問題，然其中舛誤可疑者亦多，若欲非議郭書恐有疑問。張氏言其文凡「18組，凡34條討論。」（第138頁）然本文亦列舉16組23條討論張氏之文，雖不全為駁斥之論，然可知其文存在許多問題，如引用學者的說法失當、未發現所引學者文章中的問題、未讀清所引內容、片面根據學者的說法立論、甲骨金文的釋讀有誤、未通讀郭書產生的疑問與誤解等等，都是文中的疏漏之處。
當然，張氏之說亦有可觀之處，如其文的第（八）、（九）第4條、（十一）、（十三）第2條、（十五）第3條、（十六）第2、3條等，本文大致贊同其論，其餘有問題的地方則已於上文論之，或未論之存疑待考。整體言之，張氏所論內容，僅是郭書中的一小部分，加上本文指出有問題的地方後，張氏洋洋洒洒二萬餘言的文章，可觀者竟寥寥可數，古文字研究的困難性可見一斑。
此外，本文於前言亦提到，張文作為一篇反駁的文章，多以前輩學者的「定論」或「共識」來駁郭氏之非是不太妥當的。其實此類文章的寫作原則，在張氏的結論中已有，可見其所引許宏先生的看法：「學術之所以為學術，在於能被論證，論證就不能只談與自己的意見相合的論據，就要看作者在材料運用、邏輯和推導方式上，是否有『硬傷』。」（第138頁）許宏先生對於學術研究的看法不無道理，而「作者在材料運用、邏輯和推導方式上，是否有『硬傷』」的原則不僅僅適用於檢驗他人的論點，反駁者自己亦得遵行之。然張氏引此文似乎只是要說明郭書「硬傷處處」的情況，文中除了少部分內容外，其餘大多以學者的看法作為反駁的根據，並非直接針對郭書在材料運用、邏輯與推導方面進行討論，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張氏也曾提及：
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特色，在於考古材料、傳世文獻及古文字的充分結合，若能妥善融會三者則無往而不利。倘若其一操作不當，例如所引據的甲骨金文「硬傷處處」，則往往事與願違，再宏大的敘事亦將隨著根基的動搖而崩壞，令讀者亦為之扼腕。（第139頁）
眾所周知，古文字的考證，特別是甲金文字的考證存在諸多困難和不確定性，因而每每眾說紛紜，諸家觀點難有定論。雖然很難說郭書中對於甲金文字的考證全然正確，但至少可以從中看到，作者每每以開放的態度和獨立通考的方式，並結合其他證據進行系統思考，筆者以為此乃真正為學之道。然此仍被張氏目為「硬傷處處」，此言有失中肯厚道，不免給人扣帽子之嫌。若照此推論，依據本文以上所說，是不是張氏也須領回此言？
注釋
[1]孫隆基，〈評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東吳歷史學報》，第31期，2014年，頁170。
[2]同號文，〈第四紀以來中國北方出現過的喜暖動物及其古環境意義〉，《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第37卷第7期，2007年，頁927。
[3]董明星等，〈河北省石家莊地區晚更新世晚期古菱齒象─披毛犀動物群及其古氣候〉，《古地理學報》，第13卷第4期，2011年，頁419。
[4]劉一曼，〈殷墟新出牛尊小議──兼論衡陽出土的犧尊〉，《考古》，2009年第4期，頁54、57。
[5]至於《釋文》部分內容將楚字徑隸為「楚」而非「
[6]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據1988年版重印），頁514。
[7]陳絮先生將「
[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據其1954─1964年著作與手稿整理），頁47；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29－230。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55。
[10]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17。
[11]（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註疏》，收於阮元審定，《重栞宋本十三經註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卷20之4〈商頌?殷武〉，頁804-1。
[12]郭沫若，《卜辭通纂》，據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1933年5月影印本影印，收於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02，頁117。
[13]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考古學專刊》甲種第2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又出於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60。
[14]島邦男著，濮茅左、顧偉良譯，《殷墟卜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據1958年版翻譯），頁797。
[15]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185。
[16]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收於宋鎮豪主編，《商代史》卷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361、407。
[17]可參考於省吾，〈釋四單〉，收於氏著，《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31；胡厚宣，〈再論殷代農作施肥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01期，頁104；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僤─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6。
[18]宋鎮豪，〈甲骨文所見殷人的祀門禮〉，收於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7。
[19]林宏明，《醉古集：甲骨的綴合與研究》（台北：萬卷樓，2011年），頁187、403─404。
[20]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附《殷商氏族方國志》（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又出於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50；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頁804；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頁223；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頁101─102；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頁436。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M65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1年第3期，頁40。
[22]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16。
[23]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17注3。
[24]裘錫圭，〈釋衍、侃〉，收於《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1993年），又收於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86。
[25]郭靜雲，〈由商周文字論『道』的本義〉，收於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1輯（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頁213。
[26]郭靜雲，〈由商周文字論『道』的本義〉，頁10─13。
[27]王慎行，《古文字與殷周文明》（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37─69。
[28]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69。
[29]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頁291─293；夏含夷，〈早期商周關係及其對武丁以後殷商王室勢力範圍的意義〉，《古文字研究》第13輯（1986年），收於氏著，《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9。
[30]董珊，《試論殷墟卜辭之「周」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7期，頁51。
[31] （西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110〈匈奴列傳〉，頁2881。
[32]董珊，《試論殷墟卜辭之「周」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頁51。
[33]董珊，《試論殷墟卜辭之「周」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頁58。
[34]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51─266。
[35]朱彥民，《商族的起源、遷徙與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5─51。
[36]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339。
[37]郭靜雲，〈甲骨文中『神』字的雛型及其用義〉，《古文字研究》，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95─100；郭靜雲，〈重新思考「壽」字來源與字形結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1期，頁59─64。
[38]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348。
[39]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415。
[40]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11─120。
本文作者 / 江俊偉，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感謝授權，原文已發表《齊魯學刊》2017年第6期，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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