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勢與方略：中美關係大轉折中的周恩來

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毛澤東高瞻遠矚、運籌帷幄，以超凡的偉大氣魄，與曾經的「世界頭號敵人」美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被世人譽為「最有才華的外交」的周恩來，是這一系列外交戰略的決策者。

「最大的威脅」不再是美國

1964年，美國約翰遜政府加緊擴大侵越戰爭，逐步升級，由越南波及到寮國、柬埔寨。10月，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打破了美蘇核壟斷，這引起了美蘇的警覺。不久，美國國務卿表示，「美國目前對外政策的主要問題是對付中國。」

與此同時，中蘇關係仍在不斷惡化。蘇聯武裝部隊從60年代初進駐蒙古，在中蘇邊境不斷增兵，對我國進行軍事威脅，並同蒙古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互助條約》。

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際形勢，周恩來明確指出：建立國際統一戰線，仍然是反美統一戰線，主要矛頭是打擊美帝。但反帝的同時必須反修，這兩個東西同等重要，但兩個中總有一個是主，一個是從。我們對外鬥爭主要矛頭仍然是美國。

在美國對我國加緊包圍、進行戰爭威脅的情況下，我一方面進行揭露和做原則鬥爭，一方面在行動上仍然採取慎重態度，避免主動引起爭端。對蘇聯，我仍爭取維持國家關係，進行邊界談判。對美國，表示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兩國之間的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1965年3月，趁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訪華的機會，周恩來正式向阿提出，若他訪美，可向約翰遜帶去四句話：1、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2、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3、中國是做了準備的。4、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限。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我國外交工作脫離了正確軌道。在此期間，隨著蘇聯霸權主義面目的逐漸暴露，毛澤東、周恩來對來自北方的威脅表現出了更多的擔心和警惕。從60年代以後，蘇聯趁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潭之機，迅速增強軍事實力，不斷向外擴張。

中蘇關係惡化以後，蘇聯在長達7300公里的中蘇邊境上，陳兵百萬，不斷挑起邊境武裝衝突，範圍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3月，蘇聯邊防軍四次大規模入侵珍寶島，製造了嚴重的流血事件。這引起了我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正是在這一年裡，尼克松上台，出於種種政治需要（主要是為了對付蘇聯），希望同我對話，改善中美關係。年底，中美兩國恢復了接觸，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著正常的方向發展。

1969年是中美關係發生轉折的一年，我國的外交戰略事實上已開始調整。反對蘇美兩霸，「一個是主，一個是從」的問題，正在發生易位。不久，周恩來明確指出，「現在主要的，最大的威脅是蘇聯。」

周恩來主動應對國際形勢

周恩來一直在冷靜觀察國際形勢，並採取了一系列主動措施。

第一，研究尼克松，進行第一次試探性摸底。1968年是美國總統換屆的大選之年，共和黨人尼克松參加了競選。這引起了周恩來的密切關注。尼克松1967年10月曾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章，表示要改善對世界的關係，包括同中國接近。1968年11月5日，美國大選揭曉，尼克松當選總統。

尼克松當選後，我駐波蘭代辦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致函美駐波大使，建議中美第135次大使級會談時間定在1969年2月20日，美方同意了這個建議。我國採取的這一主動行動，給即將上任的尼克松傳遞了一個信息，那就是中國願意同尼克松政府舉行會談。

第二，繼續觀察美國動向，選擇有利時機恢復接觸。1969年，周總理指示有關部門加強研究美國的政策動向，摸清美國的戰略意圖，探討同美國接觸的可能性。

尼克松上台後，採用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對我表示友好，希望同我對話。1969年8月，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罕向我傳話，稱尼克松願同中國「友好」，美無意與蘇聯攜手搞「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反對中國。9月，尼克松又通過羅馬尼亞毛雷爾向我傳話，表示美國願意同中國關係正常化。

9月11日，周恩來和柯西金在首都機場會晤。10月20日，中蘇兩國恢復邊界談判，這使美國政府嚴重不安，加快了同我國和解的步伐，尼克松要美國駐波蘭大使無論如何要在兩個月內找一個社交場合同中國使館代辦直接接觸，提出尼克松要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

當周恩來把這情況報告毛澤東後，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會晤，並主張公開接觸，不必保密。12月11日，我國駐波大使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主動邀請美國大使來我館做客，這使美國「大吃一驚」。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美接觸中，我國第一次發出這樣的邀請。從此，中美兩國正式恢復了接觸。

第三，採納四位老帥會議，爭取中美兩國領導人直接會晤。自從毛澤東提出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問題後，周恩來對此事做了周到的安排。四位老帥根據第一手材料，經過多次討論，先後寫出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篇研究報告，送給了周恩來和毛澤東。報告認為，同美國恢復大使級會談「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周恩來採納了四位老帥的建議，在中美兩國恢復接觸後，在1970年1月20日舉行的中美第135次大使級會談時，我方代表提出，「歡迎就如何解決兩國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進行研究和探索」。

此後，雙方經過多種渠道（主要是巴基斯坦渠道）多次傳遞口信，終於導致基辛格秘密訪華，實現了兩國領導人的第一次直接會晤。

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與靈活

周恩來一貫堅持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為促成兩國關係正常化，在台灣問題上，同美國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和不懈的努力。

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到1970年，一談談了15年，沒有結果。這十多年中，我國一直堅持兩個原則：第一，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它的一切軍事設施；第二，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中國一直把這兩個原則聯在一起。

60年代末，由於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為解決中美之間久已存在的台灣問題，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帶來了轉機。周恩來在同基辛格以及後來同尼克松的會談中，既堅持了一貫的原則立場，又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

第一，他多次指出，如果美國不把越南戰爭停下來，遠東緊張局勢就無法緩和，所以，他把要求美國停止越南戰爭放在第一位，把從台灣撤軍放在了第二位。

第二，在要求美國限期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軍的時候，美國提出，要等越南戰爭停下來，美國在台灣的軍隊才能撤走。周恩來表示可以，但要有兩個條件，不能讓日本和蘇聯插手，不能搞台灣獨立運動。

第三，美國提出希望我們不要用武力解放台灣。周恩來說，如何解放台灣，這是我們的內政，不容他人干預，但我們可以爭取這樣做。

第四，在美國確定從台灣撒軍的最終目標時，不再堅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當作兩國政府交往的先決條件，提出了在中美不便建交的情況下，可在對方首都互設聯絡機構的設想。

周恩來與基辛格經過多次預備性會談，使得長期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台灣問題有了突破性進展。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正式重申了他處理這一問題的五項原則：

1、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不再說台灣地位未定；2、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3、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勸阻日本進入台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持台灣獨立運動；4、支持任何關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不支持台灣當局用任何軍事方法回到大陸的企圖；5、尋求美中關係正常化，決定在四年內逐步從台灣撤走軍事人員和設施。

這樣，在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台灣問題上，雙方取得了初步共識。此後不久，中美雙方商定在對方互設聯絡處，成為中美關係改善的一個重要標誌。聯絡處雖然不是正式的外交機構，但是起到了溝通彼此之間官方往來的作用，為日後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

（本版文章據《黨史博採》 王永欽/文）

[附錄]中美關係正常化改變了世界

基辛格秘密訪華的公告一發表，便震動了世界，反應最強烈的是日本，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紛紛訪華，輿論界大聲疾呼早日恢復日中邦交，「不要誤過最後一班車」成為當時的流行語。

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恢復中國合法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發表了《上海公報》。西方國家認為這是「越頂外交」，日本更是坐不住。積極主張同中國建交的田中內閣於7月7日宣告成立，9月25日便赴北京，經過四天談判，於9月29日簽署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中美關係建立以後，除日本以外，許多過去追隨美國不承認我國的國家，看到美國自己先來找中國，就不願再聽從美國的指揮，紛紛向中國試探建交的可能性，世界上出現了同中國建交的又一次新高潮。

1969年前，西歐、北美、南歐國家中，只有六個國家同我正式建交。到70年代末，除安道爾等四個小國外，中國同這個地區的所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同歐洲共同體也建立了正式關係。70年代初，在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地區，中國同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也建立了外交關係。截止到1975年底，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已由1965年底的49個增加到107個。

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使我國擺脫了與美蘇同時對抗的局面，而且同美國在全球戰略上取得了某些一致意見，我國在國際交往中一個輝煌的新時期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