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亨、毛萇：為《詩經》插上翅膀

每提到《詩經》，心裡頓時就生髮出一種安謐，一種寧靜。　　那輪遙遠升起的明月，那句欲說還休的愛慕，那片寧靜的在河之洲，那棵寄託相思的梅樹……無不透著一種乾淨與純粹的底色，向今天散發著樸素、恬靜的無限美意。　　不能想像，如果沒有孔子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退居書齋，進行文化搶救性質的刪定《詩經》工作，那聲充滿閨怨的「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否還能迴響在今天的案牘？　　同樣不能想像，如果沒有一對毛姓叔侄在禁焚儒籍、斯文掃地的暴秦之時，懷揣典籍，遠走他鄉，再次進行文化拾荒，悉心整理《詩經》，那句充滿歡愉的「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今天可還會在我們的口中傳唱？

　　不能想像。　　梁啟超先生曾說：「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　　我們今天看到的真金美玉、字字可信的《詩經》讀本，就來自毛亨、毛萇的呵護與珍藏。　　但凡受過點基礎漢語教育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詩經》。　　作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源頭之一，《詩經》一直受到歷代讀書人的尊崇，經歷兩千多年，已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被融入華夏文明的血液。　　《詩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一部現實主義的詩歌總集，收錄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即公元前一一〇〇—前六〇〇年左右的詩歌三百一十一首。其中六首為笙詩，只有題目，沒有內容，去而為三百零五首，故又簡稱「詩三百」。　 　《詩經》內容上包括十五國風、大小雅、周魯商頌。「風」是指各地方的民間歌謠，「雅」為貴族的宮廷正樂，「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用以祭祀宗廟的舞樂。《詩 經》表現手法為賦、比、興。其中直陳其事叫賦，連類譬喻叫比，以他物引起所詠之物叫興。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作為一本古老的詩集，它自然應該享有人們應有的敬意，但何以能夠成為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並被歷代學者大雅傳誦，講習不止？　　首先由其「史詩」性質所決定。　 　像西方的史詩《伊利亞特》被認為是信史一樣，形象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各個層面生活的《詩經》，內容浩繁，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 有貴族間的宴飲交往，還有底層百姓的怨憤，兼有反映勞動、戀愛、婚姻等方面的動人篇章。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歷史特徵。　　因而，《詩經》以歷史的記述者與見證人雙重身份出現，而不再是一部簡單的詩歌集本。清人說「六經皆史」，其意就是指此。　　其次得益於孔子的大力首倡。　 　在孔子那裡，《詩經》不單純是部文學作品，而是承載著政治和歷史、寓含了道德與仁愛的治世化人法寶。不獨是《詩》，儒生所修明的「六藝」所誦讀的「五 經」，都於治世有著直接作用，「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因而，他對《詩經》有著極高的個人評價，他甚至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認為詩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興，可以志。《詩經》溫柔敦厚的品質，能夠洗滌並 澄清俗世中蒙塵的心靈。對己，可以培養閱讀者的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對外，可以從中學到隱喻諷諫的本領。對父母君王，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來侍奉他們，將之 作為教化的工具，從而達至儒家以仁化世、以禮律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　　經孔子首倡，《詩經》遂作為「六藝」之首為春秋以降的儒家奉為重要經典，進行研習揣摩。自此，《詩經》中所錄言辭，不僅被認為原典而廣泛引用在廟堂對策之中，而且更是作為文人行文的立論之基，遊走在書生的筆下。　　影響可謂十分深遠。　 　在文明的進程中，文化與反文化的力量，從來就以一種對抗的形式共同存在。文明的脈搏時強時弱，在某些特殊歷史時期它甚至幾近停跳。而正是一些不辭辛苦的 接竹引泉人，他們站在枯竭的溪流邊，舀起上游依稀斷流的水源，再灌溉向行將龜裂的下遊河床，讓文明的水路始終保持濕潤，然後等待風雨忽來，水波再興。　　公元前二十世紀，就是中華文化的重大災難時期。　　公元前二一二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幾乎將孔子苦苦整理並精心建立的文化體系徹底火燒土葬。　　大火熊熊，紙灰飛揚，一場浩劫在所難免。　　中國幸甚。　　此時，幸虧有他們在。　　以研究《詩經》為自己終生事業且名聲大噪的毛亨，在文化大滅絕、大戕害的暴風驟雨來臨之時，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悄悄將古老的《詩經》藏掖於貼身處，選擇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彎下身軀，逃離故鄉邯鄲，與侄子毛萇一起舉家北上。　　這純系文化接力中的一種神聖使命在召喚。　　據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對古文經學《詩經》傳承的考證，「詩經》之學，由孔子授子夏，六傳而至荀卿，荀卿授《詩》浮丘伯，為《魯詩》之祖，復以《詩經》授毛亨，為《毛詩》之祖」。　　據三國時期陸機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載：「孔子刪書授卜商，卜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人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哪個文化傳承鏈條更準確，更符合事實，這在今天看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擔當文化中繼者的大師們，他們有著高度的文化自覺，那就是上承下傳，接替有序，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所以，毛亨、毛萇的逃離，已經不是簡單為自己尋一片避世遠禍的安身之所，而是為文化找一塊清靜休憩、舔痂養傷的所在。這讓人想起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人攻入北平並佔據清華大學後的一個人的舉動。　　他是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趙忠堯。當日本人荷槍實彈佔據清華，當眾多師生想方設法湧向校外時，趙忠堯卻偷偷潛回清華，因為有五十毫克鐳還在實驗室的保險柜中。而這是他從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學成歸國時，盧瑟福博士出於對中國的好意特別贈送的。　　這不能落入日本人手中！趁著夜色，由梁思成駕車，他們冒著被日本軍隊以及高麗浪人打劫或逮捕的危險，出城來到清華園，偷偷取回。　 　向南潰逃時，趙先生將裝鐳的鉛筒放在一個鹹菜罈子里，他夾雜在逃難的人群中，路上幾乎丟棄了所有隨身攜帶之物，包括自己的錢財，但始終牢牢地提著那個壇 子。一個多月之後，他到臨時大學報到時，全身除了一個罈子，一無所有，形同乞丐。他用九死一生的艱辛，為國家保留下了那五十毫克鐳。　　沒有誰告訴他必須這樣做，這也不是他的職責所系，但發自一個人心中的神聖使命，驅使他慨然擔當，捨命捍衛，在所不惜。　　趙忠堯罈子中的鐳，毛氏叔侄懷中的《詩經》，都有著讓人感佩的留存記憶，那中間都透瀉著人格的光芒。　　就這樣，毛氏叔侄來到了人靜草密、偏鄉僻壤的趙國北方，武垣，現在的河北省河間市。　　舉目無熟客，放眼皆陌生。　　很好！那就在這裡隱姓埋名，築巢架屋，棲息下動蕩不安的靈魂吧，這也是有後世史家誤認他為河間人的原因。　　秦王朝很快垮塌了，漢滅秦之後承襲秦制，「挾書律」仍在通行。　　所以，他們仍安靜地陪伴著《詩經》，做著自己的研究與整理工作。直到漢惠帝登基的公元前一九一年撤銷「挾書律」，大開書禁，毛亨這才推開關閉了二十一年之久的柴扉，迎著陽光，清清憋了多年的喑啞嗓子，重新大聲朗誦熟稔的《詩經》。　　也正是從此時，他不再遮遮掩掩，放開手腳重新整理《詩經詁訓傳》。　　他應該十分高興的是，十一年之久的傳授之下，侄子毛萇的《詩經》造詣已儼然青出於藍。　　正是毛萇繼承家學，並發揚光大，最終使《毛詩》名揚天下。　　因為身上背負著文化的火種，所以他背負上受迫害的罪禍；因為他要保存這火種，所以他又必須倉皇逃奔。這不是一個人的屈辱，而是整個民族的恥辱。　　在歐洲，但丁也有著同樣的經歷。他被佛羅倫薩主教缺席審判死刑後，背著死刑的十字架逃往拉文納，在那裡寫就不朽的《神曲》，最終成為文化的巨人。拉文納至今保存著但丁墓，而佛羅倫薩堅持為墓前那盞長明燈提供燈油，寄去家鄉對遊子的最後一絲溫存。　　遠在河間的毛公墓前，也應該有盞燈，邯鄲也該送去故鄉的一絲溫暖，為安息在遠方的受委屈遊子送上遲到的問候。　　武垣用它特有的安靜無擾接納了毛氏叔侄，也接納了餘音將歇的偉大《詩經》，最終使之得以喘口氣，在與世隔絕中修養生息，為中華文化保存貞元。　　這裡還應該感謝一個人，他就是河間獻王劉德。　　公元一八〇五年，名重一時的清朝大學士河間人紀曉嵐死後，嘉慶皇帝深感軫惜，御賜祭文、碑文各一。兩篇文字中，分別用到「居藩國傳經之地，業富縑緗」、「求惟實是，河間家有藏書」這樣的句子來褒獎。　　這個「藩國傳經之地」、「河間家有藏書」，都是指西漢時的河間獻王劉德。　 　劉德，漢景帝次子，漢武帝劉徹的哥哥。《漢書·景十三王傳》稱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 《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 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　　自漢高祖至文景之世，漢初三代皇帝都崇尚無為之術，信奉黃老之學。直到漢武帝即位，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把儒學定為一尊。而先於漢武帝登基十五年就在河間為王的劉德，卻早已傾心於儒家文化，用極大的熱誠來著手整理儒學典籍。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幅場景！　　他廣泛向民間搜集各種典籍，每獲得一本好書，就令人抄寫一份送給書主，然後將原本留下，並賜獻書者金帛。一時間，四面八方的學士不遠千里，紛紛前來獻書，有的人將祖上幾代留傳下來的書都獻出來，使河間雲蒸霞蔚，人才炳煥，成為了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學術中心。　 　劉德還在其封國內修建了規模宏大的日華宮（遺址在今泊頭市嚴鋪村，距河間國都遺址約十公里）。其內設二十餘處館舍，專以接待四方飽學之士。齊、魯、燕、 趙等地的儒家學者紛至沓來，聚集於此，梳理、校勘儒家典籍。日華宮「殿閣燦爛、古光璀璨」，儒士則「褒衣雍容，彈冠奮袂」，「或趨以蹌，登降於堂」（葛洪 《西京雜記》卷四）。　　對的，你應該想起了戰國時齊國的稷下學宮。而劉德治下的河間國都樂城，就宛如戰國時齊國的臨淄。　　很幸運，毛萇此時就在河間國。　　那麼人才與愛才之人相見就是遲早要發生的事。　　聞聽毛萇大名之後，劉德「禮聘再三」，封為博士。《漢書·儒林傳》寫道：「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　　劉德還以極大的文化熱情，專門在樂城北面建立招賢館，供毛萇在此講授《詩經》。　　大雅傳誦，弦歌繚繞。　　從此，這裡成了詩的殿堂，也成了詩的產房。　　相對於偌大的漢朝疆土來說，河間畢竟還是太小了。　　不管再受器重，毛萇也只是一個劉姓諸侯王的博士；不管影響再大，《毛詩》也只是在趙地河間流傳。於人於詩，都顯得菩薩太大，廟門尚小。可能是這個原因，直至西漢結束，《毛詩》也沒有被立於官學。　　在今文經學盛行的西漢，訓詁簡要、缺乏迷信讖緯思想的《毛詩》屬於古文經學，與另外三支研究《詩經》的今文經學派——齊詩、魯詩、韓詩形成了鮮明對比。　 　另外三家被官方承認的今文《詩經》學派，在西漢備受尊崇。「魯詩學」的開創者申培在漢文帝時即被任為博士，是漢朝最早的博士之一；「齊詩學」的創始人轅 固生、「韓詩學」的創始人韓嬰在文景時均為官學博士，前者教出了漢武帝時的布衣宰相公孫弘，後者還曾將本門詩學直接傳授給漢昭帝，因而享盡尊榮。　　相較之下，只蟄伏在民間的《毛詩》就顯得潦倒不堪，寒酸許多。　　這些盡可不去理會。讓人感興趣的是，起自周代的遙遠《詩經》一路迤邐而來，在夜色茫茫的秦漢漸漸消失了身影，最終卻將這裡作為再次飛翔的起點，從此展羽振翅，飛黃騰達。　　事實是，到了東漢以後，《毛詩》開始迅速崛起，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　　著名的白虎觀會議之後，漢章帝詔治古文經學的儒生入講，並正式「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後漢書·賈逵列傳》），後又經鄭玄作箋大昌，前三家遂逐漸衰落，到了南宋則完全失傳，只剩毛詩獨家流傳。　　西漢經學大師劉歆及東漢經學大師鄭玄，他們二人對毛詩的流行與普及直接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劉歆不僅在學術上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在西漢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又極為活躍，得到了王莽的器重，於是《毛詩》經他推薦而日益蔥蘢參天。　 　鄭玄《六藝論》說：「詩宗毛義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毛詩》對《詩經》中各篇詩章均有小序，簡述了詩的主題、 作者和寫作背景。而大儒鄭玄為《毛詩》作《箋》，基於儒家的視角，特別重視詩的化世功用，對每篇詩作幾乎都確定了其創作時代、產生原因、社會作用以及藝術 表現手法。箋與注釋不同，箋是宗一家之說而又有所引申發明。鄭箋以《毛詩詁訓傳》為主，《毛詩》講的簡略之處，便加以補充，有不同的見解，則另加標明。　　自從鄭玄的《毛詩箋》問世，原先紅紅火火的齊、魯、韓三家《詩經》之學遂因之漸漸式微，最終湮沒在漫不可知的時光漩渦之中。《隋書·經籍志》說：「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亡於宋。」　 　站在今天，從文化的多元性來看，《毛詩》一門獨興，三家詩消亡，無疑是令人相當遺憾的。但文化的生存與發展，其實也順應著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 《毛詩》的興盛，除了西漢時的劉德、劉歆，東漢時的鄭玄及唐代的孔穎達的外部襄助，更因其自身蓬勃的內在生命力在起重要作用。　　西方文學史的源頭，是皇皇史詩《伊利亞特》；文學在東方的始發站，則是《詩經》。　　有意思的是，《伊利亞特》恢弘鋪排和熱情謳歌的主題是戰爭。英雄的武威，征伐的酷烈，是盲人荷馬的落筆點；而《詩經》娓娓歌吟並喁喁傾吐的，則是閨中的愛怨，倚門的惆悵，對暴政的不滿。　　前者是馬蹄橐橐，兵戈交鳴；後者是清思悠悠，愛恨情長。二者主旨和意趣之異，全在這裡。　　注意，這是一個微妙的結點。　　其實，賦予《詩經》教化意義的首創者正是毛萇。　　《毛詩序》就明確地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大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云云，正是指詩歌的一種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認為政治與詩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麼時代政治之盛衰自然會對詩歌發展產生極大影響，因而提出了「變風變雅」之說。　　所以，毛公對《關雎》中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有了「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的解釋。這種解釋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自我想像，有著很大的隨意生髮性，但卻合乎了統治階層正心化民的要求。　 　《詩經》寫作手法尚比興，即就眼前事物指點陳述，引譬連類，可以激發人的情趣志願，故《詩經》內容多為為人處世、民風世道等基本人倫和社會規範的謳歌或 譏刺，通過讀它則可觀天地萬物，也可反觀內心，在明禮知節中，學會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通可以群，但群而不黨；窮可以怨，但怨而不失其 正。　　《周南》、《召南》是《詩經》十五國風的前兩部分，其內容更是基本的人倫常理。如著名的《關雎》，以即目所見、傾耳所聞的當前實 際景物，作為抒發思想感情的媒介，順帶產生了聯想，可以說「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詩人眼前實景，由一對河洲之上互相依偎唱和的水鳥，托起未婚青年尋找淑 女以為配偶的比興。事難顯陳，則托物連類；理難言罄，輒借景引懷。　　此所以讀《詩三百》，先須通訓詁，明詩旨，始能領會詩情。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中，《詩經》佔據著不可替代的至大至偉地位。薄薄一部《論語》之中，孔子對《詩經》的直接評價就達七八次之多，他對《詩經》的 讚譽之高，看待之重，倡導之切，都讓人為之側目。不獨如此，在他與弟子的閑居言談里，其轉述與引用《詩經》更為常見，可以說比比皆是。　　《毛詩序》說：「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一語道破天機。　　因而，毛萇在身後受到歷代官方的大力推崇。元代，河間在崇德里毛精壘建起毛公書院；明代，遺址上重新建起祠堂，供奉毛公；清朝乾隆又特遣重臣為毛公致祭。　　如今，毛公祠更是規制宏大，氣象莊嚴。來自遙遠趙地的毛氏叔侄在森柏蒼翠、香火繚繞中，每天都接納著來自四面八方之人的瞻仰與崇敬。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忽然又想起了替佛羅倫薩永恆照料著它的遊子但丁的拉文納。　　河間，謝謝你，替邯鄲人照料著它的不歸遊子，替所有中國人照料了一份充滿詩意的源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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