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啟示錄延續港英殖民特權心態

曾蔭權啟示錄延續港英殖民特權心態

陳競新

香港特首曾蔭權被媒體揭發多次接受富豪款待、乘坐富商友人的私人遊艇和私人飛機，租深圳豪宅被指疑涉利益輸送，西方報章因此認為殖民地比現在清廉。其實，港英時期政府的運作特色就是政經利益輸送的體制，當公務員約四十年的曾蔭權，正是延續著英國殖民地政權政經利益交纏一體的特權心態。如今的媒體生態敢於對特首及高官揭弊，加上民意對官員操守的要求提高，正是香港的進步。

香港過去十天挖出一場大型的政治風暴。特首曾蔭權被爆出「富豪門」醜聞，連日備受媒體抓挖，使他多次接受富豪款待的秘密接連曝光：住宿友人私人遊艇度假、乘搭友人私人飛機到泰國遊玩、租用深圳豪宅涉及利益輸送……，使這位特區行政首長的公信力和清廉形象，遭到史無前例的衝擊，每天要面對輿論公審，儼如受到公眾凌遲(Public lynching)，為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年來的首次。國際媒體也大幅報道事件。《華爾街日報》二月二十三日借事件將回歸後的香港奚落一番，以「英國治下的香港比較好」（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British）為題撰文，引述《遠東經濟評論》前主編Derek Davies的評論指出，英國人在港殖民時代雖然沒有民主，但建立了相對清廉及能幹的公務員團隊，如今的港府卻效忠於另一個高度貪污濫權的一黨專政政權，沒有民主，領導不清廉、不問責，揶揄特區政府領袖遠遜於港英時代。一篇評論，反映西方媒體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陣陣鄉愁；但熟悉香港殖民史的前公務員及學者則指出，從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來看，曾蔭權這位港英培育出身的香港特首與富豪們建立千絲萬縷的關係，正是延續著英國殖民地政權政經利益交纏一體的特權心態。因為英國殖民政府的運作特色，就是由行政局主導，而行政局是由總督、英資財團洋行大班、賽馬會等組成，而一些高層官員更具財團背景，形成政經利益輸送的體制與文化。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便說：「港督與渣甸（怡和）、滙豐等大班（老闆）見面吃飯，是天公地道的事，誰會過問？不要說一般市民，即使官員們也很難知道港督跟誰吃飯，跟誰見面！」他指出：「殖民時期誰會挑戰港督？」這位外號「藍爺」的前港府政務官又說：「現在環境改變了，社會更透明了，法律（防止賄賂條例）也修改了，一切當然要依法辦事，曾蔭權對於社會的質疑是應該作出詳細響應的，但媒體不斷提出問題，不也是證明社會言論更自由了？」這次事件也反映今日與殖民時期完全不同的媒體生態，昔日主流媒體都在港督府的操控中，而今日主流媒體則是以揭露特首的黑材料為時尚及市場賣點。但為何曾蔭權還是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貪圖這樣的小便宜？一些熟悉殖民時期的人士指出，也許曾蔭權還停留在殖民時期「政經合一」體制的特權心態中，認為是無所謂的事。媒體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曾蔭權夫婦被媒體揭露在二月十八、十九日出席澳門一個賭場的春茗活動，筵開八十一席，其中有賭廳人士、夜總會從業員，曾蔭權獲邀上坐主家席，同還有這次特首選舉中「挺唐」的富豪、《星島》報業集團老闆何柱國，以及崇光百貨老闆劉鑾鴻。一周之內，媒體相繼爆出曾兩度與太太在澳門住在友人私人遊艇度假，均只按港澳渡輪商務票價水平付費，又曾乘坐友人私人飛機度假，一次按市價支付十八萬八千港元（約兩萬四千美元），一次則依經濟客位費用支付，這些曾蔭權都承認，且涉及的富豪除了上述何、劉兩人外，還有零八年在《福布斯》富豪榜中獲排名、有「重慶李嘉誠」之稱的張松橋。但最受關注的是，曾蔭權今年初運用酌情權（裁量權）批准香港數碼廣播公司申請數碼（數字、數字）廣播牌照之後，二月初向其大股東黃楚標以年租金約一百萬港元（約八十萬人民幣、十三萬美元）租深圳六千三百呎（約六百三十平方米）豪宅，七月起租，租約期為三年，每月租金約八萬三千港元。由於曾在酌情批准牌照時並無申報與黃的關係，且黃為豪宅提供達三百萬人民幣裝修，雙方之間是否有延後利益輸送，廣受質疑。具法律背景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批評，事件表面上已抵觸普通法的以權謀私罪。輿論追逐新聞事件，多份報章更猛烈炮轟，或指「接受富豪款待，是官商勾結」，或指「不知瓜田李下，令港人蒙羞」；直指「富豪門」關乎廉潔政府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也考驗香港的司法獨立。輿論不留情面的批判，這場對特首的公眾凌遲，在港英殖民管治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回歸前的香港曾被譽為「中國言論自由的燈塔」，然而《南華早報》前任總編輯劉志權(C.K.Lau)在撰寫的英文書籍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A Hong Kong Chinese"s Viewof the British Heritage《香港的殖民遺產》中指出，英國殖民政權對於媒體報道中國內部的黨派爭伐極為包容，卻絕不容許本身的權威受到任何挑戰。「英國的管治是不容挑戰的，一九七零年代對媒體限制的條例達到三十幾條之多，有需要時，會運用這些法律賦予的權力壓制言論，絕不猶豫。」鄧蓮如大班屋宴請彭定康香港十九世紀在英國槍炮轟擊下開埠，與英商利益密不可分，殖民政權的決策考慮，一直包含著滙豐和太古等「大班」(Taipans)的利益，港督與大班們之間關係之密切，利益往來之頻密，雖然從來沒有刊登在報章上，卻人盡皆知。一九八一年獲委任為財政司的彭勵治(John Bremridge)正是太古洋行的大班。一九九二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到港後重組行政局，兩位連任的就是滙豐大班浦偉士和太古代表鄧蓮如。據前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李鵬飛在回憶錄《風雨三十年》指出，鄧蓮如之後將新獲任命行政局班子包括後來出任特首的董建華，介紹給彭定康認識，就是在位於港島中半山雅賓利大廈太古大班屋設宴進行。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是典型的富豪飯局，但在殖民時期，卻是體制化的場景。這也許使曾蔭權這位出身殖民時期的高官，潛意識中還停留在「前朝」。港督作為英國管治的代表，也不會受到媒體或輿論的批評。媒體人劉志權分析：「大部分非左派媒體視香港為避難所，很少會批評殖民政權，他們希望香港保持安定和繁榮，與其與殖民政權計較，爭取挑戰港府的空間，他們更珍惜批評中國內政的言論自由。」這正是香港回歸前的輿論環境。殖民時期港督與富豪共宴，甚至到富豪家中拜訪，是常態，也被視為「不用上新聞版面」的香港生活一部分。回歸後，英資撤退，在港華資上場，然後是紅籌國企，到二零零三年CEPA推行後，更有大批大陸民企富豪涌港。有資深香港政圈人士便說：「如果要跟殖民地比較，今天香港行政會議應該由中石油代表、中國工商銀行、中移動等『中』字頭企業的老總來主導！」在今日的香港政治體制及媒體生態中，新一代大多不知道港英殖民體制的運作，就是政商合一，彼此利益輸送。在殖民時期最為曾蔭權等高級公務員所艷羨的鄧蓮如，就是典型例子。她先後任太古洋行和滙豐銀行的董事，但也是行政與立法局的成員。她處處維護英國的利益，也因此被冊封爵銜，最後成為英國的「終身貴族」。不過在當時的媒體格局中，鄧蓮如只是被形容為一位光芒四射、才貌迷人的決策者。回歸前甚至傳出她會當上首任特首。但沒有八卦媒體會查她的生活，也不會質疑政商合一體制。曾蔭權和鄧蓮如一樣，都曾獲英國授勛。熟悉港英時期的人士透露，鄧蓮如在體制上肯定是落實政商交織，在政治上重視財團利益，但在個人生活上，以她貴族化的性格，不會像曾蔭權那樣去佔個人口袋上的「小便宜」。殖民政權與英商之間的利益輸送也不是秘密。李鵬飛在回憶錄提及一九九零年初港府就青馬大橋招標時，也邀請了韓國等公司來投標。「韓國公司出價四十九億元（約六億二千萬美元），結果卻給出價七十六億元（約九億八千萬美元）的英國為主財團奪得合約，我深知是明益英國佬的。」殖民時期港督不會受到輿論挑戰，即使一九七零年代港英殖民政權大幅進行改革，成立廉政公署，整頓吏治，提出更嚴格的守則，規範公務員的利益往來，卻都是罪不上大官；回歸後，先後訂定的《公務員守則》和《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也不能約束特首，特首需要面對的現行法規只有二零零八年修訂的《防止賄賂條例》；可是隨著時代遞嬗，不但政經形勢轉型，社會輿情還有媒體力量都正在急遽追趕；當曾蔭權表示自己在相關的事件中都「按規矩辦事」，涂謹申氣憤的說：「如果有一位督察坐上了私人飛機，事後只按經濟客位的費用支付，廉政公署明天肯定就去捉人了，為甚麼特首就不需要跟十幾萬公務員遵守同一守則？」坐在香港親北京的培僑中學辦公室里，前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聽到《華爾街日報》上述的評論，極為不滿，他還記得，一九五八年他三十二歲便擔任培僑校長，正因為上任校長杜伯魁被英國殖民政府遞解出境。「我們收的一向是香港的學生，也都依照香港的法律成立，按照港府教育局的條例辦學，但是卻要到一九九一年才肯給我們津貼，這麼不公道，還說殖民政權比現在好？當年我沒有接觸到港英政府上層，但政商之間肯定有利益輸送，只是沒有人挖出來而已吧。這次怎麼能因為曾蔭權缺乏政治智慧，沒有避嫌，就將特區公務員的廉潔都抹煞了？」吳康民認為，特區政府一直在進步，唯「過分向大資本家傾斜」，始終是最大缺陷。他也認同，社會變了，這次曾蔭權「富豪門」事件遭引爆，正是社會對於地產霸權不滿的反映。他向亞洲周刊說：「香港各行各業都很艱難，只有地產業一枝獨秀，一般人都找不到一個安樂窩，地產霸權在廣大群眾中引起的不滿不斷上升，這種情況下，還給群眾一點政商勾結的印象，當然憤怒了，我們養你們官員，你們就跟霸權的地產商勾結欺負我們，所以這次曾蔭權與富商坐船坐飛機，群眾情緒難免會反彈，高官特首應該避嫌的。」一向被認為性格偏執的曾蔭權，這次也低頭了。他二月二十六日親自在電台發表談話，雖然仍然否認自己「貪」，但承認以前以為只要自我感覺良好，對得起良心，市民就會接受，但這次事件讓他了解到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及所有政府高官的要求在不停提升，自己一度所謹守的規矩與市民的要求有很明顯的落差，讓公眾失望；他承諾，若廉署調查，他樂意配合，港府並將成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現行對官員規管框架和程序。曾蔭權三月一日會就事件到立法會報告，但社會質疑聲浪依然不絕，廉署若進行調查，調查報告終於要交到特首手上，至於立法會若進行彈劾案，按基本法七十三條則最終要得到北京的批准，事件仍在發酵，而且輿論已廣泛將對「富豪門」的不滿與對特首小圈子選舉的批評連結在一起，零三年起發起「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也打出「踢走爛攤子，還我真普選」的旗幟，發起抗議小圈子選舉以及「富豪門」的大遊行。瀰漫在香港上空的陰霾，是逐步浮起的反商和仇富的情緒。廉署調查會引發憲政危機輿論炮聲隆隆之際，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準備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啟動彈劾特首的程序，廉政公署也已立案，查證曾蔭權是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使曾極可能成為香港首位接受廉署調查的首長，而曾本人則是廉署領導的主管，勢將觸發一場憲政危機。但這也是時代的進步。一九九零年時港英的青馬大橋招標，不取低價的韓國財團，而取高出二十多億元的英國財團，當時的港督會被媒體攻擊「政商利益輸送」嗎？港督會被他所領導的廉政公署調查嗎？曾蔭權的貪腐疑雲與媒體風暴，正映照香港的進步，也映照曾蔭權還停留在殖民時期的特權心態，只會被七百多萬名香港人所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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