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誠直：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在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GDP位列世界倒數第二，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4年我國人均GDP達到7575美元，一些地區已經超過10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這背後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年均增速自1980年以來達到了大約9.8%，如此高的增長率且持續時間如此之久，是偉大的經濟增長成就。

　　但是中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開始持續下行。2012年一季度開始，增速放緩至7.5%左右的水平。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為7.4%，預計今後一段時間經濟增速將下滑至7%以下的區間，10%左右增速的時代已成為歷史。關於中國經濟下行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經濟學界有很多爭論。林毅夫認為「從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更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是結構性的、長期性的，如祝寶良、吳敬璉、蔡昉等。

　　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提出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概念;他表示，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2014年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2014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主席又更加詳細地論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

　　該如何認識最近幾年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哪些內涵?新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在哪裡?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做出簡要分析。

　　二、時間序列平穩性分析：中國經濟下行是結構性問題

　　針對關於中國經濟下行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爭論，我們使用時間序列方法對中國1980-2015年(2015年為預測值)的經濟增長率數值進行分析。我們把中國1980-2015年的經濟增長率數值視為一組時間序列，並檢驗該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平穩性是說明一組時間序列統計特性是否穩定的重要標準。具體來說，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有嚴平穩 (Strict Stationarity)和寬平穩(Weak Stationarity)兩種：如果一個時間過程yt的性質不受到時間變化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在任何時間集合的聯合概率分布不受影響，我們就稱這個時間過程是嚴平穩。如果一個時間過程yt的期望、方差和協方差都獨立於時間，即不受時間變化的影響，那麼我們稱該時間過程是寬平穩(也稱為協方差平穩)。

　　為了保證數據的可比性，我們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庫(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5)中的中國GDP增速數據來進行檢測。

　　考慮到要檢測的數據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問題，我們採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方法來檢驗該序列是否能夠通過單位根檢驗(unit root test)。ADF方法的基礎模型為：yt=c+ρyt-1+αΔyt-1+β△yt-2+…+ et, t=1,2,…。y0是初始觀測值。因增長率波動性較強但並不具備明顯的趨勢性特徵，故我們的ADF檢測模型中不包含趨勢項。

　　ADF檢驗的結果顯示：中國1980-2015年(2015年為預測值)的經濟增長率數值形成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但是仔細觀察數據，我們發現在這36年的數據中只有兩年的數據低於5%： 1989年、1990年。考慮到1989年和1990年的經濟下滑與1989年政治風波顯著相關而屬於特殊時期，我們把這兩年的數據剔除，再加入IMF對中國經濟未來五年的預測值，分別為：2016年6.3%，2017年6%，2018年6.1%，2019年6.33%， 2020年6.33%。對此新時間序列的ADF方法檢測結果(見表1)顯示該過程變為不平穩。

　　註：原假設是數據存在單位根。時滯由SIC方法自動選擇。

　　參考上述平穩性定義，以上的平穩性變化顯示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的大變局：時間過程yt的概率分布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從這個結果可以看出，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的持續下行主要不是一個周期性問題(雖然存在周期性因素)，而是一個結構性的長遠問題。可以預期，中國經濟增長將進入一個比較之前30餘年增長較低的新區間。

　　我們可以拿日本做一個參照：根據日本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的研究，如果拿人均教育水平、壽命水平、嬰兒死亡率、第一產業佔比、人均耗電量等因素作比較，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大約還有40年。40年前，日本剛剛結束了長達14年平均9.7%的高速經濟增長，滑落至持續18年平均3.6%的增長，最終在1992年日本進一步滑落至0.8%的平均增長區間(見圖1)。

　　圖1.日本經濟增長率的歷史變化

　　三、從三個視角看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具有深刻的背景，原因複雜、內涵豐富。這裡從三個角度做出分析：

(一)「趕超效應」變小，學習空間收窄

　　一個經濟體在比較落後的時期可以具有一個「趕超效應」(catch-up effect)，即如果具有足夠的條件，其增長速度會比發達經濟體較快。根本原因是落後經濟體可以通過學習、引進發達地區的成熟技術來跳躍式地發展自己的生產力，從而節約自己研發的成本和時間，這也被稱為「後發優勢」。但是隨著該經濟體距離世界技術前沿越來越近，它的學習效果和趕超速度就會放緩。這種經濟增速的回落即是以上所說趕超效應變小的結果。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趕超效應」是從「收斂」的角度進行解釋的;內生增長理論則是從技術擴散和模仿成本的角度進行解釋。我國經濟增速近年持續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隨著我國人均收入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技術水平與發達經濟技術前沿更加接近，趕超效應縮小的效果也顯現出來。

　　從後發優勢出發，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從2008年開始國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原因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中國人均GDP水平是當年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利用同樣的後發優勢，日本從1951年開始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台灣和韓國也都以同樣的水平實現了20年8%左右的增長。

　　因此從趕超效應和後發優勢的角度出發,既要認識到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速適當下行是符合發展規律的，不必驚慌，也要認識到中國經濟尚有較大增長潛力，迴旋餘地較大。

　　(二)全要素生產率較低，增長方式粗放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增加研發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TFP)又稱「索洛余值」，用于衡量經濟增長率中可以被資本和勞動增長率所解釋的其餘部分。從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文獻看，Young認為中國1978-1998年間TFP增長率為1.4%，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率是15%。Lau和Park估計1983-1995年間TFP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零或負值。鄭京海和胡鞍鋼估算的1991-2001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為平均1.85%。儲麗琴、陳東和付雷發現中國2002-2007製造業TFP增長率遠低於日本70年代，1980-2007年中國經濟TFP增長率均值為-0.73%。鄒心勇和趙麗芬對1978-2010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估算，發現32年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度平均增長率為1.49%，而且2006-2010之間出現了顯著下降。陳紅蕾和覃偉芳計算出1980-2011年中國全要素增長率是1.2%。符棟棟計算了中國1985-2014年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情況，發現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緩慢(2000-2014年均值僅為-1.87%)，表明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綜合看，從TFP測算的相關文獻可以基本確認中國經濟增長長期處於依賴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

　　學術界對於TFP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存在很多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里保持了較高增速，但是因為TFP過低這種增速難以長期持續;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TFP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問題。克魯格曼1999年提出，全要素生產率比較高的增長是與前蘇聯教科書中的「集約式」增長一致，而「粗放式」增長則與主要靠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產率較低的增長一致。克魯格曼認為如果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則一定會受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影響難以持續。因此，可持續的高速增長需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也就是「集約式」增長。克魯格曼因此警告亞洲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過低可能帶來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相反，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克魯格曼的觀點有誤,林毅夫、任若恩總結了相關觀點，指出技術進步包括與資本融合在一起(embodied)以及不包括資本投入的(disembodied)，而TFP 僅僅測定的是不包括資本投入的技術進步。因此不能單純從TFP 低判斷出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續的。

　　其實，關於TFP的這點迷思與一個經濟體是否處於趕超型經濟(後發經濟體)有關。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年證明，索洛余值中相當大的部分可以被解釋為要素質量的變化。但他們的工作是基於美國經濟的數據，而美國並非趕超型經濟，而是世界技術的前沿，因此資本中包括技術進步的部分比較低。而東亞經濟體作為趕超型經濟，其資本中包括技術進步的部分則比較高。因此，不能用單一的標準看待TFP大小。隨著中國越來越接近國際技術前沿，也就是上述的趕超空間變小，TFP將越來越反映不包括資本投入的(disembodied)部分，也就是越來越反映技術進步。青木昌彥指出「(對於中國而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加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將比以往更重要」。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點之一就是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依賴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更多依靠深化改革驅動，更多依靠人力資本提升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創新驅動。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增長對集約型增長方式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從歷史上看，中國政府在第九個五年計劃(1996-2000年)中就已經正式提出了要求實現從粗放模式向靠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約模式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距離目標和要求還很遠。

　　(三)產業升級遭遇體制性障礙，影響效率提升

　　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統計概念，其本身無法說明經濟遇到的具體問題。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遇到的具體困難還需要從產業的角度進行分析。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中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產業升級特徵。筆者2015年在《同舟共進》發文指出以資本密集型為特點的高端服務業發展關係整個經濟體的效率水平，高端服務業通過技術、資本和其他關係效率性的服務，影響到農業、製造業以及低端服務業的發展，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中國高端服務業發展滯後，必須儘快排除相關體制性障礙推動高端服務業發展。所謂體制性障礙，主要是指由非市場化力量形成的國有部門壟斷，比如很多高端服務業部門對民營經濟的准入設限較多。從這個角度出發，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隨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因「劉易斯拐點」到來漸漸消失，趕超空間收窄，「制度紅利」的發揮已成為中國經濟中高速持續增長的關鍵動力。

　　四、中國經濟增長非制度性引擎的經濟學分析

　　體制改革屬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性引擎，除此之外，中國經濟增長還有若干重要的非制度性引擎。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作為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實現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從經濟增長理論出發，除了以上提到的「雙引擎」之外，《政府工作報告》中還包含了另外一個增長引擎，一共是「三大引擎」：

　　第一個引擎是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國有13億6000萬人口，其中勞動力資源超過9億人，世界第一。這個資源不僅蘊含著巨大的消費力量和生產力量，也蘊含著發現機會、發現點子、發現新可能配方的巨大力量。鼓勵大眾創業、創新，至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促進生產率提高：一是會鼓勵發現，創業創新意味著新技術、新配方、新組合，這必將促進效率的提高;二是會優化資源配置，創業本身就是資源重組，是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財富資源的重組，是對市場機會的捕捉和利用，這可以將沒有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資源更優化利用，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三，創業本身就是擴容市場，提高分工水平，這也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大眾創業、創新也可以擴大就業、促進競爭、打造積極活潑的商業文化，有利於提升市場經濟活力。

　　第二個引擎是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增加公共產品有效投資。主要是：棚戶區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網等民生項目、中西部鐵路和公路、內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項目，水利、高標準農田等農業項目，信息、電力、油氣等重大網路項目，清潔能源及油氣礦產資源保障項目，傳統產業技術改革等項目、節能環保和生態建設項目。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上講，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一是可以增加投資，我國的許多公共品如基礎設施依然十分落後,投資建設不僅可以提高基礎設施的服務水平，同時也是投資增加、刺激經濟。二是可以提高經濟效率，比如修路可以使交通便利性提升、信息網路等建設可以使溝通便利性提升。三是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又稱為溢出效應，是指個體經濟單位的行為對社會或者其他個人造成的影響。比如教育的作用不僅將提升被教育者的知識水平，被教育者也可以同時提升其所在團隊組織的平均知識水平，從而提升整體效率。增加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方面的投資，將起到一加一大於二的作用。舉個例子，我國的鄉村教育目前存在大量問題，亟需解決，投資鄉村教育，不僅是提高當地GDP的問題，更是促進人力資本的提升，有利於長期增長率的問題。因此，建議政府要加大對落後地區教育的投資。

　　第三個引擎的內容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提到但沒有以增長引擎的方式提出來，這就是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和「一路一帶」建設等「三個支撐帶」為代表的區域發展新戰略以及新型城鎮化戰略。從經濟本質上看，這些戰略核心就是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為什麼說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大引擎呢?這要談到經濟增長的另外一個角度：市場規模。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分工是國民富裕的根源，因為分工可以帶來技術的進步、提高生產力水平。那麼決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是什麼呢?就是市場規模。 亞當斯密說：是交易力量的大小限制了分工，而這種力量，就是市場規模。比如，很多交易只能在城鎮進行，因此城鎮的分工要細於農村。水路交通擴大了市場，所以河岸和海岸附近時首先得到經濟發展的地方。四大文明都是依賴河流誕生的。斯密指出，不是因為河流具有什麼神秘的作用，而是水路交通帶來了更大的市場規模。從市場規模的視角出發，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的帶動作用非常重要，因為這個戰略在本質上是使市場規模擴大、促進分工發展、提升生產力水平。

　　而且，重點經濟區域對全國經濟增長的意義可能非常大。　英國的大倫敦地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大倫敦地區的經濟規模占整個英國經濟的20%以上，對英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一半。如果我國也能打造出一個或幾個大倫敦區這樣的經濟帶，那麼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無疑是非常巨大的。當前提出和推動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一帶一路」戰略和新型城鎮化戰略都是具有這個增長內涵的重要戰略。另外，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對公共品、公共服務的投資，也將帶來創業、創新的機遇，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也推動了以上兩大增長引擎的發揮。

　　五、結語

　　本文探討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原因及增長動力。我們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率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行打破了過去30年數據的平穩性，應當被解讀為結構性而非周期性問題。我們從「趕超效應」、全要素生產率和產業升級三個角度分析了「新常態」的內涵。最後，文章分析了三個非制度性增長引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

　　必須認識到，經濟增速調整是經濟規律，但是調整的幅度大小則取決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成效。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尚未形成最後的穩定區間。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10萬億美元，如果希望維持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絕非易事。經濟「新常態」最重要的內涵是市場化升級，經濟增長由粗放型轉向講求質量效益的集約型，這仍需克服巨大困難、努力爭取才能實現，如不能實現則可能出現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的情況。

　　綜合來看，中國經濟「新常態」帶來的挑戰和機遇同在。「新常態」既是一個非周期性的趨勢，不可抱有等待周期回升的僥倖心理;也是一個產業升級、提高經濟效率的契機。中國應該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兩個層面同時回應挑戰，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