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精神傳統是學人獨立修史的傳統

文章摘自《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1月下 作者：秋風

準確地認識人與社會，準確地把握現實，就不可能離開歷史。所以，古往今來，歷史學都是一門重要而引人入勝的學問。另一方面，現實是由歷史而來，統治者發現，很多時候需要藉助歷史來論證自己統治的正當性。

如此一來，歷史就與國家發生關係，因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歷史學。現在很多人一提中國的歷史學，就提及二十四史，這代表了官修歷史的悠久傳統。自漢以來，歷代朝廷都重視歷史編纂活動。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這樣一個「易代修史」的傳統固然維繫了近兩千年間歷史記敘的連續性，但是，如此記錄的過程，同時也是遮蔽的過程。官方修史更多地是為了政治目的，論證自己取得統治權的歷史和道德正當性，為此不惜掩蓋真相。

不過，中國還有一個偉大的歷史知識與精神傳統，那就是學人獨立修史的傳統。很多人說周制是「學在官府」，但其實，當時的史官是世襲性質，其地位不由周天子、當然也不受諸侯支配。所以，他們享有完整地記錄歷史的自由，也養成了獨立記錄的精神，因此有「在齊太史簡 在晉董狐筆」的故事流傳。中國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即成長於世襲史官家族，在很大程度繼承了貴族世襲史官特有的尊嚴與獨立精神。

生於春秋時代的孔子則開創了民間史學傳統。他以個人身份刪定魯國史書《春秋》，並通過各種複雜的「筆法」，對當時的天子、諸侯、大夫等人物及宗法、政治、稅賦等制度、事件進行評論。如孟子所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同時，藉助《春秋》，孔子也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所謂「為後世立法」。後世儒生依託《春秋》，構造了一個政治哲學體系。

這兩項傳統具有一個共同特徵：歷史記錄者不依傍權力，獨立地記錄，自由地寫作。這一史學傳統已經蘊涵了現代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訴求，同時也指向了保障這一自由的制度前提：把權力排除在外。歷史記錄乃是學術之事，是民間之事，與國家無關。國家權力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參與歷史記錄，掌握權力者不應當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歷史敘述和歷史編纂。

這樣一個獨立史學傳統儘管在秦以後的皇權專制時代備受壓制，但依舊延綿不絕，代有傳人。正是這一傳統，把真相從官修歷史的體制中拯救出來，讓後人不至於被官修歷史所誤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國最可信的歷史記錄、最優美的歷史文本、最深刻的歷史洞見，通通出自這一獨立史學傳統。

不幸的是，興起於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理念，包括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為皇權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官修歷史體制增添了新的理據。現代國家權力深深介入歷史的記錄、編纂、與思辨活動中。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歷史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支柱，歷史學家在政治舞台上也多有突出表現。相反，獨立史學傳統幾近滅絕。

80年代以來，歷史學研究獲得了相當大的自由，到今天，學院派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沒有多少禁區了。但是，一種隱形的官修歷史體制似乎仍然支配著普通民眾所能接觸到的歷史知識，尤其是在歷史學教育中。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生所學習的歷史，似乎有一種統一的框架。即便是給幼兒園小朋友閱讀的歷史故事，也不脫這個框架。而這個框架嚴重地滯後於學院的歷史研究共識，妨礙著人們更為準確地認知歷史。國家之所以維持這樣一個統一的歷史敘事框架，大約是為了維繫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社會要正常運轉，確實需要某種主流價值，這種價值有助於共同體成員就重要問題達成共識，而這是社會維持秩序與穩定、並對公共事務進行理性辯論的前提。但是，現代憲政國家區別於傳統國家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其價值的中立性。按照憲政與法治原則，社會正常運轉所需要的主流價值，只能由社會自發形成，而不應由政府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去塑造這種價值。事實上，現代世界各國都把歷史記錄、歷史編纂、歷史教育交給社會，交給教育、歷史、文化專業團體來操持，而這並不妨礙那些社會形成關於歷史、文明、社會的主流價值。

因此，歷史毋須官修，由國家來規定、維護關於歷史的統一敘事框架是沒有必要的。在法治的原則上重建中國固有的獨立史學傳統，將有利於民眾更為準確地認知歷史。而圍繞著歷史的不同看法的理性辯論，也有助於訓練民眾的理性精神。所有這些，有助於民眾準確地把握現實，並形成文明、開明的主流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