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的詩人缺少什麼？

路也、吳思敬、謝冕、瀟瀟（從左至右）在中國詩歌節期間合影

　　毫無疑問，謝冕是詩評界的泰斗。儘管也許有些年輕人對此存疑。

　　82歲的謝冕，依舊葆有一顆童心，一顆赤子之心。說他有童心的時候，他反問道：你是說我幼稚吧？然後是一大串謝冕式的爽朗的哈哈大笑。

　　在詩仙李白的故里逗留不到一周時間，謝冕就和酒店門口胖胖的保安成了「勾肩搭背」的好朋友。酒店裡的服務員給每個房間用毛巾疊出可愛的天鵝、鱷魚等小動物，很多人笑笑，謝冕認真地給酒店寫了感謝信，酒店經理找過來問：真的是謝冕給我們寫的信嗎？激動地要跟他合影。於是就合影。謝冕說：這不就是美，不就是藝術嗎？

　　見過謝冕的人都被他的熱情、他的童真感染。

　　謝冕說，詩人要有一份天真，詩人和一般的人不同，和當官的人、經商的人，甚至和學者都不同，就是要用天真的眼睛、天真的心靈去觀察去擁抱世界，所以孩子是最天然的詩人。一個孩子對蝴蝶講：你是一朵會飛的花嗎？這就是詩。

　　詩歌是做夢的事業

　　對人如斯，他對詩更是一腔真誠。在謝冕眼中，詩歌是夢想的，是做夢的事業，是最美的事業。正如斯蒂文斯說：詩歌是最高的虛構。為了一個美貌的女子，發動一場戰爭，歷史上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故事，比如中國的西施，西方的海倫，漫長歲月中人們忘記了戰爭的慘痛，卻記住了那位女性曼妙的青春，記住了永恆的美麗。戰爭為了愛，為了美，在詩人看來，愛和美的位置也高於戰爭。「詩歌歸根結底是美的。 」謝冕讀「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越讀這首詩越覺得偉大，古人怎麼講出這句非常離經叛道的話呢？美麗是不可重複的，時光流逝中抓住美麗，管它傾城與傾國，這是詩歌給我們的啟發。「詩歌表現的是美麗的世界，為了維護美，維護愛，維護人性的關懷，這就是詩歌」 。

　　夢想與美並不是凌空蹈虛的，謝冕認為，夢想和現實之間的關聯非常複雜，有些人將現實定位於批判就有點太狹隘了，批判、反思、認識、表現，或者反映、關懷，都是詩歌與現實的關係。謝冕指出，詩歌的任務是感化，去感動人，感動經過心靈的轉化，變成對現實的關懷。他舉例說，白居易的新樂府、長篇歌行也寫現實，但是他不是直接地反映現實，而是充滿了同情心和人性的關懷，傳遞出情感的共鳴。「白居易的偉大，是他有一些非常人性的東西感動我們，是悲憫情懷，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是這樣的悲憫情懷，你把它簡單地說成是反映現實，就把白居易杜甫降低了。 」

　　「你不知道你這樣是完全背叛了詩歌的」

　　1980年，謝冕的一篇《在新的崛起面前》 ，掀起了一場新的詩潮。他的敏銳的發現與站出來的勇敢彌足珍貴。三十年過去了，一代代詩人出現，影響力卻遠沒有北島、舒婷一代廣泛。對當代詩人的批評，謝冕並不諱言：「很多詩人自我感覺非常好，覺得自己太了不起，我是開天闢地的，其實不是那回事，他們缺乏思想內涵，缺乏境界，缺乏懷抱，缺乏胸襟，缺乏唐人的趣味。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李白說，我是酒中的仙，我不去，天子來招我也沒用。「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這是杜甫《飲中八仙歌》寫賀知章，那種醉態，那種狂態，蔑視權貴，張揚個性，佯狂也罷，真醉也罷，總之是表現詩人的真性情。謝冕惋惜的是，現在沒有這些東西了。

　　在謝冕跟台灣詩人瘂弦的一次座談中，瘂弦也曾談到中國人的胸懷問題。談及一些中國詩人面對一些問題胸懷的缺失時，謝冕表示痛心：「你不知道你這樣是完全背叛了詩歌的，詩人永遠站在真理一邊，站在自由一邊，站在民主一邊，站在人性一邊，應該堅定地站在這兒！ 」聶魯達是左傾的，他寫《葡萄園與風》 ，寫《伐木者醒來》 ，傳達南美洲大地的美麗，有著世界胸懷，呼籲世界和平、人類和解。謝冕說，「詩人的胸懷應該是博大的。 」

　　而反觀一些中國當代詩人，謝冕認為，他們說不上銳氣，也說不上批判性，他們只看到陰暗的一面，以表現人性的卑微為榮，將表現醜陋當做尖銳，將表現邪惡當做深刻，走進了一個拖不回來的誤區。「詩人不在這兒，詩人用一種非常美妙的詞句傳達非常美妙的情感和人性中非常美麗的東西。 」謝冕強調，我們當然要鞭笞醜陋，但是不能將此變成唯一的東西，生活有豐富的多面性，不應該專門盯住一點。「他們以為自己很深刻，深刻到了群眾不理解我，他們只能理解北島和舒婷的淺薄，可是人家舒婷的詩大家就是喜歡。他們太自戀了，自戀到了他們認識不到自己的局限在哪兒。 」

　　苦難之後，詩人在做什麼？

　　有一種說法是國家不幸詩家幸，現在沒有偉大的詩人，是因為我們現在國運昌平，過得太安樂了嗎？「我們的苦難比誰都深重。 」謝冕說，不止地震天災，政治運動、「文革」 、曾經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都是多麼殘酷啊，我們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啊，還有日本的侵略，八年抗戰，三年內戰，我們這個民族是災難深重的民族，我們的苦難非常深刻。可是，「一部分詩人在鶯歌燕舞，一部分詩人在鞭笞他所謂的人性的卑微的東西」 ，他們缺乏擁抱整個世界的胸懷，從整個民族的歷史上來看，我們應該如何表達我們對苦難的抗議，表達我們對光明和民主自由的嚮往，缺少詩人站出來這樣做。「為了愛，為了美麗，為了人性的美麗、人性的光輝，我們要和黑暗告別，我們要控訴黑暗，詩人沒有這個懷抱。我們的差距就在這兒，不在別的地方。現在談什麼語言技巧啊，那是細枝末節，缺少的是境界，是精神的豐富性。 」

　　就如同人類有未來一樣，謝冕也堅定地相信詩歌的未來。有人說謝冕激情澎湃。謝冕卻說，你們都只看到了我的一面，沒有看到我深沉的一面。很少有人會想到這樣一個充滿激情的老人一生所承受的苦難。他出生於1932年， 1937年抗戰爆發時謝冕5歲，到11歲時家鄉陷落，淪為「皇民」 ，也就是奴隸， 11歲的孩子，家裡沒有人，被日本人逼著去修機場。少年時代在抗戰中度過，青年時代又是內戰時期，謝冕投筆從戎，以身許國，「我不敢說別的，有好多次我也就可能戰死在戰場上了」 。此後又經歷「文革」 ，被打入另冊。謝冕說，他不願意跟人講這些，不願意渲染苦難，「因為我的苦難比起很多家破人亡來說，不值一提，滿身的鮮血都有，那些人承受得比我多」 。

　　「人生的苦樂我深諳於心，我看到了人生的悲劇性，但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 」謝冕說，事實上也是如此，你看人類經歷了那麼多挫折，最後不都走向了希望的一面嗎？李白曾寫，「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這是他當時看到的場景，在帝都長安，我們避開未央宮，目光投向僻靜處，一片月光下是婦女們在那兒搗衣，境界何等開闊。而如今高樓林立，一些非常樸素的東西永遠地消失了，謝冕惋惜道，讓我們悲觀的就在這兒。「我們的地球已經千瘡百孔，我們站在上面尋歡作樂，我們不悲觀嗎？但是沒有辦法，我們應該看到另一面。 」謝冕指出，有些人用仇恨的眼光看社會，這樣不對，他們認為與生俱來自己應該如何如何，卻不知道今天的這些是前赴後繼、流血犧牲、滿身傷痕才走到的，簡單地發著滿腹牢騷。像荊棘鳥一樣，胸中扎進了刺，也要放聲歌唱。經歷過很多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的苦難之後，謝冕依舊總會看到社會進步的一面，依舊感恩，這正是一些年輕詩人所缺乏的，「我知道苦難，但我熱愛，我相信，我爭取，我呼籲！ 」

　　詩歌評論，不能總是抱團說好話

　　對詩人現狀怒其不爭之外，謝冕坦言，對詩歌批評界他也並不滿意—— 「抱團，說好話，沒有自己的發現，沒有自己的見解，而且不敢表達自己的見解。 」批評家說了什麼別人不知道，他讀懂了他評論的詩沒有別人也不知道，究竟好在何處也說不清。「批評家不比詩人高，於是他就沒有發現的眼光，他就發現不了。 」謝冕也害怕，怕觸動別人，怕別人不高興，「我想勸他們寫得少一點，寫得慢一點，寫得精一點，我不敢。 」他每次發表一個意見，都會有人不滿，招來不少罵聲，前後左右都要應付，他沒有那麼多精力，包括當年朦朧詩論戰，他都沒有回應過。所以謝冕說，十幾年二十幾年過去了，他津津樂道的還是那幾首詩。當然也有新的發現流露了出來，比如他關注並發掘出來的詩人杜涯。杜涯是許昌縣醫院的一位護士，身體非常不好，在她非常不出名的時候，謝冕呼籲大家去讀一讀杜涯寫的嵩山北部山上的那一片栗樹林，認為杜涯的詩不張揚女性的性別特點，有人生的感悟，有內在的節奏感，讀來循環往複，有一種傷感。「說來說去就是這些詩」 。這大概也是很多詩評家面臨的共同的問題。

　　詩歌大眾化，不如說詩化大眾

　　新詩門檻低，誰都可以寫，形成了一種表面的繁榮。謝冕指出，門檻越低，越不能講大眾化。 「為什麼詩一定要大眾化呢？它本來就是小眾的。與其說詩歌大眾化，不如說詩化大眾。 」謝冕重申了他一直持有的一種觀點，即詩是小眾化的，詩是貴族的，只有貴族的心靈境界，才能寫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詩來影響大眾。他指出，李白在化我們，杜甫也在化我們，整個盛唐氣象都在化我們，把我們征服了，然後我們也提高了一個精神層次，我們知道了，原來月亮可以這麼美，月亮可以跟我飲酒，可以跟我對話，春江花月是那麼美，詩歌的作用就在這兒。很多人生活沒有趣味，不會享受大自然賜予我們的東西，詩歌感化大眾之後，大家在詩歌的陽光沐浴下，在月光的照耀下，變得精神高雅，人類就有了很高的情趣，生活也就有了味道。由此，詩歌也走到了群眾中間，走到了現實當中。

（編輯 安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