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26期|陳文 黃衛平:長期執政與政黨適應能力建設——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政局發展的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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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當代中國政治、城市政治；

黃衛平，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方向:當代中國政治、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內容提要：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並難能可貴地維持了政治和社會的總體穩定，兩國的優勢政黨利用各種資源長期執政。但進入本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產階層、青年人的政治態度逐漸出現諸多新動向，兩國的政治生態和政治發展呈現出重大轉型趨勢，共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執政黨有必要順應新的社會發展形勢，系統加強政黨適應能力建設，不僅要堅持發展經濟以累積績效合法性，更要重視社會公平正義以贏得程序合法性；不僅要滿足草根群眾的民生福利需求，更要重視城市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訴求；不但要有效遏制權力腐敗，而且要凝聚共識保持黨內團結；既要充分保障老年群體的福利待遇，又要善於引領新時期青年人的民意。

關鍵詞：長期執政 政黨適應能力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是東南亞馬來半島上毗鄰的兩個國家，五十多年以來，兩國分別由以「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為首的政黨聯盟「國民陣線」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並領導國家取得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擺脫了貧窮落後的局面。因兩國均採取國家主導的經濟現代化模式，都被西方主流政治學界視為「威權國家」。而進入21世紀以來，兩國的社會境況和政治生態發生了諸多新變化，無論從政治學理論比較研究的層面，還是從總結長期執政政黨的經驗教訓視角，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基於對2011年新加坡第12屆國會選舉和2013年馬來西亞第13屆國會選舉的現場觀摩，並進行了一些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從長期執政與政黨適應能力建設的雙向視角作初步的比較分析。

一、傳統威權體制與現實的選舉挑戰

其一，傳統威權體制的政治影響。建國之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為適應國情和現代化的需要，都以國家力量強力推動經濟發展，在權力集中體制下實現了經濟的穩定高速增長，如新加坡曾經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人均GDP在1965年建國時只有516美元,而到2011年大選時飆升到了50123美元，增長比率高達97.1倍；而馬來西亞也曾經被譽為「亞洲四小虎」之一，其人均GDP在1965年也只有333美元,而到2013年大選時快速上升至10432美元，也增長了31.3倍之多。[1]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兩國政治過程中的行政主導和官僚集權特點較為明顯，因此諸多學者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劃入「威權國家」之列，認為新加坡屬於「一黨獨大」體制，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甚至明確稱其為「威權國家而非民主國家」[2]。

兩國在特定歷史階段都曾經頒布了約束公民權利的限制性法令。如新加坡曾經專門頒布了《內部安全法》，其中允許國家內部安全局在必要時可以不經審訊而無限期地拘捕任何被懷疑對種族和諧和社會穩定可能造成威脅的人士。新加坡在1966年制定的《社會法》中就有關於公民社團必須獲得社團註冊局審批的專門條款，否則一律被視為非法組織予以禁止。馬來西亞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 [3]爆發之後，專門修訂了《1948年煽動法令》，其中明確規定任何行動、演講、言論或出版物只要具有「煽動傾向」（SeditiousTendency）就要予以禁止。

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阻止反對派被選入議會，曾命令解散社會主義陣線最大的社區組織「新加坡農村居民協會」和「新加坡國家人民協會」。[4]1986年9月，在野的工人黨議員惹耶勒南被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起訴，其被冠之「濫用國會特權」的罪名判處1個月監禁，罰款5000新加坡元，同時失去議員資格，且5年內不得進入國會。[5]

在1969年發生「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之後，馬來西亞官方通過明確條文禁止任何公開討論馬來保留地、馬來人特權等敏感議題，嚴格監控各種聚會活動，限制公民言論空間，民眾在公共場合不敢公開表達政見，害怕被追究責任，在野黨也隨之被邊緣化。在2008年大選以前,執政聯盟「國陣」長期控制著2/3以上的國會議席，在野黨難以開展有效的監督活動。因此，馬來西亞民眾長期以來普遍表現出政治冷漠，不願公開發表政治性言論，尤其是不敢發泄對於執政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

其二，競選制度的政治沿襲。由於受英國殖民以及國內政治傳統勢力格局的影響，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事實上屬於多黨制國家，推行多黨並存的政黨制度和議會制，屬於內閣制國家政治體系，各政黨必須通過競選進入國會參與政治活動，由在競選中獲得多數國會議席的政黨或政黨聯盟組閣政府，其領袖出任總理或首相。如新加坡現在就有合法的工人黨、國民團結黨、人民黨、民主黨、民主聯盟、革新黨等20多個在野黨。馬來西亞的註冊政黨高達四十多個，其中最主要的是兩大「政黨聯盟」，即目前在位執政的「國民陣線」（國陣），其由13個大小不一的政黨組成，主要政黨成員是巫統、馬華公會和國大黨等；另一個為在野三黨組成的「人民聯盟」（民聯），其主要包括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伊斯蘭黨。[6]

其三，優勢政黨利用體制資源長期執政。兩國的執政黨通過充分運用執政優勢和體制資源，掌握制定選舉規則和決定大選日期等主導權，事實上掌控著主要傳統媒體，連續獲得了歷次競選勝利，長期保持執政地位。如新加坡實行了「集選區制」，即一個政黨要在「集選區」推出由不同族裔候選人搭檔組成的競選團隊，共同聯袂角逐該選區的若干國會議席，選民只能投票給一組候選人，而不能選舉單一的候選人，這樣既有利於種族和諧，同時也為擁有更多著名政治精英的執政黨掌控選局提供了方便。執政黨優秀人才往往帶領黨內一些新人參與選舉，即使其競選團隊中的個別人沒有民意基礎，也能因為其中有重量級候選人頗孚眾望而「搭便車」成為議員。相反，在野黨卻由於缺乏優秀的政治人才，難以推薦出一批具備不同族裔背景的合格候選人，以共同組成競選團隊在集選區與執政黨展開角逐。因此，雖然新加坡實行多黨競爭的政治制度，但長期以來由於在野黨推薦不出合格候選人，選民實際上沒有選擇的機會，因此人民行動黨常常在諸多選區不戰而勝，也導致在野黨因無多少機會進入國會而難以招攬到優秀的政治人才。在上一次大選前，新加坡內閣咨政李光耀還曾經用挑釁性言語質問工人黨秘書長、原後港區議員劉程強「為什麼不走出後港單選區到集選區去競選？」。

在馬來西亞，「國陣」長期以來宣揚「馬來人優先」的政治意識形態，其在議會中掌握著絕對多數議席，擁有制定選舉規則的主導權，有能力在選區劃分上有意減少反對派集聚的城市選區的議席數，而相對提高農村地區的議席數，對農村的選民既強調馬來人種族優待和伊斯蘭宗教情感，又主動改善農村的民生狀況，並在每次大選之前向農民派發一些「福利糖果」。由於農村選民相對貧困且文化素質普遍比較低，對現存的政治和經濟秩序有著較大的體制依賴性，因此「國陣」獲得了絕大多數農民的支持，農村成為執政聯盟維繫統治地位的重要陣地。加之近些年來馬來西亞人口結構出現重大變化，馬來人出生率越來越高，而華人數量相對減少，使得執政聯盟「國陣」通過「馬來人優先」的種族政策贏得較多馬來人支持。

因此，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大選中儘管只贏得約60%的選民支持率，但是卻奪得了90%以上的議席數。馬來西亞的「國陣」在2013年大選中雖然僅僅獲得47.42%的全國得票率，但是卻贏得了國會222個議席中的133席，使得執政權通過簡單多數的選舉原則得以維持；而在野黨聯盟「民聯」雖然獲得了50.83%全國選票支持率，卻只能獲得3個州的執政權和國會89個議席。這都是與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選舉規則設置以及執政黨所擁有的優勢資源相關的。

其四，近年來共同面臨前所未有的在野黨挑戰。雖然兩國長期執政的政黨或政黨聯盟掌握諸多執政資源和政黨優勢，並創造了較好的執政績效，但在最近的大選中都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在野黨挑戰。在執政黨對傳統報刊、電視媒體等掌握著主導權的情況下，在野黨則充分藉助網路新媒體積极參与到競選之中，廣大城市中產階層亦改變了以前的政治冷漠態度，不再顧忌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不再恐懼尖銳批評政府可能遭遇的政治報復,政治熱情空前高漲。但在選舉期間,兩國的總體社會秩序正常,選舉井然有序,選民理性參與,在野黨的政治熱情高漲並堅持在體制內競爭，抗爭理性而守法，執政黨和政府行為克制而穩健，大選並未乾擾民眾的日常生活,體現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日趨成熟。

在新加坡2011年國會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創歷史新低，只有60.14%，低於最低時的61%（1991年），以及65%（1997年）、75.3%（2001年）和66.6%（2006年）。[7]主要在野黨的工人黨還提出了「邁向第一世界國會」之類的具有較強號召力的競選口號，其基本寓意是新加坡僅僅有廉潔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還遠遠不夠，而應該增加國會中監督執政黨的制衡力量，雖然在野黨並不奢望立刻成為「替代性」政黨，但是成為國會中「平衡性」政黨的期待頗為急切，希望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中增加一些競爭因素。如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宣稱「只有反對黨強大，才能改變行動黨」。此次大選吸引了大批的在野黨候選人參選，7個在野黨共推出170位候選人，參與競逐87個國會議員，創新加坡歷史之最。除了李光耀參選的丹戎巴葛集選區，在野党參與了27個選區中的26個選區的競選，改變了在野黨以前在諸多選區由於推選不出候選人，而讓執政黨候選人自動當選、不戰而勝的窘境。在野黨獲得議席也創歷史之最，工人黨贏得阿裕尼集選區的5個議席，後港單選區1個議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野黨還歷史性地贏取了阿裕尼集選區，這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人民行動黨在集選區的長期壟斷性優勢逐漸鬆動。2011年的總統選舉也體現出一定競爭性，參與競選者史無前例達到四人，其中三位候選人有著「抗衡人民行動黨為參選的大前題」。[8]最具競爭力的總統候選人陳清木坦言「作為候選人，我想給新加坡人一個機會。」[9]其僅以0.34個百分點的微弱差距落後前副總理陳慶炎博士，差一點登上總統寶座。

近年來，隨著馬來西亞民眾民主意識的逐漸覺醒，加之在野黨聯盟「民聯」勢力的積聚和網路新媒體的發展，為民眾提供了更大空間表達不同訴求，越來越多的選民積极參与到大選之中。如「國陣」在2008年時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在野黨挑戰，雖然保住了國家層面的中央政權，但第一次在國會中失去了2/3議席的絕對優勢地位。而在2013年的第十三屆全國大選中，在222席國會議席中「國陣」只獲得133席，這與2008年相比較還降低了7個席位，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僅獲得47.42%的全國得票率。在野黨聯盟的「民聯」繼續獲得了檳城、雪蘭莪、吉蘭丹的地方執政權，並贏得全國50.83%的選票，在全國選票支持率方面「國陣」首次低於「民聯」。

另外，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這兩次大選中選民參與投票的比率都很高，新加坡高達93.06％，馬來西亞也達到80%。特別是在實行選民自主登記制度的馬來西亞，投票為公民的權利而非義務，大批選民在此次選舉中自覺回國或返鄉投票，高投票率充分反映了目前選民政治熱情高漲和參與訴求強烈，共有1326.8萬名選民參與選舉，其中就包括以青年人為主的260萬名「首投族」。在5月5日大選當天，即使是傾盆大雨或炙熱的天氣也無法阻止選民積極投票的熱情,選民很早就在各站點排起長隊就等候投票。

二、政黨格局差異與政治生態的變化

首先，「兩線制」與「一黨獨大」的政黨格局差別。馬來西亞目前已明顯形成為日益鞏固的「兩線制」國家，也就是類似於「兩黨制」的兩個政黨聯盟，即由巫統、馬華公會、國大黨等為主的十幾個政黨組成的「國陣」與公正黨、行動黨、伊斯蘭黨等聯合組成的「民聯」已成為勢均力敵的兩大政黨聯盟，在野黨已有能力獲得超過50%選票，並先後在三至五個州執政，其他獨立候選人則完全沒有機會。在2008年的大選中，「民聯」獲得了82個議席，在一定程度上鬆動了「國陣」過去長期在國會中獨佔三分之二以上議席數的壟斷地位，逐漸演變成了「兩線制」的政黨格局。兩大政黨聯盟在2013年大選中的政治口號和政策態度也出現較大差別，「國陣」偏向於穩定社會秩序和訴諸於族群的差異化政策，「民聯」則更趨向於改變社會現狀和訴諸於民主化的要求，希望能夠「政治大變天」、「改朝換代」。「民聯」獲得國會89個議席，議席數量較上屆穩中有升，並贏得超過全國半數以上的選民支持，馬來西亞的「兩線制」政黨格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已有半數選民明確期待政黨輪替。

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雖有下降,但還長期維持在60%-70%的區間,基本政治生態沒有改變，多個在野黨並沒有形成聯盟，只有工人黨擁有6個國會議席，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並未發生動搖,多數選民並不期待和奢望更換執政黨,而僅僅希望執政黨回應民眾的改革訴求。最大的在野黨工人黨雖然自稱是所謂的「第二種選擇」，但是又「認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基本原則」，在重大政策取向上與執政黨保持一致。正是在此意義上，該黨被其他在野黨視為人民行動黨有意扶持的「合作型反對黨」，甚至認為「工人黨比人民行動黨還行動黨」。而且，工人黨在與人民行動黨保持合作競爭關係的同時，卻與其他在野黨關係較為疏遠，在野黨之間往往存在各種紛爭，相互之間難以形成「反對派聯盟」，黨際競爭同樣激烈。

其次，「備用輪胎」與「換政府」的在野黨政治訴求差異。新加坡在野黨只是以「平衡性力量」自居來爭取執政黨的寬容和選民的支持，僅僅要求成為國家的「備用輪胎」，而不是即刻追求掌握領導國家的「方向盤」。如工人黨提出了具有較強號召力的競選口號——「邁向第一世界國會」，即在野黨希望成為國會中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情況下的「平衡」性政黨，但同時也默認了執政黨帶領國家發展，是廉潔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新加坡多數民眾還只是期待在國會有出現更多監督與制衡人民行動黨的力量，推動執政黨實行回應性改革。如果說馬來西亞在野黨對執政的「國陣」的主要抨擊是「貪腐」，那麼新加坡在野黨對人民行動黨的批評焦點只是集中在其作風「傲慢」和改善民生不力，認為其「自戀、自傲、自滿」，對來自社會底層民眾對物價上漲、組屋申請的困難、交通擁擠等具體民生問題反應遲緩。在野黨的目標也非常現實，並非不切實際地要「替代」執政黨，而只是希望和爭取成為國會中的有效「制衡力量」。

但在馬來西亞，大量擁護在野黨的選民直接質疑「國陣」的執政能力，迫切期待由在野黨聯盟的「民聯」來替換「國陣」執政，讓一個全新的政府領導國家未來的發展。在野黨要求換政府的意願非常強烈，並且已爭取到全國過半數選民的支持，將2013年大選視為最有可能改變歷史的機遇。因此，在大選中「民聯」主要揭露和抨擊「國陣」的種種腐敗現象及其政策失誤，大力宣傳「民聯」在檳城、雪蘭莪、吉蘭丹和吉打州等地前5年的出色執政業績。在野黨已經急不可待地在大選中呼喊出「五月五，換政府；五月六，新政府」，「國陣執政、國家沉淪」，「國陣再執政、國家破產」，「新政治、新希望」等競選口號，希望能夠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政局大變天」、「改朝換代」的願望幾乎成為現實。

再之，承認選舉結果與抗議選舉舞弊的差異。由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政治生態與種族和諧程度不同，兩國政府的廉潔程度和執政黨的執政績效也存在頗大差距，導致兩國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力量對比差異較大，因此兩國在野黨和多數選民在選前的期待也相距甚遠，從而決定了在野黨對大選結果的反應也不同。

在2011年大選中，新加坡朝野各政黨和廣大選民理性競爭、良性互動，沒有發生任何重大選舉衝突，實現了多方共贏。如新加坡在野黨贏得了歷史性突破，首次獲得6位競選獲勝的議席，首次贏得一個集選區，首次獲得約40%的選民支持率。因而，在野的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宣稱這是「新加坡政治和未來一代的里程碑」，「要使新加坡的民主成熟」。該黨獲得了6個議席之後，還將根據新加坡新的政治制度取得2席「非選區議員」（另1席「非選區議員」由新加坡人民黨獲得）[10]，從而成為國會中最有實力的在野黨。而執政黨現任的領導群體已開始重視人民要求變革的呼聲，認識到必須轉變執政方式，提高政黨適應性，以應對政治格局轉變的緊迫需要。李顯龍總理向新加坡民眾承諾，「我們將以真誠謙虛的態度為人民服務……不論你是不是行動黨的支持者」；並坦誠地宣示「選民給我們的信息是他們要政府採取適合新時代的治國態度和做法。他們也希望看到反對黨在國會上扮演更重要的制衡政府角色。新加坡的政治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們的政治體制也更具競爭性。我希望這會使新加坡更加強盛，而不會分化我們的社會。」落選的新加坡外長楊榮文很有風度地向在野黨的競爭對手表示「恭喜」，強調「新加坡的歷史翻開了新篇章……無論成績如何，我們都是新加坡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正在為創造「亞洲優質民主進程」[11]積極而為，塑造了新加坡全新的國際形象。新加坡的主要在野黨在大選後士氣大振，不僅對選舉結果不持異議，還接連在此後的兩場補選中獲勝。[12]

而馬來西亞在野黨「民聯」在選前做了充分準備，對於「政治大變天」有極高期待，試圖藉此機會一舉奪取執政權，最終在大選中獲得過半數選民的支持率，但是根據現行選舉制度和規則，「民聯」並沒有獲得國會多數議席，不能獲得國家的執政權，因此對選舉結果大失所望，導致大量的在野黨支持者公開表達對執政黨選舉「作弊」的不滿情緒，他們冒著被當地警局指控和逮捕的風險，不斷申訴選舉不公，召開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向執政黨施壓，呼籲「自由」和「廉潔」的選舉，呼籲撤銷原來的選舉委員會，重新舉行一次公平選舉。如在2013年5月8日晚上,人民公正黨領袖安華號召和組織了「508」大集會，約10萬人齊聚雪蘭莪格拉納再也體育館，舉辦了「人民之聲，聖潔之聲」的選舉抗議集會，高呼「改變」、「改革」等口號，抗議馬來西亞第13屆大選出現的所謂「舞弊」事件，但總體上也還是堅持了在體制內合法競爭。

出現上述社會和政治生態變化的原因是複雜的，不僅在於兩國的歷史傳統、國土面積大小、人口結構特點、城市化發展程度和國民收入差距等方面存在差異，而且更在於執政黨在政黨能力、執政績效、施政舉措和政府廉潔程度等方面的差別。人民行動黨領導新加坡較好地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保持了國家多元種族的持久和諧，特別是長期在國際上保持了較高的政府廉潔指數，體現出較強的執政能力，這是馬來西亞難以望其項背的。

三、政局發展反思與政黨適應能力的提升

政黨適應性(PartyAdaptation)一般是指政黨為應對現代社會中各種現實問題的挑戰,從理念、體制、機制和制度等方面做出及時調適，以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過程。安傑羅·帕尼比昂科(Panebianco)等學者指出現代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對政黨適應性有著主導性的影響，政黨若需獲得現代民意支持必須提升其對於新型經濟社會環境的適應性。從總結長期執政政黨的經驗教訓角度，客觀分析兩國的大選特點與政局發展趨向，或許可以從中獲取一些有關提高政黨適應能力的現實啟示。

（一）執政黨不僅要堅持發展經濟以累積績效合法性，更要重視社會公平正義以贏得程序合法性

在國際社會中以廉潔高效著稱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造了實現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國家發展奇蹟，新加坡大選之前2010年的GDP較上年增幅比率高達14.7%[13]，在全球人均GDP國家排名中也名列前茅，失業率也只有2.2%[14]，令世界諸多國家羨慕的廉價「組屋」政策讓近80%的國民「居者有其屋」。

然而，新加坡執政黨當今所面臨的現實挑戰是史無前例的，不是因為該黨做得不好，而是選民要求其做得更好；不是因為國家經濟發展遲緩或政績不彰，更不是緣於官員貪污腐敗，而是民眾不但對增進物質利益的需求在上升，希望建立民主、公平和正義社會之願望更為迫切。人民行動黨作風「傲慢、自戀、自傲、自滿」成為諸多選民的批評理據，此類看似非常抽象的「指控」事實上得到了諸多民眾的一致附和，折射出民眾對執政黨的普遍負面政治觀感。新加坡一直引以為豪的傳統「高薪養廉」和「高薪攬才」政策開始被選民質疑，民眾對部長級薪金位居全球第一，並隨著GDP逐年增長,如2010年漲幅高達5%，而普通民眾收入僅增長1%的階層差距現象表示極度不滿。在野黨呼籲「我們不是用來成就經濟增長的工具，我們不是一堆數字」、「建設一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在率領競選團隊在阿裕尼集選區獲勝後坦言「您的支持也告訴行動黨政府和全世界，除了經濟上的發展，您也希望新加坡朝向民主邁進。你們也希望政府更包容、透明、負責以及更願意作出回應」[15]。

馬來西亞近年來也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如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高達7.2%，為自2000年以來的最高增幅；2011年和2012年也分別保持了5.1%和5.6%的較高增長速度。但是，在2013年大選中長期執政56年的「國陣」僅獲得222個議席中的133席，同2008年大選相比較還少了7個席位，全國得票率也只有47.42%,是歷年來的最低選舉成績，而在野的「民聯」卻獲得了50.83%的選民支持率。

根據2012年的統計，馬來人佔馬來西亞全國人口的55%、華裔為24%、印度裔為7.3%、其他種族為13.5%。在「國陣」長期佔據執政地位的情況下，馬來人長期以來享有種族優待，雖然在城市中大部分的華裔選民擁有較高的經濟地位，但長期以來由於奉行「馬來人優先」的政策，華裔事實上屬於「二等公民」，其在考錄公務員、擔任政府要職、高校招生等方面存在諸多約束性條件，政治和社會地位始終較低，因而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地位的訴求非常強烈，在大選中大部分華裔把選票投給了在野黨聯盟。而且，城市中產階層的一些馬來人政治參與訴求逐漸提升，對長期壟斷政權的「巫統」上層權貴的貪腐現象不滿，導致大量馬來人選票的流失。

為適應新的社會和政治生態，鞏固執政地位和夯實執政基礎，在大選結果揭曉之後李顯龍坦言：「這次大選是新加坡歷史的分水嶺，標誌著我國政治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在大選之後，各方和全國人民都應該去適應新的政治環境」。並且宣布「我向新加坡承諾，要在這個新的時代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人民行動黨。」[16]「行動黨必須有好的政策，也有好的政治。」[17]決定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自我改造成一個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及滿足國人需要的政黨，以便在新的政治時代中繼續獲得選民的委託、增加程序合法性。歡迎更多由下至上的主張、建議和想法，並鼓勵支部、青年團或婦女團等黨中央核心以外的單位更踴躍參與及交流。為回應在野黨對於新加坡部長級薪金過高、貧富差距拉大的質疑，緩解社會不滿情緒，李顯龍委任專門委員會對政治職位薪金進行全面檢討和評估，開始大幅降低國際上最高的部長級官員薪資，降薪的幅度高達20%至39%。李顯龍本人的年薪也將減少約28%，從300多萬新元（約合230萬美元）降至220萬新元(約合170萬美元)。在大選結束後，馬來西亞的首相納吉在主持「國陣」成員黨之一民政黨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也表示「國陣」政府會繼續秉持中庸、進步、溫和、包容及公平五大原則的施政路線，拒絕極端政治及任何會破壞國家基礎的舉措，強調「最重要的是我們已開始改革，要相信我們已走在正軌上，我們會繼續轉型的道路，直到目標達成。」[18]

（二）執政黨不僅要滿足草根民眾的民生需求，更要重視城市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訴求

城市往往是中產階層的聚居區域，隨著其經濟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中產階層不再只滿足於一般的物質利益需求，而愈加期望更多的政治參與渠道。塞繆爾·亨廷頓曾預言「城市是國內反對派的中心；中產階級是城市反對派的集中點」[19]。相反，農村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比較落後，農民常常更為期待增加物質待遇、提升生活水平、滿足民生福利訴求等。

譬如在城市國家的新加坡，選民的權利意識和參與觀念逐漸增強，更多民眾開始認為實現國家的經濟增長、保證政府廉潔、提升民眾福祉是執政黨理所當然的「分內事」，沒有什麼資格值得炫耀的，但對於長期執政導致的「傲慢、自戀、自傲、自滿」等官僚作風，以及政府工作低效、公共政策偏差，哪怕是些許錯誤或微小瑕疵就理應承擔相應責任。「做得好是應該的，做得不好就用選票給他們教訓」、「讓在野黨在國會有更多監督和制衡的力量」逐漸被新加坡較多民眾所認同。

在馬來西亞，城市也日漸成為在野黨的主要活動陣地，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變遷過程之後，大量中產階層齊聚在吉隆坡、檳城等一些主要城市，其中華人約佔吉隆坡總人口的40%左右，這部分中產群體不再只滿足於一般的物質利益，而逐漸要求在國會中有更多的利益代言人，希望有機會參與改變馬來人優先的種族歧視政策。不但華裔希望改變現狀，而且城市中很多馬來人的中產階層對「國陣」高級官員的貪污腐敗，以及聯邦政府債台高築、物價普漲、大量優秀人才流失海外等社會現象表示不滿，他們的民主意識逐漸增強，獨立判斷公共政策的能力日漸提高。

然而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在全國人口比例中屬於大多數，而且大部分聚居在農村，因為農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農村選民更希望執政黨能夠首先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等。執政聯盟「國陣」利用其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在選區劃分方面增加了農村地區的比重，而減少了城市選區的相對權重。「國陣」中的巫統長期以來宣揚馬來人優先的種族政策，偏重於改善馬來人聚居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和民生福利，這為贏取大多數農村選民的「鐵票」支持發揮了積極作用。因而，執政黨的農村政策往往能夠引導廣大農民的投票取向，提高農民的民生福利保障有利於夯實農村地區的執政基礎，這為加強「國陣」在農村的執政合法性和實現政治大局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執政黨不但要有效遏制權力腐敗，而且要凝聚共識保持黨內團結

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以來執政績效優異，政府在國際上樹立了良好的廉政形象，長期在國際透明組織發布的全球廉潔國家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而且，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總體上是團結的，黨內沒有分裂出與在野黨合作聯盟的政治勢力，並在以華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長期執行種族交叉居住的和諧相處政策，嚴懲挑動種族分裂和衝突的言行，嚴禁以種族為分野組建政黨和構建居民區。該黨還對黨員的個人作風問題「零容忍」，如在2011大選中當選榜鵝東單選區議員、新加坡國會最年輕議長的柏默，由於婚外情的政治桃色事件被迫主動請辭，李顯龍總理獲悉後的第二天就明確指示「要以果敢、公開方式處理這起事件」。綜上種種原因，人民行動黨有著良好的政黨形象和較強的執政能力，其在現有政治版圖中依然位居主導地位，在野黨並不能奢望立刻成為「替代性」政黨，而僅僅迫切希望扮演「平衡性」政黨的角色，以在國會中增加一些監督和制衡的力量，為目前的「一黨獨大」政治格局添加一些競爭因素。

然而在馬來西亞，由於內部權力鬥爭和政見分歧，主要執政黨的「巫統」分化出了以安華為代表的反對派勢力，他曾任馬來西亞副首相，於1998年遭到時任首相馬哈蒂爾的革職，並以瀆職和雞姦罪被法院判定入獄。由此，以安華為首的一部分馬來人從「巫統」內部分化出來，「另立爐灶」組建了人民公正黨，逐漸發展成為一股較強的政治力量，「巫統」的黨內矛盾由此逐步演化成公開的黨外分庭抗禮。從執政黨「巫統」內部分化出來的安華事實上成為了在野黨聯盟的領導和精神領袖，聚合了一批對執政聯盟不滿的異見人士，因而極大地分散了佔全國總人口55%以上的馬來人的政治勢力，使傳統政治格局中多數馬來人執政來對抗相對少數的在野華人，轉變為勢均力敵的執政黨聯盟「國陣」對抗在野黨聯盟「民聯」，政黨政治日漸超越極端和狹隘的種族傾向。

加之在馬來西亞的政治傳統中，因為領導者權力的高度集中並欠缺有效監督制約，因此高層領導人的各種腐敗案例屢見不鮮，國際輿論曾評價「馬來西亞是世界最貪污國家」。在聯邦債務依然頗高的情況下，代表「國陣」的前首相馬哈迪、現任首相納吉以及一些高級行政官員的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案例，個人生活奢侈、腐化現象時常被各種新聞媒體揭露。在野黨在大選中緊緊抓住此類腐敗事例和負面新聞，對目前執政聯盟的執政能力、官僚作風予以了激烈批判，這也在選民心理中留下了惡劣的政黨印象，執政黨的權威遭受到較大削弱，因此導致許多選票的流失，其全國得票率甚至低於50%，創歷史新低。

在野黨在競選海報上大肆宣揚執政聯盟的貪污腐敗行為，如猛烈抨擊前首相馬哈迪鼓吹朋黨文化和淘空國庫、砂拉越首長泰益瑪目擁有642億令吉、副首相兼國防部長的納吉捲入多宗軍購舞弊案、首相夫人羅斯瑪購買價值高達2445萬8400令吉的鑽石戒指等事件。這些事件所涉及到的相關證據和資料，如果沒有內部人士爆料和提供便利是難以獲取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不但體制外的民眾對這些現象表達了不滿情緒，而且表明現行體制內的一些人士可能已經暗中加入到反對派行列。

因此，長期執政的政黨尤須切實加強黨內民主建設，以讓黨內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士能夠通過常態化的民主機制有序表達訴求，未雨綢繆積極吸納社會精英和民意領袖，避免由於政治觀點不同導致路線之爭，並演化為黨內分裂和體制外抗爭。另外，尤須認真對待和切實解決各種腐敗問題，切實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努力塑造政府廉潔形象，以獲得更多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四）執政黨既要充分保障老年群體的福利待遇，又要善於引領新時期青年人的民意

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數量增減趨勢及其需求特點，常常會對現代國家的政治格局產生重要影響。隨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進入老齡社會，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日益提高，其政治態度總體上趨向保守，他們大多經歷了現代化創業進程中的艱苦生活，對新舊社會的差距有著深切的體會，認為現有的富裕生活和福利待遇來之不易，對一些社會現實問題也能夠保持理性的「容忍」態度。因此，在大選中老年人雖然不如青年人在公共場合或者網路上大張旗鼓地積極表達政見，但在投票的關鍵時節往往會選擇執政黨。按照國際通用的人口類型劃分標準，60歲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10%或≥7%即屬於老齡社會。如新加坡於2000年左右進入老齡化社會，位居亞洲人口老齡化速度較快國家之列，早在20世紀5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開始著手系統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於1955年建立了中央公積金制度，老年人在養老、福利、醫療、住房等方面享有全方位的保障。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經曆本次大選挑戰之後，為鞏固執政基礎，迎接下一次選舉挑戰，今年初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專門提出了「建國一代配套」的重大福利保障計劃，新加坡國會公布的2014年財政預算案以「給未來創造機會，為前輩提供保障」為理念，政府將撥出80億新元(1新元約等於5.116元人民幣)設立「建國一代」基金，45萬名今年65周歲及以上為新加坡建國作出貢獻的新加坡人將因此享受終身醫療照顧，這對於加強政府與年長國民之間的凝聚力，贏得老一代選民的支持具有重要意義。馬來西亞的老年人口也在逐漸增多，根據相關研究數據，該國2000年老年人口數約為145萬，佔總人口數的6.2%。2009年，老年人口數增為203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7.1%。目前，馬來西亞的老年人口超過了210萬，約佔馬來西亞2800萬總人口數的7.5%。[20]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許多在現代富裕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兩國新生代青年人積极參与了選舉，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並熏陶了西方的政治文化，對於人民行動黨和國陣以前輝煌的執政歷史無切身體會和政治依戀，亦沒有對傳統威權體制下人身自由被束縛的恐懼經歷，相反卻對政治體制和政府行為有著自己的獨立見解和判斷，因此與老一輩人相比較，新生代青年人政治參與的自主性較強。他們充分利用Facebook、ＹouＴube、Ｔwitter等現代新興網路媒體參與討論和表達意見，專門為其認可的「政治偶像」設立網站、轉發文章、傳送照片等，往往成為在野黨的重要「鐵杆支持者」。如在2011新加坡國會大選是其獨立以來選民投票最為踴躍的選舉，選民投票率高達93.06%，共有205.77萬人參加投票，其中約有60萬21-34歲之間的年青人第一次參與投票。馬來西亞的40歲以下青年人佔到全國總人口的72%，近年來年輕選民日漸增多，而執政聯盟「國陣」和在野黨聯盟「民聯」各能獲得約30%-35%的固定票源，而以青年人為主的「遊離中間選民」約佔30%，因此獲得青年人選民的支持對於贏得選舉至關重要。

為提高執政黨在新時代的適應性和合法性，李顯龍強調指出要更加註重贏取「青年選民」的支持，行動黨必須與新一代選民建立同樣牢固的情感聯繫，才可以繼續為人民服務。新選民因為經驗不相同，期望不相同，態度也有所改變。行動黨在爭取年輕選民的支持時，不能只提過去的政績和貢獻。政績固然重要，因為這顯示行動黨有能力為新加坡做事情。但若要建立這感情聯繫，要說服新加坡人支持行動黨並在行動黨帶領下走進21世紀，行動黨不只能跟老一代選民聯繫，更要與新一代選民聯繫，必須往前看，與年輕選民緊密合作，共同塑造一個有利於他們實現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條件。同時，他還指出在爭取年輕選民的時候，絕對不會忽略年長選民的期望和需要。[21]

重視國家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與政治生態變遷的關係，採取切實措施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對於執政黨鞏固政權和夯實執政基礎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同時尤其要特別關注青年人的發展空間，充分了解新生代青年群體的生活方式、實際需求和政治態度，切實解決青年人的就業問題，暢通青年人參與政治過程的制度機制，主動培育和吸納青年才俊成為政治精英以引領青年民意走向，並善於利用信息化社會中各種新興網路媒體聽取民聲、匯聚民智、疏導民意、化解民怨，提高執政黨適應和引領現代社會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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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