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禪宗六祖慧能

毛澤東談禪宗六祖慧能
○張鐵軍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閱讀條件的好轉,毛澤東讀書的範圍更加廣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時常涉獵。據他的秘書林克回憶,他很欣賞慧能,經常把《六祖壇經》帶在身邊。逄先知在《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一文中也說過,中國佛教的幾個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曾經讀過。「對於禪宗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澤東更注意一些。」  慧能(638—713),禪宗六祖。《六祖壇經》記載了他一生得法傳寶的事迹和他啟示門徒的言教。毛澤東為什麼對慧能的思想比較關注呢?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上講話時對與會者介紹說:唐朝佛教《六祖壇經》記載,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  慧能著名的四句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典型地體現了其唯心觀點。慧能認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們在選擇「成佛」道路時,要有堅定的主觀信仰,相信自己的內心,這樣就可以解脫苦難。林克回憶:毛澤東說,慧能的四句偈語指出,世間本無任何事物,故無塵埃可沾;佛性本來是清凈的,怎麼會染上塵埃?這與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萬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勝神秀一籌。神秀是禪宗五祖弘忍的大弟子。慧能的這四句偈語就是針對神秀的偈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請人代書的。他們兩人的偈語都是因弘忍選擇接班人而作。比較起來,弘忍更讚賞慧能的體悟,於是選擇他繼承自己的衣缽。  站在哲學史的高度對佛教歷史典籍進行評價,是毛澤東讀這類宗教著述的特點。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對中共中央1963年12月30日轉發中央外事小組、中央宣傳部關於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的指示稿的批語中寫道:「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正是基於此,毛澤東對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給予肯定,認為他的佛學文章「已如鳳毛麟角」,因為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學史上來研究。再如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又說,研究哲學不出入佛道,不對。有佛道,不管它怎麼行?他還認為「柳子厚(即柳宗元——引者注)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除了從哲學史的高度談論慧能的佛學思想外,毛澤東還注意到慧能思想的大眾化特點,進而對佛經進行了不同類別的劃分,認為慧能的《六祖壇經》「是老百姓的」。這種看法確實令人耳目一新。1959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同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談話時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卻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塊,做了群眾領袖。我不大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老百姓的。  據《六祖壇經》載:「惠(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慧能原本是一個家境貧苦、出身寒微的老百姓。毛澤東說他的佛經是為老百姓的,可見與他的家庭出身也是有關係的。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達賴喇嘛談話時還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了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另外,據林克回憶,毛澤東還談到過慧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之學,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也使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  1975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強調說: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以佛教為例,援引鳩摩羅什的話說:「學我者病。」鳩摩羅什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  毛澤東對佛教和六祖慧能的評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對任何思想和思潮,都要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對其進行科學的分析;一切外國的東西傳到中國後,都應當經過一個「中國化」的過程。  〔作者張鐵軍,蘭州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甘肅蘭州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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