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漢賈誼傳贊之偏至看班馬修史立場之異同

　　《漢書·賈誼傳》前半完全抄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後半則增入大段賈誼所作政論；原贊語棄去不用，而重寫了一段。這些改變使得史漢賈誼傳基調截然不同。比較史漢賈誼傳贊，兼顧文本的增刪，實可看出班馬二人相去甚遠的寫作心態和修史立場。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首句意義明確。屈原之遺物，唯文學作品而已，也正是從文學作品中，司馬遷得以知其「志」而悲之。於是有如次句所描述的舉動：赴長沙，親臨汨羅以憑弔屈子，隨而「想見其為人」。至此，屈子的形象便在司馬遷的心中復活了。不僅復活，他的情感也引起了司馬遷的共鳴。

　　第三句從屈原過渡到賈生。賈誼《吊屈原賦》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顏師古注云：「言往長沙為傅，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漢書·賈誼傳》）竊以顏注為不然。唯屈子之時代，乃有「歷九州而相其君」之可能，因為當時各諸侯王事實上是對等的；而賈生之時代，已是中央集權之體制，欲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非仕於中央朝廷不可。至於長沙王，同其他諸侯王一樣，其盛衰存亡取決於皇帝。故而所謂「何必懷此都也」，說的應當是屈原。賈誼在這裡是滿懷深情地為屈原謀劃，以為屈原本可以不用落入這種悲苦境地的；至於他自己，在一個中央集權的時代，正是無可謀劃的。這便更見其悲哀之甚了。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諸侯王已然式微，中央集權較賈生時代更甚，既在武帝處受了凌辱，總不見得北走匈奴吧？太史公之怪屈子，又何嘗不是一種比賈誼更深切的窮途末路之悲呢？

　　第四句謂讀《服鳥賦》而「爽然自失」，應當是其中「同死生，輕去就」的觀點，與司馬遷的觀點相左的緣故。以太史公慷慨激昂的個性而言，他是不大可能接受這種人生態度的。他讀《吊屈原賦》後以賈誼為知己，觀《服鳥賦》後卻發現賈誼思想與己不同，故而「爽然自失」。

　　總之，《史記》賈誼傳贊所反映的，是司馬遷與前賢神交的一種狀態，而其中情緒的變化，又大都是以文學作品為媒介的。

　　司馬遷之與前賢神交，有相似的命運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還有一個因素也同樣重要，那就是他缺少朋友，更無知音。作為一個文人，司馬遷所能做的選擇，也是中國文人常走的道路，就是尚友古人，或寄望來者。史官的職業使得司馬遷能夠兼選二者。「述往事，思來者」（《報任安書》），正此之謂也。

　　事實上，司馬遷將屈原、賈生合傳，其用意已經相當明顯。二人不僅相隔數百年，而且所處的政權也大不相同。《史記》中再沒有一對「難兄難弟」被這樣放在一起。所以在《史記》中，賈誼就是作為屈原的祭奠者，以屈子後世知音的面貌出現的。二人相似的政治遭遇，以及一篇多情的《吊屈原賦》，將二人在司馬遷的心目中緊緊相連。這種異代知音是為處於司馬遷這樣境遇的人所無限神往的，因而他在這篇傳贊中低回詠嘆，分明是自歸於屈、賈之列，自許為繼二人之後的第三悲情人物。這種藉助文學的自我表白，正是一種動人心魄的激情，一種吸引後世讀者、使其關注作者個性的激情。

　　屈原「不遇於時」，賈誼亦「不遇於時」，太史公亦「不遇於時」，後世「不遇於時」的還將大有人在。而自司馬遷這個榜樣後，所有這樣的人將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歸宿，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安慰。可憐文人之立言，正如皓月當空，月澄澄銀漢無聲，說盡千秋萬古情！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製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系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雲。（《漢書·賈誼傳》）

　　司馬遷的短短四句贊語，句句是個人化的感慨，而與司馬遷相比，班固的贊語顯然審慎得多，也穩健得多。

　　班固使賈誼的傳記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獨立出來，並在其後增加了比原來篇幅大得多的賈誼的大段政論。《漢書》當然不用寫屈原；而且，從修史的角度看，不寫賈誼的政治思想，可以認為是《史記》原傳的一大不足，班固將其補充完整，也是完全應當且合理的（司馬遷旨在塑造一個懷才不遇、命途坎坷卻個性張揚的血肉飽滿的靈魂，在這中間，賈誼的理性思維的結晶——政論並非必要，更重要的是他感情活動的結晶，他對生命的思考，他生命中無可奈何的不遇於時，所以，司馬遷應該是有意不述及賈誼的政治思想的）。不管怎麼說，這一補，從客觀上來看，賈誼就整個兒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現在《漢書》中了；再加上贊語亦是就賈誼的治國方略而言的，這不能不說是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到《漢書·賈誼傳》的一個關鍵性改變。這一改變，充分表明了班固所持的正統儒家思想，其中既包括積極從政的思想，亦包括中庸立論的思想。

　　《漢書·賈誼傳》之所以呈現出這樣一種面貌，也同樣有班固個人命運的因素在內。班固的人生，並非如司馬遷一般多舛。雖一度以「私撰國史」坐罪，但不久就得到平反，官至蘭台令史，頗受信任重用。換句話說，司馬遷好比一潭亂石圍困的水，若不衝決障礙而出，則只有無聲無息地乾涸，故激昂奔放，怒不可遏；班固則如在疏通的河道中細水長流，不急不緩。由於不同的人生遭際，班固也不可能像司馬遷那樣理解賈誼和屈原。芝焚蕙嘆的感傷，怎能比得上同病相憐的深情？班氏之貶司馬遷，正是未曾懷有這種深情厚愛的緣故。

　　司馬遷個性極強，其所作為，是「成一家之言」，或者更可以說是「思垂空文以自見」（《報任安書》）。司馬遷深知文學彰顯人生、刻畫人性的作用，故其述說前賢事迹，皆以文學為議論之資，而且《史記》本身亦具有頗強的文學性。班固則不然，其立場乃是大漢王朝的立場，其議論所代表的是大漢王朝的道德觀念，所以在贊語中很少提及自身。班固的正統儒家思想，又使其將政治思想放在評判人物的首要位置，故其筆下的賈誼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現。從根本上說，司馬遷與班固著述風格的區別，仍應歸因於截然不同的個人遭際。至於二書在史界乃至文壇上的價值，則各有千秋，已不在本文的論述範圍之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