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穀融的「人學」思想

　　當進入創作領域，他強調的是創作的主體是人，強調作家、詩人的主觀真情和真誠。

　　錢穀融先生的人學思想最為傾力探索的是人的秘密、人性的秘密、藝術的魅力秘密。而對詩意的追求則是他的人學思想的最高的境界。

　　儘管人們已經對錢先生的藝術理論，尤其是「文學是人學」的理論作出定評，我認為仍然有著深入探討的空間，特別是將先生的全部著作聯繫起來，發現有著它的整體追求和內在邏輯；我將它概括地稱作「錢穀融的人學思想」。錢先生的人學思想，不僅有著它獨特的學術價值，更有著不可忽視的當下的價值和意義。

　　當年先生是根據高爾基的說法來寫《論「文學是人學」》的，在討論中，肯定文學是人學是一個共識。但是我認為，錢先生的人學思想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提出一個具有獨到見解和內在的邏輯系統的文藝主張。

　　在先生全部論著中，可以看到，他把對人的尊重，「把人當成人」的人文思想當作其核心。他認為，對人學的呼喚即對人的呼喚。在他論述中貫穿著真摯而深厚的人文主義思想。所以，我認為如果將錢先生的人學思想僅僅作為創作論是不全面的。

　　在肯定人本位的前提下，他認為文學的對象是人，人學的本質是寫人，於是有了他對當時流行的文學本質論、典型論的批評。他主張作家必須傾注於人物的創作、典型的創造。

　　當進入創作領域，他強調的創作主體是人，強調創作主體的作用，他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創作主體論，但是，他的一系列論文都在強調作家、詩人的主觀真情和真誠。

　　他的學生魯樞元曾經這樣概括錢先生的文學和主張：「文學是這樣一門由人寫人，同時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藝術。」

　　先生的人學思想最為傾力探索的是人的秘密、人性的秘密、藝術的魅力秘密。而對詩意的追求則是他的人學思想的最高的境界。

　　對「人學」的呼喚

　　《論「文學是人學」》，可以說是在20世紀50年代湧現出來的一篇當代人文主義的宣言。

　　魯樞元在《「文學是人學」的再探討》一文中，對錢先生的人學理論有很好的概括：「其全篇反覆強調的是，文學創作不能把寫人當作手段，當作反映某種『本質』『規律』或反映某種『現實』『生活』的工具……寫人的目的就是讓人們自己從作家描寫刻畫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從而激勵自己，提高自己，豐富自己，完善自己。」

　　錢先生這些主張是具有挑戰性的：一是針對「往往把描寫人僅僅看作是文學的一種手段、一種工具」的觀點，在一面倒「向蘇聯學習」的氛圍中，蘇聯的一些理論家的理論幾乎成為不可置疑的理論。工具論就是季莫費耶夫提出來的，他說：「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的工具。」顯然這種機械的反映論，全然無視文學的對象是人。正是針對這樣的觀點，錢先生提出「我反對把反映現實當作文學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務」，發出了「一切從人出發，一切為了人」的人學呼喚。在這裡，可以看到錢先生的理論勇氣。

　　錢先生的人學理論，不但把寫人看成是文學的任務，也關乎文學的對象、性質和特點，而且其核心是尊重人，肯定人的尊嚴和價值。錢先生的人學理論，體現著最早的一種人的意識的覺醒。

　　對詩意的追求

　　一切都集中在寫人上，那麼必然提出一個命題，就是怎樣寫人，寫怎樣的人。錢先生人學思想一個突出的特色，按他自己的概括是：「對人的信心，對詩意的追求。」在錢先生看來，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價值的尊重，也就是對人的詩意的發現和對人的美的發現。我以為錢先生不但具有深厚的詩學修養，他更具有詩人的氣質。他是帶著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和淵博的西方文學的修養，提出他一系列的人學主張的。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在錢先生的有關論文中，就展現了他是一位充滿理想的人，充滿了對世界真善美的嚮往。他說：「那在人類的腦海里閃耀著的，那人類所『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不是那三顆光輝燦爛的明星——真、善和美嗎？人類對他們真是無限地嚮往、無限地仰慕。人生瘡痍滿目，缺陷重重的。然而人們相信，在那遙遙的彼岸矗立著的『真善美』的世界，卻是那麼輝煌、那麼神奇，那裡有著人生所缺少的一切珍寶，貯備著人類所夢想的一切歡愉。」

　　早年，他幾乎帶著一種天真，對美是那麼地嚮往：「美是絕不會給人以不幸的。無論是美的自然，美的藝術品，或者一個美的人，都只會使人感到欣喜，感到快慰，感到自己如已置身在一個更高的世界了一樣。美對於人類，實在實在是一種超升，一種解脫。」

　　對於真善美的探求，充盈在他早期的論文之中。他對於詩的內涵的理解是豐滿的。在他看來：「美是一種高度的和諧，無實的言行，即失卻統一性，就不可能是美的。」他對詩意追求的目標，是真善美的統一。「美是真、善的精英，真和善只是美的高貴之王的羽蓋下的兩位賢明的宰佐。我們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都是為了美化人生；我們得到了美，也就得到了真和善。」

　　這些思想積澱於他早期的美學的理念，終於在他的人學理論得到演展和深化。在2000年，他提出更為精闢的見解：「我愛好文學，文學的本質是詩，所以愛好文學就是愛好詩。而我們的詩（我指的是古典詩詞），我認為是古往今來，世界上所有的詩中最最美麗的。我一接觸到它，就常常會有一種如痴如醉的感覺，就立刻情不自禁地飄飄欲仙起來。」而他的詩意追求，集中在「寫出真正的人」。他說：「古往今來的一切偉大的詩人都把一生的心血，交付給了他所創造的人物，他是通過他所創造的人物來為自己的祖國、為自己的人民服務的。」為此，他提出怎樣寫好人物的原則：

　　其一，要寫好人物，作家的立場、態度和感情是最重要的，作家必須首先要尊重人，「把人當作人」，他強調作者必須具有人道主義的精神。而他特別重視的是作者必須具有真情，具有「深厚純真的感情」。他指出：「在文學領域內，既然一切都決定於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那麼，作家的美學理想和人道主義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觀中起決定作用的部分了。」

　　其二，他主張創造典型形象，這是為世界文學的經典著作所證明的。但是典型，必須是具有生動的個性和複雜的人性的。這在錢先生人學思想中是格外重視的。他以其精湛的藝術分析對曹禺筆下的人物的豐富、具體、複雜的人性解析，為其理論提供了範例。

　　其三，他認為這一切都必須寫出作品的詩意、主題的詩意、人物的詩意，作家對於詩意的追求，意味著對最高的藝術境界的追求。「文學作品應該富有情致和詩意，使人感到美，能夠激起人們的某種憧憬和嚮往。」

　　正是出於這樣的審美理想，錢先生髮出如下的感慨，提出一個令人深思、振聾發聵的大問題：「使我遺憾的是，最近100年來，從世界範圍來說，作家的思想與技巧日新月異，時顯奇彩，可是他們的作品卻缺少豐厚的情致和濃郁的詩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嚮往，永遠使人類的靈魂無限渴望的美，則更是日見其杳如了。」

　　錢先生對世界文學的憂慮和思考，是耐人尋味的。雖然他沒有展開論述，但是單是這樣提出問題，已足以引起我們的重視和反思了。

　　錢先生意味深長地提出「我們必須建立其對人的信心」。他說：「今天的物質文明是人類所創造的，人類始終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主人。物質與精神，精神與物質，必須同步前進，人類絕不會找不到對付物質力量的辦法。問題是我們必須建立起對人的信心。這一點，對我們的作家來說尤其重要。有了這樣的信心，我們的前景就會顯得光明起來，什麼樣的困難、什麼樣的挫折也阻擋不了我們為人類的進步和幸福而奮鬥的勇氣和決心。」

　　在錢先生看來，文學的詩意和美正是從對人的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對未來的信心而產生出來的。

　　對人性的探索

　　似乎為了進一步闡發他對於怎樣寫人的人學思想，於20世紀60年代初，錢先生髮表了一系列關於人物創造的論文，如《「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談蘩漪》《「夏天裡一個春夢」——談周沖》《曹禺戲劇語言藝術的成就》《管窺蠡測——人物創造探秘》等，尤其是有關曹禺的《雷雨》的人物論，成為解析人物複雜人性，以及對人物進行精闢藝術分析的範例。

　　他之所以選擇曹禺的人物，是因為曹禺是一位塑造人物靈魂的聖手，他筆下的一些人物，如蘩漪、陳白露、仇虎、愫方、瑞珏等，都是堪與世界文學的典型人物媲美的藝術形象。但是，在對曹禺的人物的評論中，卻有著不同的意見，尤其是理論界的權威人士，對其作品並沒有給予足夠的評價。

　　錢先生抓住誤讀的焦點人物加以解析。如對周朴園，當人們把他作為一切罪惡的元兇，那麼他的一切行為都是罪惡的。尤其是他對侍萍的懷念，也看作是偽善的體現。在錢先生看來人性是複雜的。周朴園作為一個具有封建性的資本家，顯然他的性格心理都帶有他的階級本性：「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認為周朴園都是故意裝出來的，都是有意識給人看的。這樣想就把一個人的複雜的心理面貌簡單化了。」那時，他就指出「處在社會關係高度複雜化的現代社會中的人，他們的個性總是比較複雜的。」

　　對於蘩漪這樣複雜的人物，錢先生對她的評析，確實深入到人物性格的、人性的、心理的底里。一般評論認為《雷雨》的主要矛盾衝突是周朴園同魯侍萍，甚至說是周朴園與魯大海。這實際上是將現實矛盾和戲劇衝突混淆起來，以階級矛盾代替戲劇衝突。在他看來，「蘩漪是一個最『雷雨』的性格」。「她操縱著全劇，她是整個劇本的動力」；「蘩漪是周家悲劇的導演者」，蘩漪是「向周朴園進攻的主將」。錢先生在回答這一切是為什麼的時候、就在更深的層次上，從蘩漪的身世、處境、心理，以及曹禺的審美企望和世界觀的綜合的分析中，將蘩漪的複雜心路歷程和乖戾陰鷙的心理精細描述出來。在分析她同周朴園、周萍、四鳳、周沖的複雜關係中，她的複雜人性的紋路被錢先生揭示出來。

　　《曹禺戲劇語言藝術的成就》一文，看來是分析語言藝術的。但是究其實質，仍然是對劇作精彩的藝術分析和對人性和心理複雜性的分析，甚至對於人的靈魂的剖析。譬如，錢先生對《北京人》中，曾家一家子為愫方的婚事而向愫方「徵詢意見」的那一場戲的分析，可以作為藝術分析和人性分析的範例，他在逐層展開的台詞拆析中，揭開每一個人最隱秘的內心和他們話語的潛台詞。確如錢先生所概況的：「這一場戲寫的完全是家人間的談敘，而所談的又是婚嫁的喜事，可是這裡面卻是危機四伏，緊張萬分。而通過這一個短短的場面，諸如曾浩的自私、思懿的狠毒、愫方的忠厚軟弱、江泰的心直口快，以及曾浩與思懿之間的勾心鬥角、文清與愫方之間的同病相憐，無不躍然紙上，歷歷如在目前。」其他如對潘月亭報復李石清的一段對話的分析、對瑞珏新婚之夜的獨白分析，將人物靈魂的深處的秘密都揭示出來。讓人們看到，人是最複雜的，人性也是最豐富的。

　　錢先生的藝術分析，對人性的探秘，構成他人學思想的支柱。

　　對藝術魅力的探尋

　　錢先生的人學思想，其隱性的內在邏輯是十分周嚴的。當他的目光專註於文學的重心是人，那麼世界文學的一系列光輝的典型形象，都成為他所嚮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而其中所包孕的豐厚的詩意，是他最受感染最受感動的；這種藝術的魅力是怎樣來的，則必然成為他捨命追索的課題。

　　錢先生的論文，幾乎每一篇都在探尋藝術魅力的秘密。晚年，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如：《藝術的魅力》《文藝創作的生命力與動力》《真實與真誠》《關於文藝特徵的斷想》《關於藝術性問題——兼評「有意味的形式」》等。

　　藝術的秘密，的確是值得探尋的。錢先生的回答是多方面的。而其主要之點，我歸結為三真論：真情、真誠、真實。錢先生是一位極度重視「真」的學者，而在三真中，他尤其重視「真情」。先生本人就具有「赤子之心」。他在寫給學生魯樞元的《關於生態美學通信》中說，「你說我所一再強調的『人性』是一個頗帶『自然主義』的說法，說得很對。我所重視、讚美的人性，確實就是所謂的『赤子之心』『童心』。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你提到的華茲華斯的『神聖之靈性』，以及康德所說的『胸中的道德律』，或者中國一般老百姓所說的良心（天地良心）。進一步你談到我一生評人論文的標準就是這個『赤子之心』，不但深得我心，而且把我所到達的境界，更加提高、擴展了。」

　　於是在他探尋藝術的魅力的時候，可以說將他這種純真的「赤子之心」融入其中了。他說，魅力從何而來？他引用清人焦循的三句話：「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他認為這三句話道出一些藝術的秘密。在這裡他強調的是真情。藝術是在感情上打動人的，是訴諸人的整個心靈的。為此，「作家藝術家必須具有強烈真摯的感情」。這是中國詩的魅力所在，也是詩意的秘密。

　　錢先生還談到「微妙」。顯然在他看來，這也是藝術魅力的元素。他引用俄國畫家的話：「藝術起源於至微。」藝術常常是從最微細的地方展示出來，「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他又引用清末民初的王闓運談詩的話：「無感則不能詩，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則亦不能詩。」在他看來，微妙就是獨創性。「不但是有話要說，還得有獨特的話要說，這種話，只有你才說得出，別人是見不到、說不出的。」他認為「感情真、觀察細，所見深，也就有了詩」。錢先生將真情、獨創與詩聯繫起來。「獨特的感情，獨特的色調，是一種創造，是真正的詩。」

　　對於真情的強調，使他提出「形象思維是有情思維」的獨到見解。這仍然與錢先生對於文學藝術的根本特性的理解聯繫在一起：「正像藝術的根本特點一樣，應該是在於它是飽含著感情色彩，一刻也離不開感情的。」他認為：「形象思維其實就是想像。想像的運轉得靠感情的推動。好比鐘錶的走動要靠發條，鳥類的飛翔要靠翅膀，感情就是想像的發條，感情就是想像的翅膀。無論是藝術，無論是形象思維，都是離不開感情的。」

　　錢先生的人學思想是超前的，他提出了藝術生命的概念，將藝術形象的生命同作家的主觀感情世界，也就是生命的世界聯繫起來。再次強調主體的作用。

　　他說：「藝術形象是主客觀的統一，單是生活現象的羅列，或是人物、景色的純客觀的描繪。都構不成藝術形象。藝術形象必須關注作者的感情，滲透著作者的愛憎態度，包含著作者的美學評價的。」他引述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創作實例來說明，無論是一首詩、一部小說、一首歌曲，只要它是深深感人的，必然是「作家或藝術家的心血——思想感情的結晶」。

　　他認為要達到高度的現實主義，必須把真誠同真實結合起來。「只有在主觀的真誠與客觀的真實相統一的時候，才有現實主義。二者缺一，或者二者相割裂，都不會有現實主義。」

　　在他強調作家主觀的真誠時，他一再提醒，作家即使做到真誠，但不一定達到真實，達到真實，是比達到真誠更為困難的。他意味深長地引述赫爾岑的一個故事。赫爾岑在寫作《往事隨想》時，說他在寫作過程中，總是竭力「要使某一種往事經過沉澱變成明晰的思想」，儘管這樣要花很多時間，使寫作變慢，但是，他說：「倘使做不到這一點，縱然會有真誠，卻不可能有真實。」顯然，這裡凝結著赫爾岑的寶貴經驗。

　　對於人的探索、對人性的探索，必然導致對於藝術魅力的探索，而最後仍然歸結於人——作家——創作的主體，他必須達到「三真」，才有可能到達人學的最佳境界。

　　不可忽視的人文主義的脈絡

　　我感到錢先生的文藝思想，確切說是人學思想，是有著他的深刻追求的。他的人學思想顯然延續著中國現代人文主義的脈絡。

　　所謂新人文主義，是從白璧德的人文主義引進而不斷延續下來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學衡派的吳宓、梅光迪以及新月派的梁實秋；還有林語堂，陳寅恪、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馮友蘭等。

　　也有傳統的人文主義，顯然，「五四」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如對於人道主義的倡導、「人的文學」的提倡有其自我發展的軌跡。

　　我並不認為錢先生的人學思想與新人文主義的中國影跡有著直接延續，但是，錢先生的人學思想是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的一種延續，起碼是同「人的文學」相呼應的。他的人學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借鑒外國優秀的文藝思想的精華，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學的傳統，尤其是中國詩學傳統中提括出來的。

　　據此，我認為錢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後湧現的人文主義的文藝思想家。他以獨到的思考，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人文主義的文藝主張。從而在新的歷史時期高揚起人文主義的旗幟，以其獨特的色彩、獨到的文思而屹立在新中國百花齊放的文藝思想之林中。在中國的當代文藝思想史上總應該有著他不容抹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