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在習仲勛身邊的20年——讀張志功回憶錄
文、圖 / 弓 超
張志功同志撰寫的《難忘的二十年——在習仲勛身邊工作的日子裡》一書，已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發行，在讀者中贏得了廣泛好評。黨史專家認為，《難忘的二十年》一書，回顧和記述了習仲勛同志的不平凡經歷和高尚品格，重要史實準確，文字生動精鍊，有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會是一部引導人們深入了解老一輩革命家的具有良好社會效益的書籍。
作者張志功曾經擔任習仲勛同志秘書20年。在《難忘的二十年》一書中，他從一個秘書的角度，以自己的所見所聞，用一樁樁感人的故事、一張張珍貴的照片，為我們講述了許多關於習仲勛同志鮮為人知的不平凡往事。如果說，這本書記錄了習仲勛同志在建國前後許多重大事件中發揮的特殊作用，因而對研究黨史具有寶貴的文獻價值的話。那麼，習仲勛同志革命人生所鑄就出的那種無比高尚的共產黨人品格和風範，則是我們開展革命傳統教育難得的一本好教材。尤其在今天，正當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時候，讀一讀這本書，對黨員和領導幹部改進作風、廉潔自律，具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和深刻的啟示作用。
從《難忘的二十年》一書中，我們看到，習仲勛同志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變革中，勇於擔當，大膽創新，具有凜然無畏的改革精神。書中說，1978年，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在下鄉調研時，看到群眾生活貧困，生產水平低下，內心十分沉重焦慮。他日夜同幹部群眾談話，商討脫貧致富的辦法。在習仲勛同志的帶領下，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廣東省就開始摸索開放搞活的辦法。習仲勛同志集思廣益，提出要利用鄰近港澳的優勢，發展多種經營，大搞補償貿易，外來加工，興辦出口加工區。並在寶安、東莞、順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區引進大量「三來一補」企業。1979年1月23日，廣東省委經請示中央，決定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將珠海縣改為珠海市。
1979年4月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同志針對廣東改革發展中遇到的困難與阻力，在華南組的討論中直言：「現在仍然是權力過於集中，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該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聽了問道：「你們想要什麼權？」習仲勛同志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這就是後來廣泛流傳的「習仲勛同志向中央要權」的佳話。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習仲勛同志還向鄧小平同志彙報，提出廣東開放搞活的一系列設想，請求小平同志支持在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貿易加工區。後來小平同志一錘定音，把「貿易加工區」改名為「經濟特區」，並囑咐習仲勛同志在廣東要帶頭「殺出一條血路來」。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以立法的形式，批准深圳、珠海、汕頭等地設立經濟特區。從此，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步入一條迅猛前行的通道，這也成就了後來深圳的崛起與繁榮。習仲勛同志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大膽解放思想，創辦經濟特區，「敢於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改革創新精神，在深化改革開放的今天，尤其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
從《難忘的二十年》一書中，我們看到，習仲勛同志具有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堅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張志功回憶說，習仲勛同志到廣東上任之初，擺在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廣東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重災區，加上文革前「反地方主義」等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堆積如山。如何處理好這些冤假錯案，既關係到黨的威信與形象，也關係到數以萬計的受害群眾的利益。
「李一哲」案當時在廣東乃至全國都有很大影響。「李一哲」是三個廣東青年的化名，他們在文革中多次以大字報的形式提出民主法治建議，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並被判刑。在「李一哲」案的平反中，針對涉案成員的不適當要求，針對他們及相關群眾不顧勸說，執意想要搞討論會、集會等錯誤舉動，習仲勛同志不分白天黑夜，耐心細緻，以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10次接見涉案成員，反覆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要求青年人經受住考驗，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接受省委的意見與勸說。習仲勛同志最終說服了「李一哲」案成員及其他群眾，表現出對黨對群眾高度負責的精神。
彭湃同志是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革命烈士。在文革中，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誣衊成叛徒，其家屬受到殘酷迫害。在為「反彭湃烈士事件」案的平反中，習仲勛同志懷著極大的義憤，痛罵個別企圖抵制平反的人。他上任僅僅三個月，就親自把這個案子抓在手上，親自到實地調查，掌握證據，很快法辦了這伙禍國殃民的犯罪分子。使這樁周總理曾親自批示，拖了6年的冤案，在短短6個月的時間裡就得以徹底平反昭雪。
所謂「反地方主義」案，主要是指在上世紀50年代對以馮白駒、古大存為代表的海南地方幹部的錯誤批評與處理。當時受此案牽連挨整的幹部多達2萬餘人。由於「反地方主義」案不屬於文革中的冤假錯案，而是當年毛主席批准處理的案子，因此平反難度極大，有些同志甚至說這是一樁不能觸動的鐵案。但是，習仲勛同志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事實說話，衝破層層阻力，堅持複查。最終平反了「反地方主義」錯案，落實了黨的幹部政策，為一大批蒙冤幹部恢復了名譽。習仲勛同志這種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共產黨員風範，是我們的黨員和領導幹部學習的榜樣。
從《難忘的二十年》一書中，我們看到，習仲勛同志始終堅持群眾觀點，遇事從群眾利益出發，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張志功在書中寫道，習仲勛同志初到廣東時，面臨著如何認識和處理當時出現的逃港風潮問題。當時的廣東，僅1979年1月至5月，發生偷渡外逃者就有11.9萬人，逃出2.9萬人。在惠陽地區，外逃人數佔全省外逃人數的60%以上。長期以來，廣東的偷渡外逃問題被視為階級鬥爭在邊界上的反映，被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為了弄清楚群眾偷渡外逃的原因，習仲勛同志親自到寶安縣進行調查。他看到對面的香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晚上燈火通明。而我們這邊大片土地荒蕪，村裡只留下老少婦孺，個別村子甚至十室九空，許多村子沒有通電，晚上一片漆黑。他還了解到，同是一條深圳河，我們這邊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幣，而河對岸香港那邊的人均年收入是1.3萬港幣。香港和內地兩邊生活水平相差如此懸殊令人震驚。看到路途上因外逃被押解回來的一隊隊群眾，看到收容所里惡劣的生活條件，習仲勛同志不禁潸然淚下，他痛切地批評道：「當年我們對胡宗南的俘虜都要講政策，對群眾就更要注意執行黨的政策和紀律。」對於外逃群眾問題，根據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習仲勛直率地說：「我們自己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敵人！」「要怪就怪我們沒有把群眾生活搞好，沒有制定好的政策來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勛同志一針見血地提出，解決偷渡外逃問題的關鍵是治本，發展生產，把我們這邊的人民生活搞上去！
關心群眾，心裡想著群眾，是習仲勛同志一貫的作風。1954年底，陝西一封群眾來信向國務院反映統購統銷的問題。信中說，統購統銷以後給群眾的食油供應比舊社會還緊張，群眾編了個順口溜：「食油四兩，想起老蔣」。來信還說，農民趕著木軲轆大車幹活，木軲轆沒有油潤滑發出了『吱吱』的叫聲，農民就罵道：「我都沒油吃，你還叫喚啥哩」！說完向車軲轆撒了泡尿，用這種方式發泄對食油供應政策的不滿。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同志認為，來信反映的問題事關群眾切身利益，要秘書向周總理、毛主席寫報告。秘書覺得來信舉例有點情緒化，又太過粗俗，就沒寫進去。習仲勛看後說，一定要寫這些事例，說法雖然欠妥，但的確是民情民聲，而且事例真實生動，有說服力。報告送周總理、毛主席閱處後，有關方面很快採取措施解決了食油供應緊張問題。
1960年7月，革命老區陝西省耀縣黑田峪大隊派人帶著7000元錢，到河南洛陽買膠輪馬車。途徑澠池縣時，被懷疑「投機倒把」，人被扣留，款被沒收。原來困難時期河南省有文件規定，象膠輪馬車這類屬於「三類物資」的東西，不許出境。後經一再解釋才把人放了，而買車錢卻拒不退還。當時的7000元錢，對一個陝北山區的生產隊來說，是一筆巨款，這樣被沒收，怎樣向社員交代？無奈之下，大隊支書親自跑到北京找習仲勛同志訴苦求情。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同志聽後，當即給河南省委做工作，追回了買車錢。習仲勛同志這種時時刻刻心裡想著群眾，真心體諒群眾安危與疾苦的優秀品德，是今天的黨員領導幹部應當效仿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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