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S_AUTOADD_1229929061515 { MARGIN-TOP: 0px; FONT-SIZE: 12pt;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宋體 } #TRS_AUTOADD_1229929061515 P { MARGIN-TOP: 0px; FONT-SIZE: 12pt;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宋體 } #TRS_AUTOADD_1229929061515 TD { MARGIN-TOP: 0px; FONT-SIZE: 12pt;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宋體 } #TRS_AUTOADD_1229929061515 DIV { MARGIN-TOP: 0px; FONT-SIZE: 12pt;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宋體 } #TRS_AUTOADD_1229929061515 LI { MARGIN-TOP: 0px; FONT-SIZE: 12pt;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宋體 } /**---JSON-- {"":{"line-height":"1.5","font-family":"宋體","font-size":"12pt","margin-top":"0","margin-bottom":"0"},"p":{"line-height":"1.5","font-family":"宋體","font-size":"12pt","margin-top":"0","margin-bottom":"0"},"td":{"line-height":"1.5","font-family":"宋體","font-size":"12pt","margin-top":"0","margin-bottom":"0"},"div":{"line-height":"1.5","font-family":"宋體","font-size":"12pt","margin-top":"0","margin-bottom":"0"},"li":{"line-height":"1.5","font-family":"宋體","font-size":"12pt","margin-top":"0","margin-bottom":"0"}} --**/ [內容提要]儒家認為社會等級是必須的,按等級分配是合理的,貧富貴賤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在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時候,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整,抑制富強者,救助弱者。在這一仁愛與合理的原則下,在治理社會的各個環節中都要體現出來。政府不能與民爭利,逐漸減少不平等性,最後達到消滅財富方面的差別,達到大同。大同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相通。從辯證法道理來理解,等級就是差異,是不可能消滅的。 [關鍵詞] 儒家、等級、平等、調均 在中國歷史上,等級是客觀存在的。雖然農民起義多次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只是反映了貧富兩極分化的不合理性,實際都是不能實現的。他們奪取政權以後,就又得實行等級制度。這不是個人願意不願意的問題,即使個別人改了,也無法改變社會需要的現實。適當的做法,就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等級差別。
儒家認識與對待等級差別有以下一些觀點: 一·等級差別是社會所必須 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執(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荀子·王制》)名分地位都一樣就無法協調。全縣的人都是縣長,怎麼可能呢?勢位沒有高低就不能統一。大家平等就沒法指揮。兩個一樣高貴的人,不能互相侍候。兩個一樣低賤的人,不能互相使喚。這是客觀定數。勢位一樣,好惡也一樣,那麼物質供應不上,就必然要爭,爭起來必然要亂,亂就會導致全社會的災難。先王厭惡這種災難,所以制訂禮義等級制度來分別人群,使人群有貧富貴賤的等級區分,能夠互相統管。這是養天下的根本。等級是當時社會所需要,沒有等級,天下就會大亂,社會就不能正常動作,誰也別想過安定的日子。《尚書》中有「維齊非齊」的說法,只有不平等,才是公平合理的。墨子的「尚賢」主張,肯定機會平等,賢者上,不賢者下,最後結果也是不平等的。孟子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價值可以相差幾倍、幾十倍,乃至千萬倍。人也不例外,價值也有若干倍之差。勉強把差別拉平,必然要亂天下,因為違背了客觀規律。荀子認為人能夠組織起來才有力量。組織起來叫「群」。能「群」在於「分」即名分、等級制度。「分」要合理,即義。合理的等級才能達到和諧,和諧才能統一,統一力量就大,力量強大,才能戰勝自然物。人類之所以最為天下貴,就由於人有合理的等級差別「義」(《王制》)。關於誤解,我舉一個新近的典型例子。有人為了「追尋真實的孔夫子」,對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和指和諧,同指平等。意思是「君子講和諧,小人講平等」。「君子是上層,重視和諧勝於平等;小人是下層,重視平等勝於和諧。……墨子尚同,孔子不尚同。他講的禮,追求的是和,不是同。」他引《國語·鄭語》史伯的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知為什麼不引《左傳》上晏嬰對「和」與「同」的解說。說墨子「尚同」,是主張平等,實在是嚴重誤解。《墨子·尚同中》:「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萬民法天子。」萬民都以天子的是非為是非,保持完全一致,這就是墨子所謂的「尚同」。這個「同」哪有平等的意味?這是低級的錯誤,卻有一位資深教授認為,「這個解釋可能比較符合孔夫子的原意。」 二·等級分配才是合理的。 荀子說:「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的共同慾望。如果隨人所欲,那麼「執不能容,物不能贍」,形勢不容許,物質也供不上,也就是說,這是不可能的。先王制訂禮義來分配財物,使「貴賤有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que音確)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榮辱》)貴賤、長幼、知愚、能不能,都根據他們所做的事以及做得好壞來進行相應的分配,這是「群居和一」之道。群居就是團體。和一就是和諧統一。也就是說分配有差別,才能和諧共處。「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同上)當帝王的不感覺自己財富多,做下等雜役如守門、打更、旅館服務的人員也不感覺自己收入太少。因為自己從事的工作與報酬是相應的。這叫「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同上)不齊才是齊的,不直才是順的,不同才是合理的。這裡包含深刻的辯證法道理。辯證法認為差異是絕對的。如果將平等理解為沒有差別,那是極大的誤解,或曲解。過去許多人以為平均才是最合理的,實踐證明,幹活多少好壞都一樣,干與不幹也一樣,會使許多人逐漸變成懶漢,社會就會缺乏積極性和創造性,缺少活力與發展的動力。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經常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他們掌權以後,就實行不了,仍然要按等級分配。這說明等級分配是合理的。 資產階級向封建統治者提出平等的要求,是要求政治平等,要求機會均等,不是什麼都平等。例如乘飛機,有經濟倉和特等倉的差別,這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只要有錢,誰也都可以買特等倉的機票。問題就在這裡:錢多與錢少的區別。這是以財富分等級的。比封建時代以出身分等級有所進步,提高了社會的活力。只要你經過艱苦奮鬥,多賺錢,就可以出人頭地,自己有一定的主動權,不受出身限制。但是,這也是一種不平等,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它的合理性是相對的。 三·宏觀調控,調均貧富 儒家承認等級差別,否認平均主義。同時,儒家又反對貧富兩極分化。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1]這個「均」不是平均主義,是合理均衡的意思。認為貧富兩極分化不利於社會安定。這就要「調均」,損有餘而益不足。董仲舒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貧富兩極分化,太富與太窮,都會妨礙社會的安定。社會不安定,就不好治理。我們現在的世界也象董仲舒所講的那樣,弄得很亂,不好治理。一邊富者搞霸權主義,一邊貧者被迫搞恐怖主義。天下就不太平了,人民生活也就不安全了。人的地位不同,享受物質可以不同,差別不宜太大。能力大小可以相差幾百倍,但是,收入不應該差太多。政府應該通過稅收等辦法向高收入者多徵收稅款,用於公共事業和救濟貧民。或者由高收入者以向慈善事業捐款的形式進行調節。總之,董仲舒提倡的「調均」是很有意義的,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原則。
從中國歷史上看,所謂執政能力,主要表現在「調均」上,要「調均」,就要抑制富貴人家,權勢人物,同時要救助貧民弱者,社會才能和諧,統治者才能穩定局勢,達到長治久安。否則,權貴人物就會無限擴大,侵犯民眾利益,甚至篡奪政權,導致亡國;或者民不聊生,逼上梁山,揭竿而起,推翻舊政權。總之,沒有執政能力,就會因此而改朝換代。這也是人民對政府的選擇。也反映了得民主者得天下的道理。 四·政府官員不與民爭利。 調均的對立面是擴大貧富差別。擴大貧富差別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有厚祿的官員貪污受賄,獲得不義之財。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也是民憤最大的。儒家講義利之辨,主張重義輕利。利就是物質財富,引申為一切利益(包括名譽地位等)。義是合理分配。孔子說:「見利思義」,「義然後取」。孟子說:「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孟子.盡心上》)二是職能部門以權謀私,通過權力壟斷行業,謀取不當利益。職能部門出台一些霸王條款就是這一類問題。三是通過各種手段與民爭利。董仲舒反對當官的搞副業創收,反對與民爭利。他提倡以公儀休為榜樣。公儀休任魯國相,他吃飯的時候,就問葵菜價錢,家裡人說是自己家種的。他聽後很生氣,說:「我們拿了俸祿,還要自己種菜,不是奪了菜農的利益嗎?」說完就到菜園裡,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見夫人正在織布,他認為她奪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有些人把好處都往自己口袋裡撈,「能者多勞」變成了「能者多撈」,千方百計與民爭利,有的以權謀私,搞行業壟斷,破壞社會公平。有人給公儀休送魚,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說:「您不是很喜歡吃魚嗎?給您送魚來,為什麼不要呢?」公儀休說:「我收了魚,以後當不成國相,就沒有人給我送魚,我就吃不上魚了。我不收魚,一直當著國相,可以用自己俸祿買魚吃。正因為我愛吃魚,所以我不收別人送的魚。」有的人議論,認為公儀休真正懂得珍愛自己。當今的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的高官,怎麼不珍惜自己呢?奮鬥一生,最後身敗名裂,還要在監獄裡苦度晚年。 五·調均的原則是禮義,禮義的目標是和諧。 在物質分配上,儒家認為必須有差別,差別要在禮義的範圍內。擴大差別和取消差別都是不對的,過猶不及,異說同錯。禮是等級制度,它首先是限制諸侯僭越行為。如果沒有限制,諸侯就會由於講排場,一些消費規格超過天子,例如天子用八佾舞,諸侯也用,就是僭越。如果沒有這種限制,天下就會亂了秩序。他們爭相僭越,就會無限制地增加人民的負擔,導致物質匱乏與精神混亂。義指合理性,這主要表現在當政者對待人民方面,例如稅收多少,徭役多少,何時收取,何時服役,這些對人民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儒家一再提出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收成時收取賦稅,農閑時使用民力,這都是保證農業生產的具體措施。保證農業生產,才能保證糧食供應,才能穩定社會。農業社會,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當官的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就是義。孔子講子產「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使用民力符合義的原則。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即制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孔子認為夏禮到了殷代有了改革,殷禮到了周代又有所改革,以後還會不斷地進行改革,這說明社會在發展,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禮還要隨著改革,才能使社會達到和諧。禮是制度,義是合理,制度合理,社會才能和諧。 六·獨立人格的平等精神。 儒家認為社會存在不平等現象是客觀需要,但在精神上卻是應該有獨立人格的。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孔子提倡「和而不同」,同時強調「和而不流」。講「和而不同」,是對於上級來說的,不能盲目服從,要自己思考,作出分析,正確的支持,不正確的,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進行討論。這是「不唯上」。他又講「和而不流」,是對於群眾的態度,也不能簡單服從多數,按多數人的意見辦。多數人的意見未必正確,也要分析。多數人的意見正確,當然要照辦,如果不正確,那也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進行討論,做群眾的工作,不能隨大流,當群眾的尾巴。對於上級的意見,對於多數人的意見,許多人都要放棄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但孔子不是這樣。我們從《論語》中還可以看到孔子的一些觀點。相信群眾是向善的,在群眾還暫時不理解的時候,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正確主張。孔子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論語·衛靈公》)我對別人,不隨便詆毀或讚譽,如果有讚譽,一定是有根據的。他又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同上)大家都討厭他,我要考察一下;大家都讚揚他,我也要考察一下。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孔子認為眾人的好惡未必正確。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鄉人皆好之,說明贊成這個人的占絕大多數,如果按現代投票辦法,他准得多數票。但是,孔子不輕信多數人的意見,還要進行考察,分析,然後作出自己的評價。古代講「眾口鑠金」,大家都說他壞話,連真金都會受到破壞,更何況其他東西。所以孔子不肯相信從群眾那裡聽來的,總要自己加以認真考察。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講的也是這個道理。毛澤東在革命戰爭中提出要走群眾路線,不要做群眾的尾巴。這是對待群眾意見的正確態度,也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辯證法思想。簡單地說,真理不一定在多數人手裡,往往在少數人的手裡。特別是科學創造,總是少數人發現真理,不可能幾億人同時發現什麼真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學領域,新的發現總是少數人做出來的。但是,在社會政治領域實行投票選舉,對不對呢?在社會領域主要是價值觀的問題,投票占多數,說明這是多數人的意願。這與自然科學是不一樣的。因此,在社會政治領域採取投票選舉的辦法可以表明多數人的意願,也不能說明這個意見是正確的。至於自然科學,就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決定對錯。 七·大同理想 儒家最高理想是實現大同世界。《禮記·禮運》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得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所謂大道,就是儒家講的仁道或王道。天下為公,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可以有這樣一種解釋:全天下的人都為了社會公共事業作貢獻。出於整體的利益的考慮,什麼都出以公心,那麼就會選擇賢人推舉有能力的人去做適當的工作。人與人之間都要講信用,大家都要維護和睦的正常的社會秩序。所以每個人不僅與自己的親人親近,也不僅疼愛自己的子女,與社會所有成員都非常親熱。使社會每一個老人都能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壽終而死。使所有壯年人能夠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華,實現他們的價值。每個小孩都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得到教育培養,健康成長。矜、寡、孤、獨、廢疾者,這是一個無依無靠的群體,是社會上最困難最悲慘的一部分人。大同社會對於這樣一批人也要給予贍養,不使他們受凍挨餓。男有分,女有歸。分指名分,即職業或職位。歸,指歸宿,婦女有婆家,有丈夫,有美滿的家庭生活。貨指生產品,反對拋棄於地,就是反對浪費。不必藏於己,說明不是私有制社會。力指出力的事,就怕不是自身去做,不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這種說法,說明當時的勞動已經成為每個勞動者的第一需要。大家搶著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既然大家都為社會創造財富,什麼陰謀也不用了,盜竊亂賊也就全都沒有了,住宅的外面的大門也不用關了。這就是大同社會理想。這種社會的實現,可能在遙遠的未來,但它在過去的社會中曾經指引著人們走向開明、進步。它給人類指出了前進的方向,這就是不斷地減少乃至於消滅因政治、經濟的差別造成的不平等。消滅因財富多寡而出現的不平等,就是消滅私有制度,實現共產主義。因此,我認為,儒家的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是相通的。 八·平等觀探討 平等是資產階級的一個口號,也是封建時代的一種理念。但是不平等卻是普遍現象。數千年人類文明史只有局部的、小範圍內的某種意義上的相對平等,從來沒有大範圍的全面的絕對的平等。不平等的內容與形式,不平等的標準與內涵,都在變化中。中國在周代的封建制中,諸侯爵位與封地是可以由子孫繼承的,這叫襲封。秦朝建立中央集權制度以後,封建制改為郡縣制,郡縣的行政長官太守和縣令都由皇帝直接委任、派遣,他們的子孫沒有繼承權。只有皇位是世襲的。從周朝制度到春秋戰國時代,社會上平等的因素是非常罕見的。有一點值得注意,士這一階層在社會上可以自由發言,這種發言權是平等的,因此才有當時的百家爭鳴。講的有道理,信眾可能就會多一些,講的道理不充分,得不到群眾的認可,信徒就少一些。在春秋後期,儒、墨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成為當時的「顯學」。戰國中期,墨家與楊家十分流行,不信利他的墨家,就信利己的楊家,「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秦統一天下以後,尊崇法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對於百家書,特別是儒家的經典,採取禁止措施。這時代,言論就沒有自由。百家失去了平等的發言權。「焚書坑儒」說明對儒家的壓迫更加厲害。到了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有了最高的發言權,而其他各家就被不同程度地邊緣化了。這時代,各家的發言權也不是平等的。從漢朝以後,言論平等就很罕見了。雖然在混亂的時候,各種言論可以自由發表。一旦統一穩定以後,言論自由度就降低了,有了各種限制。各朝各代思想家都發表了各種言論,撰寫了各種著作,各代又都有文人對這些流傳下來的著作進行整理,選擇、修訂、重編、註疏、豐富、充實、闡揚、再版。一代接一代地不斷整理下來,各種著作自然也就在不斷的淘汰之中。只有能說服歷代文人的著作才能一再重刊,數千年一直保存下來。能保留一千年以上的著作,沒有合理性,是不太可能的。 關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平等,是資產階級向封建貴族提出的挑戰。它反對的正是封建世襲制度。那是一次大的進步。但是在財富方面的不平等就更加突出了。現在那些民主國家,對於平民來說,平等,那就是在數年一次投票選舉總統時表現出來的一人一票是平等的,除此之外,可以談得上平等的也就不多了。受教育平等權利也非常重要,有錢人就選擇條件好的學校。雖說這也是平等的,但在財富不平均的情況下也就不平等了。所謂政治平等,也是用財富來制約權力,來確定政治權力的,來產生言語影響力的。實際上,是用財富的不平等取代出身的不平等。許多人以為平等就怎麼好,也不要太迷信了,最講平等的國家,深入了解一下,他們是如何平等的。入侵者的士兵與奴役國的平民能有平等嗎?老闆與僱員能平等嗎?當然,我們應該肯定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有了巨大的進步,在保護平民方面制訂了很多法律,有錢人不能隨便殺害窮人。貧富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即使到了社會主義,也一時不能消滅這種差距,還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只有到按需分配的時候,才會在財富上也有平等,那時可能又會出現新的不平等。差異是絕對的。從人類史來看,不平等逐漸減少,減輕,這就是人類的文明進步。在發達國家如果能在這方面做出表率,世界甚幸!從中國歷史來看,不平等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逼民造反,導致改朝換代。從人類歷史來看,不平等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的減少,不平等程度的減輕,就是人類的文明進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不平等現象的擴大,都是社會的倒退。退到一定階段,不平等達到不可容忍的地步,這個王朝就要滅亡。平等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共同追求。不過,迄今為止,所有社會的平等都還處在極其狹窄的範圍內,在極其個別的領域與方面中。不平等還是普遍現象,特別是以經濟財富分等級,仍然被視為當然的平等的現象。 最近,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市的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神經科學家Caroline Zink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研究發現:等級意識似乎深深紮根於人的大腦中。按這個說法,「無階級社會」根本不可能成立。只是以不同的標準來劃分等級。 在中國古代,原始社會,有天子與庶民的差別,如中國的堯舜禹。堯時,堯「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這裡以血緣與地域的差異分等級,就有九族、百姓、萬國的不同。禹傳帝位於益,「諸侯皆去益而朝啟」,啟以後就傳子不傳賢,形成了「家天下」,孔子稱為「小康」。周朝分封天下建立諸侯國,不僅天子傳子,諸侯也傳子,形成了封建的等級社會。這時,那些貴族才形成「社會階級」。這是以血緣關係來分等級的。出身成為是分等級的根據。正如范縝所說:一樹桃花是平等的,一風吹過,桃花亂飛,有的落在地毯子上,有的落在糞坑裡,這就有了很大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沒有必然性,只是偶然的。出身貴族的人與出身平民的人,差別只在於出身的不同,出身不同導致政治權利的巨大差別。資產階級反對這種差別,提出政治平等的要求。資產階級的平等觀有三條:一是機會平等,反對以出身差別決定社會地位;二是承認結果等級;三是以經濟財富為等級的根據。在封建時代,人分許多等級,到了資本主義時代,簡單化為兩個等級:資本家與工人,即有產與無產。僅僅以財富來劃分等級,比以前社會有了巨大的進步,但對於人性來說,仍然是不合理的。馬克思、恩格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要消滅這種不合理性,要消滅因財產導致等級不同的社會問題,馬、恩認為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即共產主義社會。在那個社會,人們的相互關係不再考慮財產的因素,例如談情說愛,結婚生子,不存在財產的因素,自然不必考慮經濟問題。馬克思主義以經濟財富來劃分階級的,到那時候就不存在這種階級了。但是,還可能出現以別的差別來給人類分等級。可以說,共產主義社會,階級消滅了,等級還可能存在。差異是絕對的,有差異就有矛盾與鬥爭,因此,社會和諧也只能是相對的。現在就說共產主義社會是絕對和諧的,那一定是騙人的話。於此,我以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也都存在相對的和諧,有和諧才有相對穩定的社會形態。否定這些社會的相對和諧,將對立鬥爭絕對化,也是不妥當的。(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本文選自「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高層論壇」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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