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的誕生

在割據於中國的南腔北調中，南京話、北京話，成為中國官定「標準音」的主要競爭者，而普通話的誕生和普及，正是一個國家走向開放、流動、融合的重要工具。

本刊記者 李遠江

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僕（寧波人）試圖施展會話能力與船工、水果販子及其他人交談，卻發現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不禁有些氣餒。」相似的景象也出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寧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講管轄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僱用譯員。」

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過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語言割裂狀況。儘管這個帝國絕大多數人口說的都是漢語，但長期的封閉隔絕使各地的方言變得千差萬別，以至於同為漢族的異鄉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談。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個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風土人情，為英國聖公會來華傳教提供方便。為了儘可能多的了解中國，他利用一切機會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那裡，他看到了一個幾乎停滯的社會，也在無意間為讀者揭開了中國語言割裂的謎底。

那裡是小農經濟的天下，既沒有大規模的商品流通，也沒有持續的人口流動，地方官吏的數量極為有限，其行政職能除了徵稅就是維持秩序。官吏是這個鄉土中國最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藉助當地懂得「官話」（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後期為北京話）的譯員就可以實現與本地居民的溝通。毫無疑問，在這種靜態的社會裡，語言上的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幾乎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國的傳統社會不發生變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堅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邊，施美夫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碼頭，南來北往的商賈，一個個五方雜處的商業都會正蓬勃發展起來。初到上海，他看見吳淞河北岸「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興建」，那裡將成為名揚世界的上海灘。

1853年，天平天國定都南京，長江下游富庶地區遭受戰亂之浩劫。十餘年間，作為江南唯一的安全區，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數百人，急劇膨脹為1862年的50多萬人。人口的激增帶來了上海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的方言，上海灘儼然一個南腔北調（但主要是江浙吳方言）的大雜燴。

又何止是上海？

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被迫開放的城市越來越多，從沿海到沿江，從中原腹地到內陸邊疆，幾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陸續成為通商口岸。

傳統的農耕社會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貿易浪潮中被完全被打破了。外國船隻不斷深入中國內河，鐵路則像病毒一般兇猛生長，緊接著是近代工業的興起，發達的通商口岸逐漸演變成現代都市。伴隨著貿易和近代工業的發展，人口流動不斷加劇，曾經靜若止水的中國已是死水微瀾。（《看歷史》2010-4-20）

官話的版圖

方言的堅冰雖已破裂，但通行全國的標準音卻遲遲未能誕生。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還有一種語言在局部地區但當著通用語角色，它就是官話。

1845年，施美夫在寧波發現：「由於地方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廣為應用，成為帝國各處政府機構之間交流的通用語言。」

但事實並不是這麼簡單。

同樣是官話，卻各自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如「北京官話」、「天津官話」、「山東官話」、「南京官話」乃至「紹興官話」、「廣東官話」等。這種不純粹的官話被稱為「藍青官話」，是京音同方言融合的產物。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都趨近北京話，因而在溝通上不會遇到特別的困難。

事實上，早在1844年，施美夫在廣州學習北京官話時，就曾發現戲班裡的演員說的都是南京話（他以為這是舊官話），聽起來卻沒有什麼障礙。

然而，官話卻不是人人都會說的。由於漢字不是表音文字，字音要一個一個地「死記硬背」，學習的難度非常大，因此，在方言區，官話基本上成了上層社會的專利。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老百姓面對差異較大的方言，仍會像施美夫的寧波男僕一樣摸不著頭腦。

受方言困擾的並不僅僅是普通百姓。早在1728年，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礙政令之傳達，下令在官員中推廣官話。他要求各地設立「正音書院」，在方言最難懂的福建、廣東等省率先推行官話。規定8年以後，福建、廣東兩省，凡是舉人、秀才、貢生、童生不懂官話的一律不準參加考試。然而，推行的結果不過是形成了不那麼難懂，但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話、廈門官話、廣東官話而已。在閩粵等省推廣官話一百多年後，科舉出身的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廣東新會人），還因為講不好官話無法與光緒帝正常交流，足見得語言統一併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留聲機、電話、廣播等語音媒體產生之前，文字仍然是信息傳播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滿足於漢字「書同文」的便利，自然無意為統一語言做太大的努力。如果沒有新力量的介入，官話的版圖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看歷史》2010-4-20）

老國音的誕生

然而，西方列強的侵略不僅打敗了中國，也使部分開明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的盛極而衰，再到維新思潮的興起，普及現代西方文化逐漸成為知識界的共識。此時，繁難複雜，無法直接拼讀的漢語無疑成了普及新式教育的頭號難題。

1892年，為解決漢字無法拼讀的困難，廈門人盧戇章出版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創製了第一套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

南京官話指的是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南京春秋時期屬於吳地，本土語音稱為吳語。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此後，中原戰亂，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原古音。

明朝建立時，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話正式成為中央政府的官方語言。明成祖遷都北京，從南京以及附近一帶帶去了一百三十多萬人口，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礎，他們主要居住在內城，而將原在內城居住的本地居民遷出城外，因此當時北京人說的仍是南京官話。

清朝初期，沿用前明舊制，仍以南京官話為正音。直至1728年，雍正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南京官話才結束了作為中央政府官方用語的使命。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裡，藉助政權的力量，南京話得到廣泛的傳播，從而對各地官話甚至方言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南京官話尖團音分明，有入聲，這些特徵都淵源於純正的中原的雅語，也就是宋朝以前的中原官話。盧戇章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標準音，就是因為它保留了較多的漢語古音，並且長期作為中國的官方語言，影響的地域比較廣。

但是，由於盧戇章的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專註於廈門方言，未能成為影響全國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的主張也未能產生太大的影響。與此相反，憑藉漢字式拼音方案而蜚聲海內的河北人王照則提出反對意見，主張以北京話為漢語標準音。

與南京官話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話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別是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洲入關以後，滿語完全不能適應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和借鑒漢語。但是，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北京官話是滿族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的漢話。

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北京官話的影響已經超過南京官話，成為在全國範圍內最流通最廣的語言。

不僅如此，浙江人章太炎認為湖北話接近古夏聲，主張以湖北黃陂話為標準音。

然而，這場爭論很快就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同盟會員老江蘇人吳稚暉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強烈反對「狗叫」式的京腔。但同時也反對以其他方言作為標準語，主張以「今人南腔北調多數人通解之音為最當」。一時間，標準音的爭論不絕如縷，各執己見，莫衷一是。

民間爭論如火如荼，清政府似乎也意識到了語音統一的政治意義。1903年，清政府在《學堂章程》中規定：「各國語言，全國皆歸一致……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內彼此不通語，辦事格。茲以官音（即北京官話）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並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

至此，北京官話在政治上初步確立了漢語標準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準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為了儘快確定漢語的標準讀音，民國政府決定召開讀音統一會。

1913年2月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會議選舉吳稚暉為議長，王照為副議長，會員80人，實際到會44人。除了各省選派的代表，絕大多數是在切音字運動和國語運動中卓有成績的傑出語文學者。切音字運動的發起人盧戇章作為福建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上，南北之爭依然激烈，難以形成統一認識。由於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擔心南方勢力會一統天下。於是，他提議各省代表無論多寡均為一票。議長吳稚暉支持一省一票，但在會前就提出了「逐字審定」的原則，不再執著於以哪種方言或官話為標準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爭的進一步激化。

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會議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韻闡微》中的常用字審定了6500多個字的標準讀音，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老國音」。（《看歷史》2010-4-20）

「京國之爭」

「老國音」誕生之時，袁世凱正為宋教仁案焦頭爛額，顧不得推廣國音。不久後，二次革命爆發，再往後，又是袁世凱復辟帝制，更沒人去理會國音推廣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國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吳稚暉編寫的《國音字典》，1920年國音字母發聲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國音」才正式在全國推廣。

然而，國音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了一場名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於國語標準音。

「老國音」是一個「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標準音」。雖然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為一種「人造語言」。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實際上能夠操此種「國音」進行交流溝通。

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經常發生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互相爭吵的事。他們的國語聽起來很不一樣，很多字的讀音也不統一，教的人覺得難教，學的人覺得難學。就連灌制國語唱片的語言學家趙元任也不無感嘆地說：「在十三年的時間裡，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

由於「老國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因此，語言學家們主張用京音代替「老國音」。1920年南京高師的張士一教授發表《國語統一問題》，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布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但吳稚暉、劉孟晉等學者認為「老國音」明確區分尖團音，陰陽上去入五音俱全，最能代表漢語的豐富性。

1920年11 月，黎錦熙約同吳稚暉、陸衣言、范祥善等，與張士一、顧實、周銘三、陸殿揚等大會於南京，討論國音問題。由於京音派堅持根本改造的主張，結果是不歡而散。

「老國音」的推廣恰逢五四運動，此時全國輿論都傾向於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學歐美的青年學生也參與到了漢語改革的討論中來。

隨著文學革命的爆發，留學生中「廢除漢字」的言論也隨之興起。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號召「廢孔學不可不廢漢文」，提出以國語羅馬字代替漢字的主張。隨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胡適也著文支持錢玄同。緊隨其後，一大批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諸如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許錫五等人，紛紛發表漢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羅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浪潮。

所謂國語羅馬字，就是用26個拉丁字母表示漢語的聲、韻、調。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國音」的比較複雜的語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因此，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要求簡化語音，以比較簡單的北京音為標準，修改國音，去掉「老國音」的尖音和入聲等語音成分。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推動下，「京國之爭」很快呈現一邊倒的趨勢。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討論《國音字典》的增修問題時，吳稚暉放棄了維護「老國音」的主張，代表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漂亮的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讀法為標準」。1932年，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彙》正式確定「新國音」為標準讀音。

「新國音」確立後，南京國民黨政府藉助學校教育和電影、廣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國語統一運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淪陷區的國語統一工作陷入停頓。抗戰結束後，緊接著又是三年國內戰爭。因而，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政府在全國統一國語的目標仍遠未實現。（《看歷史》2010-4-20）

「普通話」的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語的統一再次提上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經過長達6年的反覆研究和群眾討論，最終於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看歷史》20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