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隸書法形成的淵源

論漢隸書法形成的淵源作者:劉恆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主任[內容提要] :隨著隸書的不斷演變,使得隸書在當代書法藝術中都發生了很大的異變,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漢碑平直端穩的定式,特別在用筆上更加講究篆隸結合,造型奇特、隸篆兼雜、張揚個性、獨抒性靈。徹底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對隸書的認識,使人耳目一新。本文試圖探究隸書在我國書法藝術中的地位、影響及漢隸書法形成的淵源,因為隸書本體有著書寫的隨意性、合理性傾向,使書寫的運動態勢符合人的生理運動軌跡。也就是說,漢代是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極為燦爛輝煌的時期。從書體上說,是諸體兼備、交互並存,由其前的繁難詭譎,經秦的改造,更加趨於簡易;從書寫的主體來說,有達官貴族,文人騷客,更多的則是社會不同階層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懸殊,個性有別,可謂「無意於書」,迥然異趣;從書法的載體來說,有金石碑版的刻劃范鑄,有簡牘紙帛的濡墨染翰,不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藝術趣味與風格。一言以蔽之,是琳琅滿目,氣象萬千。

[關 鍵 詞]: 隸書 形成及淵源

首先,讓我們翻開中國書法歷史的畫卷,從中不難發現我國隸書書法藝術在經過幾千年的傳承之後,其線條即古樸幽雅,又博大深邃,令人無限追思和景仰。直到今日,還始終以那獨具的神韻、百讀不厭的氣質,令無數人傾倒和陶醉。為什麼說隸書書法能成為我國書法藝術之林中之獨響,並且能夠成為中國書法藝術中最精髓的代表,我認為,這主要是取決於隸書書法與其他書體相表裡,與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一體。縱觀整個書法史,隸書的產生和演變經歷了三個重要時期:一是秦漢時期,即古隸和今隸時期,這一時期的東漢是隸書發展最鼎盛和最輝煌的時期;二是唐代,即隸書發展的守成時期,或稱楷書化時期;三是清代,是隸書中興、流派紛呈、名家輩出的時期,也是隸書發展的集大成和總結期。秦漢隸書是隸書發展的輝煌時期,博大雄渾,古樸厚拙,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唐人以楷法入隸書,規矩多於變化,程式化嚴重,是隸書發展的過渡時期;清代隸書繼承和發展了秦漢隸書的傳統,吸取了唐人的教訓,以篆書的筆法寫隸書,如鄧石如以篆書入隸,趙之謙以魏碑入隸,伊秉綬以顏楷入隸,何紹基以行草入隸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隸書出了新意,並帶著先祖的智慧,彷彿從千年時空中延綿過來的古老文字,在浩如煙海的燦爛文化長河裡,象是一顆璀璨的明珠,一直閃爍著耀眼的光芒。特別是漢碑至清隸,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給人留下了不盡的遐想,漫長的積澱中,讓隸書書法藝術深深的浸透在民族久遠的血液之中,讓人肅然起敬。

一、隸書的起源與發現 從此奠定了牢固的主導地位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漢隸極則是以漢碑為典範的,也就是說隸書與碑的結合才在終極意義上為隸變的完成提供了客觀條件。在漢碑之前存在的簡帛書法雖然已具有隸書的性質和風味,但它本身所包蘊的多極發展方向,使其處於一種不定的隸化進程中,而難以構成隸書的完型。漢碑是東晚期石刻制度儀式化及隸變終結的產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熟為漢碑奠定了文化物質基礎。由此,站在書史立場上,雖然不能無視簡帛書在隸書進化過程中的推動作用,但將漢碑視作隸書的典範卻無疑是符合書史事實的。在漢代,也是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的四百二十六年間,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一代。當時分為西漢和東漢,使書法由籀篆變隸分,由隸分變為章草、真書、行書,這一發展過程一直延續到漢末,說明我國漢字書體是通過兩漢期間繼往開來,由不斷變革而趨於定型的關鍵時期。漢代隸書又稱分書或八分,筆法不但日臻純熟,而且書體風格多樣。劉勰《文心雕龍·碑》說:「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從此,東漢隸書進入了型體嫻熟,流派紛呈的階段,目前所留下的百餘種漢碑中,其線條表現得琳琅滿目,輝煌競秀的風貌。概括起來大體可分為:篆書(包括大篆和小篆)、隸書、楷書(也叫作真書,包括魏碑和唐碑等)、行書、草書(包括章草、今草和狂草)。其中的篆書、隸書和楷書三種書體,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依次孕育、轉化,逐漸形成的。而隸書的產生,又可上溯到戰國時代,有記載上說,隸書是秦徒隸用的俗體字,這種俗體字是由秦獄吏程邈所創造。其實,各種字體的產生都是具有其社會以及政治的根源,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並非某個人的創造發明,但這一記載卻又說明了隸書在秦時已徒隸中廣泛流行了。

我們知道,隸書是繼篆書而興起的一種書體,它源於戰國,孕育於秦代,形成於西漢,盛行於東漢。它由篆書省易、簡化、演變而成,風格多樣,歷史悠久。隸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戰國時的楚帛書和竹簡上,就出現有寫法草率,字形扁平,體式簡略的字體。當時的璽印、貨幣、陶埴、銅器、刻石上也有打破篆書用筆和結構的簡約文字,這可以看作是古隸的先導。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是秦隸的代表,它包含有大量篆書的體勢及筆意。它介乎於篆隸之間,已經完全衝破了秦篆的約束,寫來自然隨意。其特點是:減少盤屈,化繁為簡,圓者漸方,字形從狹長漸變為正方,個別字亦有蠶頭磔尾的雛形。西漢初期繼承秦制,其中包括文字制度,所以西漢的隸書與秦隸無太大的區別。其隸書猶有篆意,但明顯減弱,已逐步將圓轉改為方折,有的字體已呈方形並出現逆入平出、蠶頭磔尾和上挑的筆勢。筆畫的粗細變化十分明顯,形體質樸厚重。《五鳳刻石》及《萊子侯刻石》為西漢隸書的代表。隸書進入東漢,發展為全盛時期。東漢隸書在秦隸和西漢隸書的基礎之上進行改易,開始有意識地追求齊整和美觀。點畫波磔分明,篆意完全脫盡,結體多為扁平、方正,日趨嚴整精工,波磔分明,左右八分,所以又稱為「八分書」,被尊為隸書的楷模。關於隸書,胡小石先生在《書藝略論》中說:「隸書既成,漸加波磔,以增華飾,則為八分」。這句話既解釋了八分,又概括了漢隸的主要特點,左舒右展,分張外拓。東漢是隸書的大盛時期,是隸書發展的頂峰。這一時期立碑之風極盛,民間書手大量湧現,碑碣紛呈,美不勝收,千姿百態,蔚為大觀。從隸書的發展演變史看,隸書是一個豐富的藝術世界,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其形式有碑刻、摩崖、經幢、碑額、磚銘、瓦當等;其風格有的樸拙雄厚,有的奇險峭拔,有的秀勁飄逸,有的方正厚重,有的篆書筆法突出,有的行草意味濃厚,有的波磔鮮明,有的無波無磔,有的取橫勢,以寬扁見長,有的取縱勢,以直長取勝。正如清代書法家王澍所評「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所以說,當代書法家學習書法的條件要比古人優越的多,許多新出土的碑刻摩崖、竹簡帛書,是古代書法家所未曾見到的,我們完全有條件擴大視野,臨古人所未臨,寫古人所未寫,創古人所未創。

許多年以來,我們學習書法有一種先入為主的現象,即一提到魏碑就是《張猛龍碑》和《張黑女墓誌》;一提到唐楷就是《九成宮碑》、《顏勤禮碑》和《玄秘塔碑》;一提到隸書就是《史晨碑》、《乙瑛碑》、《石門頌》。如寫隸書,有人認為必須出現明顯的波挑和波磔,寫得平扁飄逸才是正統的隸書。其實則不然,歷史上秦和西漢時期的隸書是沒有明顯的波磔的。當然,以上這些作品毫無疑問都是書法史上的名作精品,但卻代表不了所有書法的歷史和傳統,代表不了許多頗具特色的作品,即是一塊殘石,一片殘瓦,一方墓誌,一枚竹簡,只要有特色,有可取之處,都值得書法家學習和取法。在我看來,當代隸書創作的異變現象並不是不要傳統,而是一方面繼承傳統,一方面開拓創新,是正確地分析和理解傳統,將傳統經典融會貫通,在用筆用墨、結構造型,章法布局以及書寫材料等方面,深入挖掘,強化創作意識,充分張揚個性,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隸書的演變也是根據社會的需要,不僅體勢變圓為方,筆劃也簡化得多,但嚴格意義上說,這還不是典型的隸書,應該是篆書向隸書過渡時期的另一種書體,主要是在它的廟堂氣象、瀟洒飄逸和沉著剛柔方面,為此,隸書發展到東漢才算達到了一個真正的成熟階段。可見,一種新的書體產生時,開始總不免帶有不規則和稚拙的形態,但到統治階級的手裡,逐漸被規矩、工整的形式所代替,因為標準字體總是要經過加工、整理和規範化,才逐漸變得線條更加藝術化,這是書法藝術的發展的必然規律。如後來隸書筆劃的趨向工整、波勢的產生、點劃的俯仰,以及帶裝飾性的挑法等來看,都是通過這種加工、發展的結果,這說明隸書的波挑在西漢晚期也已經產生了,也是隸書趨勢向成熟期的一個主要特點。到了東漢時期,這種波挑體勢達到了一個頂峰,因此東漢碑石上的隸書,更是漢隸達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因為那時的隸書和篆書相比,從書法用筆的技巧來看,不僅形狀改變,長方變為扁平,看上去書寫方便,也比篆書要豐富得多。故東漢隸書用筆的技巧,看上去比篆書圓轉的線要複雜豐富得多,這也為書法藝術的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記載,在東漢又比較盛行立碑刻石的風氣。具體表現為,有的是為了統治階級歌功頌德,有的是為記載祭祀和迷信的事物,有的是為記述死者的事迹,有的是為傳播統治階級頒布的經典書籍,有的刻在碑碣上,有的刻在崖壁上,有的刻在建築物上。這主要是當時的石刻比其它材料易於保存,因此流傳到今天的石刻文字資料比較豐富,被後來人認為這些石刻上的文字為碑刻文字。我們發現,現存的漢代各種碑刻流傳到今天的約有一二百種之多。有的原石已不存在僅留拓本;有的全碑已損壞,僅殘留部分字跡,其中比較完整的約有百餘種。因為東漢碑刻文字數量比較多,又各具風貌,五彩繽紛,姿態萬千,各臻其妙,可以說是漢隸書體中的一大寶庫。可是到了晉唐,雖然楷書早已非常盛行,但是隸書卻依然不廢。直至今日,隸書的應用範圍還是那麼更加廣泛,這也正是由於隸書的結體和運筆極其富於變化、風格多樣和藝術性較強的緣故。

當然,隸書的起源還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戰國時的楚帛書和竹簡上,曾經出現過有寫法草率,字形扁平,體式簡略的字體。證明當時的璽印、貨幣、陶埴、銅器、刻石上也有打破篆書用筆和結構的簡約文字,應當被看作是古隸的先導。如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可稱得上是秦隸的代表,它包含有大量篆書的體勢及筆意,它介乎於篆隸之間,已完全衝破了秦篆的約束,寫起來自然隨意。其特點是:減少盤屈,化繁為簡,圓者漸方,字形從狹長漸變為正方,個別字亦有蠶頭磔尾的雛形,因為西漢初期繼承秦制,其中包括文字制度,才使得西漢的隸書與秦隸無太大的區別。這時候的隸書線條雖猶有篆意,但明顯減弱,已逐步將圓轉改為方折,有的字體已呈方形並出現逆入平出、蠶頭磔尾和上挑的筆勢。給人的感覺,筆畫的粗細變化十分明顯,形體質樸厚重,如《五鳳刻石》及《萊子侯刻石》,方可稱得上為西漢隸書的傑出代表之作。而東漢隸書多數是在秦隸和西漢隸書的基礎之上進行改易,書刻者開始有意識地追求齊整和美觀。使點畫波磔分明,篆意完全脫盡,結體多為扁平、方正,日趨嚴整精工,波磔分明,左右八分,所以又被後人稱之為「八分書」,尊為隸書的楷模。漢隸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左舒右展,分張外拓。東漢是隸書的大盛時期,是隸書發展的頂峰,這一時期的立碑之風極盛,民間書手大量湧現,碑碣紛呈,美不勝收,千姿百態,蔚為大觀。為什麼說隸書的發展和成熟期主要是在漢代,是因為東漢桓帝、靈帝之際,已經發展到風格多樣,流派紛呈,應該說是最完美精麗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到了東漢以後,各朝各代都有工隸專家和作品問世,但都跳不出漢隸的範疇,對隸書的繼承應該是以漢隸為主,因為漢代留給我們優秀的隸書遺產很多,如一些碑刻文字,但多為漢代名家和書壇高手書丹、精工刻制的,它是漢隸的主流和正宗,後來成為古文字與今文字的分水嶺,在悠久的中國歷史文化傳承中有著巨大的影響。的確漢字的確立是從隸書才真正開始的,直到今天,它仍然有著令人驚嘆的生命力,不僅是華夏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而且以它不可替代的藝術審美價值還在廣泛地風行著,並一直影響著現代人的文化生活和審美情趣,深受書法愛好者的喜愛。

筆者認為,戰國後期至西漢為隸書繁榮的準備時期,此期隸書篆意逐漸減少 ,點畫用筆豐富,波磔和扁方字構已經確立,為東漢隸書的成熟與繁榮奠定了基礎,這也標誌著東漢經濟比較發達,文化、藝術、教育全面發展,所以隸書的大用和樹碑的風氣 ,也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質高水平的隸書書法家,既而產生了數以百計的彪炳書史的名碑。唐以後雖然楷書佔據統治地位,但隸書仍然流行,相傳有秦代書家程邈,秦代下杜人,初為縣之獄吏,他對文字很有研究,後因得罪了秦始皇,被囚在雲陽(今陝西省淳化西北)獄中。他感到當時官獄公牘繁多,篆書結構複雜,書寫不便,因此就在原來大小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削繁就簡,變圓為方,擬定了一批日常應用的標準隸書。秦始皇看後很欣賞,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而且起用為御史,並以其所創造的隸書發交官獄應用佐書,故曰「隸書」,所以世稱程邈為「隸書之祖」。雖然程邈被稱為「隸書之祖」,但自古以來對隸書起源的爭論從沒有停止過:據《水經·谷水注》所記,隸書早在始皇前400年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棺上已經發現了,至少可以證明隸書是古代廣大勞動人民在日常應用中日積月累創造出來的。1980年,四川省青川縣發掘了一處戰國時期的土坑墓葬群,在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兩件木牘,其中一件木牘有三行墨書文字,字跡尚清晰可辨,書體是屬於初起的隸書。據考證,書寫時間為戰國時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比秦始皇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早88年。這種書體雖然基本上仍是篆書結構,但含有較多的隸書筆意,且筆畫帶草;而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秦始皇時期竹簡上的「秦隸」(又叫「古隸」)字體與四川青川木牘上的字跡大體近似,因此有人推測隸書源於先秦戰國時期,由大篆發展演變而成。總之,隸書的真正定型和確立為標準字體則是在漢代,所以誰都無法真正證明隸書的起源究竟是在何時,也無法確定隸書究竟是誰創造的。

二、隸書的發展與演變曾經歷了怎樣的變革

由於西漢初期的制度承襲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漢早期的隸書與秦代的隸書無較大差別,它既有秦代的書法特點,又為東漢時期的隸書形成奠定廠基礎,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從西漢《長沙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分析,筆畫已有簡化,篆書味也有減少,字體趨向于衡,而用筆的提按頓挫,線條的波磔變化,結體的縱橫勢態,比秦代的隸書更為明顯。相對而言,較多地流露出書寫者的天真和質樸,在書法技巧上還不夠成熟,不能算是典型的隸書。隨著西漢中期至東漢,隸書漸臻完美,尤其在東漢,由於統治階級採取了一些較為明智的政策,整個社會經濟繁榮,文化藝術也隨之昌盛,樹碑立傳之風人興,湧現出大量的技藝精湛、風格鮮明的優秀碑刻,從而隸書發展成為正規而又富於藝術性的、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書體。東漢碑刻上的隸書,其特點是用筆技巧更為豐富,點畫的俯仰呼應、筆勢的提按頓挫、筆畫的一波二折和蠶頭雁尾及結構的重濁輕清、參差錯落,令人嘆為觀止。正如清代書法家王澍所評「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一直以來,我們學習書法有一種先入為主的現象,即一提到魏碑就是《張猛龍碑》和《張黑女墓誌》;一提到唐楷就是《九成宮碑》、《顏勤禮碑》和《玄秘塔碑》;一提到隸書就是《史晨碑》、《乙瑛碑》、《石門頌》。寫隸書,有人認為必須出現明顯的波挑和波磔,寫得平扁飄逸才是正統的隸書,其實則不然,歷史上秦和西漢時期的隸書是沒有明顯的波磔的。從魏晉以後的書法來看,許多書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書上,但隸書並沒打被廢棄,此時的隸書在用筆上逐漸摻入楷法,失卻往擰漢隸的古樸和靈秀,趨向整齊千板,結體用筆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隸書在碑學復興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發展,出現了許多書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隸書藝術的第二個高峰。如鄭簠、金農、桂馥、鄧石如、伊秉綬、趙之謙、何紹。特別是鄭簠等人,是倡導、學習和繼承漢碑的先驅,並在繼承漢隸的基礎上又加以創新,成為清代書法藝術的主流和熱門之一。從西漢中期至東漢時期,隸書漸臻完美,尤其東漢碑刻上的隸書,其特點是用筆技巧更為豐富,點畫的俯仰呼應、筆勢的提按頓挫、筆畫的一波二折和蠶頭雁尾及結構的重濁輕清、參差錯落,令人嘆為觀止。風格多樣且法度完備,或雄強、或雋秀、或瀟洒、或飄逸、或朴茂、或嚴謹,如群星燦爛,達到了藝術的高峰。如《乙瑛碑》、《石門頌》、《禮器碑》《孔廟碑》、《華山碑》、《韓仁銘》、《曹全碑》、《張遷碑》等東漢碑刻,足成熟和典範的標誌。的確,學習書法應當從隸書入手,學習隸書則應以於正端莊、規矩嚴謹的漢隸碑刻為範本,只有打下紮實的基礎,才能再旁及其它,穩步發展。

三、隸書的繼承與創新 必定會帶來無限的勃勃生機

如何看待隸書的繼承與創新,我認為,隸書可稱得上是一個極為豐富的藝術世界,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其形式有碑刻、摩崖、經幢、碑額、磚銘、瓦當等。其風格有的樸拙雄厚,有的奇險峭拔,有的秀勁飄逸,有的方正厚重,有的篆書筆法突出,有的行草意味濃厚,有的波磔鮮明,有的無波無磔,有的取橫勢,以寬扁見長,有的取縱勢,以直長取勝。正如清代書法家王澍所評「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我理解的隸書造型或縱長取勢,或寬扁見長,皆具風神為佳。傳統的隸書造型多取橫扁之勢,而當代隸書作品的造型則多縱長取勢,這是當代隸書創作特別注重的一種變異方法,反其意而用之,卻取得了一種特殊的造型效果。而當代許多隸書作品在造型上採用了縱長的取勢,忽略了傳統隸書以扁平取勢的顯著特點,但是在用筆上卻仍遵循著隸書的波挑、波磔的風格特徵,並且根據字形的需要,橫縱結合,極大地豐富了隸書作品的體勢變化,增強了作品的空間意識和形式美感。那麼,如何對待隸書書法藝術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呢?我認為:傳承和創新是書法藝術發展歷史過程不可分割的鏈條,繼承首先是對先人書法藝術創新精神與成果的繼承。在今天看來,提倡尊崇優秀傳統,必須解決繼承什麼?如何繼承?所以繼承隸書書法藝術的優秀傳統,首先必須繼承先賢的創新精神和創新成果,這些是先賢書法藝術智慧的結晶。只求複寫傳統的「傳統唯美主義」或脫離優秀傳統「創新」的「流行主義」對發展書法藝術都是偏頗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賢探索的書法藝術發展規律和創新成果是傳統書法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沒有傳統,優秀傳統是創新的結晶,創新是傳統的發展。只有深刻認識隸書書法藝術發展的規律,才能切身感受到創新才是揭示隸書書法藝術經久不衰的發展規律的精髓所在,所以說,繼承隸書傳統,在於推陳出新,創新更是漸進中繼承,繼承中的變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啟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後人譽為「書法第一法則」,至今仍引人入勝。大篆、小篆、隸書都有其傳承與演變的軌跡,小篆都是中鋒、藏鋒用筆、線條挺勁圓勻,富於立體感,結構整齊對稱,它把莊嚴凝重與舒展自如統一與於崇高肅穆的氣度之中,在書法藝術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權威嚴統一的特徵,這是秦篆反映的時代精神。而隸書作為書法史上一個偉大的變革,從漢朝隸書發展逐漸定型,與此同時草、行、揩都逐漸從隸書中演變出來,民間習隸書的熱情蔚成風氣,定型後的隸書徹底消滅了漢字的象形形態,造成了漢字形體的巨大變化。漢隸脫胎於篆書又大異於篆書,是從筆畫到結字方正平直化的新書體,漢隸具有波、磔之美,創「蠶頭」、「燕尾」筆法,用筆方、圓、藏、露諸法齊備。同時它又為未來書法藝術的發展前景開拓出廣闊的前景,為後來的草書、行書、楷書的產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而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是在傳承基礎上的創新,繼承也是創新基礎上的繼承,說明書法藝術的發展史本身就遵循著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史觀。

四、隸書的創作與批評 在繁榮學科建設中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事物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一成不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藝術的發展總是遵循著由爛漫自由到規範端嚴,又由規範端嚴到自由爛漫的發展過程。所謂先規矩,後變化,是人們學習藝術的必由之路,這裡告訴人們初期必然是要臨摹和學習像《史晨碑》、《曹全碑》等規矩漢碑,等有了一定的隸書基礎之後,就會自然追求發展和變化,取法和學習奇險峭拔的隸書作品,如以方筆取勝的《張遷碑》、自由率意的《開通褒斜道刻石》、處於隸楷之間的《廣武將軍碑》、平直簡古的《好大王碑》等等,從而融會貫通,追求個性,抒發性靈。同時我們應該把書法學習和書法創作區分開來,把一般的書法愛好者和書法家區分開來,把書法的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區分開來,逐步建立書法創作和欣賞的共同基礎和語境。當代隸書創作的異變現象,並沒有背離傳統,而是學習和借鑒了傳統,是書法家通過對傳統書法的挖掘和研究之後,取法傳統書法中一向不被人們所重視和熟知的一部分作品和資料的基礎上,從而形成的新的創作傾向。我認為對於歷史上許多優秀隸書作品,其創作都是是以漢碑隸書為取法對象,將漢碑隸書那種古拙的審美風格與自然風化形成的殘缺之美巧妙地結合起來,完全擺脫了唐宋隸書書寫的範式。而近代的隸書創作也無不直接繼承清代碑派隸書的創作模式,尤其碑派書法家完全擺脫帖學的影響,重建書法語言體系的創新方法和勇氣影響著當代人的書法創作,以開放的眼光繼續拓展書法的取法範圍,進一步將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跡作為書法創作的資源,在隸書的取法上將注意力逐步轉向簡牘帛書,而且「草化」隸書成為一種流行,逐漸放棄了碑派隸書以漢碑隸書為主要取法對象的做法,所以漢碑隸書逐漸被冷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因為當代還缺少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說認清這種轉變的內在原因有利於深層次地分析當前隸書發展中的優勢和不足,關鍵是隸書在帖學占統治地位的千年之間始終處於低谷,而清人在隸書取法上超越魏晉而直接轉向漢碑隸書,隸書才得以復興。可見,清人在取法漢碑隸書時,不但深刻地領會了漢碑隸書的精神風貌,而且開創性地將自然風化所形成的殘缺之美與用筆、用墨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古樸渾厚、氣勢雄壯的金石之氣。可當代隸書,在取法上不再僅僅依靠於漢碑隸書,而是包括了漢碑、簡牘、帛書,甚至包括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跡,在用筆上採用整合的方法,將篆、楷、行、草的筆法運用到隸書中,有意地弱化金石氣,強化書卷氣,尤其隸書「草化」更成為一種時尚,成為當前隸書創作的一種流行風。讓我們冷靜的考察一下清代碑派隸書大家時就會發現,清代隸書大家對取法對象方面都有過深入的研究,像鄭簠自康熙初北上山東、河北尋訪摹拓漢碑30多年,對漢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臨習,金農一生南來北往,雲遊四方,廣搜金石碑版,一生篤好金石碑版的鑒賞,鄧石如經梁巘的介紹,寓居南京梅氏家博覽三代、周秦、漢魏金石,用幾年時間各臨《史晨》、《華山》、《張遷》、《校官》等名碑50本。何紹基從24歲開始搜集金石碑刻,是清代負有聲名的金石學家。趙之謙對金石之學篤好至深,與胡澍、沈樹鏞、魏均普四人聚京師「四人人皆痴嗜金石,奇賞疑析,晨夕無間」,也正是他們對漢碑隸書的深入研究和長期反覆的臨習,窮盡畢生精力,才能得以入古出新,到後來形成各自鮮明的書風。我發現,當代一些書法家,在隸書的創作中善於追求金石趣味,也許是清代以來書家所進行探索的繼續,因為清代書法家何紹基在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直接影響到了當代隸書的發展。的確,在隸書作品中融入一些金石氣息,可以增加作品的視覺衝擊力,使得原本就古樸厚重的隸書更添蒼茫、渾厚的感覺,這樣隸書作品看起來也更加有質感。其實,我們要向古人學習,更主要的是學習古人的精益求精、勇於創造的精神。綜觀歷代有成就的書家,哪一個不是具備這種精神的,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真正深入就想著出來,而真正深入的含義是具備清醒的主體意識前提下進行的,沒有清醒的主體意識,你以為自己深入那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在麻痹自己的感覺,找不到自己的主體意識,在臨寫的過程,承傳的過程中,是消極主體意識的過程。在古代,針對書法批評大多採用隨筆式和印象式批評,批評的著重點放在對作品的評品、鑒賞方面,多採用意象評品與分品評品方式,往往是三言兩語,要言不煩。其特點是簡潔明快,形象生動,其不足是籠統隨意,容易簡單化和片面化。在今天看來,書法批評不再滿足於三言兩語式的印象式批評,而是逐步向著解析化、多元化方向發展。多元化批評在當代才剛剛起步,新的批評之路需要當代書評家去探索與開拓。我認為書評既要研究傳統、認識傳統,又要觀察當代,放眼未來,那些缺乏對傳統的理解與把握,便無法領會書法的底蘊所在、根基所在,也就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深刻的評判。故真正有作為的書評家需從傳統與現代兩方面著眼,既深入傳統,又融入現代,以新的批評話語,挖掘並闡釋書法的精義所在。為此,隸書的創作與批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創作理論淺顯與混亂的一種折射,一方面批評理論的深化與提高,有益與創作理論的構建與完善;另一方面,創作理論的構建與發展,又會有益於批評標準的確立與提高。所以對隸書的創作與批評問題,最好不要有為批評而批評的傾向,而應該有為創作與鑒賞而批評的認識,有了為創作、鑒賞而批評的認識前提,批評才不會陷於尖刻的責難與無謂的吹捧,隸書的創作與批評才有可能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從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的欣賞者,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藝術審美具有明顯的不同。我們並不認為具有博大精深的漢碑在今天就過時了,我們也沒有理由排斥具有平直端正風格的漢代隸書。但從當代書法的發展和全國書法展覽的實際情況看,凡取法《史晨碑》、《曹全碑》、《乙瑛碑》包括《石門頌》、《禮器碑》等風格的隸書作品,皆和展覽入選無緣,而取法《張遷碑》、《開通褒斜道刻石》、《廣武將軍碑》、《好大王碑》以及秦漢磚瓦文字的隸書作品,甚至篆隸結合,行草雜糅的作品,卻受到人們的喜愛,頻頻入展或獲獎,並形成一種風氣。我們要問這種狀況是進步,還是倒退?是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發展,還是引導書法愛好者走向極端?我感覺當代隸書創作所發生的這種異變現象是很正常的,是當代書法發展的必然,是一種進步和發展。出現這種現象,是當代書法家審美趣味發生變化的必然,也是當代書法展廳文化現象的產物。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一成不變是不可能的。當代隸書創作的異變現象,並沒有背離傳統,而是學習和借鑒了傳統,是書法家通過對傳統書法的挖掘和研究之後,取法傳統書法中一向不被人們所重視和熟知的一部分作品和資料(有許多是新出土和新發現的資料)的基礎上,從而形成的新的創作傾向。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於隸書欣賞和創作來講,人們不再滿足於傳統漢隸古樸、規矩的藝術形式,而是更多地從隸書發展更為早期的階段中吸取精華,因為這個階段篆隸相間,書體變化尤為豐富。如果把古代隸書的發展概括為先變化後規範的話,那麼當代隸書就是先規範後變化。這些創新型隸書常用的豐富的創作手段並不是憑空想像,而是與傳統隸書的溯源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當代雖然書法的實用性越來越小,藝術性不斷地增大,但是便於書寫是其發展的一個必然規律,所以在比較規範的隸書之中融入行草的筆意也是符合書法的發展規律和人們的審美趨向的。總之,當代隸書創作比較成功的手段和方法,都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充分利用各種元素,加以融會貫通,從而表達書家的性靈的結果。誠然,隸書書法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它伴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發展,具有很深的玄妙,是中國傳統書法藝術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始終散發著古老藝術的魅力,這就是為一代又一代人們所喜愛隸書書法藝術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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