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輿論因素

蘇聯解體的輿論因素

摘要：既不對歷史負責，又不對未來負責的社會輿論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而蘇共未能把握輿論導向和最終放棄輿論陣地是消解蘇聯合法存在的關鍵。真可謂「國家興亡，輿論有責」。 無論如何，蘇聯解體都是一個「大國悲劇」。悲劇的發生，原因錯綜複雜，其中輿論因素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輿論即公眾的言論，是影響社會發展乃至制約歷史進程的強大的無形力量。由於蘇共領導人放棄輿論引導，導致蘇聯社會很快掀起了否定蘇聯歷史和清算蘇共領袖的狂潮，並蔓延為對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和現實生活的質疑與批判。特別是錯誤的放棄輿論陣地，導致蘇共很快失去了話語權。當最終意識到要掌控話語權時，為時已晚。活生生的事實再次證明，「輿論引導正確，利黨利國利民；輿論引導錯誤，誤黨誤國誤民」，此言真實不虛。

一、從反思歷史到否定現實

輿論是社會心理的反映和時勢的晴雨表，對政治和社會的變動有著高度的敏感性。因此，社會轉型期往往也是輿論的活躍期，更是輿論衝突的高發期。1985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和倡導改革之後，蘇聯社會輿論隨之興奮起來，也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但是，到了1987年，蘇聯國內輿論發生急劇轉變，像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就突破了人們的心理防線，引發了全社會的動蕩。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於是，蘇聯輿論界興起了一股「歷史熱」。對20世紀的蘇聯和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歷史人物斯大林首當其衝，遭到口誅筆伐。所謂「反思歷史」，除了對蘇聯歷史上冤假錯案進行大平反之外，重點是對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時所犯下的錯誤或罪惡進行總清算，還強調和突出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初期的判斷失誤，彷彿蘇軍前期的失利都是由於斯大林的個人專橫和自負所致。此外，大量斯大林時代的「原本秘而不宣」的檔案資料、照片、書信等被「有選擇性」的公之於眾。於是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歷史一團漆黑，成為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不僅如此，對斯大林的聲討和批判還很快形成了多米諾效應，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模式」，進而發展到攻擊列寧和否定十月革命。結果，斯大林被描繪成「惡魔」，列寧也成了「無賴」，蘇聯歷任領導人似乎都是「問題領袖」，整部蘇聯歷史從頭到尾除了罪惡還是罪惡。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開始，到1988年達到高潮。曾經是蘇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利加喬夫對這股清算思潮描繪說：「顛覆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捲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歷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歷史，而只是陰暗的污點……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繼否定蘇聯歷史之後，緊接著又將矛頭指向現實社會。一時間蘇聯媒體上充滿了對社會弊端的揭露，諸如糧食供應短缺、國營企業破產、民族衝突、惡性事故，以及受賄行賄、貪污腐敗、吸毒賣淫、搶劫兇殺等，無所不包。而且各媒體在報道這類事件時似乎是在舉行一場「盛世空前」的競賽，競相比賽誰揭露的消息最多，誰披露的信息最驚人，誰的鞭笞最激烈。如此一來，整個蘇聯社會似乎一無是處。 以「新聞自由」、「輿論不受檢查」與私人辦報合法化為核心內容的《新聞出版法》1990年6月頒布後，以醜化蘇共、責罵社會主義為宗旨的報刊雜誌和廣播電視，從此可以堂而皇之的發表攻擊社會主義和執政黨的言論，合法地將各種反蘇反共的聲音傳遍全蘇聯。有的報刊甚至公然刊登退黨者的文章，聲稱留在蘇共黨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導致退黨人數明顯增多。聲譽是一種無形資源，也是組織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隨著蘇共在人民群眾和蘇共黨員中的形象不斷被矮化，執政黨的威信和執政的合法性也在急劇流失。 這種從否定蘇聯歷史到否定蘇聯現實社會的所謂「輿論」在當時幾乎是一邊倒的，具有壓倒性的。蘇聯解體時期擔任政府總理的雷日科夫後來悲憤地指出，「在推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換言之，當社會輿論千百次地重復甦聯的歷史是罪惡的、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當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誤把這些輿論媒體所傳播的當作這就是蘇聯的全部歷史、這就是蘇共和蘇聯社會的全部真相之後，蘇共的垮台和蘇聯的解體也就不難預料的。

二、從自動放棄輿論引導到主動放棄輿論陣地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在蘇聯的社會建設和發展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改革是蘇聯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是解決長期所積累的、日益尖銳化的矛盾的唯一選擇。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滿腔熱情地想領導蘇聯繼續前進，他也曾經正確地指出改革的起源和實質在於：改革不是個別人或一批人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迫切的需要，是從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深刻進程中產生的。反思過去，化解蘇聯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正本清源和整合歷史資源，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設想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蘇聯領導人上台伊始所倡導的改革和反思歷史的號召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開始是得到了蘇聯人民的熱烈擁護的，蘇聯國內輿論也是熱情支持改革和積极參与反思歷史的。 然而，輿論具有多樣性與變動性。當反思過去變成全盤否定蘇聯革命歷史和否定蘇聯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社會現實，當批判斯大林和指責歷任領導人的錯誤以及體制的弊端變成全盤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之時，戈爾巴喬夫等人幾乎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任其自由泛濫。如同前蘇聯政府總理雷日科夫嚴厲指出的那樣，當敵人向蘇聯和社會主義發起實實在在的進攻時，黨的意識形態「機器」竟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豈止如此，與黨的領袖對日益偏頗和激烈的輿論充耳不聞和不加引導相比較，原本應該保持應有戰鬥力和社會責任感的黨報黨刊走得更遠。不少媒體倒戈相向，反而站到了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黨和政府施加壓力，甚至對部分堅守原則的蘇共黨員進行攻擊和打壓，出現了「自己出錢辦報罵自己」的奇特現象。如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有一段時期迎合了「激進派」的需要，蘇聯最高蘇維埃機關報《消息報》和中央電視台則長期批評蘇共和蘇聯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可以說，在蘇聯社會輿論走向失控的過程中，蘇共所掌控的媒體負有推波助瀾和不可推卸的責任。 幾十年來，蘇聯一直死守著「輿論一律」的新聞體制。對新聞輿論的監控過於嚴苛，導致《真理報》上無真理，《消息報》上無消息。「緊箍咒」一旦鬆開，這些媒體隨即強烈反彈，也是不難想像的。戈爾巴喬夫新聞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倡導輿論「公開性」、放鬆和放開對傳媒的控制。應該說其初衷是良好的，至少表達了願意傾聽民聲的意願。但是，在對媒體由「絕對控制」到「絕對放縱」的急劇轉變過程中，當各種反對社會主義、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攻擊蘇共的言論已經充斥蘇聯報刊雜誌之時，蘇共中央和戈爾巴喬夫繼自動放棄對輿論的引導之後，又主動向前跨出了放棄輿論陣地這關鍵一步。1990年2月，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行動綱領草案，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在蘇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宣稱「徹底放棄蘇共在話語權上的壟斷地位」。在這一行動綱領指導下，1990年3月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修改蘇聯憲法，蘇共放棄在蘇聯社會的合法領導地位。同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新聞出版法》，蘇共拱手讓出輿論陣地。反對派乘勢掌握宣傳工具，搶佔輿論制導權與制高點。 輿論是把雙刃劍，既可以是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也可以是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消極因素。蘇共主動放棄輿論陣地後，失控的輿論猶如脫韁的野馬更加不可收拾，進一步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誘發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會的動蕩。蘇聯領導人1990年下半年曾企圖改變這種局面，也採取過一些整頓的措施，戈爾巴喬夫甚至流露過「中止新聞法」的想法。俗話說，覆水難收，這部法律業已通過，要想中止並非易事。就是說，當蘇共領導人充分認識到掌控話語權的重要性的時候，為時已晚。此時，黨心民心已經失去。據統計，1990年一年，全國有180萬黨員退出蘇共。1991年，僅頭7個月，退黨者就猛增為240萬人。剩餘的1500多萬黨員，則對政治表現出了冷漠麻木的態度，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漠不關心。1991年8－19事件之後，反對派乘機大舉進攻。丟失陣地的蘇共毫無還手之力，只能被動挨打、束手就擒。失去蘇聯人民和廣大黨員支持的蘇共中央最後被迫自行解散。

三、從攻擊謾罵到吹捧美化

除了蘇聯國內輿論之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在蘇共亡黨亡國和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異乎尋常和耐人尋味的。人所共知的是，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言，長期以來一直將輿論滲透作為和平演變即「爭奪思想與人心」的重要戰略工具，但其手法通常是攻擊和謾罵，並且往往把矛頭和火力對準蘇聯黨政軍首腦等關鍵人物進行抨擊，加以醜化，企圖籍此造成對方的思想混亂，動搖對方的抵抗意志，削弱對手的戰鬥士氣。如同美國前總統里根所言，西方的主要戰略之一是「發動一場圓滑而詳細的精神戰，在蘇聯領導層中間煽風點火，使他們變得優柔寡斷和擔心害怕」。不過，效果並不明顯。 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國內開始實行改革，並掀起了否定蘇聯歷史與現實的輿論狂潮，這為美國採用新的手法來爭奪和運用輿論對付核心目標提供了新機會。1987年10月，美國召集包括政府官員、蘇聯問題專家、西方國家外長等150多人在明尼蘇達召開關於蘇聯新思維及其對策的研討會。會議認為，蘇聯的「新革命」不可逆轉且大有希望，西方應該鼓勵蘇聯的變革進程，影響蘇聯朝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發展。據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精心策劃和發起了以吹捧和美化戈爾巴喬夫等頭面人物為主要內容的輿論攻勢。 1987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發表不久，西方即在媒體上給予大肆鼓吹。1988年戈爾巴喬夫訪美，美國里根政府給予極高的禮遇。愛屋及烏，連戈氏夫人賴莎也成了美國主流媒體的寵兒。1989年1月老布希入主白宮後，美國政府依舊不吝溢美之詞傾力吹捧戈氏。同年9月美國國務卿貝克在莫斯科面見戈爾巴喬夫時說：「我在政治界不是新手，見識過很多。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一位政治家像您這樣有如此的勇氣和如此的膽略。我知道，您受到一定的限制，受到政治框框的約束。我知道，您如此勇敢做出的那些政治決策是多麼困難地得到貫徹。我想告訴您，布希總統也持有這樣的看法。」除了西方政界對戈爾巴喬夫的表揚和讚美，各種能夠被利用起來的西方宣傳機器也都開足馬力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大唱讚歌。1990年，西方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戈爾巴喬夫，以表彰他號召「全人類利益至上」的「高貴情操」。1991年美國《時代周刊》把戈爾巴喬夫評為「十年風雲人物」。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之所以如此賣力吹捧和美化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一是戈爾巴喬夫位高權重，在蘇聯國內有很大的輿論影響，有很大的利用價值。事實上，西方政界和輿論界對戈爾巴喬夫的利用意圖也是赤裸裸的。二是為了和平演變蘇聯，早在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之前，西方政治領袖就吃透了其「愛好虛榮」的本性。曾經連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1991年11月18日在美國休斯敦以中心內容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演講中這樣說道，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製造其內部問題。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繼任人可能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 事實也是如此。對於西方輿論的吹捧和美化，「愛出風頭」的戈爾巴喬夫應該說是相當的受用。他的原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就回憶說，戈爾巴喬夫經常在他的辦公室里「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使命的評價，這種東西他有時會讀幾個小時，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大量的文件還沒有看，於是他把這些文件留下來帶回別墅去看。」西方輿論在對蘇聯的幾十年的輿論戰中，從總體上說，最後幾年一反常態，輿論攻勢從攻擊謾罵轉變為吹捧美化，其實質就是更好地利用矛盾來分化蘇聯國內的政治力量，達到激化蘇聯國內政治鬥爭，以便見機行事、趁亂取勝之目的。其實這與醜化、妖魔化等輿論攻勢的目的是一致的，不過更適應於蘇聯國內形勢的變化罷了。毫無疑問，西方輿論攻勢最後奏效兵不血刃就達到了目的，但對於利害切身的前蘇聯人民則是一場空前的國家災難。箇中滋味，唯有深受其害者最有體會。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在蘇共亡黨亡國的過程中，輿論的特殊威力和巨大作用得以充分顯現。正是既不對歷史負責，也不對現實負責，更不對未來負責的社會輿論的蠶食與鯨吞，「掏空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淘幹了蘇聯國家輿論機體的血液」，消解了執政黨的合法性，最終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動蕩，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隨著現代科技傳播手段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和廣泛運用，輿論還將愈發彰顯出前所未有的獨特作用和巨大能量，對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對此，我們要有足夠和清醒地認識。但只要「把握好導向，堅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未來負責，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輿論就會成為造福人民和推動歷史前進的強大不竭之源。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6期，摘自2011年第3期《江淮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