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繼忠]「東方文化圈」與東南亞文化 · 中國民俗學網

[史繼忠]「東方文化圈」與東南亞文化

作者:史繼忠 | 點擊數:10085

內容提要:東南亞在「東主文化圈」內,它與中國特別是西南地區有深厚的文化淵源,不但地理相連,而且越南屬「漢字文化圈」,華人是中國文化外傳的重要橋樑,又有眾多的跨境民族保持天然聯繫,而且還存在一個共同的「佛教文化圈」。關鍵詞:東方文化圈;東南亞文化


古代的中國皇帝,都自以為中原處於世界的「中央」,是所謂「中央之邦」的「天朝」。這是因為,四周的鄰國都比較弱小,或者文化不甚發達,時常來中國朝賀,有如眾星拱月,所以,自漢代起,這些國家便把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在亞洲東部,除了中國而外,確乎沒有出現象印度和巴比倫那樣的高文化中心。中國與周邊國家在地域上緊緊相連,很早便有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聯繫,但交流的情況與印度和西亞顯然不同,它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遠不如中國文化對它們的影響。正是因為有中國這個高文化中心的存在,不斷向周邊各國幅射,因而形成了「東方文化圈」。「東方文化圈」內的情況很複雜,不可一概而論。在這個大的文化圈內,事實上存在著三個亞文化圈層,即漢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它們彼此之間,還有許多重疊。朝鮮、日本、越南大體是一個類型的,它們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全面的,包括儒學、道教、漢傳佛教、文學、藝術、科技乃至生活習俗,究其原因,恐怕與他們使用漢字有極大關係,因為沒有文字的障礙,學習中國文化自然要方便得多,全面得多,深入得多,這便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漢字文化圈」。佛教產生於印度,但七世紀以後,印度佛教衰落,中心轉移到了中國,而且在中國形成了三大語系佛教,即漢語系佛教(漢傳佛教)、藏語系佛教(藏傳佛教或喇嘛教)和巴利語佛教(小乘佛教),而且向外擴散,漢傳佛教遠播朝鮮、日本、越南,藏傳佛教傳到了錫金、不丹、尼泊爾、蒙古等國,巴利語佛教則與東南亞及斯里蘭卡有諸多聯繫,由此構成了一個「佛教文化圈」。塞外的民族,包括東北民族、北方民族和西北民族,他們以游牧為生,是所謂「游牧行國」。這些民族,一方面與中原王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另一方面又與中亞的其他民族有廣泛、頻繁的交往,中國文化通過他們向外傳播,中亞的文化也通過他們傳入中國,這便是所謂「游牧文化圈」。由三個亞文化圈層結合而成的「東方文化圈」,事實上是中國這個高文化中心強力作用的結果,它通過不同的亞文化圈層,覆蓋亞洲一大片,包括遠東、中亞及東南亞。東南亞在中國之南,且瀕臨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稱為「南海」或「南洋」。「東南亞」這個名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出現的,當時,盟軍在這一地區設立了「東南亞最高統帥部」,戰後,人們感到這一名稱能夠正確表述它的地理位置,於是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承認。東南亞實際上是由海洋與陸地兩大部分組成,陸地包括中南半島(舊稱「中印半島」或「印度支那半島」)和馬來群島(又稱「南洋群島」)兩個地理單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這些陸地分隔開來,又通過巴士海峽、巽他海峽、托雷斯海峽及馬六甲海峽相互連通。中南半島上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和緬甸,馬來群島上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汶萊和菲律賓,前者是所謂「半島國家」或「陸地國家」,後者則是「海洋國家」或「海島國家」。東南亞的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它處在三大洲(亞洲、非洲、大洋洲)和兩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東西海運的衝要之區。在地質學上,亞、澳兩大陸板塊和若干海底板塊在這裡輻合,又是連接亞洲大陸腹地與印度次大陸的鎖鏈,稱為「東南亞陸橋」。從人類學意義上講,來自亞、澳兩個大陸的不同人種在這裡交匯,形成了一個民族大走廊。從生物學意義上講,亞、澳兩大陸動植物區系在這裡交織混合,顯得豐富多彩。在文化學意義上講,這裡是印度文化圈與中國文化圈交錯重疊的地方,又是中國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中國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中國的西南地區與「東南亞陸橋」連成一氣,許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島,形成山河縱列、峻岭與平原交錯的地形,並伸入海洋形成許多島嶼。中南半島的山脈呈由北向南的走勢,實際上是我國橫斷山脈的延伸。主要山脈有三列:聳立在半島東側的是長山山脈,形成廣闊的山地;中間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馬來半島,入海後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島和勿里洞島;西側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脈,向南伸入海洋後,斷斷續續地形成蘇門答臘群島、爪哇島和努沙登加拉群島。奔流在這些山間的河流,大都發源於我國西南地區,如緬甸的薩爾溫江上游是我國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於我國的龍川江,泰國的湄南河上游在雲南,流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為我國的瀾滄江,在越南入海的紅河上游為元江,它們都是國際性的河流,是中國通往東南亞的天然水道。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文化上有諸多的「親緣關係」,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長期發展起來的水陸交通,把中國西南部與東南亞緊密聯結在一起;二、越南屬「漢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國文化的薰染;三、華人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四、眾心的跨境民族,與東南亞存在著天然的聯繫;五、佛教的傳播,使中國與東南亞都進入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圈。中國與東南亞的交通發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絲綢之路,二是中國與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稱為「東方多瑙河」的瀾滄江湄公河。近代以來則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及睦南關至越南河內的鐵路,還有海運與航空。在中國西南部有一條隱藏在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絲綢之路,它之所以鮮為人知,是因為它是一條民間開闢的道路,而且起點不在中原的京城。最先提到這條道路的是《史記》,是書《西南夷列傳》說:「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據考,南方絲綢之路由三條路段組成:一條是由蜀地(成都)經僰道(宜賓)、漢陽(威寧)、味縣(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遲道」,另一條是由蜀地經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葉榆(大理)的「靈關道」,兩道合路後經永昌(保山)、滇越(騰衝)入緬甸的稱「永昌道」。這條道路長期是中國經緬甸達印度的古道。緬甸在漢代稱撣國,唐稱驃國,宋稱蒲甘,元稱緬甸,自漢以來便有使節與我國通好,獻大象、水牛、珍寶、驃國樂及幻人,以後又輸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國的絲綢、茶葉、食鹽、金銀首飾等也運往緬甸。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緬甸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雲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從緬甸傳入。通往南洋的海路始於漢代,《漢書·地理志》云:「自回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繒而往。」三國時吳國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諸國,自晉代法顯從海道歸來高僧往來不絕,宋代海運至天竺國、獅子國,元明時期直航阿拉伯半島,途中必經東南亞各國。鄭和下西洋對東南亞產生了深遠影響,船隊到達占城、爪哇、真臘、舊港(印尼巨港)、進羅、滿刺加(馬六甲)、渤泥、蘇門答臘、阿魯等地,留下許多遺迹。如前所說,溝通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河流有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紅河,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為著。這是一條民族大走廊,許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瀾滄江與湄公河流域,歷史上的哀牢國、真臘王國、瀾滄王國、南詔國、大理國、景龍金殿國、八百媳婦國都通過這一水道交往。它是中國通往東南亞陸地國家的大動脈,穿越緬甸、寮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寮國的首都萬象及柬埔寨首都金邊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許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在東南亞各國中,越南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最深,這一方面是歷史發展與中國息息相關,另一方面是漢字在越南長期通行,因而有條件全面吸收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最大受惠國。早在公元前214年,秦發士卒戌守五嶺以南,設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將越南北部和中部納入象郡,開始了越南史上的「郡縣時期」。秦漢之際,趙陀建立「南越」政權,推行「南北交歡」、「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設立交趾、九真二郡。漢武帝平南越,將其地劃分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內。東漢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將軍平定二征起義,「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進一步開發越南。及至隋唐,郡縣制達到高峰,在越南設立安南都護府,下設十州,如同中國一樣實行租庸調和兩稅法,施行唐律,又建學校導之以禮,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亂,安南土豪蜂起,經過一番醞釀,於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領平定了「十二使君」,統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國,結束了郡縣時期。安南獨立以後,一如既往,繼續與中國和睦相處,仍然遵循中國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國,中央設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東閣、國子監、國史院、府尹、宮師府、同天監、太醫院、秘書監、中書監、華文監等機構,地方行政為路、府、州、縣幾級,官品與冠服飾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頒布的刑書及陳朝確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義》為準,後黎朝聖宗頒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備,《歷朝憲章類志》說:「洪德刑律,參用隋唐,斷治有畫一之條,輕重有上下之准,歷代遵行,用為成式」。安南歷代王朝,均以儒學為安邦治國之本,李朝興建文廟,陳朝創辦國學院傳習四書五經,黎朝以《四書大全》為科舉考試內容,阮朝刻印儒家經典頒行全國。從李朝仁宗太寧四年(1075年)起以科舉取士,陳朝更仿中國「試定三甲之分」,以狀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時朝廷重臣皆以科舉出身的人擔任。立國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後仿宋朝設立禁軍和廂軍,又仿明朝「寓民於農」之制。安南的武廟,祀奉的是姜太公,東序配祀管仲、孫武、韓信、李靖、李晟、徐達,西序配祀穰苴、張良、諸葛亮、郭子儀及岳飛。由此看來,越南的體制,實際上是中國的仿造型。漢語和漢字在越南頗為流行。從郡縣時期開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進入越南,致使越南語吸收了大量漢語辭彙,據語言學家調查,現代越語中,漢族借詞超過50%。由於越南語大體屬於漢藏語系,又有大量漢語借詞,比較適合使用漢字,所以,自秦漢以來的千餘年中,漢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稱為「儒字」。大約在我國的宋代,在廣西「方塊壯字」(即俗字)的推動下,越南也開始用漢字來表記越南語,稱為「字喃」或「喃字」,亦稱「俗字」。喃字最早見於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報恩寺碑記》,相當於南宋後期和越南的陳朝。喃字與壯字的結構大體相同,借義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義不借音的如馭(馬nqua)、鮮(鮮tuoi)等,借音不借義的如吏(來lai)、英(兄aub)等。喃字中還有一些是仿漢字創造的新字,創字的方法不外乎會意,形聲和簡化三種,讀音皆依越南語。用這種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塊字,往往是借用漢字與自創新字夾用,有的借用漢字的音,有的借用漢字的義,絕大多數是以漢字越南語音。實行的結果,一音多字多義、一字多音多義、同字異形及重疊繁複的現象嚴重,所以,使用起來極不方便,雖有幾個短暫時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為正式文字並不通行,多半是民間使用。喃字現存的讀物有千餘種,著名的如長詩《金雲翹傳》。自1884年法國佔領越南以後,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獨立後以拉丁文為法定文字,稱為「國字」。越南受漢文化的影響是廣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國封建社會一樣,越南也是獨尊儒學,把它作為統治思想和教育、科舉的主要內容。越南的佛教,事實上是漢傳佛教的外傳。道教在隋唐即傳入越南,元朝尤為興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號「仙主」,以後又設立「道士道錄司」和「道士良醫司」。越南民間祀奉的「天后聖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將軍馬援,不少地方建有關聖廟。越南的文學以漢文學為主流,國君、貴族、文士大都能詩善文,按照中國詩歌的音韻格律創造了「六八詩體」和「七六八詩體」,早期的代表作家韓詮就是因為仿韓愈作《祭鱷魚文》而暢姓韓,越南的古典名著《金雲翹傳》、《玉嬙傳》、《蘇公奉使傳》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國文字的痕迹。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記》、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潘叔直的《國史遺編》、張合桂的《大南實錄》、鄭懷德的《嘉定通志》及編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漢文寫成,而且史書的體例和編纂方法無不奉《春秋》、《史記》、《漢書》為圭臬。武將多習中國兵法,陳國峻的《兵書要略》是越南武庫中的珍品。長期借用中國曆法,元代的《授時歷》傳入越南後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後又改用明代的《大統歷》,直到清代才參照《曆象考成》一書制定自己的《協紀曆》,干支紀時法在民間廣為使用。越南醫學是中醫的一個支流,稱為「南醫」,朝野都很重視,立先醫廟祀奉我國歷代名醫,仿中國設太醫院、廣濟署、濟生堂,學習中國醫書,進口中國藥材,以後則結合越南的情況編寫《本草拾遺》、《中越藥性合編》、《南葯神效》、《海上醫宗心領全帙》等書。中國的數學在郡縣時期即傳入越南,科舉加試「書算」,梁世榮所撰《演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訣、九歸歌、歸除法等,廣泛使用算盤。造紙術在漢代即傳入越南,據《南方草木狀》載,東漢時交趾便有了「蜜香紙」。越南是東南亞最早接受中國印刷術的國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陳朝元豐年間(1251-1258年)的「木印貼子」,官刻有國子監本、集賢院本、內閣本、史館本等,民間印本也仿中國題為某堂、某齋或某地某字藏版。絲綢、陶瓷、青銅、磚瓦、火藥、鑄錢等技術都是從中國傳入的。越南的姓氏都來自中國的《百家姓》,共有200多個單姓和複姓,約有半數以上的人姓阮、黎、陳、李、黃、武、潘、范、鄭、吳、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國一樣有單名、複名,且用別號,婦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貴族的名字常在旁邊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徵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樂」實際上是中國的古樂,戲劇的音樂、服裝、臉譜、道具如同中國戲曲,舊式衣冠如同中國,和中國人一樣用筷子,民間歲時節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註:參見陳玉龍:《中國和越南柬埔寨寮國文化交流》,載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海水到處,就有華人」,這句話表明,海外華人分布很廣,散布到地球的每個角落。但華人最多的地區是東南亞,據1991年統計,共計2271.6萬人,大約要佔海外華人的70%以上。東南亞華人分布在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汶萊、菲律賓等十個國家。十國中,人數最多的是泰國(645萬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亞(600萬人),再其次是馬來西亞(500萬人)。華人在當地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馬來西亞(27.3%),再其次是汶萊(20.4%)。這種分布狀況,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密切的一個重要表徵。華人移入東南亞是從唐代開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蘇門答臘,以南部的巨港人數最多,因當時唐朝的國際威望很高,故皆自稱「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稱「唐人街」。宋代海外貿易興盛,但當時航行主要靠季風,錯過季節便只好留居當地,有的長往下來,生兒育女,稱為「駐蕃」。元明兩代與阿拉拍的海上貿易更加發展,東南亞是必經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許多僑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諾巴歇、三寶壟,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賓等地。從明朝中葉到鴉片戰爭前的三百年間,南洋僑民劇增,大部分是閩粵一帶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動亂而避居南洋的人,巴達維亞(今雅加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地,僑居的華人均在萬人以上。華人大量出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從1840年以後的100年間,每年平均10萬以上。出國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義者在東南亞進行資本輸出,開採礦產、興辦農場、修建公共設施,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力,於是以「招工」的方式簽訂契約,稱為「契約華工」,或者叫做「苦力」和「豬仔」。移入東南亞的華人,為了謀生,各施其能,無形中把中國的生產技術傳到南洋各地,成為一股重要的開發力量。經過若干世紀的努力,華人在經濟上自立起來,有的還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公司」開採金礦的羅芳伯,組織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黃乃裳,「爪哇糖王」黃仲涵,「萬金油大王」胡文虎,「華僑旗幟」陳嘉庚,企業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華人離鄉背境,飄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鄉會館、同業公會等傳統組織形式保持聯繫,相互支援,因而在東南亞出現「僑團林立」的局面,以後進一步以宗族、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建立許多「幫」,如廣東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幫,福建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還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幫等,把中國社會移入了東南亞。在這種情況下,各地漢語方言得以長期保存,文化習俗也一直傳承下來,並影響周圍的社會。隨著華人的大量移入,漢族辭彙也被東南亞各國語言所吸收,據統計,柬埔寨語中有300個漢語辭彙,泰語的漢語借詞達匯總數的30%以上,馬來亞語中有270多個漢語借詞,且多與移民的方言有關,馬六甲、檳榔山與和新加坡因土生華人數量眾多,還形成了漢語與當地語言結合的「巴巴馬來語」,印尼有「中華—馬來語」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在東南亞廣為流傳,被翻譯成各國語言,例如泰國就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聊齋志異》、《封神演義》等泰譯本,寮國、柬埔寨、印尼也有譯本,這都與華人的傳播有關,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還仿《詩經》創作「馬來民歌」。福建、廣東的地方戲傳到泰國,閩台一帶的「布袋戲」也在印尼流傳,菲律賓人喜歡中國的鑼鼓,緬甸舞劇的表演方式與中國戲曲有相似之處。總之,由於「華人社會」的存在,他們通過民間交往、創辦僑校和僑刊等方式,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比其他地區更為廣泛和突出。新加坡舊名淡馬錫,也叫獅城,原先是一個只有百餘人的小漁村。1819年英國殖民者萊佛士在此開埠,採取鼓勵外來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時已增至20萬人,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其中,華人達16萬人,基本確立了華人佔大多數的格局。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胡璇澤、左秉隆、黃遵憲等先後出任領事,來取「護僑」政策,積極傳播中國文化。新加坡的華人社會最為典型,僑團林立,幫派特多,1906年結合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並湧現出陳篤生、胡璇澤、陳金聲、章芳琳等一批為華人謀福利的「先賢」。1942年遭日本侵佔,1946年劃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1963年併入馬來西亞,1965年9月脫離馬來西亞建立共和國,成為英聯邦成員國。新加坡以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日曆上印有公曆、中國農曆、印歷和馬來歷四種曆法,有英文報、華文報、馬來文報三種,學校也有英文學校和華語學校兩類。新加坡地處東南亞地區的中心,在國際航線上佔有極重要位置,獨立以後,充分發揮地理優勢,大力引進和利用外國的資金、技術條件,發展多元化的國民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又是東南亞海運、空運、貿易、加工製造、金融服務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與石油輸出港,同時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煉油中心及世界電子工業中心之一。(註:參見巫樂華《南洋華僑史話》商務印書館,1997年4月出版。)跨境民族是中國與東南亞文化聯繫的另一條重要紐帶。與華人的情況相似,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文化傳播。但又有兩點不同:其一是傳播的不是漢文化,而是少數民族文化;其二是這些跨境民族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結果。由於中國與東南亞地理相連,歷史相關,許多民族長期居住在兩個以上的國度,或者是分別建立不同的政權,儘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們在族源上、語言上、文化習俗上卻有天然的不可割斷的聯繫。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和廣西,與東南亞的緬甸、寮國和越南接壤,並與泰國鄰近,在長達4700公里的漫長國境線上,分布著16跨境民族,他們是壯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瑤族、彝族、哈尼族、景頗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獨龍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還有在中國尚未確認為單一民族的克木人。從歷史上考察,這些民族都源於古代西南地區的四大族系,並與一定的語言系屬有對應關係。因為他們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傳統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徵。直截了當地說,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別具有百越、苗瑤、氐羌和濮文化四種風貌。壯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屬「百越」族系,其語言是漢藏語系壯侗語族,與之相關的民族在東南亞大約有2700萬人。與壯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儂族,合計160萬人,在壯族中亦有「布岱」和「布儂」兩種自稱。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熱那四支,均出自我國的布依族,總數近3萬人。人數最多的是與傣語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約90萬人;寮國的佬族約180萬人,另有傣族18萬人和泐族4萬人;泰國有傣族2000萬人,另加泐族8萬人;緬甸有撣族250萬人,總共2550萬人。他們的語言均屬壯侗語族的壯傣語支,經濟以稻作農業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徵,如「干欄」建築、銅鼓、紋身等。東南亞的苗族和瑤族都是明清以來由我國西南遷去的,其中,苗族約85萬人,瑤族約45萬人。越南的50苗族稱「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紅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漢苗)五個支系;寮國30萬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國有5萬苗族,緬甸有7000苗族。瑤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紅瑤、窄褲瑤、錢瑤、盧崗瑤、白褲瑤、青衣瑤、藍靛瑤等七個支系,共40餘萬人,寮國有瑤族2萬人,泰國約3.2萬人。他們的語言均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以山地農耕為主,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家族與村寨是主要的社會組織,婚姻、喪葬、服飾、頭飾、節日、禁忌、宗教等與國內苗瑤民族大同小異。出自氐羌體系的民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但民族較多,但人數不多,總計不過80萬人。彝族在越南、寮國各2000人,稱「倮倮族」。哈尼族在越南有萬餘人,寮國稱「卡果」、「依果」的亦有萬人,緬甸自稱「阿卡」的約6萬人,泰國有3.5萬人自稱「阿卡」或「卡果」、「依果」。傈僳族在緬甸有4萬人,在泰國有2萬人。拉祜族在緬甸有5萬人,在泰國有3萬人,在越南有2000人。緬甸有獨龍族千餘人,怒族近萬人。緬甸的「克欽」與中國的景頗同族,約56萬人。在這些民族中,除景頗族而外,其餘民族的主體部分均在中國,文化習俗是一致的。比較複雜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閩濮」、「鳩濮」、「裸濮」、「撲子蠻」之類,但語言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而我國濮人的後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語言按張濟民先生的意見屬漢藏語系的仡基語族,兩者之間的關係有待深入探討。京族的語言在國際上習慣稱為越南語,系屬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與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處,其族源亦有待探索。佤族在緬甸有8萬人,泰國有1萬多人。德昂族在緬甸稱「崩龍」,人數為24萬。布朗族在寮國有分布,人數不詳。克木人在寮國稱為「老聽」或「卡族」,泰國稱「卡」,越南稱「摩依人」,總數不下40萬,以寮國最多,我國的雲南僅有2500人。京族在越南有4500萬人,我國廣西只有1萬多人。佛教既是東南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中國與東南亞文化溝通的重要渠道,這是因為東南亞處於中、印兩大文化圈的幅射範圍之內。東南亞與印度和斯里蘭卡,無論海路與陸路交通都比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傳入這一地區,我國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來於這條道上,如唐代的會寧、義凈等。佛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複雜: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後來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後又被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亞、菲律賓等。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東南亞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華人大都信奉漢傳佛教。雲南的小乘佛教與東南亞有密切關係,唐宋時期在雲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過緬甸傳入的印度密宗。釋迦牟尼逝世後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舉行「第二次結集」,再次統一經律,而以跋耆比丘為代表的多數派反對這一決議,另外組織了上萬人的「大結集」,從此分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兩大部派。後來,大眾部逐漸演變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變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最初從斯里蘭卡開始,以後傳到緬甸、泰國和我國雲南邊境,進而傳到柬埔寨和寮國,其間經歷了複雜的演變過程,最後才取代了大乘佛教與印度密宗。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兒子摩哂陀到斯里蘭卡傳揚上座部佛教,錫蘭國王舉族皈依。到公元前一世紀時在阿努寺舉行上座部第四次結集,用巴利語寫成上座部《三藏》,以後分化為大寺派和兼習大乘的無畏山派。五世紀時,印度佛教大師覺音用巴利語翻譯和注釋《三藏》,使上座部的教義得以徹底貫徹。但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蘭卡極盛。直到維A耶跋護王一世時,才重新建立寺院,供養佛牙,派僧人往緬甸延請上座系長老,從而勃興起來。緬甸與印度鄰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傳入佛教,上座部佛教傳入部分地區,但八世紀時密教傳入後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紀蒲甘王朝才廢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將《三藏》譯成緬文,以後形成「僧伽羅僧伽」與「上緬甸」兩個教派,自此大興,有僧尼十萬餘人,有寺院二萬多座,佛塔十餘萬認,素有「佛塔之國」的盛譽。泰國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紀由緬甸和斯里蘭卡傳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紀素可泰王朝將其定為國教,佛教徒占人口總數的95%,全國通行佛歷,每個男子都必須出家一次,全國有寺院二萬五千餘座、佛塔十萬座以上,中央機構由十幾個高僧組成,法相應部和大部兩派皆有僧王,各級行政組織都有與之平行的僧伽機構。寮國在十四世紀時奉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十九世紀被法國佔領一度中衰,隨著寮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到來又開始復興佛教,國王、國家和佛教被視為寮國的三個組成部分,教派與泰國相同。柬埔寨古稱扶南,六世紀時已是東南亞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紀以後在泰國的影響下改奉上座部佛教,兩派都有與政權機構平行的宗教組織,分設僧長、省僧長、區僧長和村佛塔主持,國家元首每年要在金邊召開兩派僧長年會,向他們作政府工作報告。我國雲南傣族地區的佛教,是從緬甸傳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潤派和擺庄派,以後又有左抵和多列兩派。馬來西亞原先信奉佛教與印度教,八世紀盛行密宗,十五世紀馬六甲王國奉伊斯蘭為國教,十九世紀以後佛教開始復興,大乘、小乘兼有。印度尼西亞先是信奉婆羅門教,公元五世紀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紀成為東南亞佛教中心之一,大乘與小乘時有興衰,八世紀盛行密教,十三世紀則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大約從七世紀起,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於是大乘佛教便與婆羅門教的變種印度教相結合,廣泛吸收民俗與民間信仰,從而形成密教。密教又稱密宗,自稱受法自佛大日加來的秘密傳授,是「真言」教。它的主要特徵,是具有高度組織化的各種咒術、壇場、儀執等,對設壇、供養、誦經、念咒、灌頂等宗教儀式有極嚴格的規定,非教內人不傳。唐代開元年間,由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將密教傳入中土,一度興衰,但在五代以後又漸寥落。另一支傳入西藏後,與當地苯教結合而形成藏傳佛教(即喇嘛教),產生較大影響。還有一支,大約是八世紀傳入斯里蘭卡和緬甸,盛行二、三百年,在緬甸與民間信仰相結合而稱「阿利教」。繼之由緬甸傳入我國雲南的大理地區,號為「阿A梨教」,南詔時開始興起,大理時期尤其發展,事實上已成為大理國的國教。密教在東南亞曾經興盛一時,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都信奉過密教,特別是印尼,一度奉為國教。越南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去的,李朝時達其鼎盛,出現「百姓大半為僧,國內到處皆寺」的景況,主要盛行禪宗和凈土,禪宗有無言通派和草堂派,陳朝時也形成竹林禪派,元朝創原韶禪派,大抵皆南禪臨濟宗一系,曹洞宗影響不大。新加坡也信奉漢傳佛教,亦屬禪宗和凈土,分為閩派和粵派,以後又出現儒、道、佛三教與我國東南沿海民間宗教混合的現象。馬來西亞原先信奉大乘密教,十五世紀馬六甲王國以伊斯蘭為國教,華人移入後大乘佛教漸興,以後又由泰國傳入上座部佛教。菲律賓的佛教也是從中國傳去的,但自十六世紀西班牙入侵以來成為「亞洲唯一天主教國家」,現信仰佛教的主要是華人。印度尼西亞雖然有90%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但歷史上卻是東南亞的佛教中心,大乘和小乘佛教都曾經盛行,密教一度成為國教,全國尚有佛寺六百多座,信徒一百多萬人。汶萊的華人信佛教。(註:參見《各國宗教概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本文原載《貴州民族研究》2000年03期,第91~99頁)

文章來源:中國民俗學網【本文責編: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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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民俗學文庫 → 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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