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誤解了面紗？
1955年，牛津的歷史學家、暢銷書《阿拉伯民族史》的作者AlbertHourani發表了一篇題為「正在消失的面紗——對舊秩序的挑戰」的短文。他在文中指出，面紗正在大多數的阿拉伯社群中迅速消失。Hourani簡要介紹了關於如何面紗在現代社會中漸漸消失，以及它為何會很快成為屬於過去的事物的。
除去面紗的趨勢，Hourani寫到，開始於20世紀初的埃及，作家QasimAmin將其付諸實踐。Amin認為「婦女地位的漸進而小心的變革」包括女性丟掉她們的面紗，是當時穆斯林社會進步的重要步驟——且「並不與伊斯蘭教的精神相悖。」儘管Amin的觀點遭遇了巨大的阻力，Hourani描述了這些觀點如何漸漸被接受，並在「較先進的阿拉伯國家」傳播開來。首先是埃及，然後是 「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到了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Hourani寫作的時候，除了在「所有階層中最為保守下游中產階級」中以外，在埃及事實上看不到面紗了，他記錄到。僅僅在阿拉伯世界「最落後的地區」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舊秩序」——與戴面紗和一夫多妻的習俗「仍然巋然不動。」然而事實證明Hourani的文章錯得驚人。56年後，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裡，在過去的20多年間，穆斯林婦女戴面紗的做法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抬頭，現在，這種做法無疑日益風靡。我們怎麼會錯得這麼離譜？直到不久前，我還和Hourani一樣認為面紗的消失是不可避免；我確信穆斯林世界中女性受教育和機會的增多將使得這一對女性壓迫的殘餘物灰飛煙滅。幾十年來，在書本中，在專欄文章中以及在演講中，我毫不懷疑地、堅定地反對戴面紗和頭巾以及伊斯蘭教信徒的頭巾，認為它們是女性無權（disempowerment）的標誌。對於我自己和我的阿拉伯女性主義者同事們來說，被要求穿戴什麼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專制。但是在研究和寫作一本關於面紗不大可能捲土重來的歷史的書時，我不得不徹底反思自己的假設。我曾經將面紗看作不寬容的象徵，而現在我領悟到，對於許多女人而言，它卻是個性和正義的勳章。情況並不盡然如此。在來到位於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之前不久，我回想起有一次和一個朋友（她是從阿拉伯世界來到這裡訪問的，一位著名的女性主義者，我叫她阿伊莎（Aisha））路過劍橋公地（CambridgeCommon）。讓我們震驚的是，我們發現那兒有一大群人，女人們都包著頭紗。這是非常引人注目、不同尋常的一幕——我們倆都本能地感到不舒服。「對於他們來說」我們站在那兒旁觀的時候，阿伊莎說，「我們是敵人。」對於阿伊莎和我而言，頭紗與虔誠無關——因為我們知道許多女人並不戴頭紗卻非常虔誠——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伊斯蘭復興以來，伊斯蘭教的政治性形式——伊斯蘭主義在穆斯林社會中得以抬頭，推動這種宗教復興的主要是類似於兄弟會的團體的活動。因此，在我眼中，這些在美國戴頭紗的女人令人不安。我是20世紀60年代末離開埃及的。由於納賽爾試圖徹底根除穆斯林兄弟會，當時兄弟會幾乎銷聲匿跡了，其成員大多藏匿或逃離了埃及。1960年代末，在開羅和亞歷山大這樣的城市幾乎無人戴頭巾。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切都變了。在埃及社會中，伊斯蘭復興取得了的成果非同凡響。隨著愈演愈烈的激進伊斯蘭暴力正在動搖著這個國家，埃及籠罩著打壓知識分子的氣氛。1992年，著名的新聞記者、伊斯蘭主義的批評者FaragFoda慘遭殺害。第二年，NasrHamidAbuZayd遇難，然後開羅大學的一位教授被譴責為背教者，他後來被迫偕妻子逃離本國。1994年，埃及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NaguibMahfouz遭到伊斯蘭主義者謀殺，兇手聲稱是其著作對神不敬令其怒火填膺才下的殺手。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埃及疾速墮向不寬容的令人震驚的指標，而對我來說，它與伊斯蘭主義的蔓延和它簽了字的禮服——頭紗有密切關係。在劍橋看到頭巾的那一刻，所有這些回憶瞬間躍入我的腦海。難道某種極端主義者、激進的伊斯蘭教在西方生根了？這是頭紗的出現給出的信息嗎？穆斯林兄弟會是否已經在這兒和其他西方國家建立了據點？這些年輕女子是在哪裡接受他們的觀念的？既然在她們生活的西方，女性挑戰父權觀念的現象十分尋常，那她們為什麼會覺得必須接受別人告訴他們的那些東西呢？事實證明我對於劍橋街頭那一幕的解讀是準確的，因為伊斯蘭主義現在在美國有強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我的解讀又是具有誤導性的——等我聽了這些女人說他們戴面紗的原因我發現了這一點。我的第一個訪談開始動搖我的假設。「我戴面紗的原因和猶太教朋友戴圓頂小帽的原因一樣，」一個女人說，頭紗能讓人們清楚看到宗教上的少數族群一樣有資格獲得公正和平等的必備服飾。另一個說，她希望頭紗能夠讓其他女性對對社會中那些性別主義者關於女性身體和服裝的信息更加瞭然。對於其他許多人而言，戴頭紗是拒絕負面成見的一種方式，能夠在面對偏見時仍然對穆斯林身份而感到自豪。這些在西方生活的女人可以自由穿戴自己想要穿戴的，她們對於面紗的看法與我成長時人們對於面紗的舊觀念非常不同。我們那時候認為面紗充滿著古老的父權意味，它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存在於那些法律或強烈的社會壓力要求下的社會中。聽著這些女人的訴說，我發現看到伊斯蘭主義強調的社會正義如何被移植到民主和多元、承諾社會平等和共享正義的社會中，這既令人驚訝，又令人感動。它當然不是我過去聽到的對於面紗的解讀，而且體現出一種與我的孩提時代不同伊斯蘭教完全不同的伊斯蘭教。的確，我發現儘管有一些危言聳聽之詞，如關於紐約世貿遺址附近的穆斯林社區中心建築的喧囂的片段所激起的。但西方對伊斯蘭教發生的影響要超過反過來的影響。尤其是在9.11之後，美國對穆斯林的宗教和社區加強了審查，信奉宗教的穆斯林婦女受到刺激，積極投身於伊斯蘭教和女權。其結果有些令人吃驚，那就是伊斯蘭女性主義依然在美國存活著，而且狀況良好。而正是伊斯蘭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的孩子——就是這些人，他們在美國的出現曾引起我的戒心——現在，她們是伊斯蘭世界中為婦女權利而抗爭的先鋒。我當然不會說沒聽到美國穆斯林群體中表達出來的沙文主義的觀點。但是這種聲音正被KhadijaHaffajee和IngridMattson（在一個重要的北美穆斯林團體中擔任領袖角色的第一位女性）或LalehBakhtiar（她最近翻譯的《古蘭經》對其中關於如果看待女性的經文中的一條提供一個新的、完全不同的闡釋）的聲音所淹沒。這只是西方伊斯蘭故事在新時代的最初的醞釀。歷史上，當宗教和實踐中一方受到的壓力超過另一方受到的壓力時，宗教就會發生重大變化。活的宗教顯然是富於活力的——過去幾十年里，我們見證了過去幾十年發生的變革，女性成為牧師和拉比。現在，相似的情形正發生在伊斯蘭教中。面紗，一度是父權制的象徵，而現在對於其在美國和歐洲的佩戴著而言卻承載著多重意義。它也是一面旗幟，它呼喚著正義——是的，而且在呼喚著婦女的權利。 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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