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誰首提的？

「中華民族」是誰首提的？

李喜所

習慣上所說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黃子孫」，乃至外國人將中國稱之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種相對狹隘的樸素的種族意識。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救亡圖存的熱潮迫使先進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許多問題。在「保國、保種」的呼聲中，嚴復的《天演論》傳遞出一種世界民族之間相互競爭的族群理念，從而使國人意識到「合群」的重要性。遺憾的是，嚴復沒有進一步介紹西方的民族主義理論。梁啟超則沿著嚴復「保種」、「合群」的思路，漸漸以現代民族主義理論來思考問題。

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後，比較系統的研究了歐洲的民族主義論著，並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新見解。

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破天荒地使用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一詞。他在評介當時有影響的世界史著作時稱這些論著「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政治之異同得失，……乃能言之詳盡焉」。又雲:「著最近世史者，往往專敘其民族爭競變遷，政策之煩擾錯雜」。

梁啟超從這種民族競爭的理念出發，又大膽地提出了民族主義是近代史學的靈魂。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並將中國民族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

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

梁啟超在這裡反覆用了三個「中國民族」，而且從宏觀上勾勒出三個時期的不同特點，顯然是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先對「中華」一詞的內涵做了說明。其云：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

隨後梁啟超在論述戰國時期齊國的學術思想地位時，正式使用了「中華民族」，其云：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由「保種」、「民族」到「中國民族」，再到「中華」和「中華民族」，梁啟超基本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的創造。這是目前所見到的關於「中華民族」的最早辭彙，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指出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

不過，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發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才清晰地賦予了較為科學的內涵。其稱：

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真正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從形式到內容的革命性創造。這就是，中華民族指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梁啟超鍾情於民族主義的根本原因，是他認定民族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是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

耐人尋味的是，梁啟超為什麼會超越孫中山、章太炎這些革命大家，在推進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建設中走在了前列呢？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不難發現，這是客觀政治演變的產物。

眾所周知，滿族入關後建立了森嚴的滿族貴族集權的專制統治，雖然也對漢族採取過一些拉攏和團結的政策，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十分嚴重。所以，歷來的反清運動，包括太平天國那樣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都打出「反滿」的旗號，號召和爭取民眾參加反清鬥爭。孫中山等革命派也將「反滿」作為發動群眾、號召人民投入「反清革命」的一面旗幟。20世紀初，革命派喊得最響、影響最大的一個口號就是「革命排滿」。這中間不可避免的夾雜著一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即使像章太炎、鄒容這樣的思想理論家和宣傳家也在所難免。聰明的梁啟超清醒地看出了其中的問題。特別是受其反對孫中山武裝革命的政治立場所制約，在與革命派的論戰當中，自然就打出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宣傳滿漢一家、民族平等，並批評革命派的大漢族主義，責難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

不難發現，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和反對孫中山的反清革命有這樣那樣的內在聯繫。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論戰當中，梁啟超打出的民族主義大旗讓孫中山等革命派很難應付。不過，經過這場論戰，孫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認識到過分強調反滿的負面影響，孫中山在許多場合多次宣稱反滿並非反對整個滿族，而是反對滿族貴族專制統治，反對壓迫漢族人民的滿族人。一些革命黨人也紛紛撰文批評大漢族主義，明確界定了「革命排滿」並不是指所有滿族，「實滿族中愛新覺羅之一姓」。歷史就是這樣讓人難以琢磨，梁啟超出於某種狹隘的黨派偏見鼓吹的民族主義，在客觀上倒糾正了革命黨人的大漢族主義。

但是，這種歪打正著，在梁啟超構築現代民族主義理論過程中並不佔主導地位。梁啟超鍾情於民族主義的根本原因，是他認定民族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是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梁啟超明確指出:「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生，日漸發達，遂至磅礴鬱積，為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梁啟超毫不動搖的堅信，要使中國不亡，必須推行民族主義。

「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中國傳統民族觀念走向現代的重要標誌之一，意義深遠。

綜而觀之，敏銳的時代洞察力、救亡圖存的使命感以及與革命黨鬥爭的某種政治需要，使梁啟超成為20世紀初年研究和宣傳民族主義的「弄潮兒」。由他創造的「中華民族」一詞開創了中華民族大家庭構建的新起點。它超越了傳統的種族和地域的束縛，體現了中國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它告別了「夷夏之變」的陳腐觀念，反映了中國各民族平等相處、團結一致的新的追求。它是中國傳統民族觀念走向現代的重要標誌之一，意義深遠。

首先，增強了民族認同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和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趨同，不僅讓理論界和全體國人成功地渡過了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認同危機，而且為中華民國創建多民族的新的民族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鄭重宣布:「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一」。在民族統一的旗號下，生活於中國大地上的所有族群都公認自己屬於中華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經過辛亥革命後近百年的積澱，「中華民族」一詞既是中國各族人民的一個統一的稱謂，又是一種不斷強化的民族認同和民族心理。

其次，凝練了民族精神。辛亥革命後的思想理論界乃至學術文化界已經很少去討論中國的民族構架或民族國家問題了，而是研究如何澆鑄新的中華民族精神，包括民族自信、民族創造力和如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等。五四時期東西文化論戰的展開，為從文化的角度凝練中華民族精神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李大釗、陳獨秀，包括青年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提出了真知灼見。五四前後的30年間是凝練新的中華民族精神的黃金時期。但追根溯源，其原動力和20世紀初年中華民族概念的確立有割不斷的聯繫。

第三，提升了民族力量。當「中華民族」一詞變成我國各民族的一種共同認知並為之獻身的時候，就綻放出無法估量的能量。五四運動之後「中華民族」一詞逐漸普及，幾乎家喻戶曉，專門論述「中華民族」歷史的著作不斷出現，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日益高漲。無論是自發的民眾運動，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反帝鬥爭，都提升了民族自覺，增強了民族團結，壯大了民族力量。尤其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在煥發出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的過程中融化到了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與生命同在。如今，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已經深植於人們的內心深處，成為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必將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入無窮的動力。主題延伸：「中華民族」一詞在近代的涵義演變

梁啟超的「多元混合」說

1905年，梁啟超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指出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楊度的「文化族名」說

楊度在1907年發表了《金鐵主義說》一文，將中國解釋為地域觀念，將中華闡釋成文化一統，把中華民族歸之為文化族名，所有生長於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民族經過交流融合，已經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個中華民族。這裡，楊度將中華民族的含義賦予了現代文化人類學的意蘊，頗具文化色彩和理論意義。

章太炎的「漢族中心」說

章太炎並不反對楊度乃至梁啟超用中華民族來概括中國各民族的論斷。他與楊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堅持要以漢族為中心；二是要由漢人組織政權；三是以漢族來逐步同化其他少數民族。眾所周知，章太炎是一個漢族中心主義者。但他在這裡表述的觀點較其1903年前後宣傳的民族復仇主義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孫中山的「五族共和」說

一向倡導「革命排滿」的孫中山也接過了「中華民族」的旗號，在1912年進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號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來達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諧。

來源：思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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