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薦書043 |《上古天學知識及文獻研究》

上古天學知識及文獻研究

作者：林甸甸

ISBN：978-7-303-15987-1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叢書：北京師範大學史學探索叢書

出版時間：2016年07月

類別：天文學史-研究-中國

春秋之前，學在王官，有其事必有其官，有其官則必有其學。在上古時代，不同的知識觀念派生出相應的職事需求，不同的職事需求推導出相應的社會功能，不同的社會功能催生出相應的話語方式，而最後不同的話語方式表現為相應的文獻形態。在先秦頭緒紛繁的知識系統中，淵源最古的便是天學知識。這項知識可以追溯到殷商或者更早的四方祭祀活動，其本身就具備知識與觀念的雙重屬性。萌芽於先商，發展於戰國的天學，始終體現著知識與觀念的交纏。在中國上古史這段重要的制度創造時期里，天學知識以其深刻的觀念性和廣闊的闡釋空間，很快成為政治制度的思想資源。在商周代際，巫覡被吸收進了史職體系，並利用天學知識中的「授時」傳統，對政治作出「時」或「不時」的價值判斷，建立起獨具特色的史官話語；另一方面，他們對自然秩序的背後推動者，亦即「天」的闡釋，構成了殷周革命的合法性來源。到了戰國末期，諸子基於各自的學派立場，在天學作為政治哲學及科學的本體論和技術層面分別進行了重構或擴展，其中，稷下學者與陰陽家是其中最明顯地繼承了上古天學知識觀念的群體。他們創立了最具野心的「五德終始」宇宙圖式和「月令」話語系統，打破了王權「立中」的絕對性，再次印證了天學話語及其傳承者在上古權力話語的建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書立足於對知識觀念、功能制度、文體形態的綜合考察，試圖以上古天學知識和觀念為中心，以時間為軸，縱向梳理出從殷商到戰國，知識的發展與功能的變遷，是如何影響著文獻的寫定與人們的言說。

林甸甸，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博士後，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古代科技史。

前　言 1

第一章 觀象授時：商代的天學與權力 6

一、殷商的天學知識與時間觀 6

1.星象曆法的知識進步 6

2.四氣二季的觀念生成 9

二、「玄鳥生商」與「絕地天通」 14

1.鳳鳥神話的授時遺迹 14

2.知識壟斷與權力起源 19

第二章 立中序時：西周春秋的天學與制度 25

一、以時序政的觀念淵源 25

1.「時」：知識與觀念的一體兩面 25

2.「政」：時間秩序的政治合理性 30

3.世序天地：史官的天學背景 33

4.政以和時：理念與制度的交響 41

二、西周官制的時序建構 46

1.四時五方的宇宙觀與中央王朝的建立 46

(1)立中以受命 46

(2)經野以體國 55

2. 《周禮》中的官制與時序 60

(1) 「天六地五」的官制總綱 60

(2) 「四時布政」的官制序列 65

(3) 「期年曆月」的行政周期 80

第三章 應天順時：戰國的天學與闡釋 89

一、作為公共知識的天學 89

1.《易》：天文的象徵功能 89

2.《禮》與《樂》：時間的秩序崇拜 94

3.《尚書》：天命的觀念建構 97

4.《詩經》與《楚辭》：天學的民間記憶 103

二、戰國諸子的政治天文學 121

1.王權陵夷與學術下漸 123

2. 戰國諸子的天學話語 125

(1)儒：天人秩序的譬喻式論證 128

(2)道：自然主義的宇宙哲學 140

(3)墨：「天志」與「天命」的褒貶之間 152

(4)法：從「時」到「時勢」的政治哲學建構 158

(5)縱橫：「時機」與政客的職業化 168

三、四時、五行與十二月令：天學圖式的傳承與重構 177

1.陰陽家及其知識資源 177

(1)稷下學宮與二鄒 178

(2)陰陽家的知識來源 187

2.陰陽家月令的話語形式 201

(1)源於明堂五行的空間圖式 201

(2)出自巫卜活動的宜忌判斷 203

(3)《禮記·月令》的文體範式 208

(4)《呂氏春秋·十二紀》的價值闡釋 212

(5)《淮南子·時則訓》的圖式更新 214

結 語 221

參考文獻 224

致　謝 229

前 言

古埃及灌溉工具橘槔

如今的我們依然很難想像，人類向文明邁出的第一步，究竟需要何等壯絕的勇氣。聚集起小小的社群，搭建起簡陋的住處，在可怖的凶獸面前舉起手中粗劣的武器，在無常的天氣中撒下未經馴化的植物種實——這種近乎無畏的蠻荒之力，恰恰是揖別無知的能量之源。近世以來的學者相信，正是農業的誕生賜給了先民群聚而生的力量。不同於採集和狩獵這兩種最初的生產活動，農業改變了人類對待自然的根本方式。「人類由過去的那種簡單、被動的自然資源的索取者，逐漸轉化成為有頭腦的、主動的自然資源的開發者、生產者。」[1] 農業革命賦予先民作為生產者的自覺，人類對自然的積極認知，正是從這個原點開始的。他們冀望從自然界中找到某種真理性的啟示，某種與人世相關聯的規律。正是因為堅信著人事活動中蘊藏著某種自然合理性，人才能擁有立身於天地之間的自信。即使今天看來這份自信未免有盲目之處，但從中生髮而來的更有一份為萬物表率的自律，直到今天仍以不同形式烙印在每一個文明的肌理之中。

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生產力浪潮的農業革命，發生於距今1.1萬年前，亦即公元前9000年左右。當時，冰期結束，氣候轉暖，人口增加。「歷史的事實的確表明：任何地方最有利於農業發展，在那裡分工的社會組織也最先開始發展。」[2] 建立城市，實行農耕作為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很快得到傳播。中國的農耕實踐稍晚於兩河流域與尼羅河流域，這多少要考慮到一些自然因素。新月沃土地帶天然是大麥、小麥、燕麥、豌豆等糧食作物的起源地，據學者考證，符合人類種種栽培要求的農作物約有三分之二來自地中海或中東，亞洲東部只有六種，澳洲與美洲只有兩種。[3] 有著這樣得天獨厚的農業條件，古代巴比倫和古代埃及在經營農業之餘，發展出了兩項重大技術，其一是為灌溉，其二是為曆法。巴比倫人早在公元前2100年就已創建出最早的陰陽合曆，並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測定出精確到秒的太陽年長，制定出以八年為周期的置閏曆法。古埃及人的曆法創建也頗能體現地域特色，他們將一年分為三個季節，以天狼星在黎明前出現於東方的那一天作為歲首，以下7月至10月約為尼羅河泛濫時期，11月至次年2月為播種時期，3月至6月為收穫時期。每個季節分為4個月，每月共30天，如此一年共有12個月，加上歲末5天節日，共有365天，至於置閏時間則隨時由官方調配。後來羅馬官方制定的儒略曆即是由埃及曆法發展而來，也就是今天公曆的雛型。

曆法的原理，總的來說就是觀測月相和太陽等天文事象的周期，以此確定一個絕對長度的時間單位，從而指導人事活動。作為一項抽象的科學，曆法與制陶、灌溉等實用技術並時而起，可見其深植於農業生產的實際需要。但是，假若沒有天象這樣的坐標系存在，人類觀念中的「時間」，無非與「顏色」的命名一樣是一種完全主觀的判定。正如「季節」在埃及人眼中為三，殷人眼中為二，今人眼中為四一樣，只要符合一時一地的農作物生產周期，作為制度的曆法就可以成立。但是，這樣的曆法並不完美，在可觀測的星象、物候之外，人們還希望能夠通過推算來預測時間的周期。這份對精確性的渴求，可能是人類在文明史上對真理的第一次怦然心動。從宇宙運動的絕對規律中，抽象出最具普適性的真理，這樣的圖景具有一種宗教性的誘惑力，或許也是古巴比倫與古埃及在曆法之外，都早早發展出了占星術的內在動因。

古巴比倫曆法圖

占星術與天文學，晚至啟蒙時代才正式決裂。與其說此前的astrology既表示天文學也表示占星學，不如說在當時，它們的觀念是等同的。「（在托勒密的時代）這兩個詞(astrology和astronomy)只是觀測天象時的不同運用，後者解釋其本身的運行，我們現在稱之為天文學，前者將天體運行與人世相聯繫，兩者在當時是完全不矛盾的。」[4]古巴比倫和古埃及輝煌的天文學成就，與占星的需求密不可分，例如兩個文明繪製天宮圖同是出於生辰占星術的需要，也同樣通過觀測日月星辰的方位來作出政治或生活方面的預測，並以此安排祭祀儀式。祭司們預知人事的能力，可能是由預測星辰方位的能力推演而來，因此觀測天文的官員，在幾個文明中多少都具有宗教性的背景。

總的來說，今天我們基於現代科學而提出的「天文學」，並不能準確還原上古時期的具體語境。在中國，「天文」一詞取自《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5]，賁卦這則卦辭將天文與人文對舉，強調其在概念與地位上的互文關係。到了《隋書·經籍志》，「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則明確為天文賦予了政治占星術的屬性。因此，中國古代的「天文」一詞，本質上更接近於astrology而非astronomy。但是，今天的我們已經習慣用「天文學」表示後者，用「占星術」表示前者，所以「天文」一詞的科學屬性，在當代已經自成語境。雖然希望能夠盡量還原上古的語境，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無視今天的語境，而將「天文」劃定為同時包含astrology和astronomy的概念。上古天文這項知識傳統，旨在尋找某種規律，這種規律既是天體運行的自然法則，也足夠為人世的政治和生活提供價值與倫理的支撐。對於這種包含了知識與觀念二重含義的知識傳統，本文沿用江曉原先生《天學真原》的提法，將其統稱為「天學」。

中國的天學知識傳統，也是出於農作的需要而產生的。在裴李崗文化遺址、仰韶文化遺址、大汶口文化遺址與河姆渡文化遺址等早期聚落中，已經出土大量石制、骨制農具與穀物化石，陶器上也常見稻穗形的裝飾花紋。這意味著在七八千年至四五千年前，中國已經初步進入鋤耕農業的階段。鋤耕農業屬於一種定居或半定居的農作方式，而即使是非常短暫的築城定居，也是從「文化」突進到「文明」的標誌。近年來，考古學家在浙江良渚遺址發現了用以犁地、施肥的工具，還發現了灌溉用的溝渠和水井遺迹，這都表明至少在這一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帶已經從原始農業向傳統農業發展。種植業的發展，根植於對曆法的掌握。馮時先生對西水坡蚌墓的研究，王樹明先生對大汶口陶尊刻符的考察，以及近年陶寺圭表的發現，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早在新石器時代，最遠至公元前6500年，先民就已經開始關注和測量幾個特定的時間節點，如夏至日和歲首日。從天學的角度看，這一方面是星象觀測的起步，一方面則是節氣制度的先聲。

龜腹甲卜辭

作為天學與人事最直接的聯繫體現，曆法制度通過尋找星象與物象的周期規律，為人事活動尋找某種同樣可供重複檢驗的準則。從先周的觀象授時時代，再到戰國以後的推步曆法時代，中國上古曆法經過了從直觀到抽象，從粗疏到精確這一標準的科學發展歷程。一個值得珍視的現象是，古埃及與古巴比倫的曆法，其承載形式通常是農書或星圖；但在中國，天學記錄在形式上體現出整飭的格式感。以《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為代表的月令文體自不必說，就連淵源較早的《四方風》《夏小正》《堯典》等文獻也有著強烈的形式感乃至文學色彩。究其原因，中國天學的主要傳承者雖與古巴比倫與古埃及一樣同為巫祝，但巫祝同時也是史官這一群體的前身。殷代的大巫一般由政治領袖兼任，在周代被吸納進了官僚體制之下，成為服務於王室的史官。他們天然地擁有保管文獻、寫定文獻的職能，而天學知識正是他們文化背景中最重要的一環。《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述出身於「重、黎之後」，「世序天地」[6]。在《左傳》等歷史文獻中，我們也時常能看到史官以「時」「不時」評價君王政治得失的字句。可以說，天學是為史官的知識背景與價值武器；而史官對天學的傳承，也為天學賦予了更多價值和觀念內涵。

在四分曆等推步曆法得到推行的時代，源自上古知識資源的天學話語仍然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一方面，它作為一種公共知識在民間廣泛流傳，在《詩經》《楚辭》等文獻中仍可處處發現它的智慧閃光；另一方面，戰國諸子出於種種論說目的、知識背景與個人氣質，對「天」與「時」分別作出了極其精彩的闡釋，並最終由陰陽家構建起五行體系，這一最具野心的宇宙圖式。至於《山海圖》《管子·幼官圖》等表現上古時令知識的圖畫文獻，在寫定和流傳過程中被有意無意地轉錄為文字，這或許是一種文字理性的體現，然而這部分圖畫文獻在記錄者的轉碼和誤讀中丟失了大量信息，也是今天我們解讀古代天學的難點所在。

不過，藉助現代的科學手段與新發現的考古材料，近年來學界對古代天學的研究已積累了大量成果，使之得以進入文學史、思想史的研究視野。在重建上古天文曆法體系原貌方面，張汝舟、張聞玉兩位先生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張汝舟先生考證出四分曆創製於戰國初期，這就劃分開了星象歷時代與推算曆時代，標誌著「觀象授時」作為制度實在的終結。這一發現，對我們研究上古天學觀念的轉型有著重大意義。常玉芝先生《殷商曆法研究》與馮時先生《中國天文考古學》研究古文獻資料與考古證據，使用古文字學、文獻學、考古學等研究方法，勾勒出先商直到戰國的上古天學發展輪廓，極大彌補了這一領域文獻缺失的不足。

戰國陰陽家鄒衍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註上古天學與先秦思想史的關係。黃一農先生的《社會天文學十講》以西漢到清代的幾個天文史案例為中心，對古代天文與社會的交融互動作出了十分有價值的社會學探討。江曉原先生的《天學真原》以及與鈕衛星先生合著的《天人之際：中國星占文化》都致力於討論古代天學與社會文化的關係，敏銳地指出了上古天學具有「政治天文學」的特殊性質。本文所使用的「天學」概念，即是沿襲江先生的提法而來。一點遺憾在於，江先生在研究上古天學時，使用的主要是戰國時期的材料，而在先秦的思想發展史中，觀念曾產生過非常劇烈的變革。因此，過於強調先秦天學的整體特徵，就容易忽略先秦思想史的特殊性。章啟群先生髮現了這一問題，在近期出版的論著《星空與帝國——秦漢思想史與占星學》中，他指出在先秦天文科技史上曾發生過一次重大的轉折，那就是從天文學向占星學的演變。章先生的論斷，把握住了先秦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具有思想史的宏闊視野。但是，出於對先秦時代制度建構的關注，筆者更願意淡化占星學與天文學的學科界限，將「政治」的範圍擴大到先秦的祭祀禮儀、民俗生活等更廣泛的層面，由此將章先生所說的「上古原發形態的天文學」之功能，理解為另一種干預社會的手段，從而在廣義上也從屬於「政治天文學」的範疇。此外，在政治哲學層面上，王愛和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運用人類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的宇宙觀與政治文化的關係，亦令人耳目一新。著作專門論述了晚商以降「四方—中心」宇宙觀到戰國末年五行循環宇宙觀的演變，及其對當時王權建構的影響，其結論與研究方法都具有極大的啟發性。在這一啟發下，筆者重新審視了西周推朔曆法與頒朔制度的關聯，並就十二月序系統對明堂五行系統的新變產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願以此就教於方家。

上古天學知識在戰國時期的傳承者與闡釋者，主要是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這一點許多學者已有共識。《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陰陽家文獻，於今已大多散佚，但即使是在這樣文獻不足的情況下，陰陽家思想仍然流行甚廣，傳承甚遠。陰陽家思想研究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單篇論文常有洞見，而專著卻多流於簡單的概念介紹與事實例證，這可能也是陰陽家傳世文獻闕如的一個結果。在研究專著中，日本學者井上聰的《先秦陰陽五行》利用了考古學、文獻學和民俗學的多方面材料，對隱藏在陰陽五行思想背後的社會功能、知識源流、觀念生成作出了更深層次的研究，是一部較有價值的著作。

先秦文獻的寫定往往伴隨著某種具體的社會職能與知識背景，這一點在《漢書·藝文志》里就有所體現，也是本文希望探索的議題。當代學者中，從知識角度考察先秦文獻的，有李零先生在《中國方術考》中對「實用知識」與「制度知識」的區分，還有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一書對「一般知識」和「精英知識」的區分。另一方面，對於先秦文獻及其社會功能，也有諸多學者立足於文化史作出了相應研究。業師過常寶先生在《原史文化及文獻研究》和《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兩部著作中，深入研究了先秦文獻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依附的社會功能、表現形式以及寫定過程。之後又有葉修成博士的《尚書「六體」研究》、侯文華博士的《先秦諸子散文文體研究》、劉全志博士的《戰國知識與諸子文獻生成研究》等論文專著，為文獻的文體學研究、文化功能研究提供了範式。總之，使用上古時代知識觀念、制度背景與文獻功能對文獻生成作出研究，已有不少先例。本書的選題既已確定了具體的知識門類，就不再對知識分類進行重複研究，而是試圖順著古代天學發展的脈絡進行縱向的考察，研究這項知識的發展與功能的變化，是如何影響了文獻的寫定與人們的觀念變遷。

可以說，正是在諸位前輩學者的努力下，今天我們才得以立足於考古證據，反過來觀察文獻中存在的矛盾和真實。這樣一來，文獻證據就不再是我們思考的前提或起點，而能夠作為研究對象而存在；天學作為知識與觀念的屬性，也不再是板結一塊，而得以在思想史的長河中流動起來。

然而與瞬息萬變的人類文明史相比，這片宇宙卻顯得如此安穩與恆定。正因有著這樣廓大而絕對的坐標系，我們在簡冊間窺見先祖仰望星空的表情時，才能產生理解與共鳴。無論是傳承還是裂變，解釋抑或闡釋，只要堅守著腳下的坐標，就可以相信我們即使遠隔千年，也注視著共同的風景。

[1] 李世安主編《世界文明史》，第5頁，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

[2] [荷蘭]李伯庚《歐洲文化史》，第8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3] [日本]田家康《氣候文明史》，第56頁，台北：臉譜出版，2012.

[4] 張隆溪、葛兆光《求異還是趨同：談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問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思接千載》，第251頁，北京：中華書局，2011.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第3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6] [漢]司馬遷《史記》，第248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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