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大明王朝時代的謊言

這是明代畫家仇英的《倭寇圖卷》（局部），從旗幟上來看，左邊船上的應是明軍水師，右邊兩條船上的即為倭寇。

　　為什麼，雙嶼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啟動了如海嘯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戰亂？

　　為什麼，這場紛亂如巨大的黑洞——數位立下顯赫戰功的抗倭將領自殺、下獄，更多的大明官員則視「抗倭」為畏途，避之不及？

　　為什麼在嘉靖皇帝駕崩，隆慶新帝宣詔開放漳州月港後，「倭患」便迅速緩解，甚至銷聲匿跡？

　　要追溯這場奇特而慘烈的嘉靖倭患，要從明王朝開國時說起。出身農民，對藍色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許入海」，僅剩下一種扭曲的官方朝貢貿易，因其能帶來「君臨天下、萬邦來朝」的感覺而存活下來，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門縫。

　　在中國的海洋貿易史上，寧波是一個重要的地標，它位於中國海岸線的中段，扼南北水陸要衝，洋流和季風條件優越，宋元時與廣州港、泉州港並稱我國三大外貿港。我來到寧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見一座別緻的建築，三面牆上各敞開一個亭形大門，就像嵌入了一個空亭子。原來這就是著名的來遠亭。海外貿易繁盛時，「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來遠亭至三江口一帶」，其「青江相間，夜燃檣燈」的夜色，曾是寧波之勝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先後接待了兩撥日本朝貢船，為爭奪「正宗貢使」的身份，他們之間相互殘殺，殃及平民，釀成了極為惡劣的「爭貢事件」。這讓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個口實，上疏「禍起市舶」，閩、浙市舶司遂遭廢止。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縫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時值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和商機。很快，如生命力極強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並在雙嶼港紮下根來——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明初時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內遷，遂成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不久，以雙嶼港為基地，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為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集團羽翼漸豐，葡萄牙人則在島上修路建房，開闢市鎮。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鐘、火器，南洋群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於此匯聚交易。

　　曾訪問過雙嶼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遠遊記》中以略帶誇張的筆調描述了它的壯觀富饒，稱這裡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醫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時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國志》一書中，亦稱海商在雙嶼「是如此自由」，「除了絞架和市標外一無所缺」。

　　在雙嶼港崛起的20多年時間裡，雖然走私嚴重，但浙海堪稱寧靜，海商志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為了保護貿易安全，往往還剿滅小股海盜。而朱紈在戰後上島勘查時也發現，40餘里長的寬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見人貨往來之多，且由於雙嶼戰事事發突然，外海不知，以至於戰後的一月間，陸續來港商船竟達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之多，其貿易規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說：「佛郎機（指葡萄牙人）未嘗為盜，且有利於吾民也。」

　　然而，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並掠殺了謝氏宗族。

　　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幹將朱紈前來鎮壓「倭寇」。這位出身進士的官員個性耿直，軍事經驗豐富，乃鐵血的海禁派。臨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謀與力量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後雷厲風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並培養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隨後他顛覆雙嶼港，並揮師入閩，繼續追殺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嶼後又贏得走馬溪大捷，擒殺中葡海商百餘人。

　　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摺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然而，他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勝利，正是巨大動亂之前最後的平靜，當海禁的口袋愈收愈嚴，手段也越來越殘暴之後，被顛覆的海商巢穴卻變成了巨大的馬蜂窩，捅掉之後，不知從哪裡迅速湧出了成千上萬的「倭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極盛時期的雙嶼港。這張古畫濃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雙嶼港極盛時期的場景——島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歷史學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中西建築鱗次櫛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數不清的白銀在這裡交換、中轉和集散。曾有歷史學者稱：「雙嶼港鄰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藉助浙東運河可與明朝的經濟神經中樞京杭大運河連接，從經濟地理角度來說，雙嶼的價值遠勝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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