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的意義
文/高暉 來源/視文採風
史鐵生在蔡元培雕塑前
史鐵生的意義1
高 暉
讀了史鐵生的很多書，卻沒有寫過關於史鐵生的文字——每當提起筆來，整個大腦常常出現屏蔽。有些作家就是這樣：你可以讀他，也可以想他，就是無法寫他——也許這時，這個作家和自己的心靈已經發生了某種的神秘聯繫。在更多的時候，論說的過程其實就是消解的過程，不過，現在我還是想說說——這裡面肯定有自己內在的衝動，不只是源於某一本書2的啟悟。
如果按照當下「出生年代+後」的劃分方式，1951年出生的史鐵生無疑應該屬於「50後」；這代人還有一個烙著歷史特殊印記的專有稱謂，即：紅衛兵一代。在中國大陸，「紅衛兵」已脫離了原有的詞語意義，成為一種特別的符號，其本質含義就是激進的理想主義。在更多的時候，我們常常操持「激進的理想主義」這一定論來探尋這代人的精神形態，儘管他們中的極少數人，從1980年代初期就開始「背叛」其歷史，對自己青春期的幼稚、衝動和迷惘有過較大篇幅的懺悔，但絕大多數人已蛻化成完全的世俗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分母。當然，我現在談到史鐵生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50後」的整體精神樣貌，同時又必須掙脫上述的預設語境。
因為，「50後」一代的人生實踐已經達到新的峰值，特別是其中的個人精神樣本效應已經開始顯現，史鐵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許紀霖先生從思想史角度描述過這樣的情景3：到九十年代初，面對市場經濟的洶湧浪潮和信仰虛無主義的泛起，張承志等一批老紅衛兵就再度舉起理想主義的旗幟，匆匆上陣應戰。應戰的姿態是悲壯的，但所用的武器卻是那樣的陳舊，幾乎只是1960年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於缺乏足夠的思想魅力和現代價值吸引新一代年輕人。人們敬佩的只是張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對他與張煒那種偏激的、紅衛兵式的道德理想主義或多或少持有保留意見。
我認為，張承志和張煒的初衷，我們無可非議——理想主義——一直是我們民族的重大缺失，但問題是，當他們發現精神世界的空洞之後，拿什麼東西來填充就成了必須的回答。其實，我們已經發現，「紅衛兵」式理想主義的主要問題是——將理想主義簡單化，同時倡導同代人理想的同源、同質、同化，淹沒個人勇氣，進而否認個體生命精神的內在自我拯救能力，終於走向其反面，並留下一片新的信仰廢墟。問題也由此而出，究竟採取怎樣的策略拯救理想主義？即使這樣，我也不願意將針對史鐵生的描述納入紅衛兵語境中，但可以肯定地說，史鐵生既是研究「50後」個人精神成史的重要樣本，也是非典個案，對「60後」的心靈成長特別是作家情懷的建構具有現實意義。
從本質上說，「50後」的理想主義是一種群體聲音，群體聲音的典型表徵就是說教，其本質是統一模式，是針對群體採取的一種「化零為整」的強化措施，遺存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思維陋習，對個體生命根本沒有任何指導意義。但是，史鐵生的理想主義並不代表群體聲音，是從自己內部發射出來的個人立場；他的生命的意義不再與歷史的或形而上的終極目標這些巨型辭彙發生關聯，而是自己面對自己內部虛無困境的挑戰和超越。從本質上說，史鐵生的理想主義是個人理想主義，充滿溫情和傷感，是個體生命體驗的完成者，同時史鐵生能夠超越自身，努力解決個人生命中的精神難題，為此，我們只能從他的心靈內部尋找原因。
在史鐵生身上，我們不難發現他藏於內心深處的情懷。其實，中國作家的智力、技術、情感積累特別是對現代文體認知已經完成並取得很好的成績。現在所缺少的重要東西就是情懷，那種巨大的悲憫情懷，這是真正導致作家巨大起來緣由，主要包括：
一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其中歷史感、宗教感不可或缺，當依仗這些東西做支撐審視世界時，就會找到特別的細部；二是用什麼角度、方式關照人類精神——其中，悲天憫人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當作家在這種狀態下關照人類的精神世界時，首先會拿自己的內心當做試驗的器皿，接近忘我境界；三是用什麼眼界觀察並切入生死，其中，超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當你用超越的眼界看待生死時，就會還原真相、抵達趣味，在內心深處找到根源，進而反映出靈魂深處的糾結與搏鬥。
在史鐵生的作品裡，我總能看到那種自然流露的宗教關懷，特別是他在翻揀日常生活細部時所傳達的那種情懷。我願意這樣推測：在很久以後，從那時的眼光再看這些，史鐵生作品的技術部分已經開始喪失應有的魅力，但是其情懷、高度等東西會突兀起來——這些才是真正的先鋒精神，真正的先鋒始終就是返回古典。
我們知道，在神奇的中國成為優異作家的難度肯定會遠遠超過西方國家，其原因不難推斷：在西方國家常常是一些常識類的東西，作為中國作家需要經受過很多苦難的體悟才能感受到——因為民族思想資源的匱乏，中國文化本身就不具備歷史感、現代性。我經常這樣想，我們民族的思想資源到底能給現代作家的形成提供哪些東西？答案無疑是悲觀的。這時，如果我們說作為作家的史鐵生已大于思想家——不是指相對深度，而是絕對廣度，那些沒有邊界的廣度，那麼，史鐵生的思想資源來自哪裡？僅僅來自個體生命體驗？
其實，個體生命體驗本身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就作家內在的基本原則而言，我想應該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自身生命的基本看法，即對自身的生命意義、生命質量建立一個綜合評價體系，首先要回答生死問題。對於史鐵生，就是在生命受限的情況下怎樣超越，這是一個基本體系。二是怎樣建立作家的良知，捍衛權力、堅持正義，因為我們僅有的權利幾乎每天都在喪失、每天都被各種機構侵蝕。那麼，怎麼樣對待陳舊體制以及與其形成的矛盾？我們要像砂輪磨鐵一樣不停地打磨，這樣首先可以保持鐵的正常以及砂輪的旋轉，其次是砂輪在打磨中獲得生命本身的意義同時保持合理的磨損度。三是如何看待穿透情感？
當一個作家走回自己的內心，其傳達情感的感情及其方式才能進入讀者的內心。建構上述體驗，並能自覺進行按照自己建構的方式體驗，其難點在於支撐點，即用什麼做支點將自己離開地面進而飛翔？就生命體驗本身，中國作家和西方作家的一個差異是，絕大多數中國作家的寫作狀態是腦子參與、心靈溜號，這樣，當我們發現史鐵生創作的那些心靈參與的文字，就會格外地珍惜。因為，他的寫作不再是漂移的思想表層，而是沉潛在內心生命的底部，一般來說，這樣的寫作有以下特徵：一是因排斥速度而節奏非常緩慢；二是在進入寫作者內心的同時進入讀者的內心，時時有細部讓你冥想；三是所有文字的最後指向都是愛、智慧以及穿越虛無的意義。
一般來說，「一個世俗社會的全面來臨，總是伴隨著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4」，就像一部汽車的真正癱瘓是從發動機開始的。的確，精神危機發生的主要標誌是無視與終極性有關的一切問題，如：個人如何獲得生命的意義、重建人文關懷以及堅守理想主義的立場——這些，都是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用於瓦解世俗觀念的重要辭彙。1990年代初期，針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異常活躍，其實這是知識分子的內部焦慮造成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在所爭論的關鍵詞中，人文精神、理想主義和精神家園出現的頻率為最高。在文學界，集中論說上述問題，張承志和張煒的方式比較激烈——激烈就會顯得熱鬧，反抗世俗的熱鬧惹來世俗的圍觀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旗幟的問題是關鍵問題」——只是我們發現，旗手們豎立的旗幟對我們的內心生活根本無法產生直接的影響，體驗到熱鬧之後，做為個體生命的我們——都不難發現：我們自己的位置應該是、也始終是處於歷史的波谷之下，我們渴求內心和諧安寧，渴求探尋生命本身的真正意義。也許，能夠拯救我們的金礦就在我們內心寂靜的底部——就在這樣的時刻，史鐵生向我們緩緩地走來。史鐵生的思想更符合我們的內心，具有內在的自我問詢、自我組裝的特徵——這是一種珍奇的個人力量，是這個時代里個人的根本勇氣所在。史鐵生在重建個體生命的意義上，著力解決生命意義的問題，並將此問題提升到哲學的高度。無庸置疑，史鐵生自身的肉體限制，逼迫他思考生死問題——可以這樣用一句話概括，但具體到個人則需要相當長的陣痛的過程，史鐵生的精神增長點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那是沒有虛無、沒有輪迴、沒有祈禱，只依靠個人生命內在啟悟帶來的內在的理性力量。
史鐵生首先認同加繆哲學，認同荒謬是人與世界之間聯繫的唯一紐帶，荒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帶著裂痕生活5。但是，人必須超越荒謬，在荒謬的生活中獲得意義。針對這些必須回答的問題，史鐵生這樣表述，人有三種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獨，人生來註定只能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二是痛苦，人生來有無窮的慾望，而實現慾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慾望的能力；三是恐懼，人生來不想死，但總是要走向死亡... ...6。這些困境是永恆的。無法克服的，它們構成了人生虛無感的背景。每一種困境都意味著生命的殘缺，人生註定是殘缺的，荒謬和不圓滿的，即使我們人為地進行好運設計，最後也會沮喪地發現它並不存在7。這是史鐵生在深刻的絕望之後的頓悟，史鐵生和加繆相遇——這是一次極其豐富的相遇。人的命運被偶然之網所籠罩，人生充滿了荒誕感和虛無感——史鐵生的個體經驗是有說服力的。就在此時，史鐵生與自己的「50後」在精神認知上分道揚鑣，史鐵生意識到人生的困境和殘缺，卻將它們看作獲得生命意義的應有部分。如果沒有孤獨，愛就失去了意義；如果沒有慾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實現慾望的歡樂；生命的殘缺，人生的虛無狀態，反而為人戰勝自己，超越困境和證明存在的意義敞開了可能性空間8。我非常贊同許紀霖先生的分析，正是因為這些，使史鐵生沿著加繆並超越加繆成為可能。
人生的偶然性決定了它的荒謬性——怎樣賦予荒謬性的人生以意義是解讀史鐵生的關鍵。「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要緊，只有人在頑固地追問並要求著生存的意義。」9史鐵生上路的時候，他的所有困境和痛苦具有個人化的內在真實，考慮的核心問題就是靈魂的拯救，且僅是一種自我拯救，並未將任何社會道德責任覆壓其上。於是，史鐵生選擇寫作做為生存意義的證據，並且剔除了寫作的功利目的，僅僅做為生命存在的方式。
我認為，寫作的意義對於史鐵生就是寫作本身，首先傳達出濃重的個人意義。在這裡有個重要問題，就是史鐵生的最初的思想資源來自基督哲學家劉小楓的相關宗教理論，但最後的指向與佛教精神相通。「為了讓那個躲在園子深處坐輪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別人眼裡也稍微有點光彩，在眾人眼裡也能有個位置。」10通過史鐵生的寫作，我們看到一種溫情、善良、智慧的內心生活，是寫作在改造他的內心還是他的內心在改造寫作已經無需考證，不過，我們看到他內心世界已出現巡迴遊走的狀態——在童年、青年、少年、中年、老年之間交錯遊走且不斷重疊。這時，我們已經感受到，寫作的最小意義本身就是其最大的意義。對於他來說，寫作的意義就是平衡，試圖克服現實帶來的不安、克服對生命本身的恐慌、獲得智慧的工具，儘管他知道即使寫作也是徒勞，但仍然是一個誘人的過程。此外，我們不難發現，他不喜歡自己所處的時代，這時寫作可以緩解他和現實的緊張關係，寫作幫助他營造出較為完整的心靈生活，進而製造出另外一種現實，同時史鐵生在寫作過程中真正體會到形而上意義——有那些高於日常生活的意義的存在。寫作給史鐵生創造豐富而完整的內心生活以及不同尋常的個體生命勇氣，同時賦予新的觀察世界的形式，世界的色彩發生變化，使他在那些逝去的時間深處發現藏在夾縫中的嶄新意義。總之，做為生命個體，寫作給史鐵生已經帶來那些可以清晰體會到的、絢爛的東西。這時，那些巨型的抽象名詞與他已經徹底失去聯繫。史鐵生始終在拿自己當作試驗的容器，始終考慮自己內心的柔度、硬度、寬度、長度、限度——到底建立一個什麼通道——才能保證內心完整？保持什麼樣的狀態才能顯示出應有的更有力量？吸納什麼東西才能使自己的內心更細膩、敏銳、柔弱、堅定，從而釋放出適宜的能量？經歷怎樣的靈魂搏鬥才能找到回家的道路？最後可以抵達到什麼地方？這些，都是史鐵生不斷試驗、觀察的重點部位——其實，他在時時觀察著自己心靈的化學反應。這些，就是史鐵生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那就是：作家面對內心的真正含義。僅僅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可以說：史鐵生以豐富的個體生命體驗，竭力超越虛無和荒誕、超越傳統的理想主義的實在和功利。
我認為，至少在文學界，種種跡象已經表明：中國的新理想主義時代正在緩步走來，同時這種新理想主義的基座必將是史鐵生式個人理想主義的增強版，並會率先發生在「60後」作家身上，而且將一併裹夾著上世紀80年代的啟蒙、夾雜著一部分現代性、夾雜著對個體生命本身的感悟。其根本原因是，「60後」作家已經開始思考意義，有的人甚至已完成精神爬坡——爬不過來的就會墜入谷底甚至成變成魔鬼。實際上，這也是「60後」一代的最後一次「精神翻牆」的機遇。我認為，對於「60後」，史鐵生的意義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標誌著「50後」的一代人的精神樣本凸顯。隨著史鐵生肉體的消失，標誌著「50後」的精神樣本被凸顯。我還願意推測，「50後」在百年之後底能留下多少這樣精神標本？史鐵生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第二，「60後」會逐漸感受到史鐵生精神與自身生命的鏈接部位。「60後」在荒蕪經年後已開始回到對生命意義的重新認知上，即如何穿越生命虛無重新認知意義以及能否最後一次飛翔——這是中國「60後」作家的精神宿命。比如，做為「60後」的精神樣本崔健，已變得不激憤、不絕望甚至溫情起來，並試圖唱出破碎後的意義。我們不難發現，的確有一種東西正在緩慢走來，一種嶄新的曙光。
其實，史鐵生的個體生命體驗的關鍵部位，就是如何能獲得在更高的意義上率先觀察自己內在生命的能力，其中包括方式、形式、方法和支點。我認為，依靠中國的傳統文化無法獲得這些，因為它只能提供逍遙、出世、遊離等非常狀態，缺乏堅守、堅持、挺住的常規措施，如穿越精神難題的智慧以及必須的柔韌度。這樣，中國作家所製造的精神難題通常是假命題並與個體生命體驗本身脫節，甚至與周遭現實缺乏聯繫甚至脫鉤。在這裡，我不排除佛教精神而且相信這樣的力量存在，但需要說明的是：一方面不屬於中國傳統屬於東方文化佛教；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佛教的認知因急功近利而與佛的初衷背道而馳，其中不排除藏傳佛教呈現出不同的狀態並已提升到普遍信仰的層面。
史鐵生作品《我與地壇》封面
儘管史鐵生的理想主義是從個人的苦難中得出的人生真諦，僅僅是一種個人化的人生哲學，但其意義規則及落實方式，對於信仰危機以後虛無主義蔓延的中國，無疑具有普遍的啟示。每個人的信仰對象可以不同，但是信仰的方式卻值得反思11。什麼是真正的激情？尼采已給出明確答案——他曾經在其散文《曙光》里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切激動的、吵鬧的、不連貫的神經質行為都與偉大的激情毫無共同之處；偉大的激情在人心深處靜靜地燃燒，吸收了人身上的全部光和熱，使他外表看上去平靜而冷漠。」12其實，真正的勇敢，就是知道真相後的深深熱愛。史鐵生在創作《我與地壇》初稿時恰逢1989年初夏。當然，如果沒有《我與地壇》，史鐵生的全部作品將存在怎樣的缺憾？那無疑是另外一種狀態。其實我們已經知道，這篇散文將在文學史越來越顯示出獨特的意義。我想說的是，在1989年那個特別的夏天，史鐵生仍然堅持著自己的走向內心的寫作立場，並在更高的意義上完成了自身超越。讓我們再讀一次《我與地壇》的結尾。
但是太陽，他每時每刻都是夕陽也都是旭日。當它熄滅著走下山去收盡蒼涼殘照之際，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燒著爬上山巔布滿烈烈朝暉之時。有一天，我也將沉靜著走下山去，扶著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處山窪里，勢必會跑上來一個歡蹦的孩子。
當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嗎？
宇宙以其不熄的慾望將一個歌舞煉為永恆。這慾望有怎樣一個人間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計13。
在上述文字中，我們不難發現史鐵生內心深處已經生長出博大的力量，這種力量用激情不能涵蓋用寧靜也無法傳遞，這是另外一種神思的智慧，已經超越生死。就是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內心感悟的力量、個人精神拯救的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一切主義、理念都變得微小而無聲。史鐵生的博大情懷，決定了他對世俗社會始終抱著寬容、理解乃至超越的姿態，他始終站在一個高點看待世俗行為，既不陷入也不疏離。世俗從來不是神聖的前提，但是神聖的背景——我始終堅信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的生命狀態。
綜上，史鐵生的理想主義是以個體生命體驗為基本方式的個人理想主義。在這裡，史鐵生內心深處的愛、智慧、生命意義等依次遞進的三元素已與其個體生命體驗水乳交融，而且這裡的生命意義是從虛無中蒸發出來並經荒誕洗禮後獲得的，進而顯得格外凝重。我認為，如果探究上述三元素的思想資源，那就是：愛的理念來自劉曉楓的宗教哲學理論14，智慧來自於佛學理論，生命意義來自於自己的內心領悟。「愛，永遠是一種召喚，是一個問題。愛，是立於此岸的精神彼岸，從來不是以完成的狀態消解此岸，而是以問題的方式駕臨此岸。愛的問題存在與否，對於一個人，一個族，一個類，都是生死攸關，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關。」15我認為，史鐵生對於我們的現實意義是，在沒有英雄的年代，一個人僅僅依靠自己內心的啟悟，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突破肉體和精神的雙重限制，即：一個人在不關乎具體宗教時，能夠獲得多大的內心和諧與力量？能否自由地飛翔、能否精神復活、能否殊途同歸？一個作家怎樣做到在形而上、形而下兩岸間自由穿行？說到底，就是在一個沒有英雄的世俗化年代，怎樣做成一個健全的人。
其實，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依靠愛與彼岸來支撐，幾乎所指出所有的路最終都是一個方向。正如佛經所說，凡人皆為佛，佛亦為凡人，回到本覺自成。即使平凡的人回到自己的本體也可以獲得自在，這樣，一個不依賴具體宗教的人，甚至也能像莊周一樣鯤鵬萬里。當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的時候，往往會打開另外一扇窗——肉體越是殘缺、脆弱靈魂越是強大，因為需要更多的直面與穿越，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發現意義的過程。同時，因為這個艱難的過程而成為更堅強更絢爛的存在。假如史鐵生的肉體是完整的，也許靈魂的感觸震動以及穿越會相應地削弱，正如荷爾德林的精神疾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他思想的純粹性的一種保護16。
附錄
關於史鐵生的短消息
2011年1月3日上午
陽光還是從狹窄的南窗
飛進來
經久不散
空氣里的塵埃
曲解著光線的形狀
微不足道
我躺在沙發上校對《史鐵生的意義》
那是高暉寫於2001年的議論文
想起前天那個祝福新年的短消息
來自一個陌生人
我願意知道他是誰
謝謝祝福，南京小米和北京小米可是同一個小米
我想家，就將北京的小米變成了南京的小米，你好嗎
啊，我還好。原來你在南方貓冬
我喜歡南方，冬天還是待在南京更舒服
我也喜歡那個地方，首都，而且那裡的女人我行我素。比如你吧——南京女孩兒，喜歡吃貴州菜，於是嫁給做貴州餐館的人，僅僅是印象
那只是借口，其實我更愛他這個人，還有他的詩。我的個性快要守不住愛情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希望我完全順服，我做的不好。當然，上帝也要求妻子無條件順服，也要求丈夫要像愛生命一樣愛妻子
我知道吃是借口，一個詩人嫁給另一個詩人——才是這個時代難得的和諧。不過，建議你也別更改個性。我覺得你說的愛情，不是能守住的——是機緣，是被愛情。我對這個領域比較陌生，但不妨礙我願意祝福詩人們的愛情
謝謝你能這麼說
你們是詩人，這很重要。我不寫詩但能指認出詩人的樣子。
其實，我知道自己不會寫——他也說過，我不會寫，還說過我出手不凡。
我覺得，詩人是一種生活狀態，不在於你寫多少，甚至一生只寫一首。你看過你寫的一首好詩，於是就記住了你
也許吧。你要也信上帝就好了，以後我們一起在天堂，多美啊
我？我是泛神論者，也讀過很多關於上帝的書。我在等待一個契機或者一場熱淚——也許，我依靠自己就能做到
其實，只要你願意把心打開，讓主進來，你一定能感受到主的真實存在
我知道，這是一個基督徒正在傳道
接下來，我告訴她：31日凌晨史鐵生走了。如果有天堂，他肯定就去了那個地方
三分鐘後，她回復：嗯……哀悼中……
三分鐘後，我回復：收到……如果他真在那個地方，我願意去看看他……我們還沒有見過面呢
這時，我已淚流滿面
2011年1月3日上午
第三天
這些短消息就發生在
史鐵生走後的第三天
我感冒加重，嘴角開始起泡
我知道，我在想他
在這個殘缺的時代
為什麼死去一個健全的人
對於我的現實世界
史鐵生的確是陌生人
發簡訊的南京詩人小米
也是陌生人
為什麼
那些能和我對話的人
常常都是陌生人
也許
史鐵生的真正意義
就是一個不牽扯具體宗教的人
僅僅依靠自己內心的力量
能否突破肉體限制
能否自由地飛翔
能否精神復活
能否殊途同歸
說到底，就是在沒有英雄的年代
怎樣做成一個完整的人
(高暉／文)
注 釋
【1】此文寫於2001年10月，曾收入高暉：《原始閱讀》，第126頁，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2003。此次發表時修訂並補充相關注釋。
【2】許紀霖：《另一種啟蒙》，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3】同上，第194頁。
【4】許紀霖：《另一種啟蒙》，第195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5】加繆：《加繆全集》（散文卷I），第77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6】史鐵生：《自言自語》，第87頁，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2年。
【7】許紀霖：《另一種啟蒙》，第196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8】同上。
【9】史鐵生：《病隙碎筆》，第112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10】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第76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11】許紀霖：《另一種啟蒙》，第198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12】尼采：《尼采散文》，第15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13】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第80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14】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4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15】史鐵生：《無答之問或無果之行》，《北京文學》1994年第11期。
【16】此句根據散板如歌（自由撰稿人劉茜）與作者在村長博客上的交流文字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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