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朱天文：寫不盡廢墟里的傳說

06-13

儘管年紀稍長，妝容依舊婉約、輕盈。每每回答台下問題，便不自覺地站立、將話筒握在胸前，雙腳並得很攏。緊接著，詩詞典故尾隨而來。談及那些前輩或往事，臉上不禁露出少女般的神情，和其妹天心一樣。無怪乎刁蠻的毛尖也贊她，「那麼多年來，還是這麼的美」。若非侯孝賢，朱天文的小說或許要緩慢地挺進內地讀者的視野。一如阿城所言：讀朱天文，要沉下心，方能看清那片天地。《荒人手記》、《肉身菩薩》、《世紀末的華麗》……還有「牢獄」般閉關八年而作的《巫言》。那個抽象、飄忽的世界很深很深。相比小說，朱天文的散文紀實許多，一篇篇短小精悍，故事裡外，都是廢墟里一場場真實的傳說。文字場里，都說朱天文是「張派」（張愛玲）傳人，其實兩人行文風格不太相像。張愛玲落筆更狠，修辭的天賦至今是個傳奇。朱天文是緩，太極打到最後才來個下馬威，好像溫柔鄉里的奧康納。若說受張愛玲影響，朱天文對其的迷戀，不如父親朱西寧。當年，張愛玲的小說在台灣文壇被歸屬「鴛鴦蝴蝶」一派，正視其文學價值的，一個是朱西寧，另一個是將張愛玲列為「中國現代文學史」首位的夏志清。後來，兩人碰面時，夏志清還握著朱西寧的手說「辛苦了」。張愛玲借皇冠出版《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時，特地贈書與朱西寧，扉頁題字：「給西寧——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裡的小兵」。因覺得張愛玲是一等的作家，朱西寧生出寫「張愛玲傳」的念頭。拜訪胡蘭成時，也想知道更多張愛玲的故事。沒想到那一面之緣，相差二十歲的朱西寧與胡蘭成竟結下深厚友誼，直到各自駕鶴仙去。

「我父親對胡蘭成的態度，我覺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十年不見，聞流言不信。你聽別人說三道四的，但不管什麼都不信，這都基於一個大的價值觀。這就是我們小時相信的正面的東西，這是我父親和胡蘭成之間的交往，留給我最大的影響。他們的話很少，不多，但可以託孤，可以把終身之事都交給你。」1976年，年近七十的胡蘭成被朱西寧收留，住在隔壁，並以老師身份教朱家姐妹讀書，多為四書五經等中國古典文學。 1988年，蔣經國去世，台灣全面開放。已旅居日本的胡蘭成，寫信邀朱天文、朱天心前往日本觀光。一路上，胡蘭成帶著姐妹倆邊遊歷邊講解。去做陶的人家看他們燒陶、開窯，出來的都是圓滿後的陶碗陶瓶；去觀摩一流的能樂，樂師把家裡最好的戲服一件件拿出來展示……面對新奇的事物，第一次出國的姑娘們不停地發出「哇哇」的稱讚聲。「這是胡老師教授知識的方法。他總是隨意的說，去看《史記》里的《劉邦本紀》、《項羽本紀》吧。完後，散步時隨意地問說，喜歡劉邦還是項羽？我說，喜歡劉邦。他就說，劉邦是從漢文明出來的，項羽是從楚文明出來的，《詩經》是怎樣的世界，《楚辭》又是怎樣的世界。兩種文明交匯後，打拚出來的又是怎樣的天地。」三十餘年過去了，那些逝去已久的文辭，在朱天文的口中依舊鮮活。雖僅半年的鄰里關係、7年的相識中，胡蘭成的思維、學識與才情對朱天文日後的價值觀影響之深，可見一斑。現在，只要朱天文去東京，必定去福山胡蘭成的墓前祭拜，放下一束他生前最愛的桃花或油菜花。《周末畫報》×朱天文整個1980年代是你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那時你們一撥文人作家的特點是怎樣的？基本我出生的那個年代，大都經過父母輩的戰亂。我們是外省第二代，我母親是台灣客家人，從小的記憶是從父母講自己的故鄉開始的。我們小時候家裡的傢具都是竹子做的，都不買實木的，總覺得隨時會回大陸去。直到有一天，你發現再回不去了。那這些鄉愁就演變成記憶的一部分。再往後出生的孩子，就不會像我們這樣。我們是經歷過貧窮，然後一步步走向物質的富足，然後台灣開放，大部分人出國留學。所以，時代讓我們不同「年級」的人生都不一樣。當拍電影的朋友開始拍攝這段經歷時，影像上的回顧，在當時的台灣是非常轟動的。這次上海書展上，毛尖就說你們這一代作家經歷了台灣最美好的時光。那是因為我們都還相信價值，相信很多正面的東西。相信忠誠、正直。相信人生是可以美好的，愛情是值得付出的。再往後，就是去價值、去典範了。在我的小說中，《炎夏之都》後面到《世紀末的華麗》都是典範剝落過程的展現。所以，看我們年輕時作品的讀者，不想再看後面的作品。他們覺得那些純真的年代不在了。但我們也不大可能一味的複製純真，那是不長進的。你自己最關心的，就是把自己的狀態反映出來。你曾說，創作《巫言》的過程好像坐牢，這是僅限長篇的創作狀態嗎？對，長篇比較是這樣。基本每天都固定的，精神最好的時候去書桌前，跟它約會，變成一種勞作。每天有紀律地寫四五個小時。完了，就覺得今天的份做到了。開始心平氣和地去看書看雜誌，去喂貓。你跟天心、唐諾夫婦倆，是一個駐家，他們倆就去旁邊的咖啡館寫作？我是宅在家中，他們兩個就把咖啡館當作工作室。早中餐全包，咖啡可以續杯。但有個麻煩事，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們在，就總會跑去問診。後來不成文的規定是，每周四下午4點後，唐諾跟一出版社叫蘇公的閑談完，就免費接待各路「患者」。唐諾現在固定收入來自一家廣告公司，就是幫他們做些策劃工作。阿城最近幾次去台灣，都是這家公司請的，組織大家去聽他講談，不過都是內部的。

你跟阿城是怎麼認識的？1989年，因為電影《悲情城市》在美國發行，我們和當地發行商談事，就順便去了他在洛杉磯的家。他那天準備了很多水餃皮，是麵糰噢，他自己擀皮，大家包水餃吃。他家後院有棵檸檬樹，我有個朋友就老是在水餃上擠檸檬汁。阿城對你的影響也挺大，更像顧問的角色？我們說城市無故事，寫現代小說，我們自己長大的環境越來越都市化，大家的生活經歷也差不多。我們依託大量閱讀，試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找尋靈感。但經驗終究是二手的，阿城不同，他都是一手的。他下放農村時，就老蹲那裡看風俗人情。他有自己的角度和眼光，也會說故事，跟我們太不同了。這些東西經他的過濾，就創造太不同的生命體制。我覺得他就是個寶藏。你跟侯孝賢合作多次，1985年你跟楊德昌合作了《青梅竹馬》，那是怎樣的故事？當時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拍《青梅竹馬》時，楊德昌想找侯孝賢演男主角，蔡琴是女主角。但這個故事是以女主角的線條為主，楊德昌就希望把這個線條單獨拉出來演，要找出這個主軸，他想我來弄。我的小說《帶我去吧，月光》，最早是楊德昌起的題目，希望我寫這個。我寫了開頭部分，他便發展成別的了。他其實是不能有人幫他寫劇本的。這個過程中，我正好看到張愛玲的《色·戒》在皇冠連載。覺得好棒，就扔給他看。他看完，也覺得好，就想拍。為此，他還特地去香港跟宋淇談這事。他覺得上海不能有這個場景，想說應該去東歐取景。當時想找林青霞演王佳芝，她還蠻「八角臉」的樣子。但最後難度太高，還是擱淺了。所以，最後沒有和楊德昌繼續合作，是因為他並不很依賴編劇？差不多。他跟侯孝賢的思路很不同，他學理工的，然後再跑去學電影。楊德昌的思維非常嚴密。侯孝賢就糊塗些。他是現場建，很難的，如果沒有構成的主體性，現場就亂了。我覺得我的頻率比較對侯孝賢。但後來，我也發現電影都是導演的，編劇的新鮮感過了，還是想把心思花在小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