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詞是如何從日本傳入中國的？

【編者按】王珂在新著《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中，試圖告訴讀者，當年歐美列強的刺激和影響相對還少；日本這個自稱「單一民族的國家」，才是打破中國傳統「天下」思想的始作俑者。並「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葛兆光）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該書《日本的國粹主義與近代中國的「民族」想像》章節。

日本人開始意識到nation的概念，與十九世紀下半期和西方列強社會的遭遇有關。「佩里來航」以來，為了對抗歐美列強的軍事威脅，日本人意識到打破封建的幕藩體制和身份制，將全國各個階層的人民結合成一個同質的、具有共同歸屬意識的nation的重要性——迅速建立一個與國家相關的nation，就是明治維新的實質。日語中原本沒有一個可以同時表達nation的政治共同體（即「國民」）和文化共同體（即「民族」）這樣一個雙重意義的辭彙。可是nation在日本中被譯成「國民」與「民族」這樣兩個單詞並且普及開來，卻是和日本社會中的nation意識實際上分為兩個階段形成有關的。第一個階段基本上與在國民國家構想、民眾政治參加等問題上和政府相對抗的自由民權運動（1874）同期。在這個時期，人們比較重視政治的側面，所以當時的nation意識實際上是「國民」。雖然明治政府追求德國模式建設國民國家，在服從國家的意義上強調「國民」；然而受到法國革命「天賦人權論」影響的自由民權運動，卻從自由、平等的意義上強調「國民」。福澤諭吉1874年《勸學》（學問のすすめ）一文中指出：「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按照福澤諭吉的說法，明治國家別無其它，只是在追求作為『政府的玩偶』的『國民』。」 1887年雜誌《國民之友》創刊，使「國民」一詞開始在日語中廣泛使用並且逐漸固定下來。創刊人德富蘇峰（1863–1957）曾明言，刊名來自名為Nation的美國雜誌，當時正是自由民權運動的退潮期，他從民主主義的角度，高度評價了明治初期以來的製造國民的運動。第二個階段，與反對錶面化和形式化的歐化主義、主張維護髮揚日本優秀傳統的國粹主義運動（1888）同期開始。在這個時期，因為國粹主義雜誌《日本人》和報紙《日本》的宣傳，廣大日本人開始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再次發現nation。國粹主義認為國粹是一種源於獨自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事實存在，作為它的具體體現提出了「民族」的概念。國粹主義的實質，就是希望能夠通過「民族」概念，強調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日本是一個以共同的歷史文化為基礎構建起來的政治共同體，達到強化日本國民愛國主義精神的目的。所以國粹主義一般又被稱為日本主義。國粹主義的代表人物為志賀重昂（1863–1927）、陸羯南（1857–1907）、三宅雪嶺（1860–1945）等人。志賀重昂於1888 年4 月在《日本人》的發刊詞中直言國粹就是nationality（國民性、民族性），他在《日本人》第二期進而解釋道：「這裡所說的國粹，就是順應日本國土中萬物自然的感化及化學反應，因此受胎、出生、成長、發達，於大和民族中千古遺傳、醇化下來保存至今的東西。」陸羯南於1889年創辦報紙《日本》，也說道：「同為人類，但人類有白人黑人之別、黑人黃人之別。黃黑白之中還有各種國家的各種民族。各種民族和各種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有的歷史、特有的性格、特有的利害、特有的風俗、特有的領土。」可以看出，由國粹主義者傳播開來的「民族」，其實就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日本國民」之「民」，與作為文化、血緣共同體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結合；他們之所以提起「民族」，就是為了從文化和血緣的側面更加強調日本nation的一體性。換言之，「民族」一詞之所以能夠在日本這樣一個民族成分單純的國家裡產生併流行之，就是因為它可以強化日本國民中「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正是通過國粹主義的階段，以「民族」一詞在日語中得到普及為標誌，日本社會才完成了「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建構。值得注意的是，國粹主義雖然批判政府不顧日本實際而盲目歐化，但是在強調天皇萬世一系以及日本國家體制的優秀及永久性上與「國體論」一脈相承，在攻擊天賦人權論上與「國權論」並無二致。這種以國家為根本、將天皇製作為日本精神真髓的國粹主義，實際上是受到德國近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強烈影響。有日本學者認為，因為德國與日本同為君主立憲制，所以對於「國體論」和「國權論」來說，比起西歐的市民社會來德國的近代思想更具有吸引力。從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們都是在國民國家理論的思想框架上認識「民族」這一點上就可以知道，中文的「民族」一詞，就是在近代借自於「同文」之國的日本。最近有學者指出，中文裡出現「民族」一詞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837年中國境內第一份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1833–1837，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和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主編）9月號上、《喬舒亞降迦南國》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陸路渡約耳但河》一文。然而，無論從文章涉及對象的存在年代來看，還是從文章自身表達的意義來看，這裡的民族都沒有「國民」的內涵。也許是一種先驗論的設想：「民族」一詞當時之所以沒有普及，是否就是因為沒有與「國民」思想發生連繫有關？因為當時的中文即使沒有「民族」一詞，也能通過其它手法，表達該文透過「民族」所表達的概念。又有人說，中文中具有「國民」意義的「民族」一詞，出現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亡命以及大量留學生登陸日本之前的1896年。根據是該年1月的《強學報》第2期，《論回部諸國何以削弱》中有：「夫國之易治者，莫如君權之獨擅也，莫如民族之順命也，而竟受制於英法之議院，有識者可以思矣。」但是能夠覺察到這個「民族」作為一個名詞有牽強之處，如果考慮當時奧斯曼帝國以及其它伊斯蘭教國家的內部構造，更能感到它可能表達了「臣民」與「部族」兩個概念。即使該文的確將「民族」當作一個名詞，也知道它運用得並不純熟，其原因很可能在於它是一個日制漢詞，就像文中的「有識者」那樣。1896 年8 月9 日創刊的《時務報》中也陸續出現「民族」一詞。有人以它為「民族」由日本傳入中國的證明。然而論者們都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時務報》中出現「民族」一詞的文章大多刊登於從8月29日、第3捲起開闢的專門登載日本報刊譯文的《東文報譯》一欄中，而負責為該欄目尋找原稿並譯成中文的，一直是一位名叫古城貞吉的「中東文兼精」的日本人。所以說《時務報》中的「民族」，可能還算不上是中國製造。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同文」的緣故，使中國人在十九世紀末接觸並開始接受日制漢詞「民族」。然而「民族」一詞開始普及並在中文中固定下來，還是要等到與「國民」概念結合之時。從《民族主義之教育》（此篇據日本高材世雄所論而增益之）一文中可以知道，中國近代思想家們之所以能夠不覺彆扭地主動接收「民族」一詞，不僅因為漢字相同，而且是因為與日本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產生了共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們開始大舉登陸日本之日，正是日本國粹主義流行之時，日後成為民族主義思想家的一些人物，許多都與日本國粹主義者有過實際的接觸。例如，1898 年2月3日，當時的眾議院議員犬養毅專程寫信給陸羯南，托他帶自己照顧上一年8月來到日本的孫中山：「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現與孫逸仙同寓一處。……弟刻下卧病中，諸事不能兼顧，與神鞭君磋商結果，務請吾兄代為照顧彼等一切。」1898年10月17日，梁啟超流亡到日本，26、27日（農曆九月十二、十三日），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大隈重信就委託志賀重昂代表他，連續兩天與梁啟超見面筆談。梁啟超當然也談到了如何通過日本「助我皇上復權」，但是可以想像，通過這些交往，中國思想家們對志賀重昂、陸羯南的國粹主義必定有所了解，此後也會注目他們的思想動向。尤其是經歷了戊戌變法失敗的梁啟超，為了尋求救國的真理，一到日本就開始努力汲取各種新的社會科學知識：「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後來，他在《三十自述》中如此回憶自己初渡日本時的情景：「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這裡提到的農曆九、十月間，正是他與日本國粹主義首領志賀重昂接觸的時期。正是在日本社會通過國粹主義的階段，使「民族」一詞和由「一個民族」所構成的「一個國家」才是最優秀國家的思想得到普及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們來到日本，並且與日本國粹主義者有了直接的思想交流。這一點在解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家們之所以追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孫中山之所以要在中國實現一個漢族的「民族國家」的問題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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