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谷：蘇聯解體20年——俄羅斯：民主與代價

核心提示：所謂改革成本，實則是由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來承擔的，誰也無可逃遁。那麼，由此而觀，任何改革，如何發現社會共識，明晰改革成本，選擇適當道路，並且形成社會共識，才是根本所在。

1991年9月，俄羅斯民眾集合於莫斯科紅場

　　1988年，戈爾巴喬夫完成了他的名為「新思維」的國家改革戰略，對於蘇聯的未來，他信心滿懷：「現在大家都已經意識到，我們國家這艘大船多年來一直系在同一碼頭，如今已經起航，要去做一次未曾體驗過的航行。」　　由戈爾巴喬夫掌舵的這艘「蘇聯號」大船，航行的目標是什麼？民主化。　　民主，是一種價值目標。而價值目標，是無法討論「價值」本身的高低與優劣的。但它對應於一個國家的戰略選擇，則實為一種制度變遷的過程。所以，觀察蘇聯以及後來俄羅斯的改革，我們需要回到歷史本身。這樣，才是公允的。　　戈爾巴喬夫確立的改革戰略，當然是基於蘇聯國情的選擇，只是我們回到歷史現場，最初時候，戈爾巴喬夫1985年就任蘇共總書記之時，破解蘇聯困境的選擇並非政治改革而是經濟改革。但經濟改革接近3年時間，高度發育並充分成熟的蘇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幾乎沒有任何「破綻」可供改革，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才轉變方式，由經濟而政治，更準確的說法是：「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性因素。」以政治改革為主導，由此確立。經常，我們會失去對這一轉折的注意。在確定政治改革來促進經濟改革之際，事實上，戈爾巴喬夫選擇了極具挑戰的「市場化」與「民主化」雙重改革。　　民主是政治改革的一種方向，而對應具體的政治改革，它當然是一種利益關係調整，尤其是權力關係的再造。戈爾巴喬夫選擇的措施是：將原由蘇共中央控制的國家權力，轉移至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最高蘇維埃。「民主」，也就在這個過程中萌發。　　這當然是一種極為精妙的制度變遷路徑設計。只是，任何制度更張皆有成本。蘇聯的國家認同，由兩部分構成，其一為國家意識形態認同，亦即社會主義認同；其二為民族認同。蘇共權力的瓦解，出乎設計者意料的是國家認同的傾斜，即意識形態認同迅速下降，民族認同迅速上升。傳統由國家機關強力控制的民族問題，在蘇聯改革之際，成為更困擾這個國家的問題來源，而它又快速導向了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方向。　　至此，我們回望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改革，他們所面臨的挑戰，異常複雜。在經濟、政治雙重改革壓力下，更為急迫的民族問題上升為決定性因素。　　國家的制度變遷，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制度變遷，當然需要付出代價，代價的大小，總是可以討論的。1999年，葉利欽任俄羅斯總統的最後一年，他面臨第二次彈劾，在國家杜馬所列5項罪名里，排第一位的就是：毀滅蘇聯。　　當然，樂觀來看，蘇聯的解體，15個加盟共和國獲得了獨立，這在一般意義上也是這些國家新的開始。比如俄羅斯，在它力促蘇聯解體完成自身的獨立之後，同樣將面臨原蘇聯的政治、經濟與民族問題的挑戰。並非一經獨立，所有問題就煙消雲散。只不過，1993年，在確定俄羅斯究竟是「總統制」民主國家，還是「議會制」共和國家之爭時，軍隊最終又成為解決爭端的唯一利器。最終達成民主制度，也不是以民主的方式，而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　　關注蘇聯以及俄羅斯改革，對於中國媒體，實則有著這樣的意味。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在差不多同時進行了各自國家的改革，只是彼此的路徑選擇迥異，中國以經濟改革為導向，而蘇聯以政治改革為主體。雙方研究對方，互為借鑒，自是正道。那麼，在這種對比里，我們該持什麼態度？任何改革皆有成本，無論中國與蘇聯，沒有例外。只是成本大小，以及由誰來支付，才是我們需要重視之處。　　回到蘇聯以及俄羅斯民主化改革的歷史過程之中，所謂改革成本，實則是由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來承擔的，誰也無可逃遁。那麼，由此而觀，任何改革，如何發現社會共識，明晰改革成本，選擇適當道路，並且形成社會共識，才是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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