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砧帝國

鐵砧帝國

　　「二戰」爆發不久，為製造親赴戰場的假象，他在發表廣播講話時，背景中不斷傳來槍炮聲。被鼓噪得群情激昂的德國人，果真以為這位宣傳部長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其實他正端坐柏林的直播間，編造著自己的英雄業績。

　　戈培爾是納粹德國最重要的戰爭罪犯和殺人兇手之一，他與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樣，是最邪惡的殺人犯。但與這些不學無術的罪犯相比，戈培爾卻最具學者般的專業素質，他以文學起步，且擁有博士頭銜。

　　戈培爾於1921年畢業於海德堡大學，以題為《威廉·馮·舒茨：對浪漫派戲劇史的一種認識》的博士論文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他對此頗為自豪，每次簽名時都不忘寫下「戈培爾博士」。在進入政界，成為納粹黨領袖之前，戈氏寫過大量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寫於1922年，並於192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邁克爾：日記記載下的一個日耳曼人的命運》，這也是他所出版的唯一的文學作品。但僅此一本小說，已足夠讓我們見識這位納粹黨徒的政治面目，如評論家斯蒂芬·斯本德所說，這部作品以文學形式表現了「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所有徵兆……與其說它是訴諸大腦，不如說是訴諸血液」。

　　小說為日記體，摒棄了傳統文學作品的敘事方式，幾乎沒有完整情節，由大段對白和獨白構成。

　　一個叫邁克爾的大學生愛上了女學生荷莎，兩人在一起時討論的主要問題是：人是否可以同時具備詩人和政治家兩種素質。由於荷莎有著鮮明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把邁克爾「詩人革命家」的表態視為一條危險的道路，從而不願追隨。兩人分道揚鑣後，邁克爾又遇到俄國學生伊萬。伊萬則具有高度的無產階級革命熱情，這種熱情先是吸引了邁克爾，後來又引起他的厭惡。最後，伊萬在一次政治謀殺中死去，而邁克爾不久也死於一場事故。

　　關於邁克爾遭遇的獨白和對話，構成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核心：和平須通過戰爭獲得，它只能是劍而非棕櫚葉；平等根本不存在，自然界就是反民主的。通過這種觀點的表達，邁克爾發展出自己的反理性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反共產主義和極端反猶思想。他的世界觀「不能用理性和邏輯掌握，只能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因此它能頂得住一切攻擊」。邁克爾宣稱：「基督不可能是一個猶太人。我不能用事實證明這一點，但我確定是這樣。」——納粹黨從來沒用事實證明猶太人存在過怎樣的「罪惡」，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們把600多萬猶太人送進焚屍爐。

　　該書準確描繪了德國人一戰失敗後的心理和情感狀態，它導致邁克爾對世界的厭倦，衝突和混亂就成為發泄厭倦的途徑。這種狀態下，要麼死亡，要麼讓別人死亡——戈培爾選擇了後者。

　　能夠對邁克爾邪惡思想產生吸引力的是一個「偉人」來到他們中間，喚起了他們的鬥爭意志：「……聽這個曾喚醒我的人講話。現在他站在忠誠的人群中間。他的身材似乎更高大了。他充滿了力量，從那藍色的大眼睛裡泛出一片光海。我感覺到他的力量充滿了我的靈魂。這裡就是年輕的德國，這些人正在鐵匠鋪里鍛造新帝國。鐵砧現在才有，鐵鎚早已備好。」

　　這個「偉人」在第三帝國只能是希特勒。

　　戈培爾的小說，幾乎完全是他本人世界觀的直接反映，而且，現實中的戈培爾比邁克爾表現得更加殘忍和兇惡。他早年甚為看不起希特勒，甚至有過把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的想法，但聆聽他的演講後，又立刻為希特勒所傾倒。在權力慾望上，他與戈林、希姆萊完全可以並駕齊驅，而在政治立場上和對希特勒的效忠上，他更加堅定、更加具有理論色彩，也更加極端，直到希特勒自殺以後也沒有動搖。最後的時刻來臨，他強迫全家自殺——他和妻子親手毒殺了六個年幼的孩子，無辜的孩子全部成為希特勒和納粹意識形態的殉葬品。

　　斯蒂芬·斯本德對戈培爾的這部書作出了十分準確的評價：「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的戈培爾本質上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從他在海德堡大學當一名叛逆的學生，一直到1945年在帝國總理府戲劇般地死去為止，都是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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