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衡與依賴之間

——韓國地區主義戰略的進程與特點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推進，大多數國家開始通過地區合作的方式應對全球化，各國參與地區一體化的戰略也成為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以來，學界關於各類行為體區域一體化戰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霸權國、地區強國以及弱小國家的關注。近年來，隨著中等強國在國際舞台上參與全球性多邊治理活動的增加，其參與地區一體化的戰略也愈發受到關注。

韓國國內生產總值排名世界第１１位（２０１５年），貿易總額居全球第９位（２０１５年）在當前的亞太地區秩序中佔據重要地位，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強國。韓國廣泛參與並深度融入各類競爭性區域組織在可預見的未來，韓國的參與程度將對亞太區域合作制度的構建方向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在經濟領域，韓國對地區經濟組織的選擇，不僅影響著正在進行中的中日韓ＦＴＡ合作進程，也會對未來中國的地區經濟戰略帶來一定影響。其次，在安全領域，韓國作為美國在亞太戰略中的一個重要「樞軸」（ｌｉｎｃｈｐｉｎ），其安全戰略的選擇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進展與結果。再者，在當前東北亞國際關係日趨焦灼、中日矛盾日益凸顯的情況下，對於中國而言，韓國的利益取向也是影響中國周邊外交和大國外交戰略的重要變數。

本文將從現實主義國際制度理論（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視角分析中等強國韓國參與地區一體化戰略的進程和特點。此類視角的選擇與「中等強國」概念本身有關。著眼於「中等強國」概念的歷史發展軌跡，可以歸納出中等強國的兩個基本不變的特點：一類是從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角度，即根據某國國內生產總值、人口、軍事開支等指標，將國家分為大、中、小三類而取其中間；另一類是從功能（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角度，該視角較為關注這類國家的「多邊主義」偏好。也可以說，「中等強國」概念的構建是基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方面的邏輯表述。

現實主義認為，權力不僅在剖析衝突問題時居於核心地位，在解釋合作的產生、維持和瓦解等問題時也同等重要。行為體之間權力資源的分配不僅影響著制度的出現，而且決定著相關領域內製度的存在及其性質。當合作過程中出現利益分配問題時，國家會關注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相對得益，從而對制度的效率形成制約。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制度既可以理解成國家間權力關係的反映，也可以看作權力（軟）均衡與牽制的工具。

根據國家間權力等級的差別，不同國家在利用制度時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本文嘗試將地區主義看作一種廣義的制度，將地區強國、中等強國、弱小國家在參與地區活動中的制度性戰略作一般性概括：首先，對地區強國來說，獲得域內霸權或全球影響力是其推行地區主義合作的主要戰略目標。地區強國在推進地區合作制度化的過程中主要採取以下三種情況：第一，當需要強化自身在該地區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時，一般會接受弱小國家集團或中等強國提出的制度倡議，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制度一般會是一種有利於弱小國家集團的非對稱性制度；第二，當需要弱化地區制度對自身的約束時，則會採取「魅力攻勢（ｃｈａｒｍ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以推進它所期望的制度設置，此時該地區內形成的制度化水平一般較低；第三，如果地區內出現競爭性的他者（另一強國）地區強國也可能通過構建制度化的地區合作來達到制衡或牽制對方的目的。

其次，對於弱小國家來說，由於能力所限，參與到地區制度後往往擔心被大國侵凌主權，擺脫大國的控制成為其參與到地區主義進程所要面臨的重要問題。弱小國家參與地區主義的情況有以下兩種：第一，弱小國家認為可以通過聯合來提高集團影響力的時候，一般會積極推動地區主義的進程。但考慮到自身主權的獨立性，這時的制度化水平一般不高；第二，當域內出現大國競爭或者群起依附於某一大國的情況，弱小國家一般會考慮通過謀劃高水平的制度化來緩和大國競爭或不平衡依賴帶來的困境，但最終大國的接受程度將決定製度化的水平。

與地區強國和弱小國家相比，中等強國能力處於兩者之間，其地區主義戰略兼顧了地區強國和弱小國家的特點。中等強國參與地區進程的情況有以下幾種：第一，當域內出現大國競爭的時候，中等強國一般會考慮通過高水平的制度化來緩和大國競爭帶來的困境。雖然其自身也受到這種高水平制度的約束，但畢竟可以規避大國競爭帶來的風險，同時也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力、提高本身的影響力；第二，當中等強國出現對某一大國嚴重依賴的情況，也會較為積極地參與地區合作以制衡大國的影響力，並選擇一種有利於自身的非對稱性制度；第三，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力是中等強國的重要戰略目標，可選擇的手段一般是積極推進地區主義合作，以提升其在更廣範圍內或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然而，由於能力有限，尤其當某些重大安全問題制約著其地區合作議程時，中等強國對大國的依賴不可避免。本文將以此為分析框架，通過考察韓國在亞太、東亞、東北亞等區域及次區域實際合作的情況，分析作為中等強國的韓國在地區合作戰略上的特點，藉此對理解韓國對整個地區戰略的認識有一些助益，同時對我國對韓戰略定位及制定對韓政策帶來一定的啟示。

一、「亞太」概念的沉浮：與ＡＰＥＣ的關係

韓國對「亞太」的認知與定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政治上，通過其中間身份，調節各行為體之間的關係，促進位度化建設，以規範或牽制大國的行為；在經濟上，通過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擺脫對某一大國或集團的單一性依賴；隨著朝核問題的出現，韓國試圖將亞太區域的合作從經濟領域拓展到安全問題上，但迄今為止這一努力成效尚不明顯。

韓國參與地區合作的行為始於盧泰愚政府時期，１９８９年，當時的韓國以創始成員身份加入了亞太經合組織（ＡＰＥＣ）。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國家，韓國曾長期秉持美國等西方國家所推崇的自由貿易主義。但隨著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期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韓國迫切需要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以擺脫單一依賴美國市場的經貿結構，亞太經合組織的出現對韓國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困境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尤其在１９９３年的西雅圖峰會確定了貿易和投資的基本框架，並設立了貿易投資委員會之後，韓國對亞太經合組織的參與積極性和關注熱情更是受到了極大鼓舞。

１９９１年，在漢城舉辦的第三次亞太經合組織部長會議上通過了包含有亞太經合組織原則、目的、運營方式和組織相關條款在內的亞太經合組織宣言，韓國對此發揮了積極作用。韓國不僅積極支持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鮑勃·霍克（Ｂｏｂ　Ｈａｗｋ）建立ＡＰＥＣ的提議，並作為第一批成員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韓國還邀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中國大陸加入ＡＰＥＣ，從而推動了該組織的制度化建設。雖然ＡＰＥＣ是由澳大利亞和日本共同提出建立的，但韓國確實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維持和利用亞太經合組織方面,韓國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並取得了一定成績。作為一個處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家，韓國能提出一些平衡性的妥協方案，起到了平衡與調節的作用。例如，韓國利用參與亞太經合組織的機會，不僅通過實際行動提升了亞太區域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各大國的利益衝突。反過來，這些行為舉措也提高了韓國在促進亞太地區合作上的影響力。韓國根據亞太經合組織發展的基本方向，適時調整其對外經濟政策，擺脫了在經貿上單一依賴西方市場的狀況。一方面，韓國改變了直接出口支援的政策，轉而營造促進間接出口的環境，在積极參加多邊國際組織的同時擴大開放國內市場；另一方面，韓國通過參與亞太經合組織，改善了經貿環境，加大了對中國及東南亞市場的出口及投資，從而削弱了日本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並通過在經合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吸引到美國和日本的投資及技術，以幫助促進韓國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韓國在這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

隨著朝核危機的出現，韓國開始嘗試在亞太經合組織框架內討論朝鮮半島安全問題。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日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大阪會議上，韓美兩國討論了朝鮮半島形勢及有關朝美輕水反應堆、對朝共同方案等問題。１９９６年菲律賓經濟峰會期間，雙方又討論了朝鮮潛艇事件。１９９７年，在加拿大經濟峰會上，韓國正式倡議各成員國積极參与朝鮮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開發。自２０００年起，朝核問題開始成為歷年峰會討論話題，各成員國雖然肯定了六方會談機制在解決朝核問題中的積極作用，但並沒有如韓國所期望的那樣形成對朝鮮施壓的統一陣線。韓國的構想難以引起其他成員國，尤其是幾個大國的共鳴，提議設置與主導能力明顯不足。

二、「東亞」概念的再現：與東盟的關係

直至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東亞」概念曾一度被韓國有意無意地加以忘卻。一方面是因為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國曾被迫接受過日本強加的「東亞」概念，痛苦的殖民經歷使「大東亞共榮圈」概念給韓國留下了不好的記憶；另一方面，對於二戰後的韓國來說，其在地區角度最為關注的分裂與統一問題，本來是一個與「民族」相關的問題，並不存在區域上的考量。然而，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變化中的外部合作環境卻促使韓國開始重新考慮「東亞」這一概念。

另外，東亞概念的出現也與亞太這一概念的衰弱有關。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後，包括亞太經合組織內在的亞太地區合作組織開始展現出脆弱的跡象。以亞太經合組織為例，首先，成員國在組織目標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在資金、決策、組織領導權以及如何解決各國面臨的問題上也存在著諸多分歧；其次，美日等主導國對ＡＰＥＣ的作用和未來發展方向也有不同看法，這削弱了大多數成員國視ＡＰＥＣ為全面合作方案的願景；再次，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擴散也凸顯了ＡＰＥＣ在解決危機方面的脆弱性和不適用性，這更加深了各成員國的疑慮與不安。尤其是當東亞各國遭遇金融危機時，作為ＡＰＥＣ領導者的美國卻在忙於討論貿易自由化；在東亞各國所普遍擔心的朝鮮恐怖主義與核武器問題上，ＡＰＥＣ解決能力也相當有限，這些問題都加深了成員國對ＡＰＥＣ組織作用的懷疑。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東南亞國家主動與中日韓接近，形成了以「東盟１０＋３」為核心的區域合作方案。因此，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開始，韓國開始適應國際與地區局勢的變化，逐漸以「東亞」概念替代「亞太」概念，東亞漸而成為韓國地區定位的關注方向。

「東亞」概念在韓國的興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積极參与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多邊區域合作，推動制度化建設；二是加強與東盟的雙邊合作，平衡中日與東盟的雙邊合作；三是在東亞範圍內倡議朝鮮問題，並希望通過東亞區域合作來推動朝核問題的解決。

１９９７年，日本倡導成立ＡＭＦ（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計劃將美國排除在外，同時與ＩＭＦ保持一定的距離與差別，美國對此表示反對。隨後，日本通過Ｍａｎｉｌ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支援與監管）和「新宮澤構想」（１９９８年）來促進區域內金融體系的建立但均因美國的反對而失敗。之後，中日韓等東亞中心國家開始在金融領域展開廣泛合作，代表性成果即「ＡＳＥＡＮ＋３」地區共同體。１９９９年在馬尼拉舉行的首腦會談上，與會國通過了「東亞合作共同宣言」，２０００年又發表「清邁宣言」。韓國是東亞金融風暴的直接受害國之一，金大中政府執政後的第一要務就是要順利度過這場危機。然而，韓國當時所能仰仗的兩大國際組織在此問題上都難以滿足要求：ＡＰＥＣ由於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不能給予韓國政府適當幫助，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插手必然會對韓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強烈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為尋求解決金融危機辦法，並建立可足以維持地區經濟穩定的長遠方案，韓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東盟１０＋３」。金大中時期，韓國在推進ＡＰＴ制度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韓國分別於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提出建立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ＥＡＶＧ）和政府層面的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ＥＡＷＧ）並且於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間以報告書為基礎就東亞共同體的實現方案達成協議。東亞共同體方案為域內國家之間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統合提供了長期目標，同期，政府在民間研究團隊提出的目標之上組建了１７個短期課題和９個中長期課題。

２００５年「東盟１０＋３」會議上，日本提出「東盟１０＋６」方案（包括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中國則主張「東盟—中日韓」（即「１０＋３」）自貿區。作為對中日意見的折中，東盟提出組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ＲＣＥＰ）。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６日，在內比都舉行的第十八次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與會代表通過了組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ＲＣＥＰ）的草案，２０１１年東盟峰會上東盟十國領導人正式批准加入ＲＣＥ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東盟十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相比域內各大國及東盟，在面對此類東亞內部競爭時，韓國保持了沉默。

而在東盟框架內，隨著中日兩國分別與東盟簽訂ＦＴＡ協議，韓國則強化了與東盟的雙邊合作，以平衡中日兩國在東盟的影響。在２００３年「東盟１０＋１」峰會上，韓國提出與東盟建立自貿區。２００４年「東盟１０＋１」峰會上，雙方又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聯合宣言》韓國決定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２００４年，韓國與東盟確立「新型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２００５年「東盟１０＋１」峰會上，雙方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關於落實全面夥伴關係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正式啟動。在２００９年韓國與東盟在濟州島舉行特別峰會上，雙方簽署了《投資協議》。至此，「韓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基本完成。

２００９年３月，當時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在訪問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尼西亞時提出「新亞洲倡議」（Ｎｅｗ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明確將韓國區域外交拓展至整個東亞地區，合作領域也由經濟向安全、文化等層面擴展。「新亞洲倡議」的主要內容包括：１）增進與亞洲鄰國的友好、合作關係；２）構建亞洲共同繁榮的合作體系；３）推動韓國向成熟的世界國家（Ｇｌｏｂａｌ　Ｋｏｒｅａ）轉變。屆時，韓國將通過擴大ＯＤＡ、共享韓國的發展經驗，以及通過ＦＴＡ網路強化實質性經濟合作等舉措，與區域內國家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糧食、能源安全等問題。毫無疑問，東盟是該倡議的重要實踐對象之一。為此，韓國當時許諾將對東盟的援助大幅增至每年４億美元，期限延長至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０年「東盟１０＋１」峰會上，雙方同意將雙邊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並制定了五年行動計劃。韓國還提議建立「韓國—湄公河國家外長會議」機制，加強與湄公河五國的經濟合作。２０１１年首屆韓國—湄公河五國外長會議舉行。２０１１年「東盟１０＋１」峰會上，雙方同意就糧食問題、互聯互通、低碳綠色增長等議題加強合作。２０１２年峰會上強調通過韓國與湄公河國家合作機制，促進東盟互聯互通建設。２０１２年韓國任命了駐東盟大使，並在雅加達建立了駐東盟代表處。

韓國參與東亞區域合作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隨著東亞合作的深化，韓國試圖推動經濟領域合作向政治及安全領域的擴散。例如，韓國曾利用東亞的地區安全合作來推進朝核問題、朝韓關係的解決。東盟論壇作為一個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機制，也是朝鮮參加的唯一一個地區安全機制，韓國有意藉助該機制與朝鮮進行交流或施壓。大國平衡是東盟謀求東南亞安全的主要途徑，韓國則是東盟國家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藉助對象，反過來，韓國對東盟也有同樣的期許——前韓國外長韓升洲曾經稱東盟為「韓國新外交的中樞」。２０００年朝鮮也加入了東盟地區論壇。２００７年，朝鮮首次向東盟地區論壇提交了防衛與安全形勢報告，展示其透明化姿態。２００８年朝鮮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朝韓外長還在東盟地區論壇上實現會晤。在２０１１年東盟地區論壇上，韓朝外長再次會晤。２０１２年，朝鮮在東盟地區論壇上積極開展雙邊外交，同多個東南亞國家進行外長會談。朝鮮的這些行動使韓國對東盟地區論壇更為重視，韓國則希望通過東盟地區論壇等相關多邊機制來約束朝鮮的行為，使其不致脫離東北亞和平進程。

金大中政府曾嘗試在東亞共同體遠景下推動相關機制向東亞峰會延伸。例如，通過東亞地區的合作來推動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在周邊大國之間起到協調作用，推進東北亞地區合作的制度化建設。在日韓（１９９８．１０）、中韓（１９９８．１１）、俄韓（１９９９．５）首腦會議上金大中多次強調東北亞多邊安全保障對話機制的必要性。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日韓領導人在菲律賓出席東盟與中日韓（１０＋３）領導人會議期間舉行早餐會，啟動了中日韓合作進程的商談。２０００年，三國領導人決定將會晤定期化。２００２年，三國領導人早餐會改為正式會晤。此後，三國領導人原則上每年在出席１０＋３領導人會議期間舉行會晤，２００８年發展為中日韓峰會。但隨著中日、韓日關係的緊張，中日韓峰會後續進展緩慢。

三、「東北亞」概念的困境：與六方會談的關係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隨著國際形勢的緩和、國內民主化的發展、韓國對朝鮮威脅緊迫感的下降和對韓美同盟關係的重新認識，韓國外交戰略進行了大幅度調整。盧泰愚政府提出「北方外交」的理念，韓國希望通過與對朝友好國家先行緩和關係，然後緩和朝韓關係。金泳三政府制定了「世界化、多邊化、多元化、地區合作和面向未來」的中長期外交計劃。金大中政府提出「陽光政策」，以政經分離的原則致力於朝韓和解與合作。在此基礎上，韓國開始關注以「東北亞」為地區合作單位的多邊外交。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盧泰愚在第４３次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建立「東北亞和平協議會」（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的倡議１９９３年，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在漢城（現首爾）舉行的第２６次太平洋經濟協議會（ＰＢＥＣ）上提出建立「東北亞多邊安全對話」機制。１９９４年５月金泳三在第一輪東盟地區論壇（ＡＲＦ）的高級官員會議（ＳＯＭ）上提出設立東北亞安全對話機制（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ＮＥＡＳＥＤ）的倡議。同年７月２５日在曼谷舉行首次東盟地區論壇（ＡＲＦ）上，韓國外長韓升洲提出：「作為該地區預防外交與增進安全合作的重要手段，東北亞多邊安全對話（ＮＥＡＳＥＤ）將承擔重要的作用」。１９９６年４月，韓國總統金泳三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建議舉行有中、美、韓、朝參加的「四方會談」，韓國主張四方會談應以南北對話為主，簽署和平協定中美等大國應充當協定實施的保證國。韓國期望借四方會談影響朝鮮，這也是韓國藉助東北亞多邊機制來解決半島問題的首次實踐。

真正將「東北亞」作為一個地區概念進行探索，並且將其視為對外關係重點的時期是在盧武鉉時期。首先，在朝核問題上，韓國認識到，「四方會談」、「六方會談」等地區合作方案在解決朝核問題上的作用正逐漸加強；其次，這還與韓國總統盧武鉉個人的理念與意志有關，盧武鉉從執政初期開始就明確表示東北亞多邊安全保障合作的重要性。２００３年盧武鉉政府提出「東北亞和平與繁榮合作倡議」（ＮＡＣＩ），該倡議正式將「東北亞」這一概念延伸到經濟領域，東北亞地區也成為韓國區域合作方案的中心。起初，ＮＡＣＩ的提出是為了加強東北亞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吸引海外投資、協調能源和國際資金流動等目的。但這一倡議提出不到一年就被擴展為一個旨在維持地區和平建立區域共同體的更加全面的國家合作議程。ＮＡＣＩ的最終目標是「形成合作型治理模式，以建立互信、互惠、共生的區域共同體的方式實現東北亞的和平與繁榮」。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ＮＡＣＩ需要完成三大任務：建立朝鮮半島和平體系；加強東北亞四強國的外交合作；強化多邊安全合作。隨後，盧武鉉政府又提出「東北亞時代」新構想，並設立了直屬青瓦台的東北亞時代委員會。為實現「東北亞時代構想」，韓國提出四大目標及具體實施方案：促進朝韓間的合作；同時構建雙邊、地區層面及多邊合作；反對差別主義，提倡強調相互主義及開放性的開放型地區主義，以構築制度化的共同體為目標。

韓國對東北亞地區合作的關注主要體現在其在六方會談中發揮的積極主動作用。六方會談是朝美兩國的協商平台，中國在其中起著重要的媒介性作用；從結構上看，韓國發揮作用的空間很小，但韓國還是通過積極的外交斡旋行為，在提供倡議、打破僵局、調控協商的整個進程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朝美之間在關於無核化與朝美關係正常化先後順序 無核化與安全保證的範圍與方法等問題上的爭議是前三輪六方會談的部分焦點問題。朝鮮要求先於美國簽訂互補侵犯條約，然後再放棄核計劃；而美國要求朝鮮先放棄核計劃，然後才與朝鮮進行雙邊會談。在此情況下，盧武鉉提出一個分三步實施的並行方案：首先，朝美同時發表聲明，承諾「無核化」與「對朝安全保障」；第二，朝美同時採取一系列具體措施，諸如朝鮮實施可核查的「核凍結」、美國及其他相關方解決朝鮮的安全關切、為朝鮮提供經濟及能源援助等措施；第三，朝美、朝日建交，朝鮮實施完全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無核化。韓國的調節方案為第四輪六方會談的召開及《９·１９共同聲明》的達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９·１９共同聲明》簽訂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美國財政部以「偽造貨幣」、「走私毒品」為理由，宣布將八家朝鮮企業列入黑名單，凍結這些企業的在美資產，同時指責澳門匯業銀行長期為朝鮮政府洗黑錢、發偽鈔的行為。朝美雙方圍繞「偽造美元」和「金融制裁」問題爭執不下。朝鮮強調，美國必須解除「金融制裁」，否則朝鮮不會重返六方會談。韓國政府頂住國內壓力對美國展開說服工作，希望美國靈活處理匯業銀行事件，重啟六方會談。在應對朝鮮的核試與衛星試射問題上，韓國在支持聯合國聲明（１６９５號和１７１８號）的同時，在單邊層面可能採取的對朝強硬政策持謹慎態度，甚至對通過制裁來解決朝核問題持懷疑態度。總之，韓國通過一系列積極的外交努力，來保證六方會談的順利進行。

李明博時期，隨著韓國外交向韓美同盟為中心作方向性的調整，韓國的「東北亞」外交重心再次回歸到以韓美同盟為中心的雙邊關係上。李明博政府將韓美關係作為韓國外交的首要的內容，將與美國的傳統友好關係發展為指向未來的同盟關係，提出「２１世紀戰略性韓美同盟」構想，旨在恢復盧武鉉時期疏遠的韓美關係。至此，關於「東北亞地區主義」的討論便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

朴槿惠上台後提出「東北亞合作倡議」試圖將合作對象整合為以韓國、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蒙古、朝鮮等域內相關國家為中心同時保留與歐盟、東盟等域外具有國家間合作經驗的組織的接觸。韓國認為，以往的地區合作並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其癥結有如下幾個：各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不同和文化差異，以及歷史性分歧造成的民族間敵對情緒；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記憶和二戰後處理過程中衍生的領土問題；域內缺少引導東北亞多邊安全保障合作機制的仲裁者；相關國家對地區主導權的爭奪。因此，朴槿惠提出旨在與發展中國家分享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經驗的「發展經驗共享項目」（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以落實其提出的「信賴政治」（ｔｒｕ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ｋ　ｐｏｌｉｃｙ）的施政綱領，並將韓國打造成為「負責任的中等強國」。但隨著朝核危機的加劇，韓國逐漸轉向以韓美同盟為中心的安全政策，基本上拋棄了朴槿惠政府初期的執政理念。在重啟六方會談問題上，韓國設置某些「原則」作為條件，以往那種通過地區合作的途徑來解決朝核問題的思路基本上被拋棄。目前，韓國基本上堅持以同盟為中心的安全政策。２０１３年朴槿惠訪美期間，韓美簽署了關於２１世紀韓美關係發展方向的韓美同盟６０周年聯合宣言，雙方同意將韓美同盟從「全面戰略同盟關係」提升為「全球夥伴關係」，其內容包含了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合作。２０１４年韓美雙方就駐韓美軍防衛費分擔、戰時作戰指揮權、韓美外長與防長（２＋２）會議定期化、美陸軍在亞太地區實行作戰部隊輪換部署，以及美日韓三國共享防衛情報等問題達成共識。第五次朝鮮核試驗以後，韓國決定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四、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韓國地區主義戰略具有如下基本特點：作為一個中等強國當域內出現大國競爭或對某一大國嚴重依賴的時候，韓國通過積極推動地區主義的制度化進程以平衡大國的影響力、擺脫大國競爭帶來的戰略選擇困境。但由於其本身受困於重大安全問題，韓國在地區層面提出並主導議題的能力明顯不足，在制度框架內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受到諸多制約，通過平衡手段制衡域內大國的努力也將長期受到同盟關係的束縛。

首先，當域內出現大國競爭或針對某大國的嚴重依賴情況，作為中等強國韓國通過同時推動或參與不同的合作機制以平衡相關行為體。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在東北亞範圍內，中韓ＦＴＡ、韓美ＦＴＡ已經簽訂；在東亞範圍內，由東盟提出的ＲＣＥＰ談判正在進行，美國被排除在外，韓國則參與其中；在亞太地區議程上，韓國是否加入ＴＰＰ正備受關注。２０１６年，隨著美國、日本和其他１０個泛太平洋國家正式簽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ＴＰＰ協議），ＴＰＰ取得實質性突破，其在亞太的地位不容忽視。目前，美國、日本參與其中，中國被排除。對於ＴＰＰ協議，韓國政府的態度經歷了消極觀望、謹慎研究兩個階段，目前已進入談判預備期。２０１７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ＴＰＰ，韓國國內關於ＴＰＰ的討論也隨著銷聲匿跡。韓國通過積极參与地區經濟合作組織，以平衡不同地區經濟組織之間的競爭對韓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這樣也可以避免對某一大國的嚴重依賴。

其次，由於能力上的不足，韓國的上述努力在很多時候不僅被擱置，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即加重了對大國，尤其是對其盟國的依賴。在東盟地區合作出現紛爭的時候，韓國沒有積极參与提出解決紛爭的方法；在推動通過亞太或東亞的經濟合作來解決東北亞地區安全問題（朝核問題）時，預期中的「外溢」現象也沒有發生；在解決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中，盧武鉉政府的積极參与體現了韓國在推動朝核問題解決制度化建設方面的努力，但最終因為其能力的限制，無法推動制度化的實質性進展，以致最後放棄六方會談作為解決朝核問題的基本方案，轉而選擇依靠同盟的戰略。

所以，我們在對韓國進行戰略定位時，需要正確把握韓國地區主義戰略的特點，在看到韓國地區主義戰略積極性的同時，認識到其局限性，以免由於對其期待過高而產生戰略誤判。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