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仇富現象僅在於社會不公

仇官、仇富，仇視權貴似乎是個時髦事，尤其是在網上，任何事件，如是貼上官或富的標籤，必定是人們盡情地發泄著仇恨情緒的場所。在這裡，人們可以竭儘可能的詛咒、嘲諷、挖苦著權貴，或由此凸顯出弱勢群體的悲觀、絕望、無助；在這裡，階級鬥爭並無有遠去的痕迹，文革似乎仍在持續；在這裡，革命的激情並未有消退，「打土豪、分田地」仍是具有天然的道德正當性，雖然革命在時髦過之後，已不被官方所待見。

人類歷史當中，任何文明的興起與發展，必會帶來現代化後遺症，其一表現就是顯現的貧富差距，或由此延伸到社會不公現象。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有「妙筆著文章，鐵肩擔道義」的但當，於是乎，為底層建言，呼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是當代當代知識分子的職責所在，也是時代需求的必然結果。

新中國成立之後，一個非常偉大的成就是，普及了文字教育，9年制義務教育的推行，使得絕大多數的國民，在廣義上屬於知識分子的範疇，這在民國時期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幾無可能完成的任務。隨著知識的普及，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在權利覺醒的過程當中，人們也懂得了如何儘可能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與之相對的卻是，權貴並未意識到這種時代潮流，或是對此有所不屑，於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卻是兩種截然不同意識的對撞，乃至衝突是極其自然的表現。

階層的對抗既有歷史淵源，也是現實社會缺乏公平正義的必然結果。我國的政治文化，有著較為深厚的青天情結，「以德治國」理念幾乎印在了這個民族的骨子裡，它對於統治者的道德要求也近乎苛刻，權貴的不檢行為自然是人們口誅筆伐的對象，也是社會怨氣的極度宣洩口。古代中國，俠客文化極度的盛行，受到人們的歌頌，這是人們面對強權無力反抗的樸素表現，於是，唐之後，尤其到了宋代，為了維護王朝的統治基礎，「俠以武犯禁」是統治者的心病所在，但這個文化終究還是留傳下來，俠客意識轉換為了讀書人的但當意識。於此，也自然不難理解為何底層為何會仇富、仇官，仇視權貴。

人們仇官、仇富，仇視權貴，是對現實社會不公平的情緒訴求，也與人們對權貴的道德苛求有關，當然其中也穿插了讀書人的俠義情懷，不能釐清這些淵源，就很難解釋社會為何盛行仇官、仇富，仇視權貴現象。

但權貴精英對底層的抵觸，底層對權貴精英的不信任，必然會使得社會各個階層日益趨向分化、以及對抗，以社會階層對抗為標誌的社會的內耗，除了徒增社會成本之外，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目標的實現，毫無疑問是消極的。

當然這以社會階層對抗為標誌的內耗，並非完全的無破解之道。首為重要的是權貴要學會讓步，通過出讓自身的利益，來換取社會的和諧，其實任何事務，都是有一個度，權貴對社會資源的佔用越多，相應的是底層份額越小，如此的演變，不懂得讓步，那隻能是用革命的手段來解決，那樣，對權貴而言，對底層而言，甚至對整個民族而言，都是一場不可承受之痛。

古語有云：「有舍才有得」，其實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佔有了多少的社會資源，但終究能得到就是那麼一點，皇帝雖貴有天下，但安身之處也僅是一尺墓穴，想明白了這點，才是執政者應有的覺悟。

當今中國，最大的社會不公，是在於可媲美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城鄉戶籍隔離制度，如不儘快的廢除這個不合時宜的政策，奢談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奢談和諧社會恐亦是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