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經濟學和富人的幸福感】

【窮人的經濟學和富人的幸福感】——讀鄭也夫《後物慾時代的來臨》札記　　　　　　　　最早看到把經濟學劃分為窮人的經濟學和富人的經濟學兩類，還是在2003年前後，有個叫盧周來的寫了一本書，名為《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其中的部分內容轉載到當時的各類報紙、文摘刊物上，那篇文章用「恩格爾係數」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兩個經濟學理論解釋了窮人和富人消費行為的不同，並探討了貧富市場兩重天的根源，可惜我後來一直沒有看到整部書的全貌。　　　　關於經濟學在中國是否是普世的，是否是不包含價值判斷的科學，經濟學家一直存有爭議。而這個問題，2005年總理大人通過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窮人經濟學」理論而給出了一個官方的答案，「窮人經濟學」認為，「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了農業，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　　　　經濟學註定要分化為窮人經濟學和富人經濟學的問題，現已無爭論的必要。因為現存的任何一個社會，總存在窮人和富人的區別，對經濟學的適用和幸福感的判斷，結論也必會因為窮人和富人的利益不同而不同。現在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對社會的影響又會是怎樣。　　　　既然有人研究窮人經濟學，那麼也會有人研究富人經濟學，鄭也夫《後物慾時代的來臨》正是偏向研究富人經濟學的。雖然作者已經聲明這裡的「富人」指的是全社會不分地域所有走向了富裕的人，但由於他畢竟跳過了窮人的致富階段而努力為富人在後消費時代的出路進行著設計，難免就有東方澤空等人以犀利的筆觸對其進行猛烈的一批、二批、三批。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覺得研究富人經濟學就是為「腐敗」的貴族階級服務，允許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經濟學和幸福感的研究，這是最起碼的學術自由度，所以，我尊重鄭先生和他的著作。　　　　鄭也夫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的教授，曾有《信任論》和《閱讀生物學札記》等著作。《後物慾時代的來臨》來源於作者以「消費與快樂研究」為題的教學講稿，被作者稱為是「耗時最大、用力最深、水平最高的一次寫作」。《後》一書的主旨是：解釋消費同時也批判消費，否定快樂哲學，提倡「舒適、牛逼、刺激」的人類追求，在此基礎上進而迎接藝術化、遊戲化的「後物慾時代」的來臨。用鄭自己的話說，「當代人的工作生活都太安逸了,興奮值驟跌,要追求可持續牛逼,只好到物質之外去尋找。書的主題就這麼簡單：物質的豐盈將使物質的炫耀退場。」　　　　鄭也夫對自己這部新作的喜愛溢於言表。他在一次記者採訪中說，「我認為，思想類的優秀作品有兩種風格。一是核心論點振聾發聵，除此沒有什麼了。另一種是除了一個精彩的主弦外，還有很多閃光的小見解。我欣賞和追求第二種風格。《後物慾時代的來臨》除了主弦外，還有很多出人意表的小見解。比如，手藝與機器，上癮與依賴症，馬斯洛的膚淺，遊戲的功能，大規模失業的必然性。不讀全書，就不能分享我所珍愛的這些心得。它們不是一兩句話能概括的。」　　　　我當然很願意分享作者這些珍愛的心得。通讀全書之後，更是對鄭在書中的博聞廣記、引經據獻肅然起敬，一百多本參考書目絕不是放在附錄擺樣子的。　　　　但我也略有些遺憾。其一，我認為這本著作如果僅作為對消費機制的解釋還是系統的，但若作為對後物慾時代的來臨意義上的探討——這恐怕是作者這本書的本意，我覺得書中有一些東西還沒說清楚，全書在布局上大量的篇幅集中在對消費機制的解釋上，而這個解釋系統又無法直接作為後物慾時代來臨的推論基礎，因而影響了整部書在論證上的鮮明的指向性，令讀者如我，還是感到不充實，不飽滿，略有牽強，其二，也許是因為我對經濟學、社會學的研究範式是個外行，理解能力和眼界有限，我很不習慣閱讀成段成段的文獻引用，鄭在這本書中從社會學、經濟學和生物學的視角來分析消費問題，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著作，這固然增加了表達觀點時的說服力，但有時也拖累了敘述，對於一部非學術史專著來說，文獻引用和綜述過多，顯得缺少作者表達內容主旨的內在聯繫。　　　　全書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現代消費反思、快樂哲學批判以及收入、消費與幸福的關係，這可能與我正處於脫貧致富、追求幸福的現在進行時有關。有些地方，我與作者的觀點向左，我首先承認，我沒有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基礎，以下思考僅僅源於我個人生活中的感受。　　　　一、關於對現代消費的反思　　　　作者在書的開篇序言中第一句就指出：「這是一本努力解釋消費的理論著作。」同時他又說，「筆者雖然在書中取向解釋，但在長期生活中早就形成了對待消費的批判態度。任憑怎樣努力，在著手解釋的時候，批判態度殊難避席。於是解釋和批判相撞。不是我不想熔於一爐，這裡更想做的解釋。」　　　　至於解釋和批判有何不同，作者認為，「解釋和批判是兩種不同的智力活動。批判意在闡述被批判者如何不對。解釋不同於批判，也不同於辯護，它重點探討該對象如何運轉，如何定型，對錯之判斷還在其次。……我這裡更想做的是解釋。解釋和批判是什麼關係呢？解釋通常無傷批判，甚至還可以使批判更具力道。批判的態度似乎更有可能傷害解釋，批判往往比解釋偏激。」　　　　對於鄭的這個觀點我是持保留意見的，我認為要把消費的問題徹底的說清楚，與其解釋，反不如批判，鄭在書中對消費的批判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毀傷了對消費的解釋，而是還不夠。一方面，在方法上我認為批判是比解釋更高一個層次的解析，只解釋可以不批判，而要批判必須首先解釋清楚，至於說解釋無傷批判，而批判有可能傷害解釋，這話更不能令我信服，批判只有可能傷害被解釋的事物，但對解釋並不會構成傷害，除非批判者自身功力不夠，自己偏激，或者片面，這與批判本身無關。另一方面，從批判的意義上說，當然也不能為了批判而去批判，但至少對於現代經濟社會的「消費」來說，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消費」還大有可批之處。　　　　鄭對消費的批判態度在書中表現得有些耐人尋味。在對消費機制進行分析時，鄭提出：「在廠商的製造和消費者的積极參与者兩者中，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二者恰當的結合，但消費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商人造就的。」在與商人參與的消費機制中，鄭歸納出「廣告、較低消費門檻、商人通過買通官員和專家而操縱社會」三個因素。　　　　對於廣告，鄭的主要觀點是：「廣告如果有效，便造就了消費主義，導致了浪費；如果無效，則自身就是浪費」。而至於廣告廣泛地欺詐消費者、從而誘導和擴大消費的這一方面，他只寥寥幾語帶過，並未作過多的提及。對於較低的消費門檻，鄭認為「對商人的行為而言，只有降低門檻是最正當的」，除了認為降低門檻使機器侵佔了手藝的領地之外，他沒有對此因素提出什麼批判。對於商人的操控，鄭承認商人的遊說和收買以及官商結合在中西方社會都是存在的，但他同時又說，「擺脫商人的操控是無法根本解決的課題」。　　　　看得出，鄭在立場上的確強調對消費的解釋，弱化對其的批判，他試圖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入局其中，通過闡述消費的荒淫來有利於引出後面「後物慾時代」即將來臨的必然性。我感覺這很有些可惜，因為他的手上擁有關於中國消費現象的一手實證資料《消費的秘密》，要對消費進行批判他是最有依據的，但他沒有從揭露廠商刺激虛無消費入手來引導消費者覺醒為理性消費，而是對消費的泛濫和荒誕報以不屑又認可的態度，並把消費的領域從「物質性」延伸至「非物質性」，為看似沒落的消費找到一條看似光明的出路，這就有些讓人費解了。　　　　我想，這個原因的基點就在於，鄭看消費問題的視覺，始終是站在富人的幸福感上的。我不是說學者們來研究富人的幸福感有什麼不妥，但至少我認為，理解鄭的這個視角更有利於理解他對消費的批判態度在什麼位置上，那就是，他對現代消費的改造已經不報希望，他的構思已經在「後消費時代」，這一點，他不但是超前，而是大大的超前了。　　　　二、關於對快樂哲學的批判　　　　鄭也夫起初是進行「反省快樂和批判消費」研究的，後來他發現「兩者都很深刻，它們在西方都是熱門話題，熱得燙手，資料之多，看都看不過來。如果兩者想兼顧，兩個都做不動。」於是，他選擇送走「快樂」，專侍「消費」。　　　　我倒覺得，在批判消費的同時來反省快樂倒是一件有趣的事，雖然我本人正好是快樂哲學的門徒，但我願意傾聽任何人對快樂的批判。可惜鄭在《後》一書中對此提及不多，篇幅有限。最近聽說鄭教授結束「批判消費」課程開設了「幸福導論」課，我估計在這門課中他會集中精力對快樂哲學進行批判。　　　　要批判快樂，我認為有必要首先界定一下「快樂」的定義，至少要明確一下這裡的「快樂」是等同於「幸福」還是等同於「享樂」，古典的哲學往往認為，「快樂主義」（hedomism）主要指感官上和物質上的得到感，基本等同於「享樂主義」，而「幸福主義」（eudaemonism）與快樂主義的區別，是除了在感官之外還加上了精神層面的追求。我估計鄭在書中所指的「快樂」還是近同於「幸福」，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現在對言及快樂的所指。　　　　但是，鄭對快樂哲學的否定不是針對在追求快樂的過程中是更偏向於物質性還是更偏向於精神性，他直接否認了人類追求快樂的大前提，即認為快樂不應是人類的主要動機和最終目的，他的主要觀點是：　　　　第一，「人類的主要動機是追求快樂」這一命題不是自明之理，因為人類所享有的三大思想資源——宗教、傳統道德和進化論思想統統都不支持這個論斷。　　　　第二，以往的快樂人生哲學是建立在溫飽未解決之上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而現在的社會變遷向這一哲學提出了嚴酷的挑戰；　　　　第三，快樂哲學的失敗是因為企圖以「快樂「去包容人類追求的無限，一個字眼包括了一切就等於什麼也沒說，他進而提出人類的三種追求是：舒適、牛逼、刺激。　　　　我認為鄭對快樂的理解更多的是從生物學的角度進行的。例如關於進化論，鄭提出「如果一個物種，或者其中一些成員，過度地沉溺在快樂追求當中，很有可能不利於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乃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相反，適者在生存過程中要經受很多不可推卸的苦難。」他引用了孕婦妊娠早期的噁心嘔吐、鮭魚為生殖而使消化系統萎縮的悲壯，以及老鼠因追求快感而被餓死的實驗等三個例子。　　　　這三個例子並不能說服我，因為鄭在這裡沒有區分出動物和人類對短時快樂和長久幸福的理解力和趨向力，我還是認為人類有趨利避害、追求快樂的本能，而其間無論經歷和忍受怎樣的苦楚，其目的還是為了追求苦楚之後更長遠的幸福。至於宗教和道德所提倡的，即便不是追求直接的快樂，但至少也是為了擺脫不快樂，這並不能說二者就否定了快樂。的確，人類生存中有許多痛苦是根本無法避免的，也正因如此，人們在忍受痛苦的同時才會更加嚮往快樂，用「追求快樂會導致危害生存」來否定人類對快樂的追求，這在邏輯上是很難站住腳的。　　　　而鄭所提出的「舒適、牛逼、刺激」的三種人類追求，也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解釋的。所謂的舒適，基本上是指溫飽，相當於馬斯洛所指的「生存」需求；所謂的牛逼，是指人在生物性上的炫耀感和被承認感，基本上相當於馬斯洛所指的「尊重」加上「自我實現」；所謂的刺激，是指人類大腦的喚醒值——即興奮度周期性地達到一定高度，鄭提出馬斯洛需求體系中缺少「刺激的需求」，因此他認為馬沒有發現人類現代生活最本質的東西，只有「癮」才是理解現代生活和現代人的鑰匙。他同時認為，人類的需求應是本能的、生理的，而生活的意義只是人類為解決生存的掙扎而附加在生活上的一種文化手段，在溫飽得到解決之際，人類的生活意義不復存在了，快樂效應不再出現，人類將陷入空虛和無聊。　　　　對於鄭的上述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其他動物，就是因為人的身上不僅有生物性，還有社會性和文化性，完全拋開人的社會性和文化性而把人類追求還原到生物性的層面，這對討論哲學、人類心理學和經濟學幾乎沒有意義。如果僅僅從純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追求，那麼舒適、牛逼和刺激要遠比快樂甚至享樂更容易引發人類的犯罪和倫理叛逆，對於這個推論鄭又怎麼解釋呢？　　　　我期待著鄭也夫對快樂哲學批判提出更令我信服的論證。　　　　　　三、關於財富、消費與幸福的關係　　　　無論是否對快樂哲學的大前提進行否定和批判，有關財富、消費和幸福的關係問題，始終是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喜歡探討的一個話題，而對這個話題，兩個領域的學者各持一詞，對「幸福公式」也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　　　　首先看一看心理學家提出的幸福公式，據我所知比較著名的有兩個。一個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賽利格曼提出的：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這裡指的幸福感，是指一個人較為持續的、穩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暫時的快樂和幸福。英國科學家給出了另一個公式：幸福＝P+(5×E)+(3×H)，其中，P代表個性，包括世界觀，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E代表生存，包括健康狀況，財政狀況和交友的情況；H代表更高一層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　　　　從以上這兩個公式來看，財富對幸福並不起著絕對的決定作用，人們總願意引用這樣一個實例來支持這個觀點：芝加哥郊區有一名中年婦女名叫羅斯，她離婚多年，整日情緒低落，靠藥物保持心情安寧。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更有希望，她每個星期都花5美元購買當地的一種彩票。突然有一天，好運來了，羅斯在一次購買彩票中贏得頭籌，獲得獎金2200萬美元。於是，她辭去了洗衣工的工作，購買了有18個房間的別墅，把兩個孩子都送進了最好的私立學校。但令人驚訝的是，她的幸福心情不到一年就開始惡化了，她的抑鬱情緒重新出現，她又像以往一樣悶悶不樂……　　　　而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幸福公式卻是另一番景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提出：個人幸福＝物質財富/消費慾望，也就是說，如果以經濟為取向，個人幸福與物質財富成正比，與消費慾望成反比。　　　　在這個公式中，以經濟取向的文化和哲學的文化難免會有衝突，站在心理的立場看，沒有慾望，如何會去增加財富？在增加財富的努力中，如何會減少慾望？站在社會學的立場看，經濟學者要推動積極、動態的商業社會，必然以增加財富同時促進消費為目標，而哲學家們卻認為慾望是無限的，內心的快樂幸福要比擁有財富更加現實，二者始終有些矛盾。　　　　但是，要單純研究財富、消費和幸福的關係，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要更熱鬧些，人們把在經濟學領域對幸福感的研究稱為「幸福感的新經濟學」，學者們較為關心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幸福感？第二，幸福感在不同經濟增長階段的表現是否會有所不同？第三，除了收入、財富等決定生活水平的因素之外，其它的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幸福感？ 　　　　我所看到的材料，綜合中西方學者們對財富、消費和幸福的研究，結論趨於如下幾點：　　　　第一，西方的研究結果表明，財富和消費與幸福有關係，但總體水平與幸福人生的關係不大。福布斯排行榜中前100名的人比中等收入者稍幸福點，而最貧窮的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與中等收入人相比只是稍微低一些。而中國學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和財富是決定人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調查顯示，城鄉最高收入組的平均幸福感指數比最低收入組高出50%～60%，最富的十分之一的人群比最窮的十分之一的人群的平均幸福指數高29%～36%。　　　　第二，西方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均總產值與幸福感呈微弱的正相關，幸福拐點約為人均8000美元，此階段過後，財富的增加對幸福感的影響漸小。而在中國的調查表明，人均年收入400000元左右為幸福感變化的一個轉折點，而過了這一階段，人們的幸福感仍然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顯著增加。　　　　第三，除了經濟的因素，婚姻和人際交往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有信仰的人比沒有信仰的人更加幸福和快樂；而受教育程度、智力水平、外表吸引力、種族和性別等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很小。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過高的慾望會抵消收入的效應，降低人們的慾望有助於幸福感的提高，因宗教信仰往往改變的是人們的慾望，所以會提升人們幸福感。　　　　鄭在書的第九章也集中介紹了有關財富、消費和幸福的關係，與上面的研究結果相比，他更關注的是跨過幸福拐點——即溫飽線之後的情況，他傾向的觀點是；溫飽線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費的增加不會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滿意度，增加財富的同時妥善地使用它可以增加生活滿意度，同時，不需要增加財富而改變恰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也可以增加生活滿意度。但是，如果不加調整的話，過度消費將給人們帶來的將是不快。　　　　對於財富、消費和幸福的關係，我個人還是傾向於心理學家的觀點，經濟因素不是人們幸福感的重要決定因素，如果非要界定在經濟取向的範圍內來考察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個人的體驗是，財富和幸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會呈顯著的正相關，而且幸福的拐點要遠遠超過8000美元或40000人民幣的溫飽線，我認為至少要跨過安全線，達到富裕線。至於所獲得的財富以何種消費形式換取相應的幸福感，這與人的價值取向不同有關，不能一概而論何為消費「適度」，何為消費「過度」。　　　　順便說一下數月前我對一些人所做的一個測試：假如分配給你8萬元錢，這8萬元是無所不能的，請你分配一下你將把這些錢花費在哪些項目，必須花費完。　　　　測試的結果是：多數被試者在面對這些神奇的錢時忽然不知道該如何支配，5分鐘後半數以上的人手裡還有尚未支配的餘額，而更有意思的是，儘管已經事先知道這8萬元對實現願望是無所不能的，可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還是選擇使用其中的2～4萬元去創業，目的是為了賺更多的錢！而幾乎所有的老年人都選擇把大多數錢存起來！！　　　　人在金錢和物質方面的慾望是盲目而又近乎無限的，儘管他們還沒有想好究竟怎樣消費。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後物慾時代真的會來臨嗎？　　　　　　四、關於後物慾時代的來臨　　　　在解釋了消費機制，批判了快樂哲學，探討了財富、消費和幸福的關係，並提出舒適、牛逼、刺激為人類的三大追求之後，鄭為正在被商人操縱和壟斷的消費社會尋求著一個未來的出路，那就是：後物慾時代的來臨。　　　　鄭提出的「後物慾時代」是相對於「消費時代」的。他說，「在人類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人類是地道的物質主義者，滿足舒適、炫耀和牛皮的需要，都依賴於物質。如今，溫飽即將全面解決，這在生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於是空虛、無聊必然發生，跨過了溫飽這道檻，人們發現，物質太多了，消受不了，過分消耗物質甚至顯得滑稽。我把溫飽問題解決之後的這個時代，命名為『後物慾時代』。我講的『後物慾時代』的來臨，沒有具體指某個國家和地區，這其實是一個比較宏觀的理論投射，寓意是整個人類。我的書之所以講『後物慾時代』，是從趨勢上看現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會太遠了。」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鄭提出，炫耀是人的與生俱來的生理傾向，此前的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全面的解決溫飽，在那樣的社會中物質是炫耀的最有利的工具；但在溫飽全面解決的社會中，人們只好在物質之外尋找炫耀手段。在後物慾時代，工作將不再是生活中的最主要內容，物質不再是人們滿足炫耀與刺激的有力手段，人類將進入藝術的時代和遊戲的時代，人們將通過藝術，而不是物質，來尋求身份的識別；人們將選擇和依賴遊戲，來作為擺脫空虛尋求刺激的最佳手段，一言以蔽之，藝術化和遊戲化的生活將是「後物慾時代」的重要出路。　　　　這裡我有幾個疑問。　　　　第一，人類溫飽之後是否必然空虛和無聊？我不反對現代經濟學家提前在學術上討論溫飽之後人類的去向，但如認為溫飽解決之後人類必然空虛，必然無聊，這未免有些武斷和悲觀，每個社會都存在著一部分人空虛無聊的現象，即使他們達到或尚未達到溫飽的地步，空虛和無聊也纏繞不去，這並不為「物慾時代」所獨有。我覺得鄭的這個推論是以社會上一小撮先富起來的人為依據的，尤其是中國當代的部分暴富者，他們面對物質上突如其來的豐裕，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力都不足。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解決溫飽是一個漸變的人生過程，即便是溫飽之後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他們也要經歷一個自我生存和自我構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空虛、無聊的人有之，充實、積極的人也有之，僅以貴族和暴發戶的問題來推及全社會的困境，這是不是有些以偏蓋全呢？如果鄭的這個邏輯關係正確的話，那解決中國乃至人類的社會問題豈不簡單了，只要千方百計地讓廣大的人民群眾始終處於不能溫飽但尚不至於餓死的地步，溫飽既得不到解決，人們每天忙碌自己的飯碗，如此，空虛、無聊就不會發生，超級消費和追求快樂也就無暇顧及，社會也就不會出現鄭所擔憂的荒誕了。　　　　第二，人類的「可持續性牛逼」是在什麼基礎上加以實現的？鄭提出，由於人在本性上對「牛逼」和「刺激」的追求，在溫飽全面解決的社會，物質不再是可以炫耀的手段，只好轉向非物質層面的藝術、遊戲領域。這就有一個生存基礎的問題，因為正是由於經濟和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人類的溫飽問題才得以解決，如果擺脫了對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依戀而專門追求「牛逼」和「刺激」，人類溫飽靠什麼維持，人類又拿什麼來追求「可持續性牛逼」呢？我認為，在同一個社會中，非物慾性和物慾性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比例，達到一定的平衡，單純地認為人類在溫飽之後就可以大面積地轉向非物慾的追求，那是很難「牛逼」得起來的。　　　　第三，溫飽之後，大眾文化要向貴族文化看齊嗎？鄭提出，「溫飽之後該是我們告別現代教育回歸古典貴族教育的時候了，如果全民沒有解決溫飽，你就在過一種遊戲化的生活，有一些奢侈。如果大家都解決溫飽之後，遊戲化、藝術化才有趣，才是不糟蹋的生活，不荒唐的生活，有利於身心的生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貴族文化在這個層面上會復興。」同時，他提出學會本領、學會工作將不再必要，學會生活、學會遊藝才更有利於排遣無聊，實現高層次炫耀。他還以先哲孔子為例，指出他提倡可以使人升華而不是墮落的君子教育在後物慾時代顯得非常必要。在我看來，他舉的例子實在不當，沒有說服力。試問，統治中國二千餘年的儒家思想，是孔子在達到溫飽後倍感空虛、無聊而建立的嗎？孔子建立儒家學說體系時，用意是在引導人們進行「可持續性牛逼」的人生追求嗎？鄭的本意雖然是想在設計全民集體富裕後的精神世界時借鑒所謂「老貴族」的一些經驗，但是，現代教育的弊端並不在於僅教會人們工作，古典教育的好處也不在於教導人們學會藝術地生活，文化和教育的適用性不能如此簡單地套用在不同時代的人類對待工作和生活的問題上。　　　　第四，所謂的「藝術化生活」和「遊戲化生活」，這意味著一個「後物慾時代」還是只是一種「後物慾現象」？如果把控制盲目消費、理性追求精神生活作為標準的話，我認為鄭所提到的「後物慾現象」早已存在。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向是把更多的收入用於精神文化消費。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精神消費是一種心理需求，這種心理上的需求並不是出於人的生物性本能，而是受文化環境和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而產生的。我認為這種「文化消費」現象將是「後消費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圖書影視、大眾休閑、旅遊觀光、網路娛樂等行業會迅速發展，滿足人們文化需求的文化產業和消費者們會達成一個新的消費層面的互動。鄭提出「後物慾時代」是全社會共進的產物，是社會結構與觀念上共振的結果，不是哪個階層可以獨自挺進和到達的。但是，我認為即便是在一個解決了溫飽問題的社會，無論文化和文化產業如何發達，仍然有相對的無錢無閑的窮人和有錢有閑的富人，不可能完全消滅了貧富差別而實現全民生活的藝術化甚至遊戲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認為「後物慾生活」現象將越來越普遍，但「後物慾時代」的來臨時間渺茫。　　　　有個研究國民經濟的官員梁小民認為：「現在跳出來反對物慾主義的人分三種：一種是已經非常富了，不必在意物質，於是轉而關心別的，比如做自己喜歡的事、做社會捐助和慈善等；第二種是沒錢，但思想境界比較高，更關注精神層面的追求，比如西方的傳教士、信佛教的人；第三種人是少數文人，由於窮，物慾不起來，只好轉過來批判物慾，說別人庸俗。」　　　　坦白地說，我是個反對物慾但還不至於要跳出來反對物慾主義的人，我還是偏向主張通過適當減少慾望來增加對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但我所說的幸福與鄭也夫提出的「舒適、牛逼和刺激」有很大的不同。如果非要按梁小民的分類去套一套我所在的位置，許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之間。　　　　大約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聽人談起南方一帶富人錢多得不耐煩的事情，他們先給自己蓋房子，然後給兒子蓋房子，再給孫子蓋房子，都蓋完了沒得蓋了，再給自己修墓，修完自己的再修兒子的，修完兒子的再修孫子的。　　　　我不是鄭也夫那樣的理想主義者，自己也沒有能力富裕到不耐煩，我只希望這個社會在制度上允許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同時，也能在文化上倡導那些給自己的孫子修墳墓的人，能少修一座二座，給那些還風餐露宿的人建幾座茅屋，這件事做完了，他或者空虛，或者無聊，或者藝術，或者遊戲，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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