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口述":一瞥植物分類學真諦
《王文采口述自傳》，王文采口述，胡宗剛訪問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定價：35.00元
《科學時報》讀書版主編打電話要我評論王文采院士的傳記。我說，評論不敢，但很願意讀讀，也許會寫一點感想。樊洪業先生(「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主編)幾年前曾多次提及他們做的口述史工作，我只對其中的博物類感興趣，早就盼著讀到王文採的口述傳記。
我是一個植物愛好者，經常到野外看植物，也算認識上千種植物。從今年起在學校開設《博物學編史理論與方法》課程。說實話，一直想深入地了解專家是怎樣做植物分類工作的。分類是博物學的根本與精華所在，沒有分類就談不上博物學。分類過程要求細緻的「個人知識」，光有理論和參考書是遠遠不夠的。更進一步，我很想知道植物分類學大家具有怎樣的精神氣質。這些渴望隨著認識的植物越來越多，非但沒有變弱，反而變得愈加強烈。
早就聽說過文采院士的風采，也多次在不同地方見過先生的簽名，在中國科學院標本館還看過先生鑒定並有簽名的十字花科叢菔屬的一些標本。幾年前報社的洪蔚小姐曾答應帶我拜見先生，可是一直沒有找到「過硬的理由」，終於沒敢前去打擾。植物所的一位朋友還告訴我，已經80多歲的文采院士仍然每周都到標本館看標本，還時常哼著小曲。
一口氣讀下來胡宗剛作的《王文采口述自傳》，收穫頗大，分類大師王文采院士「必定平淡」(傅德志語)的敘述，著實讓我更多地理解了分類學，也加深了對博物類科學特點的理解。文如其人，這部傳記以平和的語調講述了大量植物學家的故事。
王文采是現代意義上我國第二代植物分類學家，第一代是胡先驌、錢崇澍、陳煥鏞、秦仁昌、鄭萬鈞、張肈騫等。由於文采先生為人低調以及先生所從事的植物分類學屬於傳統博物類學科，除專業領域人士外，外界並不熟悉王先生。現在中國主持「大事」的植物分類學家應當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第五代也在成長中，但分類學與其他博物類科學一樣，不斷被邊緣化。
一部書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我想，不同領域的讀者會各自發現這部傳記的特別之處。對我而言，此書信息量很大，令人印象深刻，給人以啟發。
第一，確認文采先生的確仍然堅持看標本，並且看得高興時確實哼小曲。先生一直遵循其中學老師孫滌黔在其畢業紀念冊上的題詞：「以媚字奉親，以苟字省費，以聾字止謗，以吝字防口，以貪字讀書，以疑字窮理，以刻字責己，以狠字立場，以悔字改過。」先生踐行這些箴言，受益良多。在20世紀多個動蕩的歲月，仍然堅持一心一意做枯燥乏味的分類學工作。這些箴言未必適合所有人，它們也並非完全在理，但是它們確實闡述了一種值得尊重的人生觀和為人處世原則。文采先生從不說別人的壞話，「瞎胡扯」是他最不滿意的評語，而且絕對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弟子傅德志如是說。
第二，令人吃驚的是，文采先生在這樣的自傳中，不但沒有吹噓自己，反而多次講述自己在分類過程中因各種原因所犯的錯誤。我大致記了一下，明顯的就有5處，如錯誤的烏頭新種(91頁)、寶興側金盞花的錯誤歸併(146頁)、鐵線蓮屬中一個變種的不當描述等。先生不但講了自己出錯，還分析了出錯的原因和教訓，這些內容真正顯現了大師的風範，令人敬佩。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讓人明白分類學的艱難。局外人很難理解做一個優秀的植物分類學家是多麼困難，那需要對植物有熱情、需要下苦功夫、需要長時間積累。文采先生多次重申，要儘可能多看標本，特別是模式標本，要儘可能掌握國內國外的相關材料，才有可能減少錯誤。
關於文采先生鑒定標本中有極個別錯誤，這事我以前也聽說過，從未認為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若不想犯錯誤就別做事，博物類科學對人類經驗和文獻的考驗相當複雜，出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在此書中讀到文采先生如此檢討自己的小錯誤，還是感到吃驚的。
先生還講了一個拒審的故事，他的弟子傅德志也有類似的故事。1959年底王文采和王蜀秀完成毛茛科下的唐松草屬和銀蓮花屬的寫作初稿(屬於《中國植物志》的一部分)，交給裴鑒(錢崇澍的大女婿，馬鞭草科專家)審稿，沒想到裴拒絕審稿。原因是，裴老認為：「一個科、一個屬，不能看到90%或更多的模式標本的話，這個研究是沒辦法進行的。聽了這段話，我明白裴老認為我沒有看到模式標本，在植物的正確鑒定方面會存在問題，因此拒絕審稿。」(35頁)傅德志在哈爾濱讀大學時，翻譯完傑福利的《植物分類命名》，把原書和翻譯稿寄給他未來的導師王文采先生。令傅沒想到的是，「很快先生就把這包稿件退了回來，附言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只是說很忙，沒有仔細看。」(191頁)傅德志考取了文採的研究生，從先生那裡學到許多植物分類的方法和做學問的準則，後來當上了植物所的分類室主任和標本館館長，以及副所長，在植物分類學上頗有創見。
第三，文采先生為研究鐵線蓮屬，在離休之後，到世界許多收藏豐富的標本館，看遍了幾乎所有相關標本。經先生確認，中國並無鐵線蓮(Clematis florida)野外居群存在！而日本的這個種可能是栽培種，其來源還不太清楚。(170頁)
第四，書中多處提到過植物畫的問題。不久前我參觀了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的舍伍德(Sherwood)植物藝術館，還購買過一本英文版《植物藝術珍品》。當時就想到，中國為什麼不能辦植物藝術館？除了藝術之外，植物繪畫也是植物科學的一部分，為植物學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中國的那些繪畫作者幾乎沒有享受應有的待遇，各種植物志中採用他們作品甚至通常沒有署上他們的名字。這是很不公正的。據我所知，中國有大批優秀的植物畫作品，應有計劃地收集起來，集中保護、展出。這對於宣傳博物學文化、科學文化，非常有意義。
第五，中國的生物學研究，把國外的幾個階段壓縮了，採集、描述、實驗、分子生物學幾個階段有許多重疊，同時進行。《中國植物志》及其英文版雖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出版，並得了大獎，但是，《中國植物志》仍然需要修訂，因為中國幅員遼闊，許多地區的採集工作仍然做得不細緻，近年來文獻報導不斷有新種發現。歐洲國家的植物志已經多次修訂，《中國植物志》的水平與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一個現實問題擺在這裡：現在誰還願意費那勁來做這事，即使願意誰還能做？第二代老先生紛紛離開後，新手很難接上。在一個「唯SCI是瞻」的時代，傳統分類學家日子都不大好過。看一百、一千份標本，到野外考察一個月，可能也寫不出一篇論文。動植物分類學工作，屬於一個國家最基礎的科研，必須由高層作出英明決策，重新組織多單位、多部門合作，在資金上提供相當的保障。建議科技部、科學院、教育部高層儘快建立相關重大的中長期的項目(20至30年)，並通過這類項目訓練、維持一批分類學隊伍。像北京這樣有條件地方，應當出版《北京植物志》新版。如果這樣一支重要分類學隊伍現在垮掉，對整個中國生物學界的損失將是不可估量的。文采先生說：「分類學只有自己的方法，沒有自己的證據，所有證據都是來自其他學科。」(193頁)現在，人們似乎忘記了用分類學的方法統攝各種證據，忘記了大背景、基礎的基礎。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小問題：(1)書中有幾處把「山茶科」(Theaceae)稱作「茶科」，不準確。(2)由於是口述，書中有許多內容前後略有重複。可以稍編輯一下，去掉重複語句。(劉華傑)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