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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紅線」需要更明確的操作性

師德失范界定的模糊性會降低教師對問題感知的嚴重性,其結果是導致政策的規約功能進一步退縮。

近日,一張有關四川美術學院副教授王小箭「強吻」兩名女學生的照片廣為流傳。繼此前多地頻曝教師猥褻性侵學生、教授與女研究生發生不正當關係事件之後,教師的師德問題再一次被推向公共視野。

師德滑坡是社會公德整體滑坡的一個縮影,但又不得不承認,作為教書育人的地方,師德是托起社會公德的最後支撐。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該在師德問題上有所承諾。

其實,關於師德問題的關注,相關的政策文件已經很多了。比如,2013年5月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呼籲建立師德考核檔案;2014年10月教育部頒布《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划出高校教師禁行行為的「紅七條」。師德建設文件的先後出台,顯示了政府高層對高校師德問題的治理決心,因此展示了強大的震懾力和約束力。

在國家高度重視師德建設的大背景下,各省的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也出台了相應的師德建設措施。然而就現行的教育政策而言,這些文件在實踐層面仍需細化。比如,「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已經成為各大高校在師德禁行「紅線」中的標準用語。但究竟怎樣才算性騷擾,文件中並未給出明確的界定和限定。師德失范界定的模糊性會降低教師對問題嚴重性的感知,其結果是導致政策的規約功能進一步退縮。這也是一旦問題出現,當事人總是給出各種辯解,後續的處罰力度也跟不上去的原因。

相反,美國許多學校為了防止校園性騷擾事件發生,對性騷擾的形式給出了具體的界定。2004年,美國加州奧克蘭市羅斯福中學發布了校園性騷擾治理的實施條例。這個條例共有三項27個條目,明確規定了哪些語言、動作屬於性騷擾,比如禁止傳播有關性的笑話、故事、照片和塗鴉……

除了對性騷擾的表現形式給出具體界定,美國學校還對可能引發性騷擾的教師行為給出了明確的限定。性騷擾總是在特定的場合和情景下發生,只有對這些場合和情景進行必要的干預和管理,才能從根本上防患於未然。因此,美國大部分私立學校都明確規定:教師不得進入學生廁所,無論是否對學生動手動腳,都被視為性騷擾;當男教師和女學生獨處時,辦公室必須對外敞開;非純粹的學術目的,教師不得擅自帶女學生外出就餐……

在師生關係問題上,尤其是師生戀方面,國外大學似乎顯得更為謹慎而苛刻。哈佛大學於1984年率先規定,禁止教授和指導的學生之間發生浪漫關係;2011年,弗吉尼亞威廉瑪麗學院對師生戀一律說不——無論老師和學生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指導關係……

雖然目前的師德禁行規範都給出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但不得不承認,監督、管理、開展師德工作的行為主體往往是缺失的。具體就學校而言,師德問題更多地經由他人舉報而引起校方的重視,很難在師德建設上主動出擊。為什麼會這樣,本質上是因為缺少相應的職能部門進行具體分管。很多時候,學校考慮到形象問題,對許多嚴重的師德失范行為往往進行「冷處理」,其結果也間接地助長了此類事件的發生概率。

其實,諸如誘姦、性侵幼女等行為,已經不是簡單的師德失范,而是明顯的違法犯罪。教育行政部門或學校不必花太多力氣在這些問題上給師德劃「紅線」,甚至提出各種所謂的「一票否決」措施。其實,應對諸如此類的行為,堅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學校所能做的,除了在學校普及落實相關的法律、法規外,必須主動、積極地配合司法部門的取證與調查,走相應的法律程序。

正所謂,「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師德是教育良知的一面鏡子,更是拯救社會公德的最後底線。在師德問題受人詬病的今天,給師德禁行行為明確的界定與限定,而且又能對師德失范行為給出具體而恰當的懲罰措施,同時又不至於使相應的懲罰行為滑入法律問題上的越俎代庖或者打著師德的幌子進行政治誤傷,這是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在拯救師德面前應有的姿態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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