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章太炎講稿2

●經學略說

經之訓常，乃後起之義。《韓非·內外儲》首冠經名，其意殆如後之目錄，並無常義。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用繩貫穿，故謂經。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禮記·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蓋字少者書於方，字多者編簡而書之。方不貫以繩，而簡則貫以繩。以其用繩故曰編，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牘也。古者師徒講習，亦用方謄寫。《爾雅》：「大版謂之業。」故曰肄業、受業矣。《管子》云：「修業不息版。」修業雲者，修習其版上之所書也。竹簡繁重，非別版書寫，不易肄習。二尺四寸之簡（《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據劉向校古文《尚書》，每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約佔簡一寸。二十五自乘為六百二十五。令簡策縱橫皆二十四寸，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書》每篇字數無幾，多者不及千餘。《周禮》六篇，每篇少則二三千，多至五千。《儀禮·鄉射》有六千字，《大射儀》有六千八百字。如橫布《大射》、《鄉射》之簡於地，佔地須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師徒十餘人對面講誦，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講授時決不用原書，必也移書於版，然後便捷。故稱肄業、受業，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絹也，古時少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每書皆雲篇；數術、方技，則皆稱卷。數術、方技，乃秦漢時書，古代所無。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漢人亦有作。所以不稱卷者，以劉向敘錄，皆用竹簡殺青繕寫，數術、方技，或不用竹簡也。惟圖不稱篇而稱卷，蓋帛書矣（《孫子兵法》皆附圖）。由今觀之，篇繁重而卷簡便，然古代質厚，用簡者多。《莊子》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五車之書，如為帛書，乃可稱多；如非帛書，而為竹簡，則亦未可雲多。秦皇衡石程書，一日須盡一石。如為簡書，則一石之數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盡（古一石當今三十斤，如為帛書，准之於今，當亦有一二百本）。古稱奏牘，牘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為多耳。

周代《詩》、《書》、《禮》、《樂》皆官書。《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書。官書用二尺四寸之簡書之。鄭康成謂六經二尺四寸，《孝經》半之，《論語》又半之是也。《漢書》稱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經類，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簡。惟六經為周之官書，漢律乃漢之官書耳。尋常之書，非經又非律者，《論衡》謂之短書。此所謂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漢用竹簡者尚多，東漢以後即不用。《後漢書》稱董卓移都之亂，縑帛圖書，大則帷蓋，小乃製為滕囊，可知東漢官書已非竹簡本矣。帛書可卷可舒，較之竹簡，自然輕易，然猶不及今之用紙。紙之起源，人皆謂始於蔡倫，然《漢書·外戚傳》已稱赫蹄，則西漢時已有紙，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紙，作書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難；代以縑帛，價值又貴，故非熟讀強記不為功也。竹簡書之以漆，劉向校書可證；方版亦然。至於縑帛，則不可漆書，必當用墨。《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眾史舐筆和墨。則此所謂圖，當是縑素。又《儀禮》銘旌用帛。《論語》子張書紳。紳以帛為之，皆非用帛不能書。惟經典皆用漆書簡，學生講習，則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論經之形式及質料。

《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列舉六經，而不稱之曰「經」。然則六經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詩》《書》《禮》《樂》已備。學校教授，即此四種。孔子教人，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至於《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分布，《易》為卜筮之書，事異恆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以是知六經之名，定於孔子也。

五禮著吉、凶、賓、軍、嘉之稱，今《儀禮》十七篇，只有吉、凶、賓、嘉，而不及軍禮。不但十七篇無軍禮，即《漢書》所謂五十六篇《古經》者亦無之。《藝文志》以《司馬法》二百餘篇入《禮》類（今殘本不多），此軍禮之遺，而不在六經之內。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蓋孔子不喜言兵，故無取焉。又古律亦官書，漢以來有《漢律》。漢以前據《周禮》所稱，五刑有二千五百條，《呂刑》則雲三千條。當時必著簡冊，然孔子不編入六經，至今無隻字之遺。蓋律者，在官之人所當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謂古人尚德不尚刑，語涉迂闊，無有足處。且《周禮·地官》之屬，州長、黨正，有讀法之舉，是百姓均須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經者，當以刑律代有改變，不可為典要故爾。

六經今存五經，《樂經》漢時已亡。其實，六經須作六類經書解，非六部之經書也。禮，今存《周禮》、《儀禮》。或謂《周禮》與《禮》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禮類。然《孝經》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傳》亦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由《孝經》、《左傳》之言觀之，則《周官》之設官分職、體國經野，正是禮類。安得謂與禮不同哉？春秋時人引《逸周書》皆稱《周書》，《藝文志》稱《逸周書》乃孔子所刪百篇之餘。因為孔子所刪，故不入六經。又《連山》、《歸藏》，漢時尚存（桓譚《新論》云：或藏蘭台），與《周易》本為同類。以孔子不贊，故亦不入六經。實則《逸周書》與《書》為一類，三易同為一類，均宜稱之曰經也。

今所傳之十三經，其中《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均傳記也。《論語》、《孝經》，《藝文志》以《詩》、《書》、《易》、《禮》、《春秋》同入六藝，實亦傳記耳。《孟子》應入子部，《爾雅》乃當時釋經之書，亦不與經同。嚴格論之，六經無十三部也。

史部本與六經同類。《藝文志》春秋家列《戰國策》、《太史公書》。太史公亦自言繼續《春秋》。後人以史部太多，故別為一類。荀勖《中經簿》始立經、史、子、集四部，區經、史為二，後世仍之。然乙部有《皇覽》。《皇覽》者，當時之類書也，與史部不類。五儉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僅六種：一、六藝；二、諸子；三、詩賦；四、兵書；五、數術；六、方技），增圖譜一門，稱六藝略曰經典志，中分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四門，有心復古，頗見卓識。又有《漢志》不收而今亦歸入經部者，緯書是也。緯書對經書而稱，後人雖不信，猶不得不以入經部。獨王儉以數術略改為陰陽志，而收入緯書，以緯書與陰陽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經典，亦王氏之卓識也。自《隋書·經籍志》後，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於經，為便宜計，不得不爾。明知緯書非經之比，無可奈何，亦錄入經部，此皆權宜之計也。

兵書在《漢志》本與諸子分列。《孫子兵法》入兵書，不入諸子。《七志》亦分兵書曰軍書，而阮孝緒《七錄》（依王儉為七部，不分經、史、子、集）以子書、兵書合曰子兵，未免謬誤。蓋當代之兵書，應秘而不宣，古代之兵書，可人人省覽。《孫子》十三篇，空論行軍之理，與當時號令編製之法絕異，不似今參謀部之書，禁人窺覽者也。是故當代之兵書，不得與子部並錄。

向、歆校書之時，史部書少，故可歸入《春秋》。其後史部漸多，非別立一類不可，亦猶《漢志》別立詩賦一類，不歸入《詩經》類耳。後人侈言復古，如章實齋《校讎通義》，獨齗齗於此，亦徒為高論而已。顧源流不得不明，緯與經本應分類，史與經本不應分，此乃治經之樞紐，不可不知者也。

漢人治經，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時緯書未出，尚無怪誕之言。至東漢時，則今文家多附會緯書者矣。古文家言歷史而不信緯書，史部入經，乃古文家之主張；緯書入經，則今文家之主張也。

古文家間引緯書，則非純古文學，鄭康成一流是也。王肅以賈、馬之學，反對康成。賈雖不信緯書，然亦有附會處（《後漢書》可證），馬則絕不附會矣（馬書今存者少）。

至三國時人治經，則與漢人途徑相反。東漢今文說盛行之時，說經多采緯書，謂孔子為玄聖之子，稱其述作曰為漢製法。今觀孔林中所存漢碑，《史晨》、《乙瑛》、《韓敕》，皆錄當時奏議文告，並用緯書之說。及黃初元年，封孔羨為宗聖侯，立碑廟堂，陳思王撰文，錄文帝詔書，其中無一語引緯書者。非惟不引緯書，即今文家，亦所不採。以此知東漢與魏，治經之法，截然不同。今人皆謂漢代經學最盛，三國已衰，然魏文廓清緯之功，豈可少哉！文帝雖好為文，似詞章家一流，所作《典論》，《隋志》歸入儒家。緯書非儒家言，乃陰陰家言，故文帝詔書未引一語。豈可僅以詞章家目之！

自漢武立五經博士，至東漢有十四博士（五經本僅五博士，後分派眾多，故有十四博士）。《易》則施、孟、梁丘、京，《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春秋》則嚴、顏（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後世不傳。漢末，馬、鄭之書，不立學官。《毛詩》亦未立學官。至三國時，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皆立學官，此魏文帝之卓見也。漢熹平石經，隸書一字，是乃今文。魏正始時立三體石經，則用古文。當時古文《禮》不傳，《尚書》、《春秋》皆用古文。《易》用費氏，以費《易》為古文也（傳費《易》者，漢末最盛，皆未入學官。馬、鄭、荀爽、劉表、王弼皆費氏《易》）。《周禮》則本為古文。三國之學官，與漢末不同如此。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經，以漢學為名。其實漢學有古文、今文之別。信今文則非，守古文即是。三國時漸知尊信古文。故魏、晉兩代，說經之作，雖精到不及漢儒，論其大體，實後勝於前。故漢學二字，不足為治經之正軌。昔高郵王氏，稱其父熟於漢學之門徑，而不囿於漢學之籓蘺。此但就訓詁言耳。其實，論事迹、論義理，均當如是。魏、晉人說經之作，豈可廢哉！以上論經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欲明今古文之分，須先明經典之來源。所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漢書·藝文志》云：禮、樂，周衰俱壞，樂尤微眇，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又云：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是孔子時《禮》、《樂》已闕，惟《詩》、《書》被刪則俱有明證。《左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可見別國所傳《易象》，與魯不盡同。孔子所贊，蓋魯之《周易》也。《春秋》本魯國之史，當時各國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於王室。故太史公謂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修《春秋》，蓋六經之來歷如此。

《禮記·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康成註：經禮謂《周禮》，曲禮即《儀禮》。《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孔穎達疏：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今《儀禮》十七篇，約五萬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漢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較今《儀禮》三倍。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計之，則五十六篇當有十七萬字，恐孔子時經不過如此。以字數之多，故當時儒者不能盡學，孟子所謂「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至於《周禮》是否經孔了論定，無明文可見。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是七國時《周禮》已不常見，故孟子論封建與《周禮》不同。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為三百篇。或謂孔子前本僅三百篇，孔子自信「詩三百」是也。然《周禮》言九德、六詩之歌。九德者，《左傳》所謂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謂之九歌。六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今《詩》但存風、雅、頌，而無賦、比、興。蓋不歌而誦謂之賦，例如後之《離騷》，篇幅冗長，宜於誦而不宜於歌，故孔子不取耳。九德、六詩合十五種，今《詩》僅存三種，已有三百篇之多，則十五種當有一千五百篇。風、雅、頌之逸篇為春秋時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見未刪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為不誣也。孔子所以刪九德之歌者，蓋水、火、金、木、土、谷，皆詠物之作，與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刪之也。季札觀周樂，不及賦、比興，賦本不可歌，比、興被刪之故，則今不可知。墨子言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夫可弦必可歌，舞雖有節奏，恐未必可歌，誦則不歌也。由此可知，詩不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要之詩不但取其意義，又必取其音節，故可存者少耳。

《書》之篇數，據揚子《法言》稱：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藝文志》亦云凡百篇。百篇者，孔子所刪定者也。其後，伏生傳二十九篇（據《書序》則分為三十四篇）。壁中得四十八篇。由今觀之，書在孔子刪定之前已有亡佚者。楚靈王之左史，通《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三墳》不傳，《五典》僅存其二。楚靈王時，孔子年已二十餘，至刪書時而僅著《堯典》《舜典》二篇，蓋其餘本已佚矣。若依百篇計之，虞、夏、商、周凡四代，如商、周各四十篇，虞、夏亦當有二十篇。今夏書最少，《禹貢》猶不能謂為夏書。真為夏書者，僅《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三篇而已。《胤征》之後，《左傳》載魏絳述后羿、寒浞事，伍員述少康中興事，皆《尚書》所無。魏絳在孔子前，而伍員與孔子同時，二子何以知之？必當時別有記載，而本文則已亡也。此亦未刪而已佚之證也。至如周代封國必有命（如近代之冊命），封康叔有《康誥》，而封伯禽、封唐叔，左氏皆載其篇名，《書序》則不錄。且魯為孔子父母之邦，無不知其封誥之理。所以不錄者，殆以周封諸侯甚多，不得篇篇而登之，亦惟擇其要者耳。否則，將如私家譜牒所錄誥命，人且厭觀之矣。《康誥》事涉重要，故錄之，其餘則不錄，此刪書之意也。

《逸周書》者，《藝文志》言，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逸周書》有目者七十一篇。由此可知，孔子於書，刪去不少。雖自有深意，然刪去之書，今仍在者，亦不妨視為經書。今觀《逸周書》與《尚書》性質相同，價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猶存別史（《史》、《漢》無別史，《後漢書》外有袁宏《後漢記》，其中所載事實、奏議，有與《後漢書》不同者，可備參考。《三國志》外有魚豢之《魏略》、王沈之《魏書》，不可謂只《三國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書，可信如《逸周書》者，顧不重視乎？《詩》既刪為三百篇，而刪去之詩，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一章，子夏猶以問孔子，孔子亦有「啟予」之言。由此可見，逸詩仍有價值。逸書亦猶是矣。蓋古書過多，或殘缺，或不足重，人之目力有限，不能盡讀，於是不得不刪繁就簡。故孔子刪《詩》、《書》，使人易於持誦，刪余之書，仍自有其價值在也。崔東壁輩，以為經書以外均不足采，不知太史公三代三紀，固以《尚書》為本，《周本紀》即采《逸周書》《克殷解》、《度邑解》，此其卓識過人，洵非其餘諸儒所能及。

六經自秦火之後，《易》為卜筮，傳者不絕。漢初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經傳俱全。《詩》由口授，非秦火所能焚，漢初有齊、魯、毛、韓四家。惟毛有六笙詩（自秦焚書，至漢高祖破秦子嬰，歷時七年，人人熟習之歌，自當不亡）。禮則《儀禮》不易誦習，故高堂生僅傳十七篇（高堂生必讀熟方能傳也）。《周禮》在孟子時已不傳，而荀子則多引之（荀子學博遠過孟子，故能引之），然全書不可見。至漢河間獻王乃得全書，猶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尚書》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國傳之，謂之古文。此秦火後六經重出之大概也。

經今古文之別有二：一、文字之不同；二、典章制度與事實之不同。何謂文字之不同？譬如《尚書》，古文篇數多，今文篇數少，今古文所同有者，文字又各殊異，其後愈說愈歧。此非伏生之過，由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立於學官，博士抱殘守缺，強不知以為知，故愈說而愈歧也。《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太史公，太史公以之參考他書，古文家不然，太史公采《逸周書》可證也）。何謂典章制度之不同？如《周禮》本無今文，一代典章制度，於是大備。可見七國以來傳說之語，都可不信。如封建一事，《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乃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不合。此當依《周禮》，不當依孟子，以孟子所稱乃傳聞之辭也。漢初人不知《周禮》，文帝時命博士撰《王制》，即用孟子之說，以未見《周禮》故。此典章制度之不同也。何謂事實之不同？如《春秋左傳》為古文，《穀梁》、《公羊》為今文。《穀梁》稱申公所傳、《公羊》稱胡毋生所傳。二家皆師弟問答之語。《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穀梁》則著錄不知在何時。今三傳不但經文有異，即事實亦不同，例亦不同。劉歆以為左氏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不同；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以故，若論事實，自當信《左氏》，不當信《公》、《穀》也。《詩》無所謂今古文，口授至漢，書於竹帛，皆用當時慣用之隸書。《毛詩》所以稱古文者，以其所言事實與《左傳》相應，典章制度與《周禮》相應故爾。《禮》，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為今文；孔壁所得五十六篇為古文。古文、今文大義無殊，惟十七篇缺天子、諸侯之禮。於是，後蒼推士禮致於天子（五十六篇中有天子、諸侯之禮）。後人不得不講《禮記》，即以此故。以十七篇未備，故須《禮記》補之。《禮記》中本有《儀禮》正篇，如《奔喪》，小戴所有；《投壺》，大小戴俱有。大小戴皆傳自後蒼，皆知十七篇不足，故采《投壺》、《奔喪》二篇。二家之書，所以稱《禮記》者，以其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故謂之《禮記》。記，百三十一篇：大小戴八十二篇，小戴四十九篇。今大戴存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具在，合之得八十八篇。此八十八篇中，有並非采自百三十一篇之記者，如大戴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孔子三朝記》應入《論語》家（《藝文志》如此），《三朝記》之外，《孔子閑居》、《仲尼燕居》、《哀公問》等，不在《三朝記》中，則應入《家語》一類。要之，乃《論語》家言，非《禮》家言也。大戴采《曾子》十篇，《曾子》本儒家書。又《中庸》、《緇衣》、《表記》、《坊記》四篇，在小戴記，皆子思作。子思書，《藝文志》錄入儒家。若然，《孔子三朝記》以及曾子、子思所著，錄入大小戴者，近三十篇。加以《月令》本屬《呂氏春秋》（漢人稱為《明堂月令》），亦不在百三十一篇中。又，《王制》一篇，漢文帝時博士所作。則八十八篇應去三十餘篇，所余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恐猶有采他書者在。如言《禮記》不足據，則其中有百三十一篇之文在；如雲可據，則其中有後人所作在。故《禮記》最難辨別，其中所記，是否為古代典章制度，乃成疑竇。若但據《禮記》以求之，未為得也。《易》未遭秦火，漢興，田何數傳至施、孟、梁丘三家。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不脫，與古文同。故後漢馬融、荀爽、鄭玄、劉表皆信費《易》。《易》專言理，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故不可據以說《禮》。然漢人說《易》，往往與禮制相牽。如《五經異義》以「時乘六龍」謂天子駕六，此大謬也。又施、孟、梁丘之說，今無隻字之存。施、孟與梁丘共事田生，孟喜自云：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而梁丘曰：田生絕於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是當時已起爭端。今孟喜之《易》，尚存一鱗一爪。臆造之說，未足信賴。焦延壽自稱嘗從孟喜問《易》，傳之京房，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而孟喜之徒不肯，曰：「非也。」然則焦氏、亦氏之《易》，都為難信。虞氏四傳孟氏《易》，孟不可信，則虞說亦難信。此數家外，荀氏、鄭氏傳世最多，然《漢書》謂費本無書，以《彖》、《象》、《文言》釋經，而荀氏據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解說經意，是否為費之正傳，亦不可知。鄭《易》較為簡單，恐亦非費氏正傳。今學《易》者多依王弼之注，弼本費《易》，以文字論，費《易》無脫文，當為可信。余謂論《易》，只可如此而已。

此外，《古論語》不可見，今所傳者，古、齊、魯雜糅。《孝經》但存今文。關於典章制度、事實之不同者，須依古文為準。至尋常修身之語，今古文無大差別，則《論語》、《孝經》之類，不必問其為古文或今文也。

十四博士皆今文，三國時始信古文。古文所以引起許多糾紛者，孔壁所得五十八篇之書，亡於漢末，西晉鄭沖偽造二十五篇，今之孔氏《尚書》，即鄭沖偽造之本。其中馬、鄭所本有者，未加竄改；所無者，即出鄭沖偽造。又分虞書為《堯典》、《舜典》二篇，分《皋陶謨》為《益稷》。《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已亡，則補作三篇。既是偽作，不足置信。至漢人傳《易》，是否《易》之正本不可知，後則王弼一家為費氏書。宋陳希夷輩造先天八卦、河洛諸圖，傳之邵康節，此乃荒謬之說。東序河圖，既無人見，孔子亦嘆河不出圖，則後世何由知其象也。先天八卦，以《說卦》方位本離南坎北者改為乾南坤北，則與觀象、觀法而造八卦之說不相應，此與《尚書》偽古文同不足信（偽古文參考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河洛參考胡氏《易圖明辨》）。至今日治《書》而信偽古文；言《易》而又河洛、先天，則所謂門外漢矣。然漢人以誤傳之說（今文家）亦甚多。清儒用功較深，亦未入說經正軌，凡以其參雜今古文故也。近孫詒讓專講《周禮》，為純古文家。惜此等著述，至清末方見萌芽，如群經皆如此疏釋，斯可謂入正軌矣。

經之由來及今古文之大概既明，須進而分講各經之源流。今先講《易經》。

初造文字，取法獸蹄鳥跡；畫卦亦然。《易·繫辭》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今觀乾、坤二卦：乾作，坤作。《抱朴子》云：「八卦出於鷹隼之所被，六甲出於靈龜之所負。」蓋鳥舒六翮，即成象，但取其翮而遺其身，即成象。於是或分或合，錯而綜之，則成八卦。此所以言觀鳥獸之文也。抱朴之說，必有所受，然今無可考，施、孟、馬、鄭、荀爽皆未言之。

重卦出於何人，說者紛如。王弼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而太史公則以為文王。伏羲之說，由於《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王弼據之，故云重卦出於伏羲。然伏羲作《連山》黃帝作《歸藏》，語無憑證，故鄭玄不從之也。神農之說，由於《繫辭》稱「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二語。以神農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於神農。然《繫辭》所謂「蓋取」，皆想像之辭，烏可據為實事？夏禹之說，從鄭玄之義蛻化而來。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孫盛取之，以為夏有《連山》，即兼山之艮，可見重卦始於夏禹。至文王之說，則太史公因「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一語而為是言。要之，上列諸說，雖不可確知其是非，以余觀之，則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後，短中取長，則孫盛之說為可信耳。

至卦辭、爻辭之作，當是皆出文王。《繫辭》云：「《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太史公據此，謂「西伯拘而演《周易》」。故卦辭、爻辭並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為周公作爻辭，其說無據。如據韓宣子聘於魯，見《易象》而稱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繫於周公，故謂周公作爻辭。然韓宣子並及魯之《春秋》，《春秋》豈周公作耶？如據「王用亨於岐山」及「箕子之明夷」及「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祭」諸文，以為岐山之王當是文王。文王被囚之時，猶未受命稱王。箕子之被囚奴，在武王觀兵之後，文王不宜預言明夷，東鄰指紂，西鄰指文王。紂尚南面，文王不宜自稱已德，以此知爻辭非文王作，而為周公作。然《禹貢》「導岍及岐」，是岐為名山，遠在夏後之世。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無王者享於岐山乎？箕子二字，本又讀為荄滋（趙賓說）。且箕子被囚，在觀兵以後，亦無實據。《彖》傳「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並未明言箕子之被辦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後謂之明夷也。東鄰、西鄰，不過隨意稱說，安見東鄰之必為紂、西鄰之必為文王哉？據此三條，固不能謂爻辭必周公作矣。且《繫辭》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時。孔穎達乃謂文王被囚，固為憂患；周公流言，亦屬憂患。此附會之語矣。余謂：據《左傳》，紂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時甚久，卦辭、爻辭，不過五千餘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餘字，亦未為多，故應依太史公說，謂為文王作，則與《繫辭》相應。

文王作《易》之時，在官卜筮之書有《連山》、《歸藏》，文王之《易》與之等列，未必視為獨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藝文志》六藝略首列《周易》十二篇；數術略蓍龜家又有《周易》三十八卷。且《左傳》所載筮辭，不與《周易》同者甚多。成季將生，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秦繆伐晉，筮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今《周易》所無，解之者疑為《連山》、《歸藏》。然《左傳》明言以《周易》筮之，則非《連山》、《歸藏》也。余謂此不足疑，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壽作《易林》，以六十四自乘，得四千九十六條。安知周代無《易林》一類之書，別存於《周易》之外乎？蓋《連山》、《歸藏》、《周易》，初同為卜筮之書；上下二篇之《周易》與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質相同，亦無高下之分，至孔子贊《易》，乃專取文王所演者耳。

《易》何以稱《易》，與夫《連山》、《歸藏》，何以稱《連山》、《歸藏》，此頗費解。鄭玄注《周禮》曰：《連山》似山出內氣變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也。皆無可奈何，強為之辭。蓋此二名本不可解。周易二字，周為代名，不必深論；易之名，《連山》、《歸藏》、《周易》之所共。《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均稱為《易》。然易之義不可解。鄭玄謂易有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簡之說，頗近牽強，然古人說《易》，多以易簡為言。《左傳》：南蒯將叛，以《周易》占之，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則易有平易之意，且直讀為易（去聲）矣。易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則變易之義，最為易之確詁，惟不易之義，恐為附會，既曰易，如何又謂之不易哉？又《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此義在變易、易簡之外，然與字義不甚相關。故今日說《易》，但取變易、易簡二義，至當時究何所取義而稱之曰《易》，則不可知矣。

孔子贊《易》之前，人皆以《易》為卜筮之書。卜筮之書，後多有之。如東方朔《靈棋經》之類是。古人之視《周易》，亦如後人之視《靈棋經》耳。贊《易》之後，《易》之範圍益大，而價值亦高。《繫辭》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蓋發展社會、創造事業，俱為《易》義所包矣。此孔子之獨識也。文王作《易》，付之太卜一流。卜筮之徒，不知文王深意，至高子乃視為窮高極遠，於是《周易》遂為六經之一。秦皇焚書，以《易》為卜筮之書，未之焚也。故自孔子傳商瞿之後，直至田何，中間未嘗斷絕；不如《尚書》經孔子刪定之後傳授不明，至伏生，突然以傳《書》著稱；亦不如《詩經》刪定之後，傳授不明，至轅固生、韓嬰等突然以傳《詩》著稱也－－《魯詩》雖雲浮丘伯受於荀卿，而荀卿之前不可知；《毛詩》雖雲傳自子夏，然其事不見於《藝文志》，亦不見於《漢書·儒林傳》唯《易》之傳授最為清楚：自商瞿一傳至橋庇子庸；二傳至馯臂子弓，三傳至周丑子家，四傳至孫虞子乘，五傳而至田何。其歷史明白如此，篇章亦未有闕脫（《藝文志》；《周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向來說經者，往往據此疑彼，惟《易》一無可疑。以秦木未焚，漢仍完整也。歐陽修經學疏淺，首疑《繫辭》非孔子作，以為《繫辭》中有子曰字，決非孔子自道。然《史記》自稱太史公曰，太史公下腐刑時，已非太史令矣，而《報任少聊書》猶自稱太史公；即歐陽修作《秋聲賦》亦自稱歐陽子，安得謂《史記》非太史公作、《秋聲賦》非歐陽修作哉？商瞿受《易》之時，或與孔子問答，退而題子曰字，事未可知，安得徑謂非孔子作哉？歐陽修無謂之疑，猶不足怪，後人亦無尊信之者。近皮錫瑞經學頗有功夫，亦疑《易》非文王作，以為卦辭、爻辭皆孔子作，夫以卦辭、爻辭為孔子作，則《繫辭》當非孔子作矣。然則《繫辭》誰作之哉？皮氏於此未能明言。夫《易》自商瞿至田何，十二篇師師相傳，並未有人增損。晉人發冢，得《周易》上下經，無十翼。此不足怪，或當時但錄經文，不錄十翼耳。《繫辭》明言「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如上下經為孔子作，則不得不推翻此二語。且田何所傳，已有《繫辭》，田何上去孔子，不及三百年，亦如今之去顧亭林耳。人縱疏於考證，必不至誤認顧亭林書為唐宋人書也。又，文言二字，亦有異解。梁武帝謂文言者，文王之言也。今按：「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五十字為穆姜語，唯體仁作體信略異。穆姜在孔子前，故梁武帝謂為文王之言。然文王既作卦辭曰「元、亨、利、貞」，而又自作文言以解之，恐涉詞費，由今思之，或文王以後，孔子以前說《易》者發為是是言，而孔子采之耳。所以題曰文言者，蓋解釋文王之言。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如孔子以前，但有六十四卦之名，亦何須數數披覽、至於韋編三絕耶？必已有五千餘字，孔子披覽之勤，故韋編三絕也。陳希夷輩意欲超過孔子，創先天八卦之說，不知八卦成列由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而來，其方位見於《說卦》傳（即陳希夷所謂後天八卦）。當時所觀之天，為全世界共見之天，所觀之地，則中國之地也。今以全地球言之，中國位東半球之東部，八卦方位，就中國所見而定。乾在西北者，中國之西北也；坤在西南者，中國之西南也。古人以北極標天，以崑崙標地。就中國之地而觀之，北極在中國西北，故乾位西北。崑崙在中國西南，故坤位西南。正南之離為火，即赤道，正北之坎為水，即翰海。觀象、觀法，以中國之地為本，故八卦方位如此，後之先天八卦，乾在南而坤在北，與天文、地理全不相應。作先天八卦者，但知乾為高明之象，以之標陽；坤為沉潛之象，以之標陰。遂謂坤應在北，乾應在南。不知仰觀俯察，非言陰陽，乃言方位耳。《周禮》：「圜丘祭天，方澤祭地。」鄭玄註：祭天謂祭北極、祭地謂祭崑崙。人以北極崑崙，分標天地，於此可見先天八卦為無知妄作矣。

《漢書·五行志》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則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然不知所謂《圖》、《書》者何物也。至宋劉牧以《乾鑿度》九宮之法為《河圖》，又以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以為《洛書》，更有《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則如劉牧之說而互易之，以五方者為圖，九宮者為書。然鄭氏、虞氏說《易》，並不以九宮、五方為圖、書。桓譚《新論》曰：「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是漢人雖說《河圖》、《洛書》，卻未言圖、書為何象，宋人說《易》，創為河洛及先天八卦圖。硃晦庵《易本義》亦列此圖。其實先天圖書荒唐悠謬，要當以左道視之，等之天師一流可矣。

其餘說《易》者，漢儒主象數，王弼入清談。拘牽象數，固非至當；流入清談，亦非了義（《乾》、《坤》二卦，以及《既濟》、《未濟》，以清談釋之，說亦可通。然其他六十卦，恐非清談所能了也）。《繫辭》云：「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謂「冒天下之道」，則佛法自亦在內。李鼎祚《集解序》云：「權輿三數，鈐鍵九流。」詳李氏此說，非但佛法在內，墨、道、名、法，均入《易》之範圍矣。然李氏雖作此說，亦不能有所發明。孔穎達云：「《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然《正義》依王、韓為說，往往雜以清談。後之解者，因清談而入佛法。雖為孔氏所不敢，然《易》理亦自包含佛法。論說經之正，則非不但佛法不可引用，即《老子》「玄之又玄」之語，亦不應取。如欲窮究《易》理，則不但應取老、庄，即佛亦不得不取。其他九流之說，固無妨並采之矣！

《禮記·經解》曰：「《易》之失，賊。」此至言也。尚清談者，猶不致賊。如以施之人事，則必用機械之心太過，既不自覺為賊矣！蓋作《易》者本有憂患，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若之何其不賊也。若蔡澤以亢龍說范睢，取范睢之位而代之，此真可謂賊矣。夫蔡澤猶淺言之耳。當文王被囚七年，使四友獻寶，紂見寶而喜，曰：譖西伯者，乃崇侯虎也。則文王亦何嘗諱賊哉！論其大者、遠者，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矣。「冒天下之道」者，權輿三教也；「開物成務」者，鈐鍵九流也。然不用權謀，則不能開物成務；不極玄妙，則不能冒天下之道。管輅謂善《易》者不言《易》。然則真傳《易》者，正恐不肯輕道陰陽也。以上講《周易》大概。

《尚書》分六段講：一、命名；二、孔子刪《書》；三、秦焚《書》；四、漢今古文之分；五、東晉古文；六、明清人說《尚書》者。

一、命名。周秦之《書》，但稱曰《書》，無稱《尚書》者。《尚書》之名，見於《史記·五帝本紀》、《三代世表》及《儒林》傳。《儒林》傳云：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又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則今古文皆稱《尚書》也。何以稱之曰《尚書》？偽孔《尚書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言不始於偽孔，馬融亦謂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而鄭玄則以為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然孔子既命之曰《尚書》，何以孔子之後，伏生之前，傳記子書無言《尚書》者？恐《尚書》非孔子名之，漢人名之耳。何以漢人名之曰《尚書》？蓋僅一書字不能成名，故為此累言爾。《書》包虞、夏、商、周四代文告，馬融獨稱虞者，因《書》以《堯典》、《舜典》開端，故據以為名，亦猶《儀禮》漢人稱《士禮》耳（《儀禮》不皆士禮，亦有諸侯、大夫禮，所以稱《士禮》者，以其首篇為《士冠禮》也）。哀、平以後，緯書漸出，有所謂《中候》者（漢儒謂孔子定《書》一百二十篇，百兩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中候」，官名。以中候對尚書，則以尚書為官名矣（漢尚書令不過千石，分曹尚書六百石，位秩雖卑，權任實大。北軍中候六百石，掌監五營。漢人以為文吏位小而權大者尚書，武臣位小而權大者中候，故以為匹）。此荒謬之說，不足具論。要之，《尚書》命名，以馬融說為最當。

二、刪書。孔子刪《書》，以何為憑？曰：以《書序》為憑。《書序》所有，皆孔子所錄也。然何以知孔子刪《書》而為百篇、焉知非本是百篇而孔子依次錄耶？曰：有《逸周書》在，可證《尚書》本不止百篇也。且《左傳》載封伯禽、封唐叔皆有誥。今《書》無之，是必為孔子所刪矣。至於《書》之有序，與《易》之有《序卦》同。《序卦》孔子所作，故漢人亦以《書序》為孔子作。他且勿論，但觀《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是太史公已以《書序》為孔子作矣（《夏本紀》多采《書序》之文）。《漢書·藝文志》本向、歆《七略》，亦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是劉氏父子亦以《書序》為孔子作矣。漢人說經，於此並無異詞。然古文《尚書》自當有序，今文則當無序，而今熹平石經殘石，《書》亦有序，甚可疑也。或者今人偽造之耳。何以疑今文《尚書序》偽也？劉歆欲立古文時，今文家諸博士不肯，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信本有百篇，如有《書序》，則不至以《尚書》為備矣。《書序》有數篇同序，亦有一篇一序者。《堯典》、《舜典》，一篇一序也。《大禹謨》、《皋陶》、《棄稷》三篇同序也。數篇同序者，《書序》所習見，然揚子《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蓋《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而揚子江以為僅《康誥》有序，《酒誥》無序，或者《尚書》真有無序之篇，以《酒誥》為無序，則《梓材》亦無序。今觀《康誥》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者，周公代王自稱之詞，故曰「孟侯，朕其弟」矣。《酒誥》稱「（成）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今文如此，古文馬、鄭、王本亦然。馬融之意，以為成字後錄者加之。然康叔始封而作《康誥》，與成王即政而作《酒誥》，年代相去甚久，不當並為一序。故揚子以為《酒誥》之篇俄空焉。不但《酒誥》之序俄空，即《梓材》亦不能確知為何人之語也。

漢時古文家皆以《書序》為孔子作，唐人作五經《正義》時，並無異詞，宋初亦無異詞。硃晦庵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傳》，遂屏《書序》而不載。晦庵說經本多荒謬之言，於《詩》不信小序，於《尚書》亦不信有序。《後漢書》稱衛宏作《詩序》。衛宏之序，是否即小序，今不可知，晦庵以此為疑，猶可說也。《書序》向來無疑之者，乃據《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一語而疑之，以為如王為成王，則不應稱康叔為弟；如為周公，則周公不應稱王，心擬武王，而《書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知其事必在武康叛滅之後，決非武王時事。無可奈何，乃雲《書序》偽造。不知古今殊世，後世一切官職，皆可代理，惟王不可代；古人視王亦如官吏，未嘗不可代。生於後世，不能再見古人。如生民國，見內閣攝政，而布告署大總統令，則可釋然於周公之事矣。《詩》是文言，必須有序，乃可知作詩之旨；《書》本敘事，似不必有序，然《尚書》有無頭無尾之語，如《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未明言誰與誰大戰；又稱「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不明言王之為誰。如無《書序》，「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一語，真似冥冥長夜，終古不曉矣（孔子未作《書序》之前，王字當有異論，其後《墨子》所引《甘誓》以王為禹）。《商書序》稱王必舉其名，本文亦然。《周書》與《夏書》相似，王之為誰，皆不可知。《呂刑》穆王時作，本文但言王享國百年，序始明言穆王。如不讀序，從何知為穆王哉？是故，《書》無序亦不可解。自虞、夏至孔子時，《書》雖未有序，亦必有目錄之類，歷古相傳，故孔子得據以為去取。否則，孔子將何以刪《書》也？《書序》文義古奧，不若《詩序》之平易，決非漢人所能偽造。自《史記》已錄《書序》原文，太史公受古文於孔安國，安國得之壁中，則壁中《書》已有序矣。然自宋至明，讀《尚書》者，皆不重《書序》，梅鷟首發偽古文之復，亦以《書序》為疑。習非勝是，雖賢者亦不能免。不有清儒，則《書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長夜爾。

孔子刪《書》，傳之何人，未見明文。《易》與《春秋》三傳，為說不同，其傳授源流皆可考。《詩》、《書》、《禮》則不可知（子夏傳《詩》，未可信據）。蓋《詩》、《書》、《禮》、《樂》，古人以之教士，民間明習者眾，孔子刪《書》之時，習《書》者世多有之，故不必明言傳於何人。《周易》、《春秋》，特明言傳授者，《易》本卜筮之書，《春秋》為國之大典，其事秘密，不以教士（此猶近代實錄，不許示人），而孔子獨以為教，故須明言為傳授也。伏生《尚書》何從受之，不可知。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國讀之而能通。安國本受《尚書》於申公（此事在伏生之後），申公但有傳《詩》、傳《穀梁》之說，其傳《尚書》事，不載本傳，何所受學，亦不可知。蓋七國時通《尚書》者尚多，故無須特為標榜耳。

孔子刪《書》百篇之餘為《逸周書》，今考《漢書·律曆志》所引《武成》，與《逸周書·世俘解》詞句相近。疑《世俘解》即《武成篇》。又《箕子》一篇，錄入《逸周書》，今不可見，疑即今之《洪範》。逸書與百篇之書文字出入，並非篇篇不同。蓋《尚書》過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畢讀，不得不加以刪節，亦如後之作史者，不能將前人實錄字字錄之也。刪《書》之故，不過如此。雖雲《書》以道事，然以其為孔子所刪，而謂篇篇皆是大經大法，可以為後世模楷，正未必然。即實論之，《尚書》不過片斷之史料而已。

三、秦焚書。秦之焚書，《尚書》受厄最甚。揆秦之意，何嘗不欲全滅六經。無如《詩》乃口誦，易於流傳；《禮》在當時，已不甚行，不須嚴令焚之。故禁令獨重《詩》、《書》，而不及《禮》（李斯奏言：「有敢藏《詩》、《書》，棄市」）。蓋《詩》、《書》所載，皆前代史跡，可作以古非今之資，《禮》、《樂》，都不甚相關。《春秋》事迹最近，最為所忌，特以柱下史張蒼藏《左傳》，故全書無缺。《公羊傳》如今之講義，師弟問答，未著竹帛，無以燒之。《穀梁》與《公羊》相似，至申公乃有傳授。《易》本卜筮，不禁。惟《尚書》文義古奧，不易熟讀，故焚後傳者少也。伏生所藏，究有若干篇，今不可知，所能讀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雖百篇，今不可知，所能讀者，二十九篇耳。孔壁序雖百篇，所藏只五十八篇。知《書》在秦時，已不全讀，如其全讀，何不全數藏之？蓋自荀卿隆禮儀而殺《詩》、《書》，百篇之書，全讀者已少，故壁中《書》止藏五十八篇也。此猶《詩》在漢初雖未缺，而治之者，或為《雅》，或為《頌》，鮮有理全經者。又《毛傳》、《魯詩》，皆以《國風》、《大、小雅》、《頌》為四始，而《齊詩》以水、木、火、金為四始。其言卯、酉、午、戌、亥五際，亦但取《小雅》、《大雅》而不及《頌》。蓋殺《詩》、《書》之影響如此。然則百篇之《書》，自孔壁已不具。近人好生異論，蓋導原於鄭樵。鄭樵之意，以為秦之焚書，但焚民間之書，不焚博士官所藏。其實鄭樵誤讀《史記》文句，故有此說。《史記》載李斯奏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此文本應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者」，何以知之？以李斯之請燒書，本為反對博士淳于越，豈有民間不許藏《詩》《書》而博士反得藏之之理？《叔孫通傳》：「陳勝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二世喜曰：『善。』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曰：『非所宜言。』」今案：「人臣無將」二語，見《公羊傳》，於是《公羊》尚未著竹帛，然猶以「非所宜言」得罪，假如稱引《詩》、《書》，其罪不更重哉！李斯明言：「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如何博士而可藏《詩》、《書》哉（李斯雖奏偶語《詩》、《書》者棄市，然其諫二世有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此李斯前後相背處）！鄭樵誤讀李斯奏語，乃為妄說，以歸罪於項羽。近康有為之流，采鄭說而發揮之，遂謂秦時六經本未燒盡，博士可藏《詩》、《書》，伏生為秦博士，傳《尚書》二十九篇，以《尚書》本只有二十九篇故（《新學偽經考》主意即此），二十九篇之外，皆劉歆所偽造。余謂《書序》本有《湯誥》，壁中亦有《湯誥》原文，載《殷本紀》中。如謂二十九篇之外，皆是劉歆所造，則太史公焉得先採之？於是崔適謂《史記》所載不合二十九篇者，皆後人所加（《史記探源》如此說）。由此說推之，凡古書不合已說者，無一不可雲偽造。即謂堯舜是孔子所偽造，孔子是漢人所偽造，秦皇焚書之案，亦漢人所偽造，遷、固之流，皆後人所偽造，何所不可！充類至盡，則凡非目見而在百年以外者，皆不可信。凡引經典以古非今者，不必焚其書而其書自廢。嗚呼！孰料秦火之後，更有滅學之禍什佰於秦火者耶？

四、漢今古文之分。漢人傳《書》者，伏生為今文，孔安國為古文，此人人所共知。《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其敘《尚書》源流彰明如此，可知伏生所藏，原系古文，無所謂今文也，且所藏不止二十九篇，其餘散失不可見耳。朝錯本法吏，不習古文，伏生之徒張生、歐陽生輩，恐亦非卓絕之流，但能以隸書（辶多）寫而已，以故二十九篇變而為今文也。其後劉向以中古文校伏生之《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文字之異，或由於張生、歐陽生等傳寫有誤，脫簡則當由壁藏斷爛，然據此可知鄭樵、康有為輩以為秦火不焚博士之書謬。如博士之書可以不焚，伏生何必壁藏之耶？

《儒林傳》稱伏生得二十九篇，而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云：「《泰誓》後得，博士而贊之。」又，《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然則，伏生所得本二十九篇乎？抑二十八篇乎？余謂太史公已明言二十九篇，則二十九篇當可信。今觀《尚書大傳》有引《泰誓》語，《周本紀》、《齊世家》亦有之。武帝時董仲舒、司馬相如、終軍輩，均太初以前人，亦引《泰誓》，由此可知，伏生本有二十九篇，不待武帝未與宣帝時始為二十九篇也。意者，伏生所傳之《泰誓》，或脫爛不全，至河內女子髮屋，才得全本。今觀漢、唐人所引，《泰誓》始全也。馬融輩以為《左傳》、《國語》、《孟子》所引，皆非今人之《泰誓》。《泰誓》稱白魚躍入王舟、火流為烏，語近神怪，以此疑今之《泰誓》。然如以今之《泰誓》為伏生所偽造，則非也。河內女子所得者，秦以前所藏，亦非偽造。以余觀之，今之《泰誓》，蓋當時解釋《泰誓》者之言。《周語》有《泰誓故》，疑伏生所述，即《泰誓故》也。不得《泰誓》，以《泰誓故》補之，亦猶《考工記》之補冬官矣。然《泰誓》之文，確有可疑者。所稱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何其誕也？武王伐紂，如有徵調，當先下令。不徵調而自來，不令而同時俱至，事越常理，振古希聞。據《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之言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可凶諸侯畢會，亦非易事。焉得八百諸侯，同時自來之事耶？此殆解釋《泰誓》者張大其辭，以聳人聽聞耳。據《牧誓》，武王伐紂，雖有友邦冢君，然誓曰：「逖矣，西土之人！」可知非西土之人，武王所不用也。又曰庸、蜀、羌、微、盧、彭、濮人。庸、蜀、羌、、微、盧、彭、濮，均在周之南部，武王但用此南部之人，而不用諸侯之師者，以庸、蜀之師本在西方，親加訓練，而東方諸侯之師，以庸、蜀之師本在西方，親加訓練，而東方諸侯之師，非其訓練者也。所以召東方諸侯者，不過壯聲勢、揚威武而已（此條馬融疑之，余亦以為可疑）。又，觀兵之說，亦不可信。豈有諸侯既會，皆曰可伐，而武王必待天命，忽然還師之理乎？是故，伏生《泰誓》不可信。若以《泰誓故》視之，亦如《三國志注》采《魏略》、《曹瞞傳》之類，未始可不為參考之助也。《泰誓》亦有今古文之別。「流為烏」，鄭註：古文烏為雕。蓋古文者河內女子所發，今文者伏生所傳也（此古文非孔壁所得）。伏生髮藏之後，張生、歐陽生傳之。據《史記·婁敬傳》，高帝時，婁敬已引八百諸侯之語。又，《陸賈傳》稱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可見漢初尚有人知《尚書》者。蓋婁敬、陸賈早歲誦習而晚失其書，故《儒林傳》雲「孝文時求為《尚書》者，天下無有」。「無有」者，無其書耳。然《賈誼傳》稱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其時在文帝之前。《詩》本諷誦在口，《尚書》則必在篇籍矣。可知當時傳《書》者不僅伏生一人，特伏生為秦博士，故著名爾。

《尚書》在景帝以前，流傳者皆今文。武帝初，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據《史記》、《漢書》及《說文序》所引，所得不止《尚書》一種）。孔安國何以能通古文《尚書》？以其本治《尚書》也。伏生傳《書》之後，未得壁經之前，《史記》稱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安國、周霸，皆申公弟子。申公之治《尚書》於此可見。賈誼本誦《詩》、《書》，故其孫嘉亦能治《尚書》），孔安國為博士，以書教授。倪寬初受業於歐陽生，後又受業於安國。所以然者，以歐陽生本與孔安國本不同耳。倪寬之徒，為歐陽高，大小夏侯。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本之倪寬，而倪寬本之孔安國。孔安國非本之伏生，則漢之所謂今文《尚書》者，名為伏生所傳，實非伏生所傳也。三家《尚書》亦有孔安國說，今謂三家悉伏生，未盡當也。

今文《尚書》之名見稱於世，始於三國，而非始於漢人。人皆據《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一語，謂孔安國以今文《尚書》翻譯古文。此實不然。《漢書》稱「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謂以隸書讀古文耳。孔安國所得者為五十八篇，較伏生二十九篇分為三十四篇者，實多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故漢人通稱為十六篇。孔安國既以今文字讀之，而《史記》又謂《逸周書》得十餘篇，《尚書》茲多於是。可知孔安國非以伏生之《書》讀古文也。蓋漢初人識古文者猶多，本不須伏生之《書》對勘也。

孔安國之《書》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自孔至王、塗凡五傳。王、塗至王莽時，古文《尚書》立於學官。塗傳東漢賈徽。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漢書》稱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太史公所傳者，不以伏生為限。故《湯誥》一篇，《殷本紀》載之。

哀帝時劉歆欲以古文《尚書》立學官，博士不肯（博士抱殘守缺，亦如今之教授已不能講，不願人講也）。歆移書讓之，王莽時，乃立於學官，莽敗，說雖不傳，《書》則具存。蓋古文本為竹簡，經莽亂而散失，其存者惟傳抄本耳。東漢杜林，於西州（天水郡，今甘肅秦州）得漆書一篇，林寶愛之，以傳衛宏、徐巡（杜林所得必為王莽亂後流傳至天水郡者。其後，馬、鄭猶能知逸《書》篇數，鄭玄、許慎亦能引之者，蓋傳寫猶可見，而真本則已亡矣），後漢講古文者自此始（杜林非由孔安國直接傳授，早歲學於張敞之孫張竦。林之好古文，蓋淵源於張氏）。其後，馬融、鄭玄注《尚書》，但注伏生所有，不注伏生所無，於孔安國五十八篇不全治。馬融受之何人不可知，惟賈逵受《書》於父徽，逵弟子許慎作《說文解字》。是故，《說文》所稱古文《尚書》，當較馬、鄭為可信，然其中亦有異同。今欲求安國正傳，惟《史記》耳。《漢書》雲，遷書《堯典》五篇為古文說，然《五帝本紀》所載《堯典》與後人所說不同。所以然者，杜林所讀與孔安國本人不甚同也。《說文》下稱「《尚書》曰：『升雲，半有半無。」據鄭玄注稱古文《尚書》以弟為，而《宋微子世家》引《洪範》「曰雨、曰濟、曰涕」，字作涕。是太史公承孔安國正傳，孔安國作涕，而東漢人讀之為，恐是承用今文，非古文也。自清以來，治《尚書》者皆以馬、鄭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以為馬、鄭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不知太史公之治古文，《漢書》具有明文。以馬、鄭異讀，故生異說耳。

古文家所讀，時亦謂之古文。此義為余所摘發。治古文者，不可不知。蓋古文家傳經，必依原本抄寫一通，馬融本當猶近真，鄭玄本則多改字。古文真本，今不可見，唯有三體石經，尚見一斑。三體石經為邯鄲淳所書，淳師度尚，尚治古文《尚書》。邯鄲淳之本，實由度尚而來。據衛恆《四體書勢》稱，魏世傳古文者，唯邯鄲淳一人。何以僅得邯鄲淳一人，而鄭玄之徒無有傳者？蓋鄭玄晚年，書多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故傳古文者，僅一邯鄲淳也。今觀三體石經殘石，上一字為古文，中一字為篆文，下一字為隸書。篆書往往與上一字古文不同。蓋篆書即古文家所讀之字矣。例始三體石經《無逸篇》「中宗之中」，上一字為中，下一字為仲，此即古文家讀「中，仲也」。考華山碑，亦稱宣帝為中宗。歐陽修疑為好奇，實則漢人本讀中為仲也。

今文為歐陽、大小夏侯為三家，傳至三國而絕。然蔡邕熹平石經猶依今文。今欲研究今文，只可求之《漢書》、《後漢書》及漢碑所引。然漢碑所引，恐亦有古文在。

五、東晉古文。今之《尚書》，乃東晉之偽古文（據《尚書正義》引《晉書》，定為鄭沖所作），以馬、鄭所有者分《堯典》為《舜典》（《舜典》，《書序》中本有），更分《皋陶謨》為《益稷》，又改作《泰誓》，此外又偽造二十五篇。不但偽造經，且偽造傳（亦稱孔傳）。自西晉開始偽造以後，更四十餘年，至東晉梅賾始獻之。字體以古文作隸書，名曰隸古定。人以其多古字，且與三體石經相近，遂信以為真孔氏之傳，於是，眾皆傳之。甚至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亦以馬、鄭為今文矣。

梅賾獻書之時，缺《舜典》一篇，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首。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獻《舜典》，於「慎徽五典」之上加「曰若稽古，帝舜」等十二字，而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錯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然其後江南皆信梅書，惟北朝猶用鄭本耳。隋一天下，采南朝經說，乃純用東晉古文，即姚方興十二字本也。其後又不知如何增為二十八字，今註疏本是已。

東晉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以隸古定傳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寫之，傳之者有范寧等。唐玄宗時，衛包以古文本改為今文，用隸書寫之，唐石經即依是本，然《經典釋文》猶未改也（宋開寶初始改）。唐宋間亦多有引古文《尚書》者，如顏師古之《匡謬正俗》，玄應之《一切經音義》，郭忠恕之《汗簡》，徐鍇之《說文系傳》皆是。宋仁宗時，宋次道得古文《尚書》，傳至南宋，薛季宣據以作訓，而段玉裁以為宋人假造，然以校《汗簡》及足利本《尚書》，均符合。要之，真正古文，惟三體石經可據。東晉古文則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為可據耳。

六、明清人說《尚書》者。明正德時，梅鷟時政東晉古文之偽。梅鷟之前，吳棫、硃熹，亦嘗疑之，以為豈有古文反較今文易讀之理？至梅鷟出，證據乃備（梅鷟不信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為東晉古文即成帝時張霸偽造之《百兩篇》，然校《漢書》原文，可知其誤。張霸之《百兩篇》，分析眾篇，略加首尾而已。東晉古文，非從二十九篇分出，自非張霸本也。此梅鷟之誤）。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始知鄭康成《尚書》為真本。閻氏謂《孟子》引父母使舜完稟一段為《舜典》之文，此說當確。惠棟《古文尚書考》，較閻氏為簡要。其弟子江聲（艮庭）作《尚書集注音疏》，於今文、古文不加分別。古文「欽明文思安安」，今文作「欽明文塞宴宴」，東晉古文猶作「欽明文思安安」，江氏不信東晉古文，寧改為「文塞宴宴」，於是王鳴盛（西庄）作《尚書後案》，一以鄭康成為主，所不同者，概行駁斥，雖較江為可信，亦非治經之道。至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註疏》，古文采馬、鄭本，今文采兩《漢書》所引，雖優於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釋，於本文未能聯貫。蓋孫氏學力有餘，而識見不足，故有此病。今人以為孫書完備，此亦短中取長耳。要之，清儒之治《尚書》者，均不足取也。今文家以陳壽祺、喬樅父子為優。凡漢人《書》說，皆入網羅，並不全篇下注，亦不問其上下文義合與不合。所考今文，尚無大謬。其後魏源（默深）作《書古微》，最為荒謬。魏源於陳氏父子之書，恐未全見，自以為采輯今文，其實亦不盡合。源本非經學專家，晚年始以治經為名，猶不足怪。近皮錫瑞所著，采陳氏書甚多。陳氏並無今古是否之論，其意在網羅散失而已。皮氏則以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其最荒謬者，《史記》明引《湯誥》（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太史公亦明言「年十歲，誦古文」，而皮氏以為此所謂古文，乃漢以前之書，非古文《尚書》也，此誠不知而妄作矣。古文殘闕，三體石經存字無幾，其他引馬、鄭之言，亦已無多，然猶有馬、鄭之緒餘在。今日治《書》，且當依薛季宣《古文訓》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刪去偽孔所造二十五篇，則本文已足。至訓釋一事，當以「古文《尚書》、讀應《爾雅》」一言為準。以《爾雅》釋《書》，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王引之《經義述聞》，解《尚書》者近百條；近孫詒讓作《尚書駢枝》，亦有六七十條：義均明確，猶有不合處。余有《古文尚書拾遺》，自覺較江、王、孫三家略勝。然全書總未能通釋，此有待後賢之研討矣。

古人有言：「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訓詁之道，雖有古今之異，然造語行文，無甚差池，古人決不至故作不可解之語。故今日治《書》，當先求通文理。如文理不通，而高談微言大義，失之遠矣。不但治經如此，讀古書無不如此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先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志之所發也。然有志亦可發為文。詩之異於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謂歌永言，即詩與文不同之處。永者，延長其音也。延長其音，而有高下洪纖之別，遂生宮、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聲音也。既須永言，又須依永，於是不得不有韻（急語無收聲，收聲即有韻，前後句收聲相同即韻也）。詩之有韻，即由歌永言來。

《虞書》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二歌。可見堯、舜時已有詩。《尚書大傳》有《卿雲之歌》。漢初人語未必可信。《樂記》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今所傳《南風歌》出王肅《家語》，他無所見，亦不可信。唐、虞之詩，要以二《典》所載為可信耳。鄭康成《詩譜序》云：「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而今《尚書》載《五子之歌》，可知其為晉人偽造也。《詩譜序》又云：「降及商王，不風不雅。」此謂商但有《頌》，《風》、《雅》不可見矣。《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比、興與風、雅、頌並列，則為詩體無疑。今《毛傳》以升高能賦為九能之一，謂之德音。周末屈原、荀卿俱有賦。賦既在風、雅、頌之外，比、興當亦若是。惟孔子刪詩，存風、雅、頌而去賦、比、興。《鄭志》答張逸問，賦、比、興，吳札觀詩已不歌。蓋不歌而誦謂之賦。賦不可歌，與風、雅、頌異，故季札不得聞也（比、興不知如何）。賦、比、興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傳》郤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合之為十五種。今《詩》僅存風、雅、頌三種。

《詩大序》：「風，風也」，「雅，正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風有諷諭之義，雅之訓正，讀若《爾雅》，然風、雅、頌之雅，恐本不訓正。《說文》：「疋，古文以為《詩·大雅》字。」一曰，疋即今疏字。然則詩之稱疋。紀事之謂，亦猶後世稱杜工部詩曰詩史。故大雅、小雅無非紀事之詩，或謂雅即雅烏。孔子曰：「烏盱，呼也。」李斯《諫逐客書》：「擊翁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仰無撫缶而呼嗚嗚。」秦本周地，故大小雅皆以雅名（所謂烏烏秦聲者，即今之梆子腔也）。此亦可備一說。余意《說文》訓疋為記，乃雅之正義，以其性質言也；雅、烏可為雅之別一義，以其聲調言也。至正之一訓，乃後起之義。蓋以雅為正調，故釋之曰正耳。

詩以四言為主，取其可歌，然亦有二言、三言以至九言者，惟不多見耳。今按：「肇禋」，二言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也。一言太短，不可以歌，故三百篇無一言之詩。然梁鴻《五噫》之歌曰：「陡彼北芒兮，噫！顧覽帝說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則一言未始不可成句，或者三篇中偶然無一言之句耳，非一言之句必不可歌也。

《詩經》而後，四言漸少。漢世五言盛行，唐則七言為多。八言、九言，偶一為之，三言惟漢《郊祀歌》用之。六言亦不多見。《漢書》所錄漢之四言之作，有韋孟《諫詩》一首，《在鄒詩》一首，韋玄成《自責詩》一首、《戒子孫詩》一首，西漢之作，傳於世者，盡於此矣。魏武帝作《短歌》，猶用四言，雖格調有異《詩經》，然猶有霸氣。至《文選》所錄魏、晉間四言之作，語多迂腐。自是之後，四言衰歇，五言盛行。李白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尤其靡也」，然所作《雪讒詩》譏剌楊妃，有乖敦厚之義，或故為大言以欺人耳。又雜言一體，《詩經》所有。漢樂府往往用之，唐人歌行亦用之。夫抒寫性情，貴在自由，不宜過於拘束，如必句句字數相同，或不能發揮盡致。故雜言之作，未為不可。今人創新體詩，以雜言為主可也，但無韻終不成詩耳。（以上論《詩》之大概。）

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蓋合六詩、《九德之歌》言之。孔子刪詩，僅取三百餘篇。蓋以古詩過多，不能全讀，故刪之爾，或必其餘皆不足觀也。或謂孔子刪《詩》與昭明之作《文選》有異。余意不然，《文選》為總集，《詩經》亦總集，性質正復相似，所謂「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決非未正以前，《雅》入《頌》、《頌》入《雅》也。《雅》主記事，篇幅舒長；《頌》主讚美，章節簡短。但觀形式，已易辨別。且其聲調又不同，何至相亂，或次序顛倒、孔子更定之耳。

《風》、《雅》有正、變（盛周為正，衰周為變），《頌》無正、變，因《風》、《雅》有美有剌，《頌》則有美無剌也。《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今《商頌》僅存五篇，其餘七篇，或孔子時而已佚矣。據今《商頌》，有商初所作，亦有武丁時所作，而《周頌》皆成王時詩，後則無有。《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頌聲未息，周則成王以後無賢聖也。或以《魯頌》為天子之禮。若然，孔子當屏而不錄。孔子錄之，將何以說？案《周官·籥章》：吹詩以逆暑迎寒，吹雅以樂田峻，吹頌以息老物。同為《七月》之詩，而風、雅、頌異名者，歌詩之時，其聲調三變爾。《風》非天子之詩，而可稱頌，則《魯頌》稱頌孔子錄之，無可怪也。今觀《泮水》、《閟宮》之屬，體制近雅而不近頌，若以雅為稱，則無可譏矣。

《史記·孔子世家》稱「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今之《詩經》在孔子時無一不可歌也。《漢書·禮樂志》云：河間獻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是其樂譜尚在。後則可歌者，惟《鹿鳴》、《伐檀》等十二篇耳。近人以《鹿鳴》、《伐檀》等譜一字一聲，無抑揚高下之音，疑為唐人所作。然一定一聲，不但《詩經》為然，宋詞亦然。姜夔、張炎之譜可證也。一字之譜多聲，始於元曲，古人未必如是，孔子曰：「放鄭聲。」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漢儒解鄭聲以為煩手躑躅之聲。張仲景《傷寒論》云：「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可見漢人皆讀鄭為鄭重之鄭。鄭聲即一字而譜多聲之謂。唐人所重十二詩之譜，一字一聲，正是雅樂，無可致疑。（以上論《詩》之可歌）

《詩》以口誦，至秦未焚。漢興有齊、魯、毛、韓四家，齊、魯、韓三家無笙詩，為三百五篇，毛有笙詩為三百十一篇。笙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四家篇數本相同也（笙詩六篇，殆如今之樂曲，有聲音節奏而無文詞）。所不同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數句，三家所無，而毛獨有，此其最著者也。其餘文字雖有異同，不如《尚書》今古文之甚。以《詩》為口誦，故無形近之訛耳。

《魯詩》出自浮丘伯，申公傳之。魯人所傳，故曰《魯詩》。《齊詩》傳自轅固生，齊人所傳，故曰《齊詩》。《韓詩》傳自韓嬰，據姓為稱，故曰《韓詩》。齊、韓二家，當漢景帝時，在《魯詩》之後。《毛詩》者，毛公所傳，故曰《毛詩》。相傳毛公之學出自子夏，三國時吳徐整謂子夏援高行子，高行子援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授趙小人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而陸璣則謂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徐整之說，則子夏五傳而至大毛公；由陸璣之說，則子夏七傳而至大毛公。所以參差者，二家之言，互有詳略耳（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苄，今之《詩傳》乃大毛公所作，當稱《毛亨詩傳》，而世皆誤以為毛苄，今之《詩傳》乃大毛公所作，當稱《毛亨詩傳》，而世皆誤以為毛苄，不可不正也）。

《毛詩·絲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屍也。」《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高子、孟仲子並見《孟子》七篇中。或疑高子即高行子。高行子為子夏弟子，不當與孟子同時，然趙岐注云：高子年長，或高叟即高行子矣。趙注又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然則孟子長於《詩》、《書》，故高子、孟仲子之說皆為毛公所引。

《漢書·藝文志》謂齊、魯、韓三家，咸非《詩》之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又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據此，知向、歆父子不信三家詩說。歆讓太常博士，欲以《毛詩》立學官，而《七略》不稱《毛詩》之優。今觀四家之異同，其優劣可得而言，太史公言《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其言與《詩大序》「《關雎》，風之始也」語同。《詩大序》但舉《雅》、《頌》之名，而不言《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但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者，蓋由「《關雎》，《風》之始也」一語，可以類推其餘耳。鄭康成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余謂毛意同史公，史公所引，多本《魯詩》，《毛詩》傳至荀子，《魯詩》亦傳自荀子，此其所以符合也。

《齊詩》與《魯》、《毛》全異，蕭望之、翼奉、匡衡同事後蒼，治《齊詩》。翼奉有五際、六情之語，不及四始。詩緯《泛歷樞》稱四始有水、木、火、金之語。謂《大明》水始，《四牡》木始，《嘉魚》火始，《鴻雁》金始，其言甚不可解，恐東漢人所造，非《齊詩》本義。匡衡上書稱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言與《毛傳》相同，並無水、木、火、金之語。可知《泛歷樞》為後人臆說也。衡奏議平正，奉則有怪誕之語，雖與衡同師，而別有發明矣。如以水、木、火、金說四始，則《齊詩》竟是神話。四始《詩》之大義，而《齊詩》之說如此，以此知齊之不逮毛、魯遠也。然匡衡說《詩》，亦有勝於魯、韓者。《魯詩》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齊詩》亦謂周康王后佩玉晏鳴，《關雎》嘆之。匡衡上書，乃謂《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此非以《關雎》為剌詩矣。蓋《齊詩》由轅固數傳而至後蒼。蒼本傳《禮》。《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燕禮》：「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儀禮》，周公所定，已有《周南·關雎》，知《關雎》非康王時所作。匡衡師事後蒼，故其說《詩》，長於魯、韓也。

齊、魯、韓三家詩序不傳，而毛序全存。如《左傳》隱三年：「衛庄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閔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釒咸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毛序》所云，皆與《左傳》符合，此毛之優於三家者也。又三家詩，皆有怪誕之語，毛則無有。即如「履帝武敏歆」，《爾雅》已有「敏，拇也」之訓，而三家說皆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身動如孕，而生后稷。《毛傳》則以疾訓敏，以帝為高辛氏之帝，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不信感生之說。又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若用感生之說，必謂上帝依姜嫄之身，降之精氣，而《傳》則謂上帝依其子孫。又如：「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之前，《墨子·明鬼》已引此詩，謂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豈能在帝之左右哉！而《毛傳》則謂文王在民上，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一掃向來神怪之說。蓋自荀子作《天論》，謂聖人不求知天，神話於是摧破。《毛詩》為荀卿所傳，即此可征。

《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毛公所作。鄭康成之意，謂《小序》發端句，子夏作，其下則後人所益，或毛公作也。今按，《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屍也。」此語自當出子夏之後矣。《衛宏傳》有「作詩序」語，故《釋文》或雲《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然衛宏先康成僅百年，如《小序》果為宏作，康成不容不知。由今思之，殆宏別為《毛詩序》，不與此同，而不傳於後。或宏撰次詩序於每篇之首，亦通謂之作耳。漢人專說《毛詩》者，今存《鄭箋》一種。馬融《毛詩傳》散佚已久，今可見者，惟《生民篇》《正義》所引言帝嚳事為最詳耳。（以上論三家詩與毛之不同。）

硃晦庵誤解「鄭聲淫」一語，以為鄭風皆淫，於是剌忽之詩，皆釋為淫奔之作。陳止齋笑晦庵以彤管為行淫之具，城闕為偷期之所，今《集傳》中無此語，蓋晦庵自覺其非而刪之矣。凡《小序》言剌者，晦庵一概目為淫人自道之詞。自來淫人自道之詞未嘗無有，如六朝歌謠之類，恐未可以例《國風》。若鄭風而為淫人自道之詞，顯背無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昔昭明編輯《文選》，於六朝狎邪之詩，擯而不錄。《高唐》、《神女》、《洛神》之屬，別有托意，故錄之（見《菿漢閑話》）。昭明作《陶淵明集序》，謂《閑情》一賦，白壁微瑕。昭明尚然，何況孔子？晦庵之言，亦無知而妄作爾。

自晦庵作《集傳》，說《詩》之風大變。清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反駁晦庵，其功不可沒（呂東萊作《讀詩記》，不以晦庵為然。晦庵好勝，謂東萊為毛、鄭之佞臣）。後之治《毛詩》者，桐城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涇縣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長洲陳奐作《詩毛氏傳疏》。馬氏並重《傳》、《箋》，胡氏從《傳》而不甚從《箋》，陳氏則全依《毛傳》。治三家詩者（《齊詩》亡於三國；《魯詩》亡於永嘉之亂；《韓詩》唐代猶存，今但存《外傳》而已。三家至宋全亡，如三家詩不亡，晦庵作《集傳》當不至荒謬如此），王應麟後，清有陳壽祺、喬樅父子。喬樅好為牽附，謂《儀禮》引《詩》，皆《齊詩》說；又謂《爾雅》為《魯詩》之學，恐皆未然。要之，陳氏父子，雖識見未足，然網羅放失之功，亦不可沒。其後，魏源作《詩古微》，全主三家。三家無序，其說流傳又少，合之不過三十篇，謂之《古微》，其實逞臆之談耳。

今治《詩經》，不得不依《毛傳》，以其序之完全無缺也。詩若無序，則作詩之本意已不明，更無可說。三家詩序存者無幾，無從求其大義矣。戴東原作《毛鄭詩考證》，東原長於訓詁之學，而信服晦庵，故考證未能全備。東原之外，治詩者皆宗《毛傳》，陳氏父子，不過網羅放失而已。

《考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今案：《儀禮》與安上治民有關。《周禮》則經國家、定社稷之書也。《周禮》初出曰《周官經》，劉歆始改稱《周禮》，然《七略》猶曰《周官》，《漢書、藝文志》仍之。馬融訓釋之作，亦稱《周官傳》，至鄭康成以《周禮》名之，合《儀禮》、《小戴記》為三禮。三禮之名，自鄭氏始，今若以《大戴禮》合之，當稱四禮。稱三禮者，沿鄭氏注也。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稱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具在《周官》，然當時今文家不肯置信。林碩以為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今觀《周禮》，知劉歆之言不謬。惟其書非一時一人之作，蓋如歷代會典，屢有增損（《唐六典》以及明清之《會典》，皆擬《周禮》。《六典》全依《周官》，《會典》雖稍異，然行文多模仿之跡，此亦有關文體。不學《周禮》，則官制說不清楚。亦如後之律書必擬漢律也）。創始之功，首推周公，增損之筆，終於穆王耳。今《逸周書》有《職方篇》，為穆王時作，而其文見於《周禮·夏官》，知周公以後、穆玉以前，《周禮》一書，時有修改。穆王以後，則未見修改之跡也。何以言之？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條；而穆王作《呂刑》稱五刑之屬三千，較《周禮》多五百條。《呂刑》別行，以此知穆王晚年，已不改《周禮》也。《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今《穆天子傳》真偽未可知。然穆王好大喜功，觀《職方氏》一篇可知也。《職方氏》言中國疆域，東西南北相距萬里。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稱要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籓服。依此推算，自王城至籓服之邊，東西南北均五千里，為方萬里，積一萬萬方里。蠻服以內為九州，以外為蕃國。九州以內，方七千里，積四千九百萬方里。非穆王之好大，何以至此。《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是周公作洛時，無所謂要服。《康王之誥》稱庶、邦、侯、甸、男、衛，亦無要服。不特此也，漢人迷信《王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余謂夏制不可知，殷制則不止方三千里。《酒誥》曰：「自成湯咸至於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罔敢湎於酒。」是周初之制與商制無甚差異，皆侯、甸、男、采、衛五等，無所謂要服也。要服本為蠻服，不在九州之內。穆王好大喜功，故《職方》之言如此。《大行人》朝貢一節，與《職方氏》相應，當亦穆王所改。若巾車掌公車之政令、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可見周初疆域，至衛服而止，無所謂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夷、鎮、籓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為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東西七千里，九州之大，恐無此數。今中國本部，最北為獨石口，當北緯四十一度半；極南至於瓊州，當北緯十八度。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為里四千九百。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漢尺作準，漢尺存者有慮尺，慮尺一尺，合清營造尺七寸四分，尺度雖古今不同，里法則古今不異。古之五服六千里，以七四比之，當四千四百四十里，與今四千七百里不甚相遠。穆王加要服為七千里，以今尺計之，則為五千一百八十里，較今長三四百里，此由今中國本部，北至獨石口，而古者陝西北部之河套亦隸境內（今屬綏遠）。河套之地，於漢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黃河，周時「城比朔方」，此朔方與漢之朔方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並朔方計之，當有五千一百八十里。恐穆王時疆域亦未大於今日也。《漢書·地理志》：「郡縣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而雲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餘里。自朔方以至日南，亦無此數。自此以後，言地域者，皆稱南北萬里、東西九千里。其實中國本部無此數，此後世粗疏，更甚於《周禮》也。測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遠，惟周人不甚誇大、漢以後誇大耳。

測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晉裴秀作官圖，蓋嘗測量矣。所以不準者，以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也。唐賈耽作《華夷圖》及關中、隴右、山南、九州等圖；至宋，略改郡縣之名，劉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跡圖》，一曰《華夷圖》，今尚完好。賈耽之作，亦由測量而來，然亦未准者－－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一也；未免誇大，二也。北極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誇大，故所言里數與今相差不遠耳。（以上言職方與周初疆域不同，明《周禮》非周公一時之作，周公之後屢有修改。）

管仲治齊，略變《周禮》之法，《小匡篇》及《齊語》並載桓公問為政之道，管子稱：「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績，以成其名。」《周禮》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證。又，《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其法不甚嚴厲，其職殆如今衛生警察。如言《周禮》之作在周公時，則萍氏顯違《酒誥》之文。《酒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不僅幾酒、謹酒而已！此亦可見《周禮》之屢有修改，蓋百餘年中，不知修改若干次矣。

六官之制，古無異論。清金鶚作《求古錄禮說》，言六官之制，實始於周。《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與《周官》不同，當為殷制。又云：王者設官，所以代天官，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光以法三公，五官以法五行。引《左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明自少皋、顓頊以來皆五官。余謂少皋、顓頊之制，確為五官，前乎此則未可知。至商，恐已六官矣。《曲禮》之言，不知何據。鄭注《禮記》，凡與《周禮》不合者，皆曰夏殷之制。其實五官是否確為殷制，不可知也。余謂，與其據《曲禮》，不如據《論語》。《論語》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何必高宗？古人之皆然。」此所謂冢宰，當如《周官》之冢宰，為六官之首。否則，百官何以聽之？冢宰於《周禮》曰太宰。太宰之名，不見虞、夏之書，殆起於商。《說文》云：「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從宀從辛，辛，罪也。」具食之官，見於《左傳》者曰宰夫，或曰膳宰。《漢書》有雍太宰，為五時具食上官。宰本罪人之稱，庖人具食，事近奴隸，故以宰為名。然太宰、小宰，位秩俱隆，而（貝也）被宰名，當自伊尹始。《呂覽·本味篇》稱伊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下魚肉菜果之美，而結之曰：天子成則至味具。《史記·殷本紀》亦謂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二家之說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符合。據《文選》李善注引《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蓋伊尹參與帷幄之謀，權勢雖尊，本職則卑。後以其功高，而尊宰舍，故有太宰、冢宰之名耳。又《商頌》稱伊尹為阿衡，《周書》曰保衡。保阿，女師也。阿，《說文》作（加），在女子曰保阿，在男子亦曰阿衡、保衡，其為媵同也。伊尹為媵臣，故尊保阿；伊尹為庖人，故尊宰舍。此說雖為孟子所不信，然其為實事至明。周因殷禮，故設太宰之官。今觀太宰所屬之官，與清之內務府不遠。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為與國計有關。自余宮殿之官，如宮正之屬；禁掖之官，如內宰之屬；飲食之官，如膳夫之屬；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屬，皆清內務府所掌也。周官三百六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屬，僅司會、大府為有關於國計者。以太宰本之殷制而來，其本職不過《周禮》膳夫、內宰二官。由飲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宮殿。是故，周官太宰無所不掌，而屬員仍冗官耳。後儒不明此理，謂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貴族執政之世、周公時貴族執政，斷無主刑餘擅權之理也（漢、唐、明三代，皆有刑餘擅權之事，六朝則無。何則？貴族執政階級嚴明，非刑餘所得間也）。由此論之，天官冢宰，周襲殷制，後世未必可法。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職。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內務、教育兩部。夏官司馬掌行軍用兵，如今軍政部。秋官司寇掌獄訟刑法，如今之司法部。皆立國要典，可資取法者也。（以上論六官之職）

何以漢儒謂《周禮》為黷亂不驗之書也？以漢初經師之說，與《周禮》不同，故排棄之耳。《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案：馬謂秦燒《周禮》獨悉，其言太過。秦所最惡者為《詩》、《書》而不及《禮》。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可見《周禮》自七國時已不甚傳。雖以孟子之賢，猶未之見。故其言封建與《周禮》全異（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漢初儒者未見《周禮》，而孟之說流傳已久，故深信不疑（景帝未年河間獻王始得《周禮》，《周禮》未出時，漢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時作《王制》亦采《孟子》為說）。又以賈誼有眾建諸侯之論，故雖見《周禮》，亦不敢明說。周之五百里，為今三百七十里，其封域不過江、浙之一道，川、雲之一府。漢初王國之廣，猶不止此。夏、商二代，封國狹小，故湯之始征，四方風靡，文王伐崇戡黎，為時亦暫。以四鄰本非強大，故得指顧而定之也。《逸周書·世俘解》稱武王翦商，滅國六百餘（孟子言滅國五十），若非小國寡民，安得數月之間滅國六百餘乎？周公有鑒於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勢，以為籓屏。其弊至於諸侯爭霸，互相爭伐，而天子不能禁。以視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如運諸掌，本末之勢，迥乎不同。由此可知，商代封國尚無五百里之制也。賈誼患諸侯王尾大不掉，故不肯明徵《周禮》。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漢書·韓安國傳》，王恢與安國論辨，稱秦謬公都雍地，方三百里，並與《周禮》相應。蓋史公但論史事，王恢不知忌諱，故直舉之耳。然孟子之言亦未無據。周之封建，有功者，視其功之高下以為等級，無功則封地狹小。滕、薛皆侯國。滕，周所封；薛，夏所封。考其地不出今薛縣一縣，猶不及孟子所言之百里。齊、魯、衛、燕，亦皆侯國，而封域不止四百里（齊，太公之後；魯，周公之後；燕，召公之後。功業最高，故封地獨大。衛包邶、鄘、衛三國，殷畿千里，皆為衛有）。蓋於魯、衛為褒有德，於齊、燕為尊勤勞。其地皆去周遠，亦所以固吾圉也。以此知五里里、四百里之制，不過折衷言之，非不可斟酌損益也。明乎此義，則可知《周禮》非黷亂不驗之書矣。至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者，漢人信《孟子》，何休專講《公羊》，故有此言耳。

後之論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禮》施政而敗，故反對《周禮》。余謂二王致敗之由在不知《周禮》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師其意，而不可襲其跡。西漢之末，家給人足，天下艾安。莽之變法，可謂庸人擾之。宋神宗時，國勢雖衰，民猶安樂，安石乃以變風俗、立法度為急，而其法又主於聚斂，宜其敗矣。宇文周時關隴殘破，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曰先治心，曰敦教化，曰盡地利、曰擢賢良，曰恤獄訟，曰均賦役。蓋亦以《周禮》為本，終能斫雕為樸，變奢從儉。隋及唐初，胥蒙其福。貞觀之治，基礎於此。夫變法之道，亂世用之則治，治世用之則亂，況《周禮》不盡可為後世法乎？陳止齋、葉水心尊信《周禮》，當南宋殘破之時而行《周禮》，或有可致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何者？今外患雖烈，猶未成南宋之局，若再變法，正恐治絲而益棼耳。

《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儀、經禮謂《周禮》也。威儀、曲禮謂《儀禮》也。《儀禮》篇目不至有三千，故鄭康成云：其中事儀三千。然《漢志》言禮自孔子時而不具，《雜記》言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然則在孔子時，《儀禮》早有亡失。三百三千雲者，約舉其大數云爾。

秦燔書後，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於孔壁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以古禮僅存五十六篇，故學者無不重視《禮記》。今五十六篇又散佚矣。漢儒說經，為《儀禮》作注者絕少。馬融但注《喪服》一篇，至康成乃注全經。自漢未以逮西晉，注《喪服》者，無慮二三十家，而注全經者，僅王肅一人而已。

今人見《儀禮》僅存十七篇，以為《禮古經》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悉已散佚。此不然也。案：小戴記《投壺》、《奔喪》二篇，鄭《目錄》云：實逸《曲禮》之正篇也。又，大戴記之《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公冠》（《公冠》文簡，是否全文，未可知，後附孝昭冠辭，文亦無多）三篇，皆當為逸禮之正篇。又鄭注《內宰》，引《天子巡守禮》；注《司巫》、《月令》，引《中霤禮》，其文雖少，亦《禮古經》之正篇，當在五十六卷之數。依是數之，則十七篇外，今可知者又有七篇，合之得二十四篇。《禮經》之文，平易可讀，漢儒所以不注者，或以其繁瑣太甚，或以通習者不多（西漢習禮者有魯國桓公，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其授受不可知）。蓋漢人治經謹慎，非有師受，不敢妄說。康成但注十七篇者，亦以三十九篇先師未有講說故耳。

禮書序次，大小戴及《別錄》，彼此不同。其以《士冠》、《士昏》、《士相見》為次，則三家未有違異。鄭氏次第，悉依《別錄》。其經文有今古文之異者，鄭於字從今者下注古文作某，從古者，下注今文作某。所謂今古文，非立說有異，不過文字之異耳。自漢以來，傳《喪服》者獨盛（馬融而後，三國蔣琬亦作《喪服要記》一卷）。小戴記論《喪服》者十餘篇，大戴記亦有論喪服變除之言，見《通典》所引。古人三年之喪，未葬，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葬，齊衰，居堊室；小祥以後，衰裳練冠，居外寢；大祥則禫服素冠，出堊室，始居內寢（《檀弓》言祥而縞，蓋縞冠素紕也。素即白絹。《詩·檜風》：「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禫服三月之後，則以墨經白緯為冠，得佩紛帨之屬，寢有床，猶別內，始飲醴酒。逾月復吉，三年之禮乃成，此即所謂喪服變除。蓋古人居喪，兼居處飲食言之，非專繫於冠服也。漢人居喪尚合古法，故能精講《喪服》。韓昌黎自比孟子，而言《儀禮》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夫《儀禮》在後代可用者誠少，然昏禮至今尚用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名，喪禮亦尚有古人遺意，冠禮至唐已廢，鄉飲酒禮六朝至唐仍沿用之。昌黎疏於禮，故為此言耳。《喪服》一篇，自漢末以至六朝、講究精密，《通典》錄其論議，多至二三十卷。其中疑難，約有數端。出妻之子為母期，而嫁母之有服、無服，《儀禮》未有明文。或以為應視出母，或以為嫁由自絕，與被出有異。又為人後者，議論紛繁。《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這宗也。」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漢代王侯往往以無子國除，此不行古代後大宗之禮也。否則，王侯傳國四五代，必有近支可承，何至無子國除？迨元始時，始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子之為子者。」如諸葛亮以兄子為子，皇甫謐出後其叔，此皆非後大宗，與《儀禮》之為人後者不相應。《唐律》於此亦稱養子。《開元禮》有為人後者，實即養子也。後人誤以養子為即俗稱之螟蛉子，因疑《唐律》既許養子，何以又有不許養異姓男一條。不知《唐律》所稱養子是養同宗於昭穆相當者也。《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為齊衰不杖期，蓋持重大於宗者，降其小宗也。然魏晉六朝人於三年之內不得嫁娶，即子女嫁娶亦所不許，曹公為子整與袁譚結婚，裴松之曰：「紹死至此不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於此可見古人守禮之嚴。至今所謂養子者，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則對於公嫗育養者應有服否，三國、兩晉論議甚多，或以為宜服齊衰周，方之繼父同居者，此議斟酌盡善，可補《儀禮》之闕。《儀禮》制於宗法時代，秦漢而後，宗法漸衰，自有可斟酌損益之處。《開元禮》亦有與《儀禮》不同者，《儀禮》父在為母齊衰期，武后時，改為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儀禮》為祖父齊衰不杖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高祖之服則無有（或以為古人婚晚，玄孫不及見，高祖故無服，其說非是，恐高祖以上概括在曾祖之內），《開元禮》改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正服，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加服。嫂叔本無服，蓋推而遠之也。唐太宗以同尚有緦麻之恩，增叔嫂小功五月義服。古人外親之服皆緦，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為舅緦，從服也。母之姐妹曰從母，而舅不可稱從父，故為從母小功，以名加也，此亦古人之執著。《開元禮》改為舅及從母小功正服。綜此四條，悉當情理。六朝人天性獨厚，守禮最篤，其視君臣之義，不若父子之恩，講論《喪服》，多有精義。唐人議禮定服，亦尚有法，不似後世之枉戾失中也。服有降服、正服、義服。斬衰無降服，衰以縷之粗細為等，斬者不緝也。為父正服，為君義服；故為父斬衰三升，為君三升半，父子之恩固重於君臣之義也。魏太子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葯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眾人紛紜，或父或君。邴原在座，不與此論。太子咨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南朝二百七十餘年，國勢雖不盛強，而維持人紀，為功特多。《喪服》一篇，師儒無不悉心探討，以是團體固結，雖陵夷而不至澌滅。此所謂魯秉周禮，未可取也。宋代理學家亦知講求古禮，至明人而漸不能矣。今講《儀禮》，自以《喪服》為最要。

《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至劉向校書，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今大戴記存三十九篇，小戴記四十九篇。《投壼》、《哀公問》兩篇，二戴所同，合得八十六篇。大戴亡佚篇目，今不可考。錢曉徵以為小戴實止四十六篇，今《曲禮》、《檀弓》、《雜記》俱分上下，故為四十九篇；以小戴四十六，合大戴八十五，即古記之百三十一篇也。其說殊未諦。《樂記》二十篇，本不在古記之數。今《樂記》斷取十一篇為一篇，以入《禮記》。《月令》與《明堂位》同屬《明堂陰陽記》，大戴《盛德篇》亦應屬《明堂陰陽記》。古記百三十一篇之數，決不如錢氏所舉也。

又二戴所錄，有非禮家之言。如大戴《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辯》、《且兵》、《少閑》七篇，采自《孔子三朝記》（唐人所引直稱《三朝記》）。《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大戴錄《曾子》《立事》以下十篇，而小戴之《中庸》、《坊記》、《表記》、《緇衣》四篇，當為子思之書。又大戴《武王踐阼》錄自《太公陰謀》，《漢志》以太公入道家。此皆二戴所采諸子之文，凡二十二篇。又小戴《王制》，乃孝文帝令博士所作，大戴《公冠》後附孝昭冠辭，並非古記舊有，更去其屬於《明堂陰陽記》及《樂記》者，刪其復重《投壺》、《哀公問》二篇，則二戴記中可說為古記之舊者，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又如通論之篇，若《儒行》、《大學》等，是否在百三十一篇中，尚難言也。

《禮記》一書，雜糅今古文之說。《王制》一篇為今文家言，其言封建，採用《孟子》，言養老不知所據。惟《喪禮》、《喪服》無今古文之異，《禮記》言此綦詳。自明以來，讀經所以應科舉，以《喪禮》、《喪服》不在程試範圍，則刪節不讀。其實讀《禮禮》以《喪禮》、《喪服》為最要。余如《儒行》、《大學》、《表記》、《坊記》、《緇衣》等篇，皆言尋常修已治人之道，亦無今古文之異。凡此，皆《禮記》之可信者。若言典章制度，則宜從古文不從今文，古文無謬誤，今文多紕漏也。

三禮鄭注之後，孔賈之疏已為盡善，清人以賈疏尚有未盡，胡培翚作《儀禮正義》，孫詒讓作《周禮正義》。由今觀之，新疏自比賈疏更精。《禮記》孔疏理晰而詞富，清儒無以復加，硃彬作《訓纂》，不過比於補註而已。大戴禮自北魏盧辯作注，歷千餘年，論舛不可卒讀，戴震校之，孔廣森作《補註》，但闕佚已多耳。說禮者皆稱三禮，而屏棄大戴不道。其實，大戴禮亦多精義，應與小戴並舉，而稱四禮。理學家最重小戴，以《大學》、《中庸》並在其中故。獨楊慈湖以為大戴多孔子遺言，所作《先聖大訓》錄大戴記特多。二戴記中《哀公問》、《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王言》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漢志》不入《論語》家，獨《三朝記》入《論語》家，殆以《三朝》七篇，文理古奧，與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說、弟子筆錄者爾。

關於《春秋》者，余所著《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大旨略具，今所講者，補其未備而已。

問《春秋》起於何時？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在孔子之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云：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春秋》起於周，非始於古代也。《左傳》：「韓宣子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孔疏云：魯《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時事，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然韓宣子云周禮在魯者，所以美周公之德耳，非謂《易象》、《春秋》是周公所作也。《春秋》備紀年、時、月、日，《尚書》往往有年有月有日而無時（惟「秋大獲」一句紀時，其餘不見），其紀年月日又無定例。如《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所謂十有一年者，以文王受命起數，非武王之紀元也。紀年之法，苟且如此，即為未有《春秋》編年之法之故。今人以為古聖制禮作樂，必無不能紀年之理。其實，非惟周公未知紀年之法，即孔子亦何嘗思及本紀、世家、列傳哉！太史公《三代世表》謂「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可見史公所見周秦以前書不少，而紀年各不同。今觀《竹書記年》（七國時書），自黃帝以來，亦皆有年數，而與王孫滿所稱「鼎遷於商，載祀六百」違異。此為古無紀年之作，後人據歷推之（戰國時有六家歷，《漢書·律曆志》所云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是也。《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當亦此類）。各家所推不同，故竹書所載與古語不符也。太史公不信譜牒，故於三代但作世表，共和以後，始著《十二諸侯年表》。《大戴禮·五帝德》稱「宰予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如當時有紀年之書，宰予何為發此問哉？劉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班氏以為推法密要。然周以前不可推，以古人歷疏，往往有日無月，不能以月日推也。

《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余意《春秋》之作，即在共和之後。蓋宣王即位，補記共和國時事而有《春秋》也。觀《十二諸侯年表》，諸侯卒與即位均書年，可見《春秋》編年之法即在此時發明者，於是厲王出奔，宣王未立，元年者，誰之元年乎？《春秋》以道名分，故書共和元年也。《墨子·明鬼》歷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而始於杜伯射宣王事。前乎此者，但征及《詩》、《書》而已。可見宣王以前無《春秋》也。宣王中興令主，不但武功昭著，即文化亦遠邁前古。改古文為籀文，易紀事以編年，皆發明絕大者也。至列國之有春秋，則時有早晚，決非同時並作。《晉世家》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當周宣王二十年，是晉於是始有春秋。其餘各國皆在宣王之後。魯之《春秋》，始於隱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曆一百一十九年。其所以始於隱公者，漢儒罕言其故。杜元凱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賢君，故托始於此。此殆未然。列國春秋，本非同時並作，魯則隱公時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托始於隱公也。後人以太史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夷、齊，推之《春秋》殆於魯隱，其意正同。其實太史公或有此意，孔子則未必然。隱公但有讓桓之言，而無其實事。雲「使營搜裘，吾將老焉」者，不過尋常酬酢語耳，何嘗真以國讓哉！

周之史官有辛甲、尹佚。尹佚即史佚，其書二篇，《藝文志》入墨家。《呂氏春秋·當染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當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墨子之學，出於史角，由此可知史角即尹佚之後。魯有《春秋》，殆自史角始矣。

《左傳》所載五十凡例，杜氏以為周公之舊典，蓋據傳凡例謂之禮經，而謂此禮經為周公所制也。然時王之禮皆是禮經，豈必周公所制然後謂之禮經哉！余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時王朝特起之例。列國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頒布抑列國自定，今不可知。要之，當時之禮即可謂之禮經，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作史不得不有凡例，太史公、班孟堅之作有無凡例不可知。范蔚宗作《後漢書》則有之（《宋書·范曄傳》云：「班氏任情無例，吾雜傳論，皆有精意。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惟今不可見。唐修《晉書》，非一人之作，不得不立凡例以齊之一。宋修《新唐書》，呂夏卿有《唐書直筆新例》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新唐書》本紀、志、表，皆歐陽修作；列傳則宋祁作。二人分工，如出一手，凡例之郊也。大抵一人之作，不願以凡例自限，《春秋》本不定出一史官之手，無例則有前後錯誤之虞，故不得不立凡例。惟《左傳》的舉五十凡例，不知為周史所遺抑魯史自定之耳。

自來論孔子修《春秋》之故者，孟子曰：「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公羊之論較孟子為簡賅。然《春秋》者，史也。即在盛世，亦不可無史。《尚書》紀事，略無年月，或頗有而多闕，僅為片斷之史料。《春秋》始有編年之法，史法於是一變，故不可謂《春秋》之作專為撥亂反正也。宋儒以為《春秋》貴王賤霸，此意適與《春秋》相反。《春秋》詳述齊桓、晉文之事，尚霸之意顯然。孟子、公羊，同然一辭。雖孟子論人，好論人心，以五霸為假。然假與不假，《春秋》所不論也。貴王賤霸之說，三傳俱無，漢人偶亦及之，宋儒乃極言之耳。三傳事迹不同，褒貶亦不同，而大旨則相近。所謂絀周、王魯、為漢製法者，公羊固無其語，漢儒傅會以幹人主，意在求售，非《春秋》之旨也。要之，立國不可無史，《春秋》之作，凡為述行事以存國性。以此為說，無可非難。今文化之國皆有史，惟不如中士詳備。印度玄學之深，科學亦優，而其史則不可考。又如西域三十六國，徒以《漢書》有此一傳，尚可據以知其大概，彼三十六國無史，至今不能自明其種類。中國之大，固不至如三十六國之泯焉無聞，然使其墮入印度則易。此史之所以可貴，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問魯之《春秋》，孔子何為修之？曰：魯之《春秋》，一國之史也。欲以一國之春秋，包舉列國之春秋，其事不易。當時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備，以列國紀載皆須上之周室（《史記·六國表》謂「秦既得志，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所剌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可見七國時，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可見七國時，列國之史猶藏周室）。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舉列國之史，則非修周之春秋不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魯為父母之邦，故得修魯之《春秋》耳。然魯之《春秋》，局於一國，其於列國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隱諱，不能得其實事；既魯史載筆，亦未必無誤。如此則其紀載未必可信，不信則無從褒貶，不足傳之後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觀書於周史也。既窺百國之書，貫穿考核，然後能筆削一經爾。

嘉慶時，袁蕙纕據《左傳》從赴之言，以孔子未嘗筆削。然此可以一言破之：魯史以魯為範圍，不得逾越範圍而竄易之，使同於王室之史。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問當事者事實，但據下級法庭所敘，正其判斷之合法與否而已。傳曰：「非聖人誰能修之？」焉得謂孔子無治定舊史之事哉！乾隆時重修《明史》，一切依王鴻緒《明史稿》，略加論贊。孔子之修《春秋》，亦猶是也。所以必觀書於周史者，《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此可知，孔子觀周與修《春秋》之關係淺，與作《左傳》關係深，然自孔子感麟製作，以訖文成，為時亦當一年，更逾年而孔子卒。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授弟子，恐非期月之間所能深通。今觀仲尼弟子所著，如《曾子》十八篇，無一言及《春秋》者。太史公云：「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信矣！蓋《春秋》與《詩》、《書》、《禮》、《樂》不同，《詩》、《書》、《禮》、《樂》，自古以之教人：《春秋》，官史之寶書，非他人所素習。文成一年，微言遂絕，故以子夏之賢，曾無啟予之效。而太史公又謂七十子咸受傳指，人人異端，蓋之過矣。誠令弟子人人異端，則《論語》應載其說，傳文何其闕如？嘗謂《春秋》既成，能通其傳指者甚少，亦如《太史公書》惟楊惲為祖述耳。左丘明身為魯史，與孔子同觀周室，孔子作經，不暇更為之傳，既卒，而弟子又莫能繼其志。於是具論其事而作傳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案，《說文》事從事之省聲，史所以記事，可知事即史也。《春秋》天子之事者，猶雲《春秋》天子之史記矣。後人解《孟子》，以為孔子匹夫而行天子為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此大謬也。周史秘藏，孔子窺之，而又泄之於外，故有罪焉爾。向來國史實錄，秘不示人。明清兩代，作實錄成，焚其稿本，棄其灰於太液池。以近例遠，正復相似。豈徒國史秘密，其凡例當亦秘密，故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義即凡例之謂。竊取其義者，猶雲盜其凡例也。孟子之言至明白，而後人不了其義，遂有漢儒之妄說。夫司馬子長身為史官，作史固其所也。班孟堅因其父業而修《漢書》，即有人告私改作國史者，而被收系獄。《後漢書》亦私家之作，然著述於易代之後，故不以私作為罪。《新五代史》亦私家之作，所以不為罪者，徒以宋世法律之寬耳。若庄廷鑨私修《明史》，生前未蒙刑罪，死後乃至戮屍。國史之不可私作也如此。故孔子曰竊取、曰罪我矣。

孔子之修《春秋》，其意在保存史書，不修則獨藏周室，修之則傳諸其人。秦之燔書，周室之史一炬無存，至今日而猶得聞十二諸侯之事者，獨賴孔子之修《春秋》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傳》，則今日之視春秋猶是洪荒之世已。（以上論孔子修《春秋》）

《公羊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語不然。公羊在野之人，不知國史，以事實為傳聞，其實魯有國史，非傳聞也。董仲舒、何休更以所見之世為著太平，所聞之世為見昇平，所傳聞之世為起衰亂，分二百四十二年以為三世，然公羊本謂《春秋》撥亂世、反諸正，是指二百四十二年皆為亂世也。

僖公經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傳》稱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似傳意以此為孔子所修。然《史記·晉世家》稱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則知此乃晉史舊文，孔子據而錄之耳。是故，杜氏以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是孔子新意，正未必然。惟《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此當為孔子特筆。又，《左傳》具論《春秋》非聖人不能修，蓋以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為孔子特筆。外此，則孔子特筆治定者殆無幾焉。《春秋》本史官舊文，前後史官意見不同，故褒貶不能一致。例如《史》、《漢》二書，太史公所譏，往往為班孟堅所許，《春秋》之褒貶，當作如是觀矣。宋人謂《春秋》本無褒貶（硃晦庵即如此說），則又不然。三傳皆明褒貶，不褒貶無以為懲勸，亂臣賊子何為而懼也。胡安國謂聖人以天自處，故王亦可貶。此又荒謬之說也。晉侯、齊侯、貶稱曰人，略之而已，無妨於實事。如稱齊伯、晉伯，則名實乖違，夫豈其可？如胡氏之言，孔子可任意褒貶，則充類至盡，必至如洪秀全所為。洪秀全自稱天王，而貶秦始皇曰秦始侯，貶漢高祖曰漢高侯，可笑孰甚焉？余意褒貶二字，猶言詳略，天子諸侯之爵位略而不書，有貶云乎哉？

《春秋》三傳者，《左氏》、《公羊》、《穀梁》是也。《史記》稱《左氏》曰春秋，稱《公》、《穀》曰傳。清劉逢祿據是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劉歆等改左氏為傳《春秋》之書。東漢以後，以訛傳訛，冒名《春秋左氏傳》，不知春秋固為史書之通稱，而傳之名號亦廣矣。孟子常稱「於傳有之」，是凡經傳無不可稱傳，孔子作《易》十翼，後人稱曰彖傳、象傳、文言傳、繫辭傳是也。左氏之初稱傳與否，今莫能詳。太史公云：「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上謂丘明述傳，本以說經。故桓譚《新論》（《太乎御覽》引）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焉得謂是《晏子》、《呂覽》之比？蓋左氏之旨，在採集事實，以考同異、明義法，不以訓故為事，本與其餘釋經之傳不同。《春秋》不須訓故，即《公》、《穀》亦不得訓故也。

《春秋》經十二公，何人所題（三體石經今存立公篇題）？哀公經又何人所題？是當屬左氏無疑。《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此因《公》、《穀》合閔於庄，而《左氏》則庄、閔各卷，故《公》、《穀》十一，而《古經》十二也。閔公曆年不久，篇卷短少，故合之於庄，乃何休則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以鑿乎？

《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經、傳別行。杜元凱作注，始合經傳而釋之。昔馬融作《周官傳》，就經為注。康成注《易》以十翼合之於經，皆所以便諷籀耳。《論衡·案書篇》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而《漢志》稱孔壁所得止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說文序》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張蒼所獻者，是否經傳合編，則不可知。今《左氏》經文已經後師用《公》、《穀》校改，觀三體石經與今本不同可知也。《儒林傳》稱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是《左傳傳》先恭王壞壁而出，《說文序》雲張蒼獻之，是也。

唐趙匡云：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而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邱明所為耳。案：昔人所以致疑於左氏者，以《左傳》稱魯悼公之謚。魯悼之卒，後於獲麟五十年。又稱趙襄子之謚，趙襄之卒，更在其後四年。如左氏與孔子同時，不至如此老壽。然考仲尼弟子，老壽者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於夏少孔子四十歲，《六國表》稱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時子夏一百一歲矣。至文侯二十五年，子夏一百有八，《魏世家》猶有受經藝之文。假令左氏之年與子夏相若，所舉謚號在魯元初年，其時不過八十餘年，未為篤老也。又《呂·長利篇》載南宮括與魯繆公論辛寬語。繆公之卒，上距元公之初五十餘年，南宮得見繆公，則何疑於左氏之不逮元公也。劉向《別錄》稱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記》列傳，皆稱吳起學於曾子（《檀弓》亦稱曾申為曾子）；《說苑·建本篇》稱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則起受《左氏春秋》於曾申可信（起死在魯繆公二十七年，去獲麟已百歲）。《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為楚威王傅（威王元年去獲麟一百四十二年），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微者，具體而微之謂，即抄撮是也。《左傳》全文十七萬字，合經文則十九萬字，簡編之繁重如此，觀覽不易，傳布亦難矣。《漢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抑亦未盡之論，恐《左氏》之不顯，正為簡編繁重之故，此鐸椒所以作抄撮也。

《呂氏春秋》、《韓非子》諸書多引《左氏》之文，其所見是否《左氏》全文抑僅見鐸氏抄撮，今無可征。至《公》、《穀》所舉事實，與《左氏》有同有異。大概《公》、《穀》本諸《鐸氏》，其不同者，鐸本所無耳。《別錄》云：鐸椒授虞卿，以其時考之，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郫為平原君請封（本傳），而鐸椒為楚威王傅，自楚威王元年至信陵君救邯郫之歲，歷八十三年，則卿不得親受《春秋》於椒。《別錄》所述，當有闕奪。又云：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虞卿相趙，荀卿趙人，自得見之。荀卿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棲傳）。荀卿廢后十八年秦並天下，時張蒼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蒼以漢景帝五年卒，年百有餘歲（本傳），則為御史時已三四十矣，其得事荀卿自可信。荀卿之卒，史無明文。《鹽鐵論》稱李斯為相，荀卿為之不食，是荀卿亦壽考人也。蒼獻《左傳》而傳之賈誼。今觀賈誼《新書》徵引《左氏》甚多，其傳授分明如此。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以《公羊》隱十一年傳稱「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穀梁》定元年傳直稱沈子，則沈子當與穀梁為同輩，此公、穀後先之證也。柏舉之役，穀梁稱蔡昭公歸乃用事乎漢，公羊則改用事乎河。蓋公羊齊人，知有河而不知有漢，不知自楚歸蔡，無事渡河，此公羊不明地理之過也（《史通》譏《公羊》記晉靈公使勇士賊趙盾，勇士見盾食魚飧，嘆以為儉，以為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於物理全爽）。改一字而成巨謬，斯又《公羊》後出之證也。穀梁常引《屍子》之言，《漢志》云：「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穀梁有聞於屍佼，疑其亦得見《秦記》。《六國表》稱《秦記》不載月日，穀梁聞屍佼之說，見《秦記》之文，故以魯史之書月日為義例所在矣。殽之役，《穀梁》言「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范寧不能解，楊士勛疏云：「『亂人子女』，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案，《史記·扁鵲傳》云：秦繆公夢之帝所，帝告以「晉國且大亂，其後將霸，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與《穀梁》之言合符。蓋穀梁得之《秦記》爾。《史記》商君傳：「商君告趙良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此亦秦師敗於殽而歸縱淫之證也。至《穀梁》所記，亦有可笑者，如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穀梁信之。又如宋、衛、陳、鄭災，《穀梁》述子產之言曰：「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豈以裨灶一人能同日為四國災耶？

穀梁下筆矜慎，於事實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懷疑之詞，不敢武斷。荀卿與申公皆傳《穀梁》，大抵《穀梁》魯學，有儒者之風，不甚重視王霸；公羊齊人，以《孟子》有「其事則齊桓、晉文」之言，故盛稱齊桓，亦或過為偏護。何休更推演之，以為黜周、王魯、為漢製法諸說，彌離《公羊》之本義矣。

《公羊》後師有「新周故宋」之說。《公羊》成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夫豐鎬為舊都，成周為新都。《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召誥》曰：「乃社於新邑。」《洛誥》曰：「王在新邑烝。」新周猶言新邑，周不可外，故書。義本坦易，無須曲解。故宋本非公羊家言，《穀梁》桓公二年傳：「孔子，故宋也。」孟僖子稱孔子聖人之後，而滅於宋。《穀梁》亦謂孔子舊是宋人。新周、故宋，截然二事，董、何輩合而一之，以為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義實公、穀所無，由董、何讀傳文而立。至文家五等、質家三等之說，尤為傅會。《左氏》言：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公羊》亦云：《春秋》，伯、子、男，一也。申之會，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魯語》，叔孫穆子言諸侯有卿無軍，伯、子、男有大夫無卿。據《周官》：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即謂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至春秋時，則伯、子、男同等。此時王新制爾。若去素王改制，則子產、叔孫穆子皆在孔子修《春秋》以前，何以已有伯、子、男同班之說？仲舒未見《左氏》，不知《公羊》之語所由來，乃謂孔子改五等以為三等，為漢製法。其實，漢代止有王、侯二等，非三等也。

公羊即不見《左氏傳》，或曾見鐸氏抄撮，故其說亦有通於《左氏》者。如「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云：「王周正月。」王周猶後世之稱皇唐、皇宋。謂此乃王周之正月，所以別於夏、殷也。《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蓋文王始稱王、改正朔，故公羊以周正屬之，其義與左氏不異。乃董仲舒演為通三統之說。如董說則夏建寅、商建丑，必將以二月為商正月，三月為夏正月，不得言王二月、王三月矣。

《公羊》本無神話，凡諸近神話者，皆《公羊》後師傅會而成。近人或謂始於董仲舒。案，《公羊》本以口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當漢景帝時，則與仲舒同時也。何休解詁，一依胡毋生條例。蓋妖妄之說，胡毋生已有之，不專出董氏也。《公羊》嫡傳，漢初未有其人（戴宏之說，全無徵驗）。《論衡·案書篇》云：「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夫三人並列，可知胡毋生雖說《公羊》而亦自為一家之學。漢人傳《尚書》者，小夏侯本受之大夏侯，後別立小夏侯一家。胡毋生之傳《公羊》，亦其比矣。《別錄》及《藝文志》但列公、穀、鄒、夾四家，今謂應加胡毋氏為五家，庶幾淄澠有辨。惜清儒未見及此，故其解釋《公羊》總不能如晦之見明，如符之複合也。惟《公羊》得胡毋生而始著竹帛，使無胡毋生則《公羊》或竟中絕，然則胡毋生亦可謂《公羊》之功臣矣。

漢末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自《公羊》本義為董、胡妄說所掩，而聖經等於神話，微言竟似預言，固與《推背圖》、《燒餅歌》無別矣。今治三傳自應以《左氏》為主，《穀梁》可取者多，《公羊》頗有刻薄之語，可取者亦尚不少，如內諸夏、外夷狄之義，三傳所同，而《公羊》獨著明文。又譏世卿之意，《左》、《穀》皆有之，而《公羊》於尹氏卒、崔氏出奔，特言世卿非禮。故讀《公羊傳》者，宜捨短取長，知其為萬世製法，非為漢一代製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