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女梟雄:不耐守寡的北魏馮太后

06-13

馮氏（442-490年），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人，屬北燕皇族，漢人。14歲時被選為文成帝的妃子，後被冊封為皇后。拓跋浚死後，馮氏操縱政權。獻文帝尊馮氏為皇太后。在馮氏的指導和輔佐下，孝文帝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生平大事記：北燕滅亡後，其伯父與父親歸附北魏，其父官至魏秦雍二州刺史，後因罪被殺，馮氏因而被沒入後宮為奴婢，但得到姑母馮昭儀的提攜和照顧。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歲的馮貴人被文成帝立為中宮皇后。獻文帝時，馮氏殺死專權大臣乙渾，開始臨朝聽政。孝文帝時，馮氏以祖母身份繼續執政，督促孝文帝拓跋宏實行政治改革，制定漢化政策，俸祿制、均田制等都是她臨朝時頒行的。死後，謚文明太后。兩次臨朝稱制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後第二天，年僅12歲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為獻文帝，馮後被尊為皇太后。獻文帝即位後，由於貪權狂傲的太原王車騎大將軍乙渾欺凌這孤兒寡婦，陰謀篡位，北魏中樞政治又面臨嚴重的危機。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間，乙渾三番五次地對安遠將軍吏部尚書賈秀說：「你應該要求朝廷給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號。」乙渾的僭越用心昭昭。賈秀卻說：「像我們這樣的庶姓哪配稱公主？我賈某寧願死在今朝，也不會自不量力，貽笑後世！」乙渾大怒，惡狠狠地罵道：「老奴官，真是不識相的東西！」侍中拓跋丕（後改為元丕）聽到這一消息，知道乙渾謀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馮太后立即進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計，下令拓跋丕、隴西王元賀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渾，鎮壓叛亂。很快，令朝野上下怨聲一片的乙渾便被捕殺，夷滅三族。平定乙渾之亂，穩定政治局勢，馮太后表現出果敢善斷的政治才幹。接著，她再露鋒芒，宣布由自己臨朝稱制，掌控朝政大權，以杜絕因皇帝年幼再發生朝廷遭奸臣欺凌的事情。馮太后這次臨朝聽政，前後僅有18個月時間。她憑藉多年宮中生活的閱歷和非凡的膽識，穩定了北魏動蕩的政局。皇興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師平城的紫宮傳來了嬰兒的啼哭，原來是獻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個兒子--拓跋宏。馮太后喜得長孫，十分愜意。時隔不久，她就決定停止臨朝，不聽政事，由已經14歲、初為人父的獻文帝親政，轉而擔當起撫養皇孫拓跋宏的責任。獻文帝親政以後，頗想有所作為，貶斥了不少馮太后寵重與信任的人，並試圖提拔重用一些對馮太后不滿的人，以結成自己的心腹。一開始，馮太后對獻文帝的所作所為雖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沒有立即發作。到了皇興四年（470年），馮太后再也忍無可忍了。事情是從李弈身上引起的。自文成帝死後，年輕的馮太后不耐守寡的孤寂與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數民族政權，這一時期的拓跋氏在婚姻關係上尚保留著許多原始婚姻形態與遺風，馮太后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選來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長得儀錶堂堂，風流倜儻，兼之多才多藝，善解人意，因而深得馮太后寵愛，經常入侍宮中。皇興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長--尚書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發，主持審理此案的官員提示李牽連李敷兄弟。李為了自保平安，竟無端捏造、羅列李敷所謂不可告人的「隱罪」二三十條。獻文帝藉機下令，將李敷兄弟打入死牢。這年冬天，李弈與哥哥李敷、堂兄弟李顯德等人同時被殺。李弈死後，馮太后失去了一位甚是投緣的情人，心中極難平靜，據《北史·后妃傳》載，獻文帝誅李弈，「太后不得意」。後來，獻文帝又把李擢為尚書，參決國政，使馮太后更無法容忍。於是，她利用自己的聲威與勢力逼迫獻文帝交出皇位。重壓之下，獻文帝以篤信佛教，對塵世事情沒有興趣為託詞，主動請辭。他不想禪位給太子，理由是：太子拓跋宏才5歲，還不能夠駕馭國家，因此要禪位給一位年長之君。大臣們都表示反對。其實，獻文帝請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身受制於文明太后，做不了主，他想禪位給一位年長之君，由其來制約太后。太后當然明白這裡的緣由，她沒有讓獻文帝遂願，最後，大臣們按照太后的意思，讓獻文帝禪位給了太子。無奈之下，獻文帝只得在皇興五年（471年）八月，禪位給不滿5歲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書·天象志三》所說：「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獻文帝自己則做了太上皇，這一年，他只有18歲，恐怕是歷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宮的太上皇並沒有完全放棄手中的權力。不僅朝廷上重要的國務處理都要向他奏聞，他還屢屢頒布詔書行使大權，甚至親自率兵北征南討。延興五年（475年）冬十月，已為太上皇的獻文帝在平城北郊對蠕蠕遣使朝獻貢物，舉行了大閱儀式。這一切，使馮太后越來越覺得，自己要再次出面執掌朝政，太上皇已經有礙手腳。就這樣，又一場宮廷事變悄悄引發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嚴，京師氣氛緊張，宮禁之中更是戒備森嚴。不久，太上皇應召前來拜謁馮太后，被伏兵一擁而上擒拿住，強行軟禁起來。隨後，馮太后將其鴆殺於平城永安殿。馮太后被尊為太皇太后，也就再度臨朝聽政，成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時的馮太后，已年過而立，無論才識、氣度還是政治經驗，都更加成熟。威福兼作　震動內外馮太后再掌朝綱，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獻文帝死後，政局又動蕩起來，不僅如此，官吏貪殘刻剝，民眾反叛屢起，也使北魏統治面臨潛在的威脅。為了北魏的長治久安，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馮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能和政治才幹。首先，馮太后對當初誣死李弈的李下了殺手，既給心上人報了仇，又除掉了一個人人痛恨的貪官，樹立了朝廷整頓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為貪贓被處極刑，長安鎮將陳提等被罰徙邊。一些為官清正廉潔者，則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賞賜。為了大權獨攬，她還以謀叛罪誅殺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兒子和妻子也同時被殺。為了清除隱患，馮太后不惜大開殺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不過，馮太后對那些明顯沒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撫籠絡。如獻文帝的親信任內三郎的婁提，曾因獻文帝被害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馮太后不僅不怪罪他，反而下詔嘉獎他的節義。有些心懷不滿的大臣被她的舉動所感服，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馮太后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還特別注意培養扶植一些賢能之士做親信，組成一個效忠她的領導集團。在這個領導集團中，有拓跋氏的貴族，也有漢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內廷宦官。而其中的漢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寵幸之臣。李弈被殺後，馮太后的私生活依舊毫無顧忌，不少健美強壯的男子成為其新寵。馮太后對其中的才幹之士，任以要職，委為心腹，這些人多成為她政治上的得力幫手和股肱之臣。如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傳承父業，精通天文卜策之術，承明元年（476年），因姿貌偉麗得到馮太后寵幸，一下就被越級擢升為給事中。不久，又被拜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其後，王叡還曾勇退猛虎，保護了太后與孝文帝，因而更受器重。另一位是隴西李沖。李沖雖然是因為器能優長得到重用，但因其風度不凡，姿貌豐美，也逐漸被馮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馮太后常常將一些珍寶御物贈給他，素稱清貧的李沖，因而成為富室。馮太后臨朝時期，他以心腹之任盡職盡責，太和年間的許多改革措施，多有李沖參與謀劃。馮太后死後，李沖對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斷縝密，孝文帝也對他「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史稱「君臣之間，情義莫二」。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閭等一時名士也都頗得委重。每當褒美王叡等人，馮太后也會對拓跋丕等一同表揚，以示無私。這些人，成了馮太后臨朝時期的心腹集團。此外，馮太后還對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來供事宮中，生活在帝妃周圍，馮太后臨朝聽政，對其中有才幹者也引為親信。所以像杞道德、王遇、張佑、苻承祖等皆由底層小宦官得到提拔，一歲之中而進至王公。馮太后利用他們出入禁闈，預聞機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臨朝聽政的時期，並沒有發生宦官專權、脅迫朝廷的現象。這是因為馮太后雖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對其行為做了嚴格的限制。《魏書·皇后列傳》稱：「（馮）太后性嚴明，對閹官雖假以恩信，待以親寵，決不放縱自流。左右之人雖有纖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責，多者至百餘，少亦數十。不過太后生性寬豁仁裕，不計前嫌，事後仍待之如初，有的還因此更加富貴。正因如此，人人懷於利慾，至死而不思退。」

由於培植起一個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團，馮太后的臨朝專政取得了成功，所謂「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回顧馮後的出身，家庭動蕩後，馮後在姑母的照料與撫養下長大成人。終日的耳濡目染，使她逐漸熟悉了北魏皇宮內的禮儀和其間的微妙。在還是妃子時，政治風雲的變幻莫測，殘酷的宮廷鬥爭現實，使馮後深為觸動。聯想到父祖以前大起大落的經歷，個人由不諳世事到沒入宮掖，一樁樁，一件件，不免使當年年僅10餘歲的清純少女對政治鬥爭多了一些更直觀的感受。她開始體會，開始觀察，開始明白了這九重天隔、戒備森嚴的皇宮內院常常隱藏著的無窮爭鬥與殺機，到處充斥著刺鼻的血腥味。這種早年經歷，孕育了馮後的人生觀、價值觀，造就了她複雜的感情、性格，對她臨朝專政後的所作所為有著重大的影響。太和新制及其背後的主角北魏從建國到滅亡長達140多年，為後來隋朝統一中國，出現隋唐大繁榮，實現大統一的局面，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的保障。而文明太后掌權的20多年，正處於北魏承上啟下的時期，正是由於她指導獻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宏，進行大量體制和機制方面的改革，才使得北魏的國力達到鼎盛的階段。太和，是孝文帝的年號。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改革稱為「太和改制」。由於舊史的記載，人們往往在習慣上把這一功勞歸於孝文帝，甚至直接稱為「孝文帝改革」。其實，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馮太后一直臨朝聽政，作為北魏的實際執政者，她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其政績有目共睹：一是實行官員俸祿制。自從拓跋珪開國，北魏政權各級官吏皆無俸祿，平日都要依賴貪污、掠奪和皇帝隨意性的班賞來獲取財富。這在北魏初建之時，作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採取這種方式不足為奇。但當北魏政權逐漸在中原地區確立統治地位，這種以掠奪為主的財富分配方式日益給北魏政治帶來嚴重的問題。特別是隨著戰事的減少，戰時掠奪的機會有限，各級官吏為了滿足私慾，便毫無顧忌地盤剝、搜刮民脂民膏，從而導致北魏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統治的危機。面對這一嚴峻的現實，從文成帝時朝廷就曾數次下詔禁貪，獻文帝時也做了嚴格規定，並有人提出了給官吏班祿的建議，可惜並未能實施。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馮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詔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斗，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內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確定其俸祿的等次。俸祿確定之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此法的實施，對普通百姓雖有「一時之煩」，但終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為代表的鮮卑貴族的反對。馮太后召令群臣討論。論辯中高閭駁斥了鮮卑貴族的反對意見，力主改革，這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遠見的官僚的意見，而且也符合馮太后的心思。於是，馮太后下詔依從高閭所議，仍舊實行班祿。為了切實貫徹俸祿制，馮太后還派使者分巡各地，糾舉食祿之外的犯贓者。太和八年九月間，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40餘人。經此整飭，北魏吏治大有改觀，貪贓受賄者也大大收斂。班祿的實施，為馮太后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創造了條件。二是均田制。太和九年十月，馮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頒布了「均田令」，從而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均田制度使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於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從而增加了國家控制的勞動人口和徵稅對象，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制度，使北魏落後的社會經濟結構迅速向先進的封建化的經濟結構過渡，同時為新經濟結構的靈活運轉補充了新鮮血液。均田令的頒布實施標誌著北魏統治者開始轉向接受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這一制度歷經北齊、北周，到隋唐約300年，不僅使北魏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而且奠定了後來隋唐社會的經濟基礎。顯然，馮太后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對北魏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三是三長制。太和十年（486年），馮太后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三長制」。自西晉滅亡後，居於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北魏建立後，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制。在這一制度之下，戶口隱匿現象十分嚴重。為了把豪強隱匿的勞動人口編入國家戶籍，既增加政府編戶，又抑制豪強勢力，大臣李沖提出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三長制」即按照漢族的什伍里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鄰、里、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產，維護治安。任三長者，可優復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馮太后衝破層層阻攔，全力支持李沖的建議。這樣，北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地方基層組織，既便利清查蔭附戶口，又確定了課徵賦稅的統一準則，防止那些企圖逃避賦役者再鑽空子，從而削弱了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國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