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新民歌運動」的興衰歷程

　　迅速展開　　毛澤東一直對民歌懷有長久而深厚的感情，他很早就重視民歌的作用，重視把民歌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1925年，毛澤東從上海回故鄉韶山休養，期間，他組織農民運動，辦夜校，開始用當地的民歌民謠編寫識字課本。1926年，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作為所長的毛澤東主持擬定了租率、田賦、農民觀念等36個項目，引導學員到農民運動開展得較好的海豐等地進行實地調查，其中就有收集民歌這一項內容。1933年，毛澤東在江西瑞金進行調查時又搜集了許多民歌，並把它們寫進自己的報告。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號召作家到人民群眾中去，學習他們的生活和生動新鮮的語言，豐富自己的創作，更好地為群眾服務，他認為民歌中就有很多很好的詩。1942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號召作家們放下架子，到人民群眾中去，創作出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當時，陝甘寧邊區出現的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等作品，都帶有濃厚的陝北民歌色彩，這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以此來印證這一詩歌發展方向的正確。　　新中國成立初期，圍繞著新詩發展問題，中國作協曾於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開3次詩歌形式座談會。1956年下半年，《光明日報》又對五四運動以來新詩的評價問題展開過一次討論。這些討論，顯然引起了對新詩發展頗為關注的毛澤東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約見詩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藝界關於新詩的討論和新詩的發展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已經看了關於新詩舊詩爭論的文章。關於詩，有三條：精練；有韻；一定的整齊，但不是絕對的整齊。要從民間的歌謠發展。過去每一個時代的詩歌形式，都是從民間吸收來的。要調查研究，要造成一種形式。過去北京大學搜集過民謠，現在有沒有人做？要編一本現代詩韻，使大家有所遵循。　　毛澤東的談話無疑給新中國成立後的詩歌創作指出了一條新路。就在文藝界準備付諸行動之時，1958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醞釀「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發出了正式號召，要求大家搜集和創作新民歌，他說：「印了一些詩，凈是些老古董（指他在成都親自編選的一本唐、宋、明三代詩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詞和一本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詩）。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各個階層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勞動人民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天搜集，會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開會印一批出來。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兩者『結婚』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現在的新詩還不能成形，沒有人讀，我反正不讀新詩，除非給一百塊大洋。這個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費很多的腦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詩舒服些。」在隨後的幾次會議上，毛澤東都提到新民歌，如在4月初漢口會議期間，他又說：「各省搞民歌，下次開會，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學生，發動他們寫，每人發3張紙，沒有任務，軍隊也要寫，從士兵中搜集。」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許多地方紛紛行動。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向各地縣發出了「立即組織搜集民歌」的通知，要求將各族人民歌頌「大躍進」的民歌記錄下來，分類整理。有些地方迅速編出了一些民歌集子。而河南禹縣的「要使九百一十三個山頭，一個個地向人民低頭」，四川敘永縣的「不怕冷，不怕餓，羅鍋山得向我認錯」，湖北麻城縣的「籠子裝得滿滿，扁擔壓得彎彎，娃的媽呀你快來看，我一頭挑著一座山」等民歌已開始流傳。　　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的社論，社論指出：「從已經收集發表在報刊上的民歌來看，這些群眾智慧和熱情的產物，生動地反映了我國人民生產建設的波瀾壯闊的氣勢，表現了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的高漲。『詩言志』，這些社會主義的民歌的確表達了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尚志向和豪邁的氣魄。」社論在引用了幾首民歌后說：「這些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好詩。在農業合作化以後的大規模的生產鬥爭中，農民認識到勞動的偉大，集體力量的偉大，親身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們就能夠高瞻遠矚，大膽幻想，熱情奔放，歌唱出這樣富於想像力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傑作。」社論還號召：「這是一個出詩的時代，我們需要用鑽探機深入地挖掘詩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間敘事詩等等像原油一樣噴射出來。……詩人們只有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相結合，拜群眾為老師，向群眾自己創造的詩歌學習，才能夠創造出為群眾服務的作品來。」　　與此同時，郭沫若、周揚等大聲疾呼開展新民歌民謠的徵集與創作活動。在《人民日報》發表《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社論的當天，郭沫若接受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部的採訪，就民歌的價值、作用及收集、整理等方面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認為，民歌對於鼓舞、教育、組織群眾的作用是偉大的，它又是很優美的文學作品。他要求用多快好省的方法來採集和推廣民歌民謠，不允許「躊躇」，一定要鼓足幹勁。4月17日，郭沫若在《中國青年報》上又發表了《為今天的新國風，明天的新楚辭歡呼》的文章。文章指出：「今天的民歌民謠，今天的新國風，是社會主義的東風。這風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凍結。人民的心都開出繁花，吐放芬芳。」　　4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召開了中國文聯、作協、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民歌座談會，發出了「採風大軍總動員」。在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又做了《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的發言，從理論上系統地論述了民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徵，闡明了黨對搜集民歌和其他民間文學的方針政策。他說：「最近，隨著毛澤東同志的倡導，全國各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搜集民歌的運動……大躍進民歌反映了勞動群眾不斷高漲的革命幹勁和生產熱情，反過來又大大地促進了這種幹勁和熱情，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民歌成為工人、農民在車間或田頭的政治鼓動詩，它們是生產鬥爭的武器，又是勞動群眾自我創作、自我欣賞的藝術品。社會主義精神滲透在這些民歌中。這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民歌，它開拓了民歌發展的新紀元，同時也開拓了我國詩歌的新道路。」他還展望說：「群眾詩歌創作將日益發達和繁榮，未來的民間歌手和詩人，將會源源不斷出現，他們中間的傑出者將會成為我們詩壇的重鎮。民間歌手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界線將會逐漸消泯。到那時，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所共賞。這樣的時代不久就會到來的。」周揚在發言中引用了10首「大躍進」民歌，並且讓人編選了110首「大躍進」民歌，匯成《新民歌百首》，作為發言的附件印發與會代表。　　周揚的發言獲得了毛澤東的首肯，毛澤東在第二天的大會上做第三次發言時說：「昨天，周揚同志在發言匯總中講到民歌問題，講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個鄉出一集也好，全國有九萬個鄉，就出九萬個集子，如果說多了，出萬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發給每個人一張紙，請他把民歌寫下來。」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指示身邊的工作人員負責彙集各地和各種報刊上的民歌給他。　　這樣，從1958年4月開始，全國文聯及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地縣黨委都紛紛發出有關收集新民歌民謠的通知，要求成立「採風」組織和編選機構，開展規模浩大的「社會主義採風運動」，並強調這是一項政治任務。新民歌運動在毛澤東的提倡和推動下，在郭沫若、周揚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席捲了神州大地，發展成為遍及全國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如火如荼　　「新民歌運動」的確是我國新詩發展史上頗為奇特的現象。一位詩人在「新民歌運動」的第二年以飽滿的熱情描繪了運動的「盛景」：　　「到處成了詩海。中國成了詩的國家。……」　　「幾乎每一個縣，從縣委書記到群眾，全都動手寫詩；全都舉辦民歌展覽會。到處賽詩，以至全省通過無線電廣播來賽詩。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鉛印的詩集、詩選和詩歌刊物，不可計數。詩寫在街頭上，刻在石碑上，貼在車間、工地和高爐上。詩傳單在全國飛舞。」　　上述描寫並不誇張。在「文藝也要放衛星」的號召下，作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自上而下開展起來的文藝運動，全國各地對詩歌的產量都表現了高度的重視和極端的追求。上面制訂計劃，下達指標，要求下面像完成鋼鐵產量和糧食徵購任務一樣完成新民歌徵集和創作任務。這些都可以從當時報紙的報道中看出端倪。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決定3至5年內要生產50萬噸鋼，搜集50萬首民歌，把搜集民歌和生產鋼並列在一起，內蒙古自治區更要求在5年內搜集1000萬首民歌；安徽省肥東縣半年創作民歌51萬首；安徽省巢縣司集鄉從「生產大躍進」以來，已創作了12萬首民歌，到1958年底還要再創作60萬首民歌，成了名副其實的「詩歌之鄉」；曾檢討「低估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力」的河北省委，發起了群眾創作1000萬首民歌的運動，豈知這一指標被保定一個地區就全包了；南京市50天中產生群眾創作詩歌130餘萬篇；河南省據96個縣的統計已有創作組30751個，創作量是上千萬篇，僅許昌一個專區在幾個月內就創作了作品316萬件；江西省湧現出群眾創作組織「山歌社」5000多個；武漢鋼鐵公司工地的整風大字報上出現了50多萬首群眾詩歌。許多地區更是出現了「生產越緊張，創作越活躍」的新局面。　　在這股大潮的影響下，各種詩歌選集紛紛出版。據不完全統計，僅1958年大半年間，全國省市以上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詩集就有近800種，而縣以下非正式出版的則不計其數。四川省僅141 個縣市的統計，到1958年10月為止，就編印了3733種民歌小冊子；內蒙古土默特旗一個合作社就出了3本詩集。大量由於紙漿未經徹底漂白而到處都是東倒西歪的字跡殘骸的藍灰色再生紙，都被用於印刷民歌。詩集出版量遠遠超出了五四運動以來幾十年的總和！真可謂是「要問民歌有幾何，擠倒高山填滿河」。要弄清當年全國到底創作了多少首民歌，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與此同時，眾多的作家和詩人一夜之間出現在人們的面前。田間地頭、車間靶場，幾乎到處都在賽詩；男女老幼，幹部群眾，一群群都在進行文藝創作。有些地方要求從七八歲的孩子到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都必須完成一定的指標，有的地方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和「縣縣要有郭沫若」的口號。山西省提出一年內要產生30萬個「李有才」和30萬個「郭蘭英」；甘肅省規劃半年產生500名作家，一年出現2000名作家，三年出現10000名作家；湖北省紅安縣則出現了1000多位民間詩人；四川省敘永縣山區有一個7口之家，除了1個雙目失明的老母親和2個兩三歲的小孩外，其他4人全都會寫詩，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寫詩3500多首；湖南省31歲的農民劉勇計劃1958年要寫1400篇作品，他每天下田的時候，口袋裡裝滿了文學刊物和書籍，休息和睡覺的時間，就是他創作和閱讀的時間；中共河南省商丘縣縣委宣傳部在總結中說，他們那裡出現了大批作家藝術家，「這些農村裡的詩人、演員、藝術家，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有的只上過幾年小學，更多的是沒有進過學校的門，剛摘掉文盲的帽子」。由於廣大群眾創作熱情高漲，全國被稱為「作家」、「詩人」的人數快速增長，由1957年的不足1000人，發展到1958年的20萬人。　　當時，全國各地新民歌運動都開展得有聲有色、豐富多彩。從形式上講，有賽詩會、民歌演唱會、聯唱會、田頭賽詩會、戰擂台、詩街會、詩人之家、父子賽詩台、母女賽詩台、夫妻賽詩台等，就連人民代表開會也開成了賽詩會。因為不少代表發言時都夾帶一首首民歌，有說有唱，歌聲不絕。而在一些地方的牆上、門上、山岩上、樹榦上、電線杆上、商店櫃檯上、酒桶上、磨盤上，到處都是詩和畫。「詩歌之鄉」安徽省巢縣司集鄉，就創造了「迎風掛牌」、「望風采柳」的創作形式，即看到什麼就唱什麼，做什麼事情就編什麼歌。正因為如此，1958年9月的全國社會主義歌唱運動現場會在此舉行，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的音樂工作者和著名音樂家呂驥、賀綠汀、周巍峙等參加了會議。會議提出在全國立即掀起一個群眾創作和歌唱新民歌及其他歌曲的高潮，做到「人人愛唱歌，社會主義歌曲到處傳」。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出門旅行，也要加入新民歌創作大潮中去。1958年11月，上海鐵路列車段的乘務員做了一個統計，從3月起到10月底，上海列車段的「旅客意見簿」上，旅客們寫下的詩歌有5300多首。直到1960年，一位作家由上海乘火車到杭州還被列車員邀請參加賽詩會，該趟列車規定每個乘客下車前必須至少寫出一首詩。　　此外，連勞改農場也開展了「新民歌運動」。1957年，著名作家聶紺弩因被錯劃成「右派分子」而被遣往北大荒農場進行改造。他在《散宜生詩?自序》中記錄了當時「隊員」們寫詩的情況：「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農場第五隊勞動，一天夜晚，正準備睡覺了，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做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麼人都做詩。說是要使中國出多少個李白、杜甫，多少個魯迅、郭沫若。」他還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做詩的情景：「整日田間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頭坐，萬燭齊明共寫詩。人物風流最此時，江山至美古無之， 社會主義歌難盡，一夜須吟萬首詩。」這真可謂是「全民辦文藝，人人是詩人」，「無處不可吟詩，無地不聞詩聲」。　　從各地出版的詩集、報紙雜誌發表的新民歌及1959年1月出版的由郭沫若、周揚合編的《紅旗歌謠》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新民歌內容主要涉及歌頌黨和領袖、水利興修、除「四害」、農業放「衛星」、大鍊鋼鐵、總路線、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技術革命等，反映了從興修水利開始的「大躍進」的各個方面和全部過程。　　歌頌黨和領袖的詩如：「好不過毛澤東時代，高不過藍天大不過海；好不過毛澤東時代，幸福的大路共產黨開，青松翠柏我們栽。」反映水利興修與抗旱救災的詩如：「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反映全民除「四害」的詩如：「老鼠奸，麻雀壞，蒼蠅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壞。千家萬戶快動手，擂鼓鳴金除四害。」反映農業放「衛星」的詩如：「一個谷穗不算長，黃河上面架橋樑。十輛汽車並排走，火車馳過不晃蕩。」反映大鍊鋼鐵的詩如：「小高爐，像寶泉，鐵水源源匯成川。小高爐，像筆桿，蘸著鐵水畫樂園。小高爐，真好看，吞下礦山吐鐵山。小高爐，全民辦，全國豎起千千萬。」歌唱總路線的詩如：「總路線像太陽，照到哪兒哪兒亮，哪兒有了總路線，哪兒人民亮堂堂。」歌唱人民公社的詩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反映教育革命的詩如：「文化好比萬寶山，各樣科學在上邊；要想上山去取寶，首先要過掃盲關。」反映技術革命的詩如：「技術革命開紅花，工人拍手笑哈哈，風吹笑聲河邊過，江水喜得翻浪花。」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民歌運動中，王老九、劉章、黃孝聲、殷光蘭、姜秀珍等一批民間歌手特別引人注目。其中，除王老九是延安時期就開始創作的農民詩人外，大部分都是「新民歌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歌手。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的創作生命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如劉章、姜秀珍等。而軍隊也大力提倡新民歌創作，正如《英雄本色就是詩》所寫的那樣：「戰士人人是歌手，戰士人人是作家，歌聲直衝九天外，新詩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異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詩，唱絕前人啟後人。」　　此外，文藝界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創作的洪流中去。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組《孩子的詩》，其中一首寫道：「別看作者小，詩歌可不少，一心超過杜甫詩，快馬加鞭趕郭老。」郭沫若馬上寫了一首詩答作者：「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主席毛。」隨後，郭沫若抽出兩個星期的時間到河北省張家口市進行採風，他被「萬株果樹種滿園，萬首詩歌寫滿牆」的場景深深感動，寫下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一文與幾十首詩，發出了「遍地皆詩寫不贏」的感嘆。　　著名詩人田漢有一組民歌體的《鋼鐵頌》，其中有寫音樂學院師生鍊鋼和在福建砍伐相思樹鍊鋼的兩首，才華橫溢，饒有風味，一時間廣為流傳：「讀書生產兩無雙，不再蒼顏戀書窗。中國正多新榜樣，鍊鋼爐前學肖邦。」「枝幹橫斜葉半黃，漳州爐焰對斜陽。鍊鋼何惜相思樹，一寸相思一寸鋼。」這些詩雖是寫於"大躍進"時期，但更接近於傳統竹枝詞的風格，這可能是整個大鍊鋼鐵時期最富有詩意的作品了。　　偃旗息鼓　　作為「大躍進」運動的產物，新民歌的創作無疑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絕大部分新民歌只是概念化的宣傳口號，其實質就是以當時所能理解的共產主義世界為理想、以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為內容，充滿著濃厚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色彩，帶有嚴重的浮誇風，與工農業生產中的浮誇風同聲同氣，談不上什麼藝術價值。而且許多作品都經過了文化工作者的加工和潤飾，失去了作為通俗民間作品的原味。如前面提到的那首聞名全國被譽為在中國詩史上有重大意義，將要產生重要影響的《我來了》，就是在編輯給它加上了「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之後，才成為一首完整的藝術作品的。《紅旗歌謠》收錄的許多民歌也都存著這個問題。　　此外，新民歌非但沒有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反而阻礙了新詩創作的多樣化。毛澤東曾設想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礎上，醞釀出一個新的東西來，這就是新民歌。但事實上，這兩者的結合是不可能產生新的藝術形式的。還在「新民歌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時，著名詩人何其芳、卞之琳等就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從形式上對新民歌提出了不同看法。何其芳認為，民歌在體裁上是有限的，它仍然是舊的五七言形式，基本上是七言四句，或在這個基礎上的簡單疊加。在句法上採用的還是舊的文言五七言詩的句法，這樣就和現代口語發生了矛盾。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民歌也許可以簡單明了，但卻遠遠不能反映日益豐富的現代生活和人們複雜深刻的感情。卞之琳認為，隨著新詩的大眾化與大眾文化藝術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詩會「逐漸合流」。但民歌體與舊格律詩是有限制的，應建立新型的現代新詩格律。　　正因為新民歌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毛澤東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他開始認識到人人能寫詩，人人能創作，違反了藝術創作的規律，對《紅旗歌謠》也表示不滿，認為水分太多，「還是舊的民歌好」。他還曾謹慎地對詩人臧克家談起自己對新詩發展的看法：「新詩的改革最難，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是難事。一種形式經過試驗、發展，直到定型，是長期的，有條件的。譬如律詩，從梁代沈約搞出四聲，後又從四聲化為平仄，經過初唐詩人們的試驗，到盛唐才定型。」　　1959年3月，也就是在「新民歌運動」開始一年之後，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新民歌運動」發表談話，他說：寫詩也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叫每個人都要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此時，他的案頭上擺放著的依舊是李白、杜甫、蘇東坡、辛棄疾等古代詩人的集子。　　由於毛澤東放棄了對「新民歌運動」的推動和支持，加上農業高產「衛星」的真相逐漸被披露了以及隨後全國出現了嚴重的糧食饑荒，人民群眾的創作熱情大打折扣，「新民歌運動」從1960年開始漸漸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