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于光遠先生——啟蒙未競人已去

　　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都會以一場思想解放式的啟蒙為先導。在不太嚴格的定義上說，啟蒙就是打破傳統的舊思想框架，給人以新觀念、新思想。

　　於先生推崇獨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老清華傳統，這是1978年後，他成為新時代啟蒙者的思想基礎。

　　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都會以一場思想解放式的啟蒙為先導。在不太嚴格的定義上說，啟蒙就是打破傳統的舊思想框架，給人以新觀念、新思想。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啟蒙，沒有這次思想解放，就沒有以後三十年的偉大成就。

　　領導啟蒙並成為中流砥柱的，也是舊傳統培養出來的有文化的官員與學者，他們都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但在舊體制中，這種人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真道學」，虔誠地信奉馬克思主義，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改變，實際上未必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精髓，反對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正是他們。第二類是「假道學」，他們從未掌握馬克思主義，甚至很少讀馬克思的書，他們是打著旗號實現自己的私利，「四人幫」中的所謂理論權威張春橋、姚文元及康生，就是這種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第三類是「活道學」，他們從整體上把握了馬克思主義本質，不拘於馬克思的片言隻語，隨著時代進步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作為1978年後思想解放的核心，領導並參與啟蒙的正是這些人。

　　這批人中有薛暮橋、馬洪、李洪林、李銳、吳敬璉、李澤厚等。于光遠先生也是這批人中的佼佼者。

　　於先生畢業於清華物理系，是周培源先生的入室弟子。本來的宏願是科學救國，但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美夢。1935年他參加了「一二·九」運動，1937年加入中共。四十年代初，在延安講授社會科學課程，從此走上研究社會科學之路。在擔任中共中央西北調查局研究員期間，開始研究土地問題和陝甘寧邊區的減租、農村互助合作問題，並與柴樹藩、彭平合作出版了《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在延安，他一方面努力學習經典著作，同時又深入調查研究，這構成他一生從現實出發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特色，也決定了他以後不受一種固定框架制約的思維方式，正是這些特點使他在1978年後成為新時代的啟蒙者。

　　解放後，於先生在中宣部任職。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大名是在1962年，當年我考入北大經濟系，第一學期第一門主課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發的全國統一教材就是他和蘇星先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中學時我們並沒學過政治經濟學，但這本教材使我順利進入經濟學殿堂。這本書通俗易懂，把政治經濟學的名詞概念和基本理論介紹得一清二楚。當年我的理想是學歷史，對政治經濟學這門抽象的科學心懷恐懼，學完這門課之後，我愛上了經濟學，於先生這本書是我從愛歷史向愛經濟轉型的關鍵。

　　後來我才知道，把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其實是於先生的首創。按傳統蘇聯人的說法，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於先生認為，這兩種政治經濟學其實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分析，講資本主義經濟學不妥。所以，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他就建議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部分」來代替蘇聯人的說法。這不僅僅是說法不同，而是反映了於先生的獨立思考精神。當年以蘇為師，「真道學」們連蘇聯人的一句話都不敢動，也沒有這類「離經叛道」的想法，但於先生不受蘇聯經驗的約束，提出更為準確的說法。啟蒙者總是這樣一些不人云亦云、有個人見解的人。

　　編寫教科書更多還是他被指定承擔的一項工作。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對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探索上。早在1955年，中宣部就確定由孫冶方、薛暮橋、于光遠各組一套班子，各寫一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科書。三個人有各自的思路，但最後都沒有成功。孫冶方先生試圖按《資本論》的邏輯與框架寫，不過貫穿全書的主線由剩餘價值變為「以最小的社會勞動消耗，有計劃地生產最多的、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簡稱「最小-最大理論」）。全書曾歷多次寫作修改，即使在「文革」中坐牢的七年，孫先生仍打了八十五遍腹稿，但可惜一直未寫成。薛暮橋先生直到1976年寫了六稿，但終究沒有寫成，於是他改弦更張，於1979年寫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當年出版後，洛陽紙貴，共發行了一千多萬冊，至今還是中國經濟學銷量最多的書。以後，薛先生成了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關鍵人物。

　　與孫冶方局限於《資本論》的架構、範疇內不同，於先生認為，學科的發展與時代的特點、時代的任務、時代的精神緊密相關。《資本論》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要說明社會主義產生的必然性，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論述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相關的問題，如制度與個人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制度與合作和競爭、制度與計劃性等。與《資本論》要解決的問題不同，所研究的框架、邏輯與範疇就不同，這就決定了其寫法必然不同於《資本論》，但於先生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經過三十年的討論、寫書、修改，最後也未完成。於先生把他在組織編寫這本書中的許多思考寫成七卷本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由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到2001年間出版。

　　在這本書的編寫過程中，吳敬璉先生感到：一方面，于光遠骨子裡傾向自由主義，他在編寫組裡培育自由討論的氣氛，幾乎任何問題都能討論；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在科學方面的總管，需要貫徹黨的政治意圖（柳紅：《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學術評傳：吳敬璉》，86頁）。這說明作為一名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於先生是推崇獨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老清華傳統的。這是1978年後，他成為新時代啟蒙者的思想基礎，也是他一生的學術追求。

　　粉碎「四人幫」之後，於先生髮起對「四人幫」在上海組織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並組織了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按勞分配的全國討論會，同時以更加解放的思想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了許多論文和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88年出版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曾被評為「影響中國經濟的十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於先生不僅僅是作為學者參與了經濟學的啟蒙，更重要的是作為改革參與者，親自參加了政策制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小平同志作了劃時代的著名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於先生正是報告執筆人。從1981年起，他利用參與討論中央文件的機會，多次主張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和基本特徵的論述寫入文件，他早就主張社會主義應是商品經濟。這些思想以後都成為改革的中心，並多次體現在中央文件中。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並不一定是他，但他的見解無疑有重要意義。於先生不僅是改革的啟蒙者，而且也是推動者，這是他在啟蒙中作為一名學者型官員與純學者的不同之處。

　　在這篇文章中，不可能全面論述於先生的經濟學思想，我只想就自己印象最深的觀點作點介紹。

　　1978年後，在研究生學習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於先生組織的關於按勞分配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兩場全國性大討論。後一次討論還被「真道學」們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學中的反映。

　　「文革」中批判按勞分配，並取消各種貫徹按勞分配的分配形式。粉碎「四人幫」後，於先生組織經濟學界批判「四人幫」宣傳的「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會「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等謬論，是一次有意義的啟蒙。於先生認為，社會主義仍需要對勞動者的激勵，不僅要考慮勞動的支出，還要考慮在相同勞動條件下勞動的有效性，即勞動成果。

　　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什麼？其實這是馬克思早就解決了的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分析了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指出生產的目的是消費，即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但「四人幫」宣揚「富則變修」的謬論，以反對「唯生產力論」，反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真道學」也只談生產，不談消費，似乎生產本身就是目的。早在「文革」前，於先生就強調個人需求的滿足是經濟效果的基礎，把消費作為生產的目的。「文革」後他又重申並進一步論述了這個觀點，批駁了「四人幫」的一系列謬論。「真道學」們把消費等同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把於先生這些討論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於先生並沒有屈服，在以後他還主張建立休閑經濟學，並寫了許多關於吃、喝、玩的文章與專著，我的藏書中就有本於先生2001年出版的《吃、喝、玩——生活與經濟》。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於先生說過「既要向錢看，又要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這句話當年爭議就相當大，如今還有人認為這是今天物慾橫流、道德敗壞的源頭。其實，於先生這句話是對當年不重視經濟效益、以賺錢為卑劣思想的撥亂反正。小平同志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讓一部分先有錢，帶動大家都有錢。這有什麼錯？錢本身無所謂好壞，是社會財富的代表，向錢看，追求財富的增加，才有社會的進步，才能讓人們過好日子，這正是革命的目的。向錢看有什麼不對？至於今天的各種社會風氣敗壞，與於先生的話毫無關係，於先生一言畢竟不能興邦或喪邦。

　　在對經濟學的研究中，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於先生對所有制的研究。於先生一直認為，經濟改革的中心是所有制改革（即以後說的產權改革）。在所有制的研究中，他認為衡量所有制優劣的標準不是越大越公越好，而是生產力標準，即能否適應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他通過對馬克思著作德文版的研究指出，馬克思說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並不是公有制，而是社會所有制，把德文原意的社會所有制譯為公有制是蘇聯人的誤解。同時他指出國家所有制並不是全民所有，尤其是提出了「所有制實現論」，即所有制要在生產組織、交換、分配等經濟過程的各個環節中實現，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只能是法律的想像。他的這種思想打破了傳統觀念公有制至高無上的觀點，為我國實現多種所有制並存，並承認私有制的存在提供了理論基礎。

　　於先生對經濟學的另一種貢獻是把外國經濟學介紹到中國。改革前，我國對西方經濟學是徹底批判，當年我考研究生時，專業的名稱就叫「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那時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人也僅數十人，且年齡都在六十歲以上。1979年，於先生是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經濟理論和方法組的負責人，他了解國外經濟學的重要性，倡導並支持「國外經濟學講座」，組織四十三位專家講了六十講。這是建國後首次全面系統地介紹國外經濟學，包括西方經濟學與蘇東改革經濟學。這些講座指引很多人進入現代經濟學殿堂，其中不少人成為著名經濟學家。沒有於先生這樣的權威人物支持，這些講座很難堅持下來。此外，當時於先生作為社科院副院長率團訪問過南斯拉夫、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回來後介紹他們的改革理論與實踐，對改革初期向東歐學習也起了一定作用。

　　於先生對開拓經濟學的新領域也有不可忽視的貢獻。他認為，經濟學作為致用之學，研究領域應該是十分廣泛的，建設現代化國家極為需要有著多維度內容的經濟學體系的支持。他倡導建立國土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消費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環境（或生態）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等等。這些學科有些是國外已有的，但國內仍無，有些則是他獨創的。他還重視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文革」前就計劃與華羅庚先生合作指導這方面的研究生，可惜「文革」使他的願望沒有實現。

　　縱觀於先生的研究，他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甚至對特異功能都有自己的見解，斥其為「偽科學」，不遺餘力地反對。伯林曾把學者分為「狐狸型」與「刺蝟型」。前者知識面極廣，但並沒有對某一學科有深入研究，後一類則並不一定通曉百科，但對某一學科有相當精深的研究。哈耶克把前一類學者稱為「頭腦清楚型」，後一類稱為「頭腦迷糊型」。按這種分法，於先生顯然屬於「狐狸型」或「頭腦清楚型」的學者。這種學者知識面廣，可稱為通才。他們思維敏捷，經常冒出各種新想法，在啟蒙中，這種學者的作用更為重要。當然隨著啟蒙的深入，更為需要「刺蝟型」。社會同時需要這兩類學者，但很難要求一個學者既「狐狸」又「刺蝟」，通且精。

　　於先生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患有癌症，2005年又兩度腦血栓，但仍然活了九十八歲。據我所知，國內比他更長壽的經濟學家也就是馬寅初和薛暮橋先生，這與他樂觀開放的心態是相關的。「文革」中他被戴高帽遊街批鬥，有人說在電視上看到批鬥他的樣子，他笑著說，真想看看自己的光輝形象。八十四歲他開始學電腦，八十六歲建自己的網站。想到這一點，真讓我慚愧，僅僅年過七十，就不敢問津電腦，連簡訊都不會發。他也不迴避自己的錯誤，經常講起1958年曾寫文章鼓吹小麥高產的「走麥城」：「這些丟臉的事，我講了一輩子，時常講，講給別人聽，更是講給自己聽，時常警示自己。」我想，這就是「君子坦蕩蕩」吧！我認識他的兩個女兒。一個叫於小東，我在北大時她曾聽過我的課，我還領他們班到福建三明做過社會調查。另一個叫於小慶，也是北大學生，我在康奈爾大學進修時，她正攻讀博士學位，對我恭敬有加，幫助頗多。兩個女兒沒有一點高幹子弟的壞習氣，好學而有教養。從她們身上，我看到了於先生高尚的人格。

　　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是八十年代，人們稱之為「啟蒙」時代。如果說鴉片戰爭後「睜開眼睛看世界」是「第一次啟蒙」，「五四」是第二次啟蒙，那麼八十年代後就是第三次啟蒙。前兩次都沒有完成啟蒙的任務，第三次啟蒙在九十年代後也基本結束了。未來中國還需要啟蒙，只有不斷思想解放才能完成改革，實現每個人心中的「中國夢」。八十年代啟蒙時的學者也都一個個離世了。於先生是離世較晚的，剩下的年歲已高也難以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了。啟蒙未競人已去是一件悲傷的事，但我相信，以後還會出現新一代的啟蒙者來完成啟蒙大業。

　　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