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難盡徐悲鴻

楊先讓，1948年考入國立北平藝專，是徐悲鴻的得意門生，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先驅。1986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創建「民間美術系」，寫出民間美術考察報告《黃河十四走》。最近，楊先讓四卷本文集《我是島里人》《三人行》《夢底波濤》《我為主》出版。文集濃縮了中國美術界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與情感回憶，被譽為「一個人的中國百年美術史」。《三人行》回憶了徐悲鴻、李苦禪等名師，以及周汝昌、黃永玉等同事和朋友們，是一本平生師友的回憶錄。

徐悲鴻的收藏觀

最近，《世界周刊》上刊登了一篇《王己千身後的藏畫之爭》，其中提到已成為紐約大都會鎮館之寶的《溪岸圖》，這幅作品王己千收藏了四十二年之久，並以「溪岸草堂」為自己的堂號以表珍重之情。報稱五代董源的《溪岸圖》可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宋代《溪山行旅圖》和宋代郭熙的《早春圖》並稱為鼎足而立的中國早期繪畫三大存世名跡。未料1997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董事唐氏家族以不菲的價格（據稱是一百萬美元）從王己千手中購得《溪岸圖》，捐贈大都會博物館。

▲五代 董源《溪岸圖》

當大都會博物館展出《溪岸圖》之日，即是引起一場《溪岸圖》的真偽辯論風波之時。

1999年我去紐約，在著名油畫家金高的陪同下參觀大都會展出，走到《溪岸圖》的專櫃前定足觀賞，光線昏暗，絹本畫面變得泛黃，加上規定保持的距離，戴上老花鏡也難看得清晰，那一千多年前的古畫，它既高貴又神秘地展現在那裡。

在《世界周刊》上發表的那篇文章，談《溪岸圖》原系徐悲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得於桂林，1938年被張大千帶回四川，後來張大千以清代金農（號冬心）的《風雨歸舟圖》跟徐悲鴻交換，上世紀五十年代張再將此畫讓給王己千，代價是用十二幅古書畫來交換……

這裡既然提到了徐悲鴻與《溪岸圖》的關係，又談到張大千以清代金農畫從徐悲鴻的手中交換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圖》，說得未免簡單了些。徐悲鴻不是傻子，竟將五代名作被張大千的清代作品輕易換取，因而有必要將其中原委說得稍微詳細一些為好。

事情要追溯至抗戰之前後。1935年開始，徐悲鴻經常往返於廣州、港澳、廣西桂林之間。1937年他在許地山先生的引導下，於香港一德籍夫人處購得了《八十七神仙卷》，在此前後他又獲得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圖》等古畫，這期間與友人議論商討總是難免的事，張大千、謝稚柳就是座上客，而且都會展示自己的收藏，共同分享其中的快樂。

1938年大千由於對《溪岸圖》愛不釋手，求借去觀賞臨摹，一去就是七年，抗戰期間大家又各奔東西。

1941年徐悲鴻因太平洋戰事爆發，匆忙由新加坡轉路緬甸回到雲南，一天在跑空襲警報的過程中，《八十七神仙卷》被盜，這一打擊，使徐悲鴻難以忍受，回到重慶就病倒了。張大千知道悲鴻對自己收藏中的金農《風雨歸舟圖》喜愛有加，便於1944年托友人將此畫帶給徐悲鴻以慰其心，好友之間深知各自所愛，不言已明。既然如此，徐悲鴻重藝術更重友情，便毅然決定接受這一交換作品的現實，慷慨將五代董源的《溪岸圖》割愛作為互贈的條件，他的胸懷坦坦蕩蕩，這裡表現的是對藝術和情誼的重視與真誠，而輕視了世俗的金錢價值觀。其中的分量輕重就不言而喻了，也更不需要計較了。

這可以從徐悲鴻事後的一段題詞獲得印證：

一九三八年初秋，大千由桂林挾吾畫董源巨幀去。一九四四年，吾居重慶，大千知吾愛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贈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畫為重，不計名字也。

我們不妨看看徐悲鴻對收藏古畫所表現出的高尚品格。可以說，徐悲鴻是個藝術家、教育家，他心地單純，好惡分明，為人誠實。他不是交易裏手，更不是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完全有別於商品性的交易。他不善理財，沒有經濟意識，不懂升值貶值概念，純粹憑著藝術品格高低行事，只要他認為是好畫，為免於流失國外，決不還價，要多少錢給多少錢，寧可借債也不為惜。他經常看到好東西，情不自禁叫出好來，這樣一來價碼就下不來了，他不能隱藏自己的感情。

有人勸徐悲鴻克制點，他無可奈何笑笑，親人埋怨他因此被人耍了高價。徐悲鴻真切地做了如下解釋：「當一張好畫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時，我怎能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呢？我是一個畫家，對真正的好畫不能不激動，不能無動於衷……」

▲徐悲鴻畫十二生肖

徐悲鴻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他的家人後代，雖然悲鴻生前對自己喜愛的作品，也題上「靜文愛妻存」，事實證明那只是一種保護手段，並沒有實際意義，因為1953年徐悲鴻一去世，廖靜文即將家中的鑰匙交給文化部，請人去清點作品收藏，全部捐國家（悲鴻個人的作品和所有的收藏），當然每個人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

而王己千生活在美國金融中心紐約，因此在文物拍賣交易市場上，他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磨鍊了他在這方面的聰明才能。他有眼力，能鑒別，更具佔有慾，他愛名更要利。他能見機行事，施展他在拍賣市場上買與賣的能量，以及設計他的收藏部署。臨死都處在為自己的收藏而不安和牽掛中。

目前他的子女為遺產對簿公堂，輸贏也罷，對王己千來說是福是憂難以定斷。而輿論界所關心的是王己千生前寫的那兩頁遺囑尚未公開，看看這位大收藏家是站在何等高度上為自己的後人留下的囑託吧。同時人們不能不去思索，王己千遺留給社會的意義將有多大，恐怕那也是一時難以弄得清楚的，而且也是值得琢磨的。

徐悲鴻1938年至1941年間的經歷

一位歷史人物，被後人研究分析，以及站在個人認識的角度提出反、正多面的評價，是理所應當，那將使研究對象更接近真實，富有立體，鮮活而生動。

《美術》雜誌2013年第5期上，刊登了華天雪一篇《此行有多遠——徐悲鴻最後一次出遊南洋考》。文中充滿了疑惑，甚至說：「令人推斷他（指徐悲鴻）或許有逃離念頭!」「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真是無法預知，徐悲鴻此行到底會走多遠多久?……更不知他能否再回中國。」

文中一再提到1939年1月4日徐悲鴻給女兒信說去南洋賣畫募捐，兩個月後定能返重慶，其實徐悲鴻是1942年1月經由新加坡赴美夢碎後才返國的……

1987年10月4日，台灣《中國時報》第八版，由林語堂女兒林太乙供稿，以《雪泥——徐悲鴻給林語堂九封信》為題，全版刊登了1938年9月15日第一封和1941年3月開始到l941年11月17日徐悲鴻由新加坡給在美國的林語堂的八封信。全部內容為赴美辦展事項。

《中國時報》在刊前序言中說：「這些信是半世紀前畫家給林語堂先生的。雖文中不免瑣細陳事，但字裡行間仍生動透露出畫家真實的性情與愛國憂時的心境……畫家俊逸手跡，也具體表現出其人審美品位與藝術造詣。」

我將徐悲鴻給林語堂九封信的複印件，2004年寄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存檔了。

因此，我也對1938年至1941年間徐悲鴻的所作所為，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

徐悲鴻絕非聖人，他是藝術家，情感真摯，不掩飾，不虛偽，愛國，愛民族，對中國美術教育一生負有使命感，身體力行，言行極其透明。他一生短暫的五十八年經歷可圈可點，這是對徐悲鴻認識的基調，否則就是另一回事了。比如：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著名畫家吳冠中對自己的學生丁紹光赴美時曾有所囑：「你到了國外，如果有說話的機會，一定要大聲疾呼，打倒徐悲鴻。」（簡繁《滄海》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191頁。）這已不是什麼研究和質疑了，而是「恨」了。

徐悲鴻在南洋新加坡的往返，開始於1925年在巴黎留學期間，經濟生活遇到了麻煩，是駐法總領事趙頌南先生對小同鄉徐悲鴻解囊相助，後來又介紹華僑望族黃孟圭，幫助徐悲鴻赴新加坡找其弟黃曼士籌資學費，從此，徐悲鴻與黃氏兄弟結義，以大哥二哥相稱。

抗戰辦展募捐，去香港、澳門以及赴南洋是最佳場所。華僑愛國，那已形成抗戰大後方的基地。那時赴南洋等地辦理手續簡單，抗敵演劇隊、歌舞團赴南洋宣傳抗日募捐，新加坡是必經之地。郁達夫後來不是也被日寇槍殺在那裡嗎！所以，說不上徐悲鴻去南洋辦畫展募捐是追求安逸，是逃脫抗戰現實。

關於1938年武漢三廳，美術組由徐悲鴻挂帥，那是非他莫屬的事。

徐悲鴻當時已形成中國美術界領軍地位，遺憾的是他找錯了門，坐了陳誠的冷板凳，他一氣之下拂袖而去，之後聲明可排名，也可請倪貽德君代理，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為抗戰效勞就是了。此事無可非議。他去了廣西桂林，桂林、昆明等地都是當時中國文化人聚集之地，加上他也為自己的戀人孫多慈一家安排，同時也為自己打算。

這裡要說的徐悲鴻正是四十多歲之際，從1927年由法國留學回國，家庭開始處在破裂中，蔣碧微極不情願地生了第二個孩子——女兒麗麗，無心照顧，致使麗麗的腳傷不治，落下終生跛疾。此時她與張道藩書信熱戀中，南京的傅厚崗6號已變成張公館了，而徐悲鴻1930年後與學生孫多慈「弄假成真」也走上了熱戀之路，他離不成婚又結不了親，整個抗戰八年都在矛盾中度過。蔣碧微手中拿著徐悲鴻的印章，每月薪金照領，理直氣壯，她要養兒育女生活。而徐悲鴻正是需要家，需要溫情，需要照顧……卻變成有家無可歸的地步。將圖書藏在桂林岩洞中，將圖畫文物帶在身邊，來去漂泊。

1938年與孫多慈的結合被孫父嚴厲拒絕而無望了。徐悲鴻竟想與當地一個桂劇名優求婚成家算了，幸被李濟深、田漢、歐陽予倩等友人勸阻了。

▲徐悲鴻與蔣碧微

之後他赴印度，創作《愚公移山》等一系列作品。接著通信運籌，交涉準備，要以自身力量去美國辦展，為抗戰擴大宣傳影響而努力。此時，在友人勸說下徐悲鴻又硬著頭皮給蔣碧微去信，邀請同往美國，又被蔣戲弄拒之。徐悲鴻這位大男人一時又失了陣腳，竟不顧一切地要與一年輕馬來西亞華裔少女成婚，看中她通英語，可以赴美任翻譯（此情節華天雪文內有詳述），結果又被黃曼士等友人勸阻。說這個大概輪廓，可以看到一位活生生的藝術家徐悲鴻遇到的無奈、孤獨、麻煩、忙碌、渴望和天真的追求。又要為國貢獻創作，又要求人協助成全。正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只能隨機而動了。」時局、人事都由不得人，他再有三頭六臂也難以應付。

此時，誰能忍心去懷疑他，指責他言而無信未能「兩個月後能回重慶」呢。

徐悲鴻與林語堂聯繫辦理赴美募捐事，完全是個人行為，一廂情願的事，他要自己籌備與其同行的任翻譯和秘書的鄭振文先生的路費和到達美國後的生活費。林語堂對辦畫展是外行，徐悲鴻要提示他協助找美術館，找領事館，找有影響的名人，找畫商，找海關免稅……徐悲鴻有到歐洲舉辦畫展的經驗和規格要求。

徐悲鴻赴美要帶的二十多箱物品，有幾百幅畫作，有文物古畫、陶瓷、文房四寶、印刷品、禮物和有人托帶之物等等，不多。1933年赴歐洲辦展也是押了南京傅厚崗的房子籌資的。物品運輸也是幾十箱，因為辦中國現代畫家作品展，同時要配合展示中國古代繪畫與文物，以展示其藝術上的傳承關係。有些古畫和文物，還可能借所在國博物館的收藏品同時展示。

而這次赴美辦展還有紐約一古董商姚先生托徐悲鴻設法帶石濤的作品和文物等。總之，幾十箱不多，不必看到陶瓷品運輸就聯想到一去不歸了。徐悲鴻愛收藏古代陶瓷，那是蔣碧微早已反感至極的事了。

更不用說對陳寅恪、吳宓、梁漱溟、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俞大維、竺可楨、陳序經、宗白華、周一良、侯仁之以及黃萬里等先輩學人的深層認識了。（有刪節）

▲《三人行》楊先讓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