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潔：詩意穿梭於歷史煙塵中

　　生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青年學者,這個群體的身上往往能找到西學的烙印,沈潔也是一樣。福柯、哈貝馬斯,布迪厄、吉登斯,薩林斯、格爾茲,那是一段大讀西書的歲月。在當時,對觀念造成衝擊的是「我們如何進入歷史」——歷史學面對的是史料的海洋,我們怎麼去提出我們的問題,以及如何更細膩地去描述這些問題。沈潔回憶道,像文化人類學名著《歷史之島》與《尼加拉:十九世紀巴里劇場國家》,給她提供了很多的滋養。「最重要不是諸如『話語』、『慣習』、『地方性知識』等一些概念或者所謂的分析工具,而在於他們提問歷史和描述歷史的方式。」受其啟發,沈潔產生了一個想法:人類學是一個空間意義上的遠方,歷史學則是一個時間意義上的遠方。高妙的史論能兼顧時空兩重維度,得思辨之境界。

　　就研究興趣而言,沈潔所做的課題主要集中在晚清到大革命這段時間,思想和社會文化的轉型,而這基本上就是中國現代轉型與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她的博士論文探討現代中國的反迷信運動,從1900年寫到1949年,圍繞知識人、國家是如何論述和定義「何為現代」。從康德到福柯,西方近現代思想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在討論何為啟蒙、何為現代,沈潔用「反對迷信」作為載體,去觀察中國的「現代」和「啟蒙」是如何興起的。「這個過程非常有意思,充滿了矛盾,但在矛盾當中,你又能看到和解。」沈潔以此為坐標,再去回望中國從晚清到民國的現代變遷,審視這幾組困擾時人與當代研究者的問題——古、今,中、西,城、鄉,傳統與現代,精英與民眾,「從觀念、政治層面對現代中國進行解讀,就會收穫新的東西」。她講到,過去一講現代確立的過程,就是徹底反叛、告別傳統。傳統與現代之間當然有緊張、衝突,但也有延續、並存,甚至有的時候是合作。近代中國的激進化,才真正導致了二者的對峙。

　　近年來,沈潔的研究主要是從1905年廢除科舉、1911年辛亥革命這兩個點展開並輻射出去,因為「這是對現代中國歷史產生最大影響的兩個起源性的事件」。比如:科舉廢除後的功名社會,反廢科與科舉「遺民」的研究,這是討論觀念和身份認同、文教遺存;辛亥革命及民初中國的旗人旗族問題,有關族群、族界與國家認同;孔教的問題,洪憲帝制與偽滿洲國的帝制認同。從晚清開始,中國現代的確立,就瀰漫著一種猛回頭式的破壞主義。包括戊戌,從前我們的歷史學家把它放在「改良」的序列裡頭,但實際上,這場維新運動,非常的激進、急進,也正是這種激進和急進,破壞或者說中斷了一種有秩序的、可操作的、可能進行下去的維新。到了辛亥革命、民國的共和政治、新文化運動,都在倉促和急迫中發生。破而未立、懸而未決。沈潔關注的這些題目,有一個共通點,即從一個「現代的反面」去觀察現代確立的過程。「聽上去很矛盾,但這恰恰就是歷史的邏輯,也是歷史的有趣之處。」

　　沈潔說,史學是很具體的,不要抱持太多建構概念的野心,能夠在細緻又呈現出跨度的情況下,敘述、解釋開始與結果之間的風雲際會,也就盡到了本份。「學兼漢宋,漢學師其翔實而遺其細碎,宋學師其篤謹而戒其矯妄空疏」——《抱冰堂弟子記》里的這段話常常閃現在她的腦海,還有王國維那句非常著名的「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歷史學如何前行?她想了想,覺得大約是這樣的:「固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史學,承前啟後,有漸無頓,不傷精氣神,不曲學阿世,則是史學從業人士任何時候都不容輕忽的職業精神。」嚴耕望曾品評呂思勉先生能有博瞻精深之境界,因其能有極大的魄力與堅毅力去下實在令人驚服的苦工,這不是才學問題,而是「才性問題」。先賢的精神,在她身上產生著跨越時空的激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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